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土壤。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西商务、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中西文化语境差异对比较文学研究与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
一、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
1.语境。通俗来讲,所谓语境就是言语环境。人们说话,必有一定的听众对象,有一定的时间、地点、场合,有一定的题旨情趣和上下文,这些与说话人的身份、思想、修养、性格、职业、心境结合起来,就构成语境。语境包括大至社会环境,小至上下文的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不是全部叙述于字里行间,而是潜藏在语句之外。语境也就这样成为语言运用的一种潜在的力量。
2.高语境与低语境。美国学者霍尔曾提出了高语境(highcontext)传播与低语境(lowcontext)传播两个概念。高语境传播是指在传播时,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讯息中。低语境传播正好相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霍尔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高语境传播,而美国文化属于一种较低水平的语境传播。对于高语境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文表达的含蓄性,很多外国学者描述过自己的感受。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迂回与进入》一书中,引用了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中的一段话:“仅仅听一位天子说话,是不可能明白他要说什么的。某个外国人,中文口语精熟、以至于能听懂每个句子、在需要时可以用中文写下来,但他很可能无法准确地表明说话者的思想。显然,这是因为说话者并不想说他真正所想的东西,而只满足于表达某种与他想法类似的东西,为的是让别人以此推断他的思想,或他的部分想法。为成功地与中国人交往,外国人除了要有较深的语言知识外,还应具有很强的推断能力。”
3.高低语境之间的差别。两者之间,不仅仅是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差别,它还与人们的行为特征相关。威廉•B•古迪孔斯特的研究发现,高语境的人最初与他人接触时要比低语境的人更谨慎,更倾向于以陌生人的文化背景做出假设,问及更多关于陌生人背景的问题。他还提出在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方面,环境对低语境文化的影响较小,对高语境文化的影响较大。丁允珠认为,低语境中的人更倾向于采取对立和直接冲突的态度,而在高语境中的人更愿意采取非对立的和非直接冲突的态度。其他研究还表明,在“自我披露”(self-disclosure),即把自己知道的信息告诉他人的过程方面,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特点,更倾向于自我披露,而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则为了保住面子,而较少自我披露。在语言的攻击性、好辩性方面,西方人也比东方人要更强。
二、将比较文学纳于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的意义
在当前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比较文学研究也面临着多方面挑战,尤其是来自指向长期被压抑的边缘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强有力冲击,消费文化和文学也不得不成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热门课题。按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的描述,比较文学界确实出现了漫无边际的“泛文化”倾向:除了跨文化、跨文明语境的文学之比较研究外,还涉及文学以外的哲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医学等话语。在当今的比较文学青年学者中,以影视和大众文化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者不仅在西方学界不足为奇,就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开始出现。这样一来,确实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变得越来越宽泛,甚至大有以文化来吞没传统意义的文学研究之趋势,因此卡勒呼吁,把文学当作其他话语中的一种似乎是有效的和值得称道的一种策略。
比较文学“泛文化”倾向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全球化之于文化和文学的作用有着密切联系。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趋向与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和文学中的反映有着直接关系。众所周知,当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时,仅仅局限于北美的文学批评界,后来随着讨论的日益深入逐渐扩大到文化界进而从北美文学批评界进入欧洲思想界,最后成为一个波及东方和第三世界的全球性现象。在后现代时代,高级的文化产品和艺术品被当成消费品:对文化产品的无节制复制,对文学经典的模拟和改写、增殖甚至大宗制作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艺术品的精雕细琢。平面化的人物形象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刻画,碎片或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都引起了有着强烈社会使命感的人文学者和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关注。但他们的关注没有必要仅仅停留在一种敌意的态度上。更为可取的是,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一个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分析。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学者并没有回避,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发表大量的理论著述。而文化研究的崛起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和阐释,我们也许能够提出一些积极的策略。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所导致的后果并不会加剧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的对立,反而倒会促使它们共存乃至达到互补的境地。这样,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就不一定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和共融的和谐关系。担心比较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倾向会无限制蔓延是没有必要的,反之,认为文学研究的不合时宜也会导致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萎缩。所谓返回比较文学的“本真性”在当前这个时代实在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将比较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跨中西文化语境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对比较文学的影响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各国都想在融入全球文化中,都想发出自己民族的声音,为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做出贡献。21世纪的比较文学,将以异质、异源的东西方文化语境为活动舞台。西方的文化危机迫使西方以东方作为“异者”,在比照中更深刻地认识和反省自己,并向东方寻求新的生机;东方则需要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得到新的发展,参与解决人类文化遭遇的各种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因此,异质文化间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东西方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21世纪世界比较文学进入崭新历史阶段的标志。
1.为比较文学带来了“互识”。所谓的“互识”就是相互认识。如果没有相互认识的兴趣就谈不上比较文学。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孟而康教授(EarlMiner)指出,“需要了解是比较诗学之母”,这种需要常表现为好奇。孟而康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在圈定的牧场上养肥自己的羊群,和几个牧民朋友一起抽旱烟;但也有另一些人不惜长途跋涉而去更遥远的地方,这也是合乎人性的行为。在那里,人们发现的不再是羊,而是骆驼、鱼和龙。这一发现会被我们带回到当地牧场,会使我们考虑如何使骆驼、鱼和龙与羊相互协调一致,并对如何向牧场上的伙伴们解释作一番思索。”孟而康说得很对,比较文学就是从想了解他种文学的愿望开始的。这种愿望使我们扩大视野,得到更广泛的美学享受。
2.给比较文学带来了“互证”。如果说“互识”只是对不同文化间文学的认识、理解和欣赏,并不需要改变什么,说明什么,那么“互证”则是以不同文学为例证,寻求对某些共同问题的相同或不同的解答,以达到进一步的共识。例如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中,共同话题是十分丰富的。尽管人类千差万别,但从客观来看,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许多共同之处。从文学领域来看,由于人类具有大体相同的生命形式和相关形式,如男与女、老与幼、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等,又有相同的体验形式,如欢乐与痛苦、喜庆与忧伤、分离与团聚、希望与绝望、爱恨、生死等,因而以表现人类生命与体验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就一定会有许多共同的层面,如关于“死亡意识”“生态环境”“人类末日”“乌托邦现象”“遁世思想”等。同文化体系的人们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回响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同时又受到当代人和当代语境的取舍与诠释,只有通过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多次往返对话,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最圆满的解答,并因此开放更广阔的视野和前景。
总之,中西文化交流带给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并不都是消极的东西。全球化是双向文化交流过程的,既有从中心到边缘的流动,又有边缘向中心的渗透。在中西文化语境下,我们就应当与国际社会进行更多地交流和对话,而不应当对西方持一种对立的姿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我们既要避免带有帝国主义霸气的全球主义策略,也要克服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本土主义态度。我们应借助于全球化的大背景,大力向西方、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化。
一、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
1.语境。通俗来讲,所谓语境就是言语环境。人们说话,必有一定的听众对象,有一定的时间、地点、场合,有一定的题旨情趣和上下文,这些与说话人的身份、思想、修养、性格、职业、心境结合起来,就构成语境。语境包括大至社会环境,小至上下文的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不是全部叙述于字里行间,而是潜藏在语句之外。语境也就这样成为语言运用的一种潜在的力量。
2.高语境与低语境。美国学者霍尔曾提出了高语境(highcontext)传播与低语境(lowcontext)传播两个概念。高语境传播是指在传播时,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讯息中。低语境传播正好相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霍尔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高语境传播,而美国文化属于一种较低水平的语境传播。对于高语境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文表达的含蓄性,很多外国学者描述过自己的感受。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迂回与进入》一书中,引用了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中的一段话:“仅仅听一位天子说话,是不可能明白他要说什么的。某个外国人,中文口语精熟、以至于能听懂每个句子、在需要时可以用中文写下来,但他很可能无法准确地表明说话者的思想。显然,这是因为说话者并不想说他真正所想的东西,而只满足于表达某种与他想法类似的东西,为的是让别人以此推断他的思想,或他的部分想法。为成功地与中国人交往,外国人除了要有较深的语言知识外,还应具有很强的推断能力。”
3.高低语境之间的差别。两者之间,不仅仅是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差别,它还与人们的行为特征相关。威廉•B•古迪孔斯特的研究发现,高语境的人最初与他人接触时要比低语境的人更谨慎,更倾向于以陌生人的文化背景做出假设,问及更多关于陌生人背景的问题。他还提出在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方面,环境对低语境文化的影响较小,对高语境文化的影响较大。丁允珠认为,低语境中的人更倾向于采取对立和直接冲突的态度,而在高语境中的人更愿意采取非对立的和非直接冲突的态度。其他研究还表明,在“自我披露”(self-disclosure),即把自己知道的信息告诉他人的过程方面,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特点,更倾向于自我披露,而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则为了保住面子,而较少自我披露。在语言的攻击性、好辩性方面,西方人也比东方人要更强。
二、将比较文学纳于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的意义
在当前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比较文学研究也面临着多方面挑战,尤其是来自指向长期被压抑的边缘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强有力冲击,消费文化和文学也不得不成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热门课题。按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的描述,比较文学界确实出现了漫无边际的“泛文化”倾向:除了跨文化、跨文明语境的文学之比较研究外,还涉及文学以外的哲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医学等话语。在当今的比较文学青年学者中,以影视和大众文化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者不仅在西方学界不足为奇,就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开始出现。这样一来,确实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变得越来越宽泛,甚至大有以文化来吞没传统意义的文学研究之趋势,因此卡勒呼吁,把文学当作其他话语中的一种似乎是有效的和值得称道的一种策略。
比较文学“泛文化”倾向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全球化之于文化和文学的作用有着密切联系。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趋向与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和文学中的反映有着直接关系。众所周知,当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时,仅仅局限于北美的文学批评界,后来随着讨论的日益深入逐渐扩大到文化界进而从北美文学批评界进入欧洲思想界,最后成为一个波及东方和第三世界的全球性现象。在后现代时代,高级的文化产品和艺术品被当成消费品:对文化产品的无节制复制,对文学经典的模拟和改写、增殖甚至大宗制作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艺术品的精雕细琢。平面化的人物形象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刻画,碎片或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都引起了有着强烈社会使命感的人文学者和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关注。但他们的关注没有必要仅仅停留在一种敌意的态度上。更为可取的是,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一个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分析。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学者并没有回避,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发表大量的理论著述。而文化研究的崛起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和阐释,我们也许能够提出一些积极的策略。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所导致的后果并不会加剧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的对立,反而倒会促使它们共存乃至达到互补的境地。这样,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就不一定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和共融的和谐关系。担心比较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倾向会无限制蔓延是没有必要的,反之,认为文学研究的不合时宜也会导致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萎缩。所谓返回比较文学的“本真性”在当前这个时代实在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将比较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跨中西文化语境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对比较文学的影响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各国都想在融入全球文化中,都想发出自己民族的声音,为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做出贡献。21世纪的比较文学,将以异质、异源的东西方文化语境为活动舞台。西方的文化危机迫使西方以东方作为“异者”,在比照中更深刻地认识和反省自己,并向东方寻求新的生机;东方则需要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得到新的发展,参与解决人类文化遭遇的各种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因此,异质文化间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东西方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21世纪世界比较文学进入崭新历史阶段的标志。
1.为比较文学带来了“互识”。所谓的“互识”就是相互认识。如果没有相互认识的兴趣就谈不上比较文学。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孟而康教授(EarlMiner)指出,“需要了解是比较诗学之母”,这种需要常表现为好奇。孟而康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在圈定的牧场上养肥自己的羊群,和几个牧民朋友一起抽旱烟;但也有另一些人不惜长途跋涉而去更遥远的地方,这也是合乎人性的行为。在那里,人们发现的不再是羊,而是骆驼、鱼和龙。这一发现会被我们带回到当地牧场,会使我们考虑如何使骆驼、鱼和龙与羊相互协调一致,并对如何向牧场上的伙伴们解释作一番思索。”孟而康说得很对,比较文学就是从想了解他种文学的愿望开始的。这种愿望使我们扩大视野,得到更广泛的美学享受。
2.给比较文学带来了“互证”。如果说“互识”只是对不同文化间文学的认识、理解和欣赏,并不需要改变什么,说明什么,那么“互证”则是以不同文学为例证,寻求对某些共同问题的相同或不同的解答,以达到进一步的共识。例如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中,共同话题是十分丰富的。尽管人类千差万别,但从客观来看,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许多共同之处。从文学领域来看,由于人类具有大体相同的生命形式和相关形式,如男与女、老与幼、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等,又有相同的体验形式,如欢乐与痛苦、喜庆与忧伤、分离与团聚、希望与绝望、爱恨、生死等,因而以表现人类生命与体验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就一定会有许多共同的层面,如关于“死亡意识”“生态环境”“人类末日”“乌托邦现象”“遁世思想”等。同文化体系的人们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回响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同时又受到当代人和当代语境的取舍与诠释,只有通过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多次往返对话,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最圆满的解答,并因此开放更广阔的视野和前景。
总之,中西文化交流带给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并不都是消极的东西。全球化是双向文化交流过程的,既有从中心到边缘的流动,又有边缘向中心的渗透。在中西文化语境下,我们就应当与国际社会进行更多地交流和对话,而不应当对西方持一种对立的姿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我们既要避免带有帝国主义霸气的全球主义策略,也要克服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本土主义态度。我们应借助于全球化的大背景,大力向西方、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