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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氏文通》是中国关于汉语语法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是中国现代语法学甚至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关于《马氏文通》的作者是谁一直存在争议,有不少学者认为是马相伯而非马建忠编著了《马氏文通》,本文将对马相伯在《马氏文通》编著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 马相伯 《马氏文通》 語言学
马相伯(1840—1939),江苏镇江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宗教家、语言学家,他一生的思想与活动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更是政治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等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其在语言学方面的造诣,对中国第一部文法书的面世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深谙西学,奠基《文通》语法
马相伯出生在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世家,出生后不久便受洗礼,教名若瑟,所以马相伯又号“若石”,所以很早就接触了天主教的经典著作,后求学于天主教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圣依纳爵公学,即后来的“徐汇公学”,在“徐汇公学”学习两年拉丁文,专门研究拉丁古典文学,成绩为“特优”。从小有拉丁文法的熏陶,求学过程中能得到系统的西学教育,再加上马相伯自身对于西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说,在同时代人中,马相伯的西学素养是比较高的,时人把他和通晓西学的严复、辜鸿铭、伍廷芳并称为“严马辜伍”。在少年时代就掌握了法文、拉丁文、英文、意文、希腊文,一生更是掌握中、法、拉丁、英、意、希腊、日、朝鲜八国语言。不仅如此,马相伯学以致用,在求学期间即完成拉丁文巨著《中国文化教程》,收入《三字经》、《千字文》等各类字书,是早期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范本。因未有翻译全本权威《圣经》的授权,所以只挑选了最重要的《四福音书》加以翻译,以讲解经文的方式让中国信徒全面了解《圣经》内容。
因为对西方语言的精通和对语言的追求,马相伯对西方语言语法有了深入的研究。马相伯认为语言文字是每一个民族借以表达精神和理想的工具,不能不格外重视,如他说:“一国之语言,一国之心志所藉以交通也。一国之文字,一国之理想所藉以征验也。故观国者,每即其文字以觇之,未有文字浮浅委琐,陈腐狭陋,而理想不愧于文明者。”马相伯对语言之重视如斯,所以不仅自己苦心研习拉丁语法,而且在拉丁文法教学普遍衰落之时依然在震旦学院和后来的复旦公学教授拉丁文法,为教学之用,独著《拉丁文通》。
《马氏文通》中的文法套用拉丁语法,并且虽然《拉丁文通》出版于《马氏文通》之后,然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马氏文通·后序》称:“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马氏文通》编写过程中,借镜拉丁文法的理论和构架,在词类分类上基本是套用拉丁文法,然后用中国四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典的散文做材料,是古汉语语法体系完整。由此可见,在《拉丁文通》还未成书之际,《马氏文通》中关于拉丁文法的借鉴势必受到马相伯的影响,关于拉丁文法的借鉴,也一定是马相伯和署名作者马建忠“切磋琢磨“的重要主题。
二、以西驭中,启蒙修辞意识
马相伯虽然学术主攻方面是西学,尤其是西方语言学、语法学,但是马相伯同样拥有深厚的国学基础。读过私塾,在学习天主教经典著作的同时学习儒家经典,十二岁时便已读毕“五经”,所以后来研习西学语言时一直坚持中西兼容,并一生致力于融会中西,把西学知识和中国古典文化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并寻找中、西学融合的恰当的切入点。如他在翻译西学书籍时,反对用从日语中借来的语汇,认为这既有碍于对西文词汇的正确理解,又有害于民族精神,所以总是试图从中国古典文学里寻找和西方中相对应的词汇和概念。
《马氏文通》不仅是视作中国语法学的开山之作,也被视为中国修辞学的萌芽之作,因为它通篇不仅“常常要涉及修辞”,而且往往以修辞为旨归:“抉前人作文之奥,开后人琢句之门。”而马相伯国学中最出色的恰恰就是修辞学,他作为修辞学教育家,在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教育和研究中有启蒙和发轫之功。马相伯的著述中很少用到“修辞”二字,在《马相伯集》中,只有《北京法国文术研究会开幕词》一文中出现一次,《致知浅说》中出现两次。然而,马相伯却在修辞学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出色表现,而且对于修辞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自己在谈到“为文之道”时曾经说过:“凡文家所重为文之道,曰:文须明白透彻,文须清真雅驯,文须精确了当,文须简要畅达,文须天机活泼,文须庄重矜严,文须适如其事,文须层出不穷,文须抑扬顿挫,音节相宜。总此九须,益以三要:一要义理透发,推陈出新,非从事致知格物不可;二要层次分明,先后相属,非谙练原言原名不可;三要文字妥贴,风雅宜人,非多读大家著作不可。”可见马相伯对于“为文之道”最看重的就是修辞。而就修辞学的功用,马相伯作了详细的解释“一令探实真理,二令破灭虚妄,三可察知见道之真,悟道之敏。斗诤者如角,戏者,正所谓攻错其智能也。尤于两可之论,两造之辞,指喻或含糊,名言或溢量,执一偏者,往往懒于自反,惟逼于送难问疑,始克言言蹈实,念念反观。以后念察前念,上下四旁无遁形,悉叩两端竭以原言之规则焉。”具体方法方面,马相伯提出了包括驱纳法、否否法、紧拶法等间接辩论十法,“从旁侧击,以显正文,而令反对者,无由置辩也。”此外,马相伯还继承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与逻辑学相结合的研究传统,专门论述了“辩论法规矩”,对辩论之序、敌证之规、立证之规、批答之言和辩诤法式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就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历程而言,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就已经具有了自觉的修辞意识,不仅揭示汉语的结构规律,而且还揭示其动态的修辞功能,处处可见马相伯修辞研究成果的影子,因此众多学者都认为这和马相伯参与其中分不开,甚至有些学者以此认为《马氏文通》是马相伯所著。关于修辞,《马氏文通》对不同句法结构的修辞有较多关注,如在谈到“其”在复指它前面的名词性成分时就主要从修辞功能的角度出发,书中有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作者从修辞效果角度进行分析“‘今游侠’三字单置于首,‘其’字附于名而顶指焉,叠成数读,及至‘赴士之厄困’,然后续书,‘既已存亡死生矣‘一句,上接‘今游侠’之起词,犹复叠拖数句。句读起伏,声调婉转,最为可法。”此外还有对复句的修辞作用的分析,都见马相伯在修辞学领域研究的成果。 三、亲自斟酌,删减繁余冗杂
如果说马相伯在西学和国学方面对《马氏文通》的影响都是间接的,那么马相伯亲自对《马氏文通》的原稿进行审核删减至今天我們所见的《马氏文通》则是马相伯对《文通》的直接影响。并且,马相伯给《马氏文通》的校正删减,很难说是普通的编辑行为,因为马建忠的原稿有将近一百二十万字,而最终我们所看到的《马氏文通》只有近四十万字,马相伯删减了七八十万字,势必经过斟酌考量的,这可以说算得上一种作者行为了。王瑞霖在《一日一谈》中引马相伯的话说:“文通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因为举例太多,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这是马相伯自己对于删减《马氏文通》原稿的解释,据他所说,删除的主要是例子。而在那个年代,提出任何的观点都需要有大量的例证进行佐证,甚至需要对例证来源进行考究以证明自己论点的可靠性。马建忠也符合这个要求,在编写时旁征博引,广泛举例,而且因为《马氏文通》前中国没有一部语法书,马建忠希望自己提出的汉语语法理论能够得到承认,引例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全面,涵盖古今,意图证明其观点的科学性。从中可见马相伯和马建忠在编写《马氏文通》时风格的分歧,马建忠站在了一个语法研究者的角度,目的是为中国归纳出科学的语法规律,是汉语与西方各语言一样拥有语法规范。而马相伯则站在了读者的角度上,《马氏文通》的目的是让开启民智,让国人阅读,尤其是让怀着热情为中国未来探索道路的青年人阅读,过于繁冗的语言和引例只会徒劳增加读者的阅读量,并消磨阅读的兴趣,所以以精简为要务。最终马建忠顺从了兄长,由马相伯进行审阅和删减,完成了现在三十余万字的《马氏文通》,事实上,马相伯对于繁冗的忧虑不无道理,哪怕删减了七八十万字,刚面世的《马氏文通》依然由于其“文繁而征引旧籍多,今贤所束阁者,故不独喻之者寡,即寓目者亦已少矣。”即使被马相伯删减这么多依然被认为繁冗而招致批评和束之高阁,倘若当初没有马相伯的悉心删减,《马氏文通》在后来能否重新被大众阅读、被学者们重视并研究恐怕还未可知。
也正是由于马相伯不仅在基本的拉丁语法结构、具体的修辞理论方面深刻影响《马氏文通》,并且亲自对《马氏文通》进行最终定稿前的修订删减,才有许多学者认为马相伯是《马氏文通》的作者,或者至少《马氏文通》是马建忠、马相伯合著而成。那么,关于《马氏文通》的作者问题,马相伯的弟子方豪的《马相伯先生事略》中的记载比较有说服力“二十四(1898)先生五十九,......翌年冬,先生与弟积二十年,而成之《马氏文通》前六卷,初版行世,先生爱弟才华,令独署其名。翌年冬,后四卷,亦付梓。”可见,《马氏文通》的编写,马相伯的确参与其中并发挥很大作用,与马建忠“切磋琢磨”二十年,并因爱惜其弟才华令其独署名。所以,我们尊重马相伯先生,承认《马氏文通》的作者是马建忠,但我们也不会忘记,马相伯对于《马氏文通》成书过程中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建忠.马氏文通[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3.
[2]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
[3]邹振环.马相伯与《拉丁文通》[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6).
[4]朱维铮.马相伯传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 马相伯 《马氏文通》 語言学
马相伯(1840—1939),江苏镇江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宗教家、语言学家,他一生的思想与活动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更是政治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等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其在语言学方面的造诣,对中国第一部文法书的面世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深谙西学,奠基《文通》语法
马相伯出生在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世家,出生后不久便受洗礼,教名若瑟,所以马相伯又号“若石”,所以很早就接触了天主教的经典著作,后求学于天主教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圣依纳爵公学,即后来的“徐汇公学”,在“徐汇公学”学习两年拉丁文,专门研究拉丁古典文学,成绩为“特优”。从小有拉丁文法的熏陶,求学过程中能得到系统的西学教育,再加上马相伯自身对于西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说,在同时代人中,马相伯的西学素养是比较高的,时人把他和通晓西学的严复、辜鸿铭、伍廷芳并称为“严马辜伍”。在少年时代就掌握了法文、拉丁文、英文、意文、希腊文,一生更是掌握中、法、拉丁、英、意、希腊、日、朝鲜八国语言。不仅如此,马相伯学以致用,在求学期间即完成拉丁文巨著《中国文化教程》,收入《三字经》、《千字文》等各类字书,是早期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范本。因未有翻译全本权威《圣经》的授权,所以只挑选了最重要的《四福音书》加以翻译,以讲解经文的方式让中国信徒全面了解《圣经》内容。
因为对西方语言的精通和对语言的追求,马相伯对西方语言语法有了深入的研究。马相伯认为语言文字是每一个民族借以表达精神和理想的工具,不能不格外重视,如他说:“一国之语言,一国之心志所藉以交通也。一国之文字,一国之理想所藉以征验也。故观国者,每即其文字以觇之,未有文字浮浅委琐,陈腐狭陋,而理想不愧于文明者。”马相伯对语言之重视如斯,所以不仅自己苦心研习拉丁语法,而且在拉丁文法教学普遍衰落之时依然在震旦学院和后来的复旦公学教授拉丁文法,为教学之用,独著《拉丁文通》。
《马氏文通》中的文法套用拉丁语法,并且虽然《拉丁文通》出版于《马氏文通》之后,然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马氏文通·后序》称:“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马氏文通》编写过程中,借镜拉丁文法的理论和构架,在词类分类上基本是套用拉丁文法,然后用中国四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典的散文做材料,是古汉语语法体系完整。由此可见,在《拉丁文通》还未成书之际,《马氏文通》中关于拉丁文法的借鉴势必受到马相伯的影响,关于拉丁文法的借鉴,也一定是马相伯和署名作者马建忠“切磋琢磨“的重要主题。
二、以西驭中,启蒙修辞意识
马相伯虽然学术主攻方面是西学,尤其是西方语言学、语法学,但是马相伯同样拥有深厚的国学基础。读过私塾,在学习天主教经典著作的同时学习儒家经典,十二岁时便已读毕“五经”,所以后来研习西学语言时一直坚持中西兼容,并一生致力于融会中西,把西学知识和中国古典文化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并寻找中、西学融合的恰当的切入点。如他在翻译西学书籍时,反对用从日语中借来的语汇,认为这既有碍于对西文词汇的正确理解,又有害于民族精神,所以总是试图从中国古典文学里寻找和西方中相对应的词汇和概念。
《马氏文通》不仅是视作中国语法学的开山之作,也被视为中国修辞学的萌芽之作,因为它通篇不仅“常常要涉及修辞”,而且往往以修辞为旨归:“抉前人作文之奥,开后人琢句之门。”而马相伯国学中最出色的恰恰就是修辞学,他作为修辞学教育家,在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教育和研究中有启蒙和发轫之功。马相伯的著述中很少用到“修辞”二字,在《马相伯集》中,只有《北京法国文术研究会开幕词》一文中出现一次,《致知浅说》中出现两次。然而,马相伯却在修辞学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出色表现,而且对于修辞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自己在谈到“为文之道”时曾经说过:“凡文家所重为文之道,曰:文须明白透彻,文须清真雅驯,文须精确了当,文须简要畅达,文须天机活泼,文须庄重矜严,文须适如其事,文须层出不穷,文须抑扬顿挫,音节相宜。总此九须,益以三要:一要义理透发,推陈出新,非从事致知格物不可;二要层次分明,先后相属,非谙练原言原名不可;三要文字妥贴,风雅宜人,非多读大家著作不可。”可见马相伯对于“为文之道”最看重的就是修辞。而就修辞学的功用,马相伯作了详细的解释“一令探实真理,二令破灭虚妄,三可察知见道之真,悟道之敏。斗诤者如角,戏者,正所谓攻错其智能也。尤于两可之论,两造之辞,指喻或含糊,名言或溢量,执一偏者,往往懒于自反,惟逼于送难问疑,始克言言蹈实,念念反观。以后念察前念,上下四旁无遁形,悉叩两端竭以原言之规则焉。”具体方法方面,马相伯提出了包括驱纳法、否否法、紧拶法等间接辩论十法,“从旁侧击,以显正文,而令反对者,无由置辩也。”此外,马相伯还继承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与逻辑学相结合的研究传统,专门论述了“辩论法规矩”,对辩论之序、敌证之规、立证之规、批答之言和辩诤法式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就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历程而言,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就已经具有了自觉的修辞意识,不仅揭示汉语的结构规律,而且还揭示其动态的修辞功能,处处可见马相伯修辞研究成果的影子,因此众多学者都认为这和马相伯参与其中分不开,甚至有些学者以此认为《马氏文通》是马相伯所著。关于修辞,《马氏文通》对不同句法结构的修辞有较多关注,如在谈到“其”在复指它前面的名词性成分时就主要从修辞功能的角度出发,书中有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作者从修辞效果角度进行分析“‘今游侠’三字单置于首,‘其’字附于名而顶指焉,叠成数读,及至‘赴士之厄困’,然后续书,‘既已存亡死生矣‘一句,上接‘今游侠’之起词,犹复叠拖数句。句读起伏,声调婉转,最为可法。”此外还有对复句的修辞作用的分析,都见马相伯在修辞学领域研究的成果。 三、亲自斟酌,删减繁余冗杂
如果说马相伯在西学和国学方面对《马氏文通》的影响都是间接的,那么马相伯亲自对《马氏文通》的原稿进行审核删减至今天我們所见的《马氏文通》则是马相伯对《文通》的直接影响。并且,马相伯给《马氏文通》的校正删减,很难说是普通的编辑行为,因为马建忠的原稿有将近一百二十万字,而最终我们所看到的《马氏文通》只有近四十万字,马相伯删减了七八十万字,势必经过斟酌考量的,这可以说算得上一种作者行为了。王瑞霖在《一日一谈》中引马相伯的话说:“文通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因为举例太多,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这是马相伯自己对于删减《马氏文通》原稿的解释,据他所说,删除的主要是例子。而在那个年代,提出任何的观点都需要有大量的例证进行佐证,甚至需要对例证来源进行考究以证明自己论点的可靠性。马建忠也符合这个要求,在编写时旁征博引,广泛举例,而且因为《马氏文通》前中国没有一部语法书,马建忠希望自己提出的汉语语法理论能够得到承认,引例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全面,涵盖古今,意图证明其观点的科学性。从中可见马相伯和马建忠在编写《马氏文通》时风格的分歧,马建忠站在了一个语法研究者的角度,目的是为中国归纳出科学的语法规律,是汉语与西方各语言一样拥有语法规范。而马相伯则站在了读者的角度上,《马氏文通》的目的是让开启民智,让国人阅读,尤其是让怀着热情为中国未来探索道路的青年人阅读,过于繁冗的语言和引例只会徒劳增加读者的阅读量,并消磨阅读的兴趣,所以以精简为要务。最终马建忠顺从了兄长,由马相伯进行审阅和删减,完成了现在三十余万字的《马氏文通》,事实上,马相伯对于繁冗的忧虑不无道理,哪怕删减了七八十万字,刚面世的《马氏文通》依然由于其“文繁而征引旧籍多,今贤所束阁者,故不独喻之者寡,即寓目者亦已少矣。”即使被马相伯删减这么多依然被认为繁冗而招致批评和束之高阁,倘若当初没有马相伯的悉心删减,《马氏文通》在后来能否重新被大众阅读、被学者们重视并研究恐怕还未可知。
也正是由于马相伯不仅在基本的拉丁语法结构、具体的修辞理论方面深刻影响《马氏文通》,并且亲自对《马氏文通》进行最终定稿前的修订删减,才有许多学者认为马相伯是《马氏文通》的作者,或者至少《马氏文通》是马建忠、马相伯合著而成。那么,关于《马氏文通》的作者问题,马相伯的弟子方豪的《马相伯先生事略》中的记载比较有说服力“二十四(1898)先生五十九,......翌年冬,先生与弟积二十年,而成之《马氏文通》前六卷,初版行世,先生爱弟才华,令独署其名。翌年冬,后四卷,亦付梓。”可见,《马氏文通》的编写,马相伯的确参与其中并发挥很大作用,与马建忠“切磋琢磨”二十年,并因爱惜其弟才华令其独署名。所以,我们尊重马相伯先生,承认《马氏文通》的作者是马建忠,但我们也不会忘记,马相伯对于《马氏文通》成书过程中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建忠.马氏文通[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3.
[2]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
[3]邹振环.马相伯与《拉丁文通》[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6).
[4]朱维铮.马相伯传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