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才13岁，小学刚毕业，暑假在家。当时，北京市刚刚解放，居民街道是由军管会的军代表管理。一天，军管会的军代表来到我家，对我的母亲说：“我们打算叫你的小女儿帮助我们搞抗美援朝支援前线的街道妇女工作，请你支持。”
　　我当时胆子很小，怕做不好、耽误事。军代表当时就热情地做我的思想工作，给我讲了刘胡兰的故事启发教育我，并说人小要志气大，之前看到我在宣传队的工作很积极负责，觉得我有一定工作能力，而现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头等大事，让我大胆地去工作。
　　从此，我就开始了负责北京大、小四眼井两个胡同的街道妇联为抗美援朝做军鞋、军袜的支前工作。我的任务是首先把这一带的妇女按照每个院落、户头调查清楚，了解有多少人能够参加。之后，由军代表召开妇女大会，通过举手表决，我成为这两个街道的妇女代表。当时因为北京刚刚解放，人员也比较混杂，所以军代表要我与驻前门的工厂直接联系，取回制作军鞋、军袜的原材料。我还需按照要求召集妇女讲解工序，我们街道的老奶奶、大嫂、大姐姐，她们对于做些活儿支援前线都非常积极热心，自愿领取任务。
　　当时母亲工作很忙，还帮我检查每人送來的成品是否合格。不合格的，我劝人家返工，说这是给我们志愿军穿的，如果我们做得马虎了，他们穿着不舒服，不结实，打仗受影响等等。几次做军鞋、军袜的任务完成了，电台来采访，上级还给予了表扬。
　　做这活儿还是有偿劳动，按照每人完成的数量，军工厂还给了手工费。当我把手工费分给大家时，谁也不要，一致要求捐献给国家，支援抗美援朝。回想起来，通过参与街道妇联的组织妇女做军鞋、军袜抗美援朝具体工作的实际锻炼，引导了我的人生路，影响了我的一生。是党在培养我，教我如何长大成人，教我如何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
　　随后，由区妇联推荐我并经过考试进入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干部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全国妇联主办的，学校的校长是刘清扬同志，她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创建人之一，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学校的名誉校长是邓颖超、康克清和蔡畅同志，在学校中大家都习惯的叫她们邓大姐、康大姐、蔡大姐。学校中有些老年学员，她们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
　　学校经常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刘校长给我们讲他们在天津大学期间和周恩来、邓颖超如何发起学生运动，怎么一起办“觉悟社”，她和朋友在五四运动期间如何率领北京、天津近万名学生代表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她激动地回忆，她的好友马骏的事迹，马骏在1928年就义途中，沿途向群众大声疾呼，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的未来……大家听得泪流满面。我有幸进入了这样的好学校，我亲眼见到了和感受了老红军、老革命的坚韧不屈精神和他们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优良品质，他们为人之诚恳、道德之高尚，在我小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印迹，更奠定了我的革命人生之基，教育我进一步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
　　这些老大姐平易近人，把我看成是小妹妹，都叫我“小鬼”，有空时就给我讲些她们的故事。学校的领导对我们非常关怀，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上晚自习，我们学校的吴主任来到我们班巡视，她盯着我说：“小鬼，你不舒服吧？小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发烧了，快快回宿舍去睡觉。”她指派同学陪送我，而且第二天一清早就到宿舍来看我，还叫食堂给我做了病号饭送来，我的心是那样暖乎乎的。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成了一名青年团的专职干部。在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下，我努力学习文化，成为了一名科技干部，还于1988年考取了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