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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毁誉参半，曾经锐意进取赢得上下赞誉，又因固执己见留下千古骂名。
历史学家总是希望从各种尘封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到规律性的趋势与可借鉴的经验，但对生活其间的个人来说，历史的必然趋势很难看清，各种偶然性因素横冲直撞。想必，如果盛宣怀知道自己一纸铁路国有的命令导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朝万劫不复，大概将他斩首，他也不愿意去实施这个“倒霉”的计划，成为千古罪人。
必然性告诉我们，历史的阶段性规律决定在这一时期清王朝必然灭亡，所不同的是，在张之洞眼里“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的中国近代资本家盛宣怀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进者，提倡积极学习西方的开明商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即北洋大学）等，总共十一个“第一”。
当然，开创这些第一的动力来源是一名商人本质上的逐利行为，随着中国近现代工业文明帷幕拉开，盛宣怀的财富也水涨船高。与此同时，中国近代“红顶商人”的美誉由胡雪岩受让给了盛宣怀。
“红顶商人”易主
因为协助左宗棠筹集粮饷、订购军火，深得赏识，胡雪岩官拜正二品，操纵江浙商业，却因生丝商战，最终落得一贫如洗。他曾拥有的万贯家财没能给后人留下半点念想，到头来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人”便是紧随其后的李鸿章幕僚盛宣怀。
盛宣怀了解胡雪岩每年都囤积丝，以此控制价格。他通过打探情报，掌握胡雪岩买卖生丝的情况，大量收购生丝，再卖给胡雪岩的客户。致使胡雪岩生丝库存增多，资金链吃紧 。
5年前，胡雪岩曾经向汇丰银行借650万两银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次年，他又向汇丰借400万两银子，合计贷款1000万两。仅有还贷压力也就罢了，恰逢其为左宗棠所筹借的80万两借款到期，往年这笔借款由协饷补偿给胡雪岩。盛宣怀知会此事，便倚仗靠山，以李鸿章的名义通知官府推迟支付。
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在阜康银行的钱调出80万两银子作为短期周转资金。此时的胡雪岩还以为国内商界的松散作战导致生丝不景气，并没有料想调集阜康银行银子的后果。就在此时，盛宣怀趁阜康银行空虚之际，找人到银行提取大额银两，造成挤兑，并趁机散播阜康银行倒闭的消息，随之各地分支银行纷纷发生挤兑，银行门前人山人海，银行门槛都被踏破，直到此时，胡雪岩才反应过来是遭人暗算，但为时已晚，胡氏基业崩塌。老一代红顶商人在悲愤中死去，新一代官僚资本家盛宣怀风声水起。他通过“招商风云、矿务波折、北洋南洋、善举义赈”，深得李鸿章信任，称赞其“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职敏瞻，堪资大用”。旋即，官位迅速提升，1900年的盛宣怀已官拜太常寺少卿，被慈禧太后赐“太子太保”。
走向巅峰与谷底
1904年，此时的盛宣怀迈入甲子之年。他越来越多地关注慈善事业与公众利益。他上书督促各地成立商业联合会，以保护商战中的中国商人的利益，次年他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致力于慈善事业。在人生意义上，他似乎思考得越来越多，此后数年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凭年老病，壮志全灰”。
然而，事情在1910年发生了逆转，袁世凯被劝退之后，盛宣怀得以重用。1911年春天，盛宣怀创作了诗句：“朝天湖畔水连天，不唱渔歌即采莲，小小峁堂花万种，主人日日对花眠。”如此的闲暇惬意。果然，在绅商的几次国会请愿之后，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正式改革内阁，满人为9席，其中6人为皇族，4个汉人席位里有邮传大臣盛宣怀。这样的皇族内阁虽然令全国的绅商失望透顶，纷纷走向革命，但据称盛宣怀却是用几百万两白银买得了一席，踌躇满志地进入中国皇权的核心。从事实上，看他并未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壮志全灰”，相反，更加沉迷于政治的游戏与商业的博弈。此时的盛宣怀迈向了人生的巅峰，与各地绅商之间也产生了缝隙。这些缝隙最终使得他跌入谷底、背上骂名。
裂隙才刚露端倪。清政府的邮传部是新成立的部门，分管铁路、邮政、电讯等行业。接管之初，盛宣怀就发现了部门问题的严重性，系统混乱，贪腐成风，甚至张之洞用巨款从美国人手里“收回利权”的粤汉铁路，“利权”既没有归政府，也没有归百姓，任由地方绅商玩弄于手掌。大多商办铁路熙熙攘攘数年，修成的铁路仅100多里。相比之下，官办的铁路京张、经奉、津浦、广九等都已经落成或即将落成。
如果利用外资修路效率高但控制权在外方手里，商办铁路却又贪腐成风。两难之际，清政府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内阁成立不久，盛宣怀便接到谕令“全国各省铁路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收归国有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论。”这一谕令的执行者也认为，修建铁路越拖越不利，应该集政府之力，迅速修建通车，以免上下交困。
此时，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政府为了修建铁路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等筹集资金，各地大小绅商握有股票，甚至农民和妓女都持有铁路股权，连地方官员也公开表示反对铁路国有。保路运动的发起者们甚至喊出了这样的话：“呜呼！盛宣怀！尔真死者也；尔真是鬼作祟者也；即割脔尔妻子，肉剥尔父母，掘毁尔祖宗之坟墓，烹尔身，以分享吾民，恐犹不足以赎尔罪也！”但盛宣怀不为所动，要求镇压各地的保路运动，并暗中资助袁世凯出山，挽救晚清政府。此外，他还迅速与几国银行签订了铁路借款合同，以缓解清政府的财政困难。盛宣怀已经走到了绅商利益的对立面。
各地抗税抗捐运动风起云涌，革命者趁势进攻。清政府无力回击，王公大臣恼羞成怒，纷纷要求将盛宣怀处刑。盛宣怀被革职后逃往日本，妻离子散，他在国内的产业一度被查封。《清史稿》写道：“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1912年孙中山为了筹集军款，只好向工商巨头求助，其中便有盛宣怀。孙中山通过代表对盛宣怀说：“民国于盛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更激，可代为解释……”。盛宣怀并不认可孙中山的治国理念，终于还是沉默在历史大潮中。
不过数年，盛宣怀在上海平静地死去，死后倒是让这个老头又重新回归到民众的注意力中来。1917年移柩的队伍途经上海的南京路、广西路、福州路，直到外滩十六铺码头，一路人声鼎沸，电车公司不得不停驶相关路段的车辆。享年72岁的盛宣怀历来饱受争议，其中就包括他的巨额财富。他去世时为盛家后代留下了逾2000万两白银。
在进入权力核心之前，盛宣怀的每一步都完全符合一个高明商人的做法，利用资本手段击垮对手、倚仗权贵垄断资源占领市场。然而，当盛宣怀遭遇革命时，却显露出商人天然的惰性，希望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镇压并稳定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以维持自己蒸蒸日上的生意。这一点不仅在盛宣怀身上，在日后参加辛亥革命的各地绅商的身上同样彰显地淋漓尽致。
历史学家总是希望从各种尘封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到规律性的趋势与可借鉴的经验，但对生活其间的个人来说，历史的必然趋势很难看清，各种偶然性因素横冲直撞。想必，如果盛宣怀知道自己一纸铁路国有的命令导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朝万劫不复，大概将他斩首，他也不愿意去实施这个“倒霉”的计划，成为千古罪人。
必然性告诉我们，历史的阶段性规律决定在这一时期清王朝必然灭亡，所不同的是，在张之洞眼里“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的中国近代资本家盛宣怀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进者，提倡积极学习西方的开明商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即北洋大学）等，总共十一个“第一”。
当然，开创这些第一的动力来源是一名商人本质上的逐利行为，随着中国近现代工业文明帷幕拉开，盛宣怀的财富也水涨船高。与此同时，中国近代“红顶商人”的美誉由胡雪岩受让给了盛宣怀。
“红顶商人”易主
因为协助左宗棠筹集粮饷、订购军火，深得赏识，胡雪岩官拜正二品，操纵江浙商业，却因生丝商战，最终落得一贫如洗。他曾拥有的万贯家财没能给后人留下半点念想，到头来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人”便是紧随其后的李鸿章幕僚盛宣怀。
盛宣怀了解胡雪岩每年都囤积丝，以此控制价格。他通过打探情报，掌握胡雪岩买卖生丝的情况，大量收购生丝，再卖给胡雪岩的客户。致使胡雪岩生丝库存增多，资金链吃紧 。
5年前，胡雪岩曾经向汇丰银行借650万两银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次年，他又向汇丰借400万两银子，合计贷款1000万两。仅有还贷压力也就罢了，恰逢其为左宗棠所筹借的80万两借款到期，往年这笔借款由协饷补偿给胡雪岩。盛宣怀知会此事，便倚仗靠山，以李鸿章的名义通知官府推迟支付。
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在阜康银行的钱调出80万两银子作为短期周转资金。此时的胡雪岩还以为国内商界的松散作战导致生丝不景气，并没有料想调集阜康银行银子的后果。就在此时，盛宣怀趁阜康银行空虚之际，找人到银行提取大额银两，造成挤兑，并趁机散播阜康银行倒闭的消息，随之各地分支银行纷纷发生挤兑，银行门前人山人海，银行门槛都被踏破，直到此时，胡雪岩才反应过来是遭人暗算，但为时已晚，胡氏基业崩塌。老一代红顶商人在悲愤中死去，新一代官僚资本家盛宣怀风声水起。他通过“招商风云、矿务波折、北洋南洋、善举义赈”，深得李鸿章信任，称赞其“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职敏瞻，堪资大用”。旋即，官位迅速提升，1900年的盛宣怀已官拜太常寺少卿，被慈禧太后赐“太子太保”。
走向巅峰与谷底
1904年，此时的盛宣怀迈入甲子之年。他越来越多地关注慈善事业与公众利益。他上书督促各地成立商业联合会，以保护商战中的中国商人的利益，次年他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致力于慈善事业。在人生意义上，他似乎思考得越来越多，此后数年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凭年老病，壮志全灰”。
然而，事情在1910年发生了逆转，袁世凯被劝退之后，盛宣怀得以重用。1911年春天，盛宣怀创作了诗句：“朝天湖畔水连天，不唱渔歌即采莲，小小峁堂花万种，主人日日对花眠。”如此的闲暇惬意。果然，在绅商的几次国会请愿之后，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正式改革内阁，满人为9席，其中6人为皇族，4个汉人席位里有邮传大臣盛宣怀。这样的皇族内阁虽然令全国的绅商失望透顶，纷纷走向革命，但据称盛宣怀却是用几百万两白银买得了一席，踌躇满志地进入中国皇权的核心。从事实上，看他并未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壮志全灰”，相反，更加沉迷于政治的游戏与商业的博弈。此时的盛宣怀迈向了人生的巅峰，与各地绅商之间也产生了缝隙。这些缝隙最终使得他跌入谷底、背上骂名。
裂隙才刚露端倪。清政府的邮传部是新成立的部门，分管铁路、邮政、电讯等行业。接管之初，盛宣怀就发现了部门问题的严重性，系统混乱，贪腐成风，甚至张之洞用巨款从美国人手里“收回利权”的粤汉铁路，“利权”既没有归政府，也没有归百姓，任由地方绅商玩弄于手掌。大多商办铁路熙熙攘攘数年，修成的铁路仅100多里。相比之下，官办的铁路京张、经奉、津浦、广九等都已经落成或即将落成。
如果利用外资修路效率高但控制权在外方手里，商办铁路却又贪腐成风。两难之际，清政府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内阁成立不久，盛宣怀便接到谕令“全国各省铁路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收归国有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论。”这一谕令的执行者也认为，修建铁路越拖越不利，应该集政府之力，迅速修建通车，以免上下交困。
此时，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政府为了修建铁路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等筹集资金，各地大小绅商握有股票，甚至农民和妓女都持有铁路股权，连地方官员也公开表示反对铁路国有。保路运动的发起者们甚至喊出了这样的话：“呜呼！盛宣怀！尔真死者也；尔真是鬼作祟者也；即割脔尔妻子，肉剥尔父母，掘毁尔祖宗之坟墓，烹尔身，以分享吾民，恐犹不足以赎尔罪也！”但盛宣怀不为所动，要求镇压各地的保路运动，并暗中资助袁世凯出山，挽救晚清政府。此外，他还迅速与几国银行签订了铁路借款合同，以缓解清政府的财政困难。盛宣怀已经走到了绅商利益的对立面。
各地抗税抗捐运动风起云涌，革命者趁势进攻。清政府无力回击，王公大臣恼羞成怒，纷纷要求将盛宣怀处刑。盛宣怀被革职后逃往日本，妻离子散，他在国内的产业一度被查封。《清史稿》写道：“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1912年孙中山为了筹集军款，只好向工商巨头求助，其中便有盛宣怀。孙中山通过代表对盛宣怀说：“民国于盛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更激，可代为解释……”。盛宣怀并不认可孙中山的治国理念，终于还是沉默在历史大潮中。
不过数年，盛宣怀在上海平静地死去，死后倒是让这个老头又重新回归到民众的注意力中来。1917年移柩的队伍途经上海的南京路、广西路、福州路，直到外滩十六铺码头，一路人声鼎沸，电车公司不得不停驶相关路段的车辆。享年72岁的盛宣怀历来饱受争议，其中就包括他的巨额财富。他去世时为盛家后代留下了逾2000万两白银。
在进入权力核心之前，盛宣怀的每一步都完全符合一个高明商人的做法，利用资本手段击垮对手、倚仗权贵垄断资源占领市场。然而，当盛宣怀遭遇革命时，却显露出商人天然的惰性，希望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镇压并稳定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以维持自己蒸蒸日上的生意。这一点不仅在盛宣怀身上，在日后参加辛亥革命的各地绅商的身上同样彰显地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