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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鸦片战争爆发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进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放弃过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斗争，利用报纸来宣传变法是他们的主要武器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这期间一些著名报人的办报实践，试图总结中国近代传媒人所具备的条件。
【关键词】中国近代报人报人素质
近代中国报人是中国近代觉悟最早、思想最新、最具有世界眼光和近代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近代报人又是命运最坎坷、事业最为艰难的群体。他们不屈不饶的办报精神和办报实践，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作为一个优秀报人应具备的精神品质和媒介素养。
一、深厚的学识，先进的思想文化意识
办报是项文化事业，学识是必需的。只有深入了解受众政治文化传统，才能“顺其意，办其事”，才能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新文化糅合在一起以适应大众的接受能力。纵观中国近代新闻史，优秀报人大多是具有深厚国学学识的文人，尤其受到先进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这些人，或在外人所办报馆中从事报业工作，后逐渐被国外先进文化所感染；或走出国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先进思想。这些经验都为以后创办报纸打下了基础。
王韬是此类的典型代表。他科举失利后在上海墨海印书局做了13年的编校工作，又在香港从事类似工作5年，接着到欧洲游历3年，这近20年的经历成就了他思想上的飞跃，由此完成了从封建士子到资产阶级政论家的转变。也正是上述思想的支配，王韬回到香港后更注重对先进文化的传播，并涉足新闻界创办《循环日报》。而严复本身就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在其留学英国后坚持用报纸宣传斗争。梁启超等一些维新派人士虽未出国，却巧妙通过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提供的思想资料进行变法宣传。同时深切的民族危亡，唤醒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如其所言：“报纸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已贡于同胞者”。
先进的思想文化意识则是指走在时代前面，具有国际眼光和忧患意识。这些人，他们在西学东进中能跟上时代步伐，或关注世界局势变化，力求保家卫国；或学习西方体制，除弊兴利，变法维新。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作为海军一员的严复痛心疾首，他奋笔写下《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一系列警世之作，为民族救亡大声疾呼；《循环日报》自创立之日起，王韬就先后发表大量文章探讨国际形势对中国的不利因素，全面阐述当时我国边陲强邻环视、伺机而动的险恶形势。
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百折不饶的斗争精神
据不完全统计，1898年到1911年这13年间，至少有53家报纸遭查封，不下20位报人遭迫害。①在袁世凯统治四年多的时间里，约49家报纸受传讯，至少24位报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在种种迫害威胁下，中国近代优秀报人并未屈服，他们的办报实践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反对外国侵略，反对黑暗统治，追求社会进步的倾向。
康有为、梁启超这对忘年之交，经历险阻，先后创立《万国公报》、《强学报》、《知新报》、《时务报》等，辗转迁移许多地方。他们视报刊为社会变法之公器，宣传维新变法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上海各报馆，多挂洋商旗号，恃有西人为护符，故当道怒而不敢言，亦以特别之优待”；“以文章排满的骁将”章太炎始终与报刊相随，鲁迅赞他“考其平生，以大勋章做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无世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无世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戊戌”六君子、民初三大名记者也皆因报遇害。报人虽屡遭迫害，但办报热潮却风起云涌。在一切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这些报人从不含糊。
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注定了报业之路的艰辛发展，为“唤醒国民意志”，注定了他们必须与黑暗统治者“对着干”，这一切都意味着冒险与牺牲，这群把报纸当作利器的文人，他们怀揣着一颗对穷苦百姓的仁爱之心，对祖国未来的热爱之情，在为理想而战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的脚步从未停止过。所以，中国近代优秀报人的一生是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奋斗不已的一生。
三、坚持报人的独立品性
新闻舆论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力”，主要是可以保证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进行公正有效的监督。中国近代是严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存的特殊时代，这种局势下，有的报人消沉了，有的堕落了，有的卖身投靠了，更有一批不消沉不堕落的民族骨梁“不党、不私、不盲”，顽强不屈地与黑暗势力做斗争。
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梁启超连夜起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闻讯派人送他20万元，请他不要发表此文，梁断然拒绝；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虽只有5年，他出众的才华，高尚的职业道德都是为人所赞扬的，但由于思想的不独立，导致他一生却在“不得已”和思想的矛盾和痛苦中度过：不得已参加科举，不得已栖身官场，不得已给袁世凯写文章，不得已被袁党人所杀。他的政治挫折告诉我们，政治思想上的不独立就难以成为一名完美的报人②。
中国近代虽风云变幻，国人自办报刊可能随时遭遇摧残，报人生命随时可能遭遇迫害，但还是涌现了一批名报人。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坚持了独立的报人品格：独立的政治思想意识、独立经营维持报业生存，独立进行新闻报道和评论。
四、兼顾报业经营
中国近代报业的基础太薄弱，社会环境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力量能让其自立自主，与政治权力相抗衡，加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报纸商业属性的漠视，使得报纸生存更为艰难。既然把办报作为一种事业，报人也必须考虑到怎样筹集资金维持报业生存以继续为人民“奔走呼号”，欣慰的是，中国近代有不少报人注意到了这一点。
王韬为了保证“凡时事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在办报一开始就主张“华人出资，华人操权”。他和黄胜集资购买印刷设备，成立中华印务总局创办《循环日报》，在出版发行上利用舆论导向的力量来吸引民众，并以免费赠送和海报来开展一系列宣传策略扩大销路；利用“华人之喉舌”的旗子招徕华人订阅，华商刊登广告；同时以印刷业为依托，印售各种书籍。③可以说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报纸的生存发展。于右任东渡日本从留学生那里募集3万多元的股金创办人生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后又吸纳戴季陶、吴宗慈、等新人创办《民呼日报》，观其报纸实践，于上海四报的主笔班子越来越强大，报纸一张比一张好。
文化人的身份，独立的人格，使他们具有近代报人的精神风貌；传统文化的底色，深厚的国学思想，又令他们区别于西方民主制度下的自由报人，不自觉地把职业与“志道”相结合，以文章救国。④中国近代报人是一批具有强烈的职业自觉和时代使命感的社会群体。他们既非古代意义上毫无主见的机械传播者，又非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多是身兼政治、写作、经营于一身，并把报业作为人生追求的一部分。从整体上看，近代中国报人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这种悲剧根植于社会，又根植于资产阶级内在的软弱性。但他们为报业兢兢业业，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新闻从业者学习和遵从的。
参考文献
①方汉奇：《中国近代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596
②曾宪明：《中国百年报人之路》[M].远方出版社，2003：121
③阳艳群，《从“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看循环日报经营之道》[J].《中州大学学报》，2006（10）
④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64
（作者：湖北大学文学院09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中国近代报人报人素质
近代中国报人是中国近代觉悟最早、思想最新、最具有世界眼光和近代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近代报人又是命运最坎坷、事业最为艰难的群体。他们不屈不饶的办报精神和办报实践，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作为一个优秀报人应具备的精神品质和媒介素养。
一、深厚的学识，先进的思想文化意识
办报是项文化事业，学识是必需的。只有深入了解受众政治文化传统，才能“顺其意，办其事”，才能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新文化糅合在一起以适应大众的接受能力。纵观中国近代新闻史，优秀报人大多是具有深厚国学学识的文人，尤其受到先进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这些人，或在外人所办报馆中从事报业工作，后逐渐被国外先进文化所感染；或走出国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先进思想。这些经验都为以后创办报纸打下了基础。
王韬是此类的典型代表。他科举失利后在上海墨海印书局做了13年的编校工作，又在香港从事类似工作5年，接着到欧洲游历3年，这近20年的经历成就了他思想上的飞跃，由此完成了从封建士子到资产阶级政论家的转变。也正是上述思想的支配，王韬回到香港后更注重对先进文化的传播，并涉足新闻界创办《循环日报》。而严复本身就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在其留学英国后坚持用报纸宣传斗争。梁启超等一些维新派人士虽未出国，却巧妙通过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提供的思想资料进行变法宣传。同时深切的民族危亡，唤醒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如其所言：“报纸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已贡于同胞者”。
先进的思想文化意识则是指走在时代前面，具有国际眼光和忧患意识。这些人，他们在西学东进中能跟上时代步伐，或关注世界局势变化，力求保家卫国；或学习西方体制，除弊兴利，变法维新。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作为海军一员的严复痛心疾首，他奋笔写下《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一系列警世之作，为民族救亡大声疾呼；《循环日报》自创立之日起，王韬就先后发表大量文章探讨国际形势对中国的不利因素，全面阐述当时我国边陲强邻环视、伺机而动的险恶形势。
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百折不饶的斗争精神
据不完全统计，1898年到1911年这13年间，至少有53家报纸遭查封，不下20位报人遭迫害。①在袁世凯统治四年多的时间里，约49家报纸受传讯，至少24位报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在种种迫害威胁下，中国近代优秀报人并未屈服，他们的办报实践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反对外国侵略，反对黑暗统治，追求社会进步的倾向。
康有为、梁启超这对忘年之交，经历险阻，先后创立《万国公报》、《强学报》、《知新报》、《时务报》等，辗转迁移许多地方。他们视报刊为社会变法之公器，宣传维新变法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上海各报馆，多挂洋商旗号，恃有西人为护符，故当道怒而不敢言，亦以特别之优待”；“以文章排满的骁将”章太炎始终与报刊相随，鲁迅赞他“考其平生，以大勋章做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无世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无世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戊戌”六君子、民初三大名记者也皆因报遇害。报人虽屡遭迫害，但办报热潮却风起云涌。在一切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这些报人从不含糊。
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注定了报业之路的艰辛发展，为“唤醒国民意志”，注定了他们必须与黑暗统治者“对着干”，这一切都意味着冒险与牺牲，这群把报纸当作利器的文人，他们怀揣着一颗对穷苦百姓的仁爱之心，对祖国未来的热爱之情，在为理想而战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的脚步从未停止过。所以，中国近代优秀报人的一生是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奋斗不已的一生。
三、坚持报人的独立品性
新闻舆论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力”，主要是可以保证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进行公正有效的监督。中国近代是严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存的特殊时代，这种局势下，有的报人消沉了，有的堕落了，有的卖身投靠了，更有一批不消沉不堕落的民族骨梁“不党、不私、不盲”，顽强不屈地与黑暗势力做斗争。
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梁启超连夜起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闻讯派人送他20万元，请他不要发表此文，梁断然拒绝；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虽只有5年，他出众的才华，高尚的职业道德都是为人所赞扬的，但由于思想的不独立，导致他一生却在“不得已”和思想的矛盾和痛苦中度过：不得已参加科举，不得已栖身官场，不得已给袁世凯写文章，不得已被袁党人所杀。他的政治挫折告诉我们，政治思想上的不独立就难以成为一名完美的报人②。
中国近代虽风云变幻，国人自办报刊可能随时遭遇摧残，报人生命随时可能遭遇迫害，但还是涌现了一批名报人。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坚持了独立的报人品格：独立的政治思想意识、独立经营维持报业生存，独立进行新闻报道和评论。
四、兼顾报业经营
中国近代报业的基础太薄弱，社会环境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力量能让其自立自主，与政治权力相抗衡，加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报纸商业属性的漠视，使得报纸生存更为艰难。既然把办报作为一种事业，报人也必须考虑到怎样筹集资金维持报业生存以继续为人民“奔走呼号”，欣慰的是，中国近代有不少报人注意到了这一点。
王韬为了保证“凡时事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在办报一开始就主张“华人出资，华人操权”。他和黄胜集资购买印刷设备，成立中华印务总局创办《循环日报》，在出版发行上利用舆论导向的力量来吸引民众，并以免费赠送和海报来开展一系列宣传策略扩大销路；利用“华人之喉舌”的旗子招徕华人订阅，华商刊登广告；同时以印刷业为依托，印售各种书籍。③可以说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报纸的生存发展。于右任东渡日本从留学生那里募集3万多元的股金创办人生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后又吸纳戴季陶、吴宗慈、等新人创办《民呼日报》，观其报纸实践，于上海四报的主笔班子越来越强大，报纸一张比一张好。
文化人的身份，独立的人格，使他们具有近代报人的精神风貌；传统文化的底色，深厚的国学思想，又令他们区别于西方民主制度下的自由报人，不自觉地把职业与“志道”相结合，以文章救国。④中国近代报人是一批具有强烈的职业自觉和时代使命感的社会群体。他们既非古代意义上毫无主见的机械传播者，又非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多是身兼政治、写作、经营于一身，并把报业作为人生追求的一部分。从整体上看，近代中国报人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这种悲剧根植于社会，又根植于资产阶级内在的软弱性。但他们为报业兢兢业业，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新闻从业者学习和遵从的。
参考文献
①方汉奇：《中国近代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596
②曾宪明：《中国百年报人之路》[M].远方出版社，2003：121
③阳艳群，《从“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看循环日报经营之道》[J].《中州大学学报》，2006（10）
④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64
（作者：湖北大学文学院09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