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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常态”下，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摆脱“Easterlin悖论”的发展困境，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年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民生满意度指数，实证分析了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提高收入水平并不一定会持续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提升民生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途径，民生满意度指数每提高 0.1，幸福感将提升 0.0675，大致相当于阶层认同上升一个等级、人均住房面积增加1.6倍；对于收入水平、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民生满意度的幸福效应更大。在影响民生满意度的微观个体因素中：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的满意状况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替代性，充足度的影响最大；收入与民生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受教育程度、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民生满意度；幸福感；公共服务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4-0001-10；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幸福感作为衡量福利和反映民生的重要指标，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认同。新华网梳理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幸福十谈”，无不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目标在于全方位提高人们的幸福。经济增长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吗？Easterlin（1974）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中指出，当一国不断变得富裕时，国民的平均幸福感并不会提升，这种现象后来称为“Easterlin悖论”。[1]该悖论已在国际上争论了四十多年。刘军强等（2012）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03到2010年五个时点的数据，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均值从2003年的327上升到2010年的377，一直是上升状态，并认为，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如果经济不再高速增长时，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2]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随后三年的调查数据也似乎印证了他们的观点，2011到2013年的幸福感均值分别为390、380、375，幸福感均值在2011年达到顶点之后，出现了明显下滑。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自2012年以来增速明显下滑。按照目前通用的说法是，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增速下滑。“新常态”下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
民生是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人们的幸福离不开“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公共服务。当前全国热议的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解决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供需错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供需错配”较为严重的便是公共服务部门。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由来已久。“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和改善民生。周绍杰等（2015）研究发现，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提升作用逐步减弱的阶段，但是改善民生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更大。[3]从理论上讲，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并不能与社会福利完全对应，提高民生满意度才能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4]为此，文章将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基于民生满意度视角，实证研究民生满意度与幸福感的关系，为“新常态”下政府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二、文献评述
提升国民的幸福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政府如何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自“Easterlin悖论”被提出以来，国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5]国内学者也给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回答。比如，提升政府质量[6]、加强民主建设[7]、促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8]、稳定食品价格[9]、提高消费水平[10]、适当降低收入差距[11]等均能提升国民的幸福感。此外，有研究发现，增加民生方面的公共支出，是政府提升人们幸福感的重要手段。比如：扩大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性支出，是增强农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12]；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而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则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13]；在个人的医疗支出中，自付占比越高，幸福感越低，非自付占比越高，幸福感越高[10]；由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构成的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4]。但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Bjrnskov等（2007）运用74个国家的数据，发现政府支出越多，人们的幸福感反而越低。[15]Ram（2009）基于134个国家数据，并不支持政府支出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二者之间的关系不稳定。[16]Hessami（2010）研究发现，政府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存在倒U型的关系。[17]赵新宇和毕一博（2015）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而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原因在于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财政支出不能解决矛盾，无法改善公众预期。[18]
从以上研究来看，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尚没有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和传导途径比较复杂。从理论上看，政府的公共支出并不直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公共支出只有在提升人们民生满意度的前提下，才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因此，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有比较直接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存在比较稳健的正向影响[19]，而公共支出却不一定提高人们的民生满意度。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越高，并不代表解决了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宏观的公共支出数据不能反映居民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诉求。陈世香和谢秋山（2014）研究发现，单纯地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并不能有效地增加居民对地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只有强化资金使用效率，才能有效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20]王欢明等（2015）、姚艳燕等（2015）和王永莉等（2016）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21] [22] [23]
事实上，公共服务满意度可以很好地反映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信息和评价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基于地方公众满意度的“为和谐而竞争”应作为成为中央激励地方政府的最优治理模式。[24]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当前民众其实更注重GDP以外的其他目标，比如公共服务是否充足、民生是否改善。周绍杰等（2015）研究了客观状况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四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以及这四类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他们的结论表明，城乡居民对四类公共服务均存在客观状况与主观满意度的反差，并且表现出明显的人群差异；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显著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比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更大。[3] “新常态”下，收入增长的幸福效应已到了衰减的阶段，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根据数据使用的差异，现有研究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文献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仅研究微观个体特征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3][25]；二是研究宏观因素如财政透明度和晋升激励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26]；三是研究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对公共服务满意的影响，如高琳（2012）研究了财政自主权对公共教育服务和公共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影响[3]；王永莉等（2016）研究了财政透明度、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满意度[22]。研究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若使用宏观因素如省级的宏观数据，则显得过于笼统，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即便在一个省内，也存在很大的城乡和地方差异，不同地方的调查取样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很大。这可能也是公共支出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尚未取得一致研究结论的原因。鉴于此，笔者认为，只有考虑广大人民的诉求和偏好，提高公共服务满意度，才能最终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从微观个体来看，居民更为关注的是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否充足和均衡、获取公共服务是否方便等，它们对民生满意度存在怎样的影响，现有研究鲜有涉及。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首先，文章使用微观调查数据，用六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构了造民生满意度指数；然后，研究了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最后，鉴于公共支出却不一定提高人们的民生满意度，文章则从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认知和诉求出发，研究了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和普惠度，以及个体特征与民生满意度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民生满意度对提高幸福感的重要作用，可以为持续提高居民幸福感、进而摆脱“Easterlin悖论”发展困境提供决策参考。
三、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文章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缩写为CGSS）。该调查将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将村委会和居委会作为二级抽样单元，则采用地图法进行实地抽样，样本数量为11438个。该数据调查了人们对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基本社会服务① ①基本社会服务包括低保、灾害、流浪乞讨、残疾、孤儿救助、基本养老、婚姻登记、殡葬等。、社会管理、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与体育、城乡基础设施的主观满意度。此外，CGSS2013数据还包含了被调查者对公共服务是否充足、是否均衡、便利性以及普惠性的看法。为文章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
（二）模型
文章的实证分析有两部分：第一，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考察民生满意度对不同群体影响的异质性；第二，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考察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文章所构造的计量模型如下：
四、实证分析
（一）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
为直观了解民生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关系，我们首先使用县级层面的数据绘制民生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散点图。图1是134个样本县（区）以民生满意度均值为横轴，以幸福感均值为纵轴的散点图。可以看出，民生满意度和幸福感之间呈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经计算，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4，在1%的水平上显著。
基本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为得到稳健的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幸福感看作有序变量，使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模型3把幸福感看作基数变量，使用了线性回归模型（OLS）。在模型1中，没有控制其他任何变量，可以看出，民生满意度和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和省级固定效应以后，民生满意度和幸福感依然呈正相关关系，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发现和周绍杰等（2015）相一致。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民生满意度指数每提高01（相当于LSI均值的153%），幸福感将提升00675，大致相当于阶层认同上升一个等级、人均住房面积增加16倍。对比模型2和模型3，发现各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几乎一致，说明模型十分稳健。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现有研究的结果，文章不再详细赘述。需要特殊说明的是，通常情况下，教育会提高幸福感，但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的幸福感并未显著提高。这
点不同于现有的大多数研究。[6][12]陆铭等（2014）认为，在中国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已经被收入体现了。[28]使用文章的样本进行回归也发现，随着收入、阶层认同和家庭经济地位变量的加入，教育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逐渐变得不显著。此外，收入与幸福感存在非线性关系。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1%的水平上显著，拐点处的家庭人均收入大致为19万元。这一数值略低于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万元，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8万元。在文章的样本中，约有65%的样本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9万元。这个发现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提高收入水平已不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尤其对城镇居民来说。
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群体可能存在一些异质性，探索这些差异可以更好地了解提高民生满意度对哪些群体更为有利，进而为提高居民幸福感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周绍杰等（2015）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但是没有继续探讨这些影响的异质性。为探索这些异质性，在模型3的基础上，我们引入一些解释变量（包括性别、共产党员、阶层认同和家庭人均收入）和民生满意度指数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在实证研究中，为了增加模型估计的准确性，使得组间差异的检验更为精确，一般引入交互项对样本总体进行回归，而不是分别对不同人群做回归。[29]
在模型4中，民生满意度指数和性别的交互项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女性相比，提高民生满意度可以带来双倍的幸福感，男性的边际效应等于女性的边际效应0452加上0485。可能的原因是，男性在社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和压力，在家庭中一般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者，获取收入的目的大多是改善生活水平，因此提高民生满意度对男性幸福感的影响更大。从模型5来看，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与是否是党员没有显著的关系，但是党员本身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党员本身代表了一种社会资本，一般在体制内工作，大都能享受到良好的民生保障，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所以党员本身就能带了高于一般人的幸福感，但并不能通过提高生活满意度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从模型6和7的回归结果来看，交互项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尽管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其本身能显著提升幸福感，但降低了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这一发现不难理解，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在各民生领域内，都享有良好的条件，已具备较高的民生满意度，这部分群体对提升民生满意度并不敏感。因此，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升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民生满意度是居民整体幸福感水平的重要途径。模型8引入了收入及其平方项和民生满意度的交互项，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提高会降低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只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种效果有减弱的趋势。这一发现意味着，提升民生满意度对低收入群体带来的幸福感更大。 （二）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既然民生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路径，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民生满意度呢？由于文章使用CGSS2013数据未公布具体的市县，仅公布了省级名称。过于宏观的因素有时可能得到与现实相反的结论。所以文章仅使用微观数据研究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文章所构造的民生满意度指数由6个公共服务领域的满意度构成，除微观个体特征以外，微观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认知和诉求，如对公共服务是否充足、是否均衡、便利性以及普惠性的看法，从理论上看，也是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所幸的是，CGSS2013提供详细的调查数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表4报告了被调查对象对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和普惠度的满意状况。对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2、3、4、5。从均值来看，满意状况均不高，大概处于“一般”的水平。说明中国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较低，提升居民满意度的空间很大。在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和普惠度四个领域内，“不太满意“和一般”占比之和分别为5990%、7235%、5579%、6456%，表明大部分群体对公共服务的评价不高。以下将结合微观个体特征，进一步分析它们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提高居民的民生满意度。
表5汇报了民生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由于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和普惠度之间存在相关性，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10到13分别考察了它们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模型14考察了它们对民生满意度的联合影响。在回归中，为了更好地反映组间差别，文章对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进行了哑变量处理。把阶层认同1—3级、4—6级、7—10级分别定义为下等阶层、中等阶层和上等阶层。模型9到14均采用OLS进行估计。
我们首先分析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满意状况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从模型10到13来看，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满意状况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模型14中，这4个变量继续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这4个变量均是影响民生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替代性。与模型9相比，模型10到14的R2有了大幅度提升，表明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满意状况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几乎超过了所有个体特征和省际因素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从模型14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公共服务充足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普惠度、便利度和均衡度，说明当务之急是提高公共服务的充足度。
很多个体特征变量对民生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年龄对民生满意度有重要影响，这一发现与王永莉等（2016）等比较一致。原因可能是年龄越大，民生逐步得到改善，年轻人面临教育、住房等压力。农村居民的民生满意度相对较高，周绍杰等（2015）等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农村居民的期望较低，二是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农村地区的民生改善。受教育程度越高，民生满意度反而越低。周绍杰等（2015）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学历较高的群体对公共服务提供具有更高的期望。笔者认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具备较高的认知能力，更有可能了解公共服务的真实情况，因此对公共服务持更加批判的态度。与普通群众相比，共产党员的民生满意度相对较高。可能的原因是共产党员的福利待遇一般较高。健康状况对民生满意度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主观的阶层认同和家庭经济地位来看，主观的阶层和经济地位越高，民生满意度相对较高。收入与民生满意度呈非线性关系。起初，随着收入的提高，民生满意度也相应提高，当达到一定水平时，收入便不再显著提高人们的民生满意度。经计算，拐点处的收入水平大概位于样本收入的中位数附近。表明收入水平对提高民生满意度的作用比较微弱。文章选取的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基本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六大公共服务，其基本的保障对象一般是针对低收入群体。但是从回归结果来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民生满意度，或者起码表现出与高收入群体相似的民生满意度。一方面，说明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力度不够。很多公共服并不是完全免费的，比如在医疗保障中，还需支付一定的额外成本，有很多医药和费用并不能报销；在义务教育阶段，低收入群体为可能为了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会选择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这些都支出都增加了很大负担。另一方面，可能说明了基本的公共服务覆盖不够“精准”，比如在住房保障政策中，国家建设的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没有做到“精准”保障。
五、结论和启示
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年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民生满意度指数，实证研究了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并研究了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满意状况和个体特征因素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1）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存在稳健的正向影响，民生满意度指数每提高 0.1，幸福感将提升 0.0675，大致相当于阶层认同上升一个等级、人均住房面积增加1.6倍；（2）对收入水平、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而言，民生满意度的幸福效应更大；（3）收入与幸福感、民生满意度均存在非线性关系，提高收入水平并不一定会持续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民生满意度；（4）公共服务充足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普惠度、便利度和均衡度；（5）在影响民生满意度的微观个体因素中，农村居民的民生满意度相对较高，受教育程度、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民生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以上研究结论旨在表明，提高收入水平并不一定会持续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提升民生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途径，尤其对收入水平、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而言。这一发现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中国居民的收入已达到中等以上的水平，无论从国际经验上，还是经过文章的实证研究，都暗示着中国已经进入到国民幸福感对收入增长不敏感的发展阶段。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摆脱“Easterlin悖论”的发展困境，文章从民生满意度视角给出了有力的决策支持。“新常态”下，当经济或收入水平不再高速增长时，继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民生满意度应作为很多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后的公共服务发展应遵循两个优先原则：一是优先发展经济社会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群体的公共服务，做到“精准”发展；二是优先发展公共服务的充足度，同时协调好公共服务的普惠度、便利度和均衡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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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生满意度；幸福感；公共服务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4-0001-10；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幸福感作为衡量福利和反映民生的重要指标，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认同。新华网梳理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幸福十谈”，无不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目标在于全方位提高人们的幸福。经济增长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吗？Easterlin（1974）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中指出，当一国不断变得富裕时，国民的平均幸福感并不会提升，这种现象后来称为“Easterlin悖论”。[1]该悖论已在国际上争论了四十多年。刘军强等（2012）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03到2010年五个时点的数据，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均值从2003年的327上升到2010年的377，一直是上升状态，并认为，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如果经济不再高速增长时，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2]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随后三年的调查数据也似乎印证了他们的观点，2011到2013年的幸福感均值分别为390、380、375，幸福感均值在2011年达到顶点之后，出现了明显下滑。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自2012年以来增速明显下滑。按照目前通用的说法是，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增速下滑。“新常态”下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
民生是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人们的幸福离不开“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公共服务。当前全国热议的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解决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供需错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供需错配”较为严重的便是公共服务部门。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由来已久。“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和改善民生。周绍杰等（2015）研究发现，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提升作用逐步减弱的阶段，但是改善民生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更大。[3]从理论上讲，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并不能与社会福利完全对应，提高民生满意度才能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4]为此，文章将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基于民生满意度视角，实证研究民生满意度与幸福感的关系，为“新常态”下政府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二、文献评述
提升国民的幸福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政府如何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自“Easterlin悖论”被提出以来，国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5]国内学者也给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回答。比如，提升政府质量[6]、加强民主建设[7]、促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8]、稳定食品价格[9]、提高消费水平[10]、适当降低收入差距[11]等均能提升国民的幸福感。此外，有研究发现，增加民生方面的公共支出，是政府提升人们幸福感的重要手段。比如：扩大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性支出，是增强农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12]；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而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则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13]；在个人的医疗支出中，自付占比越高，幸福感越低，非自付占比越高，幸福感越高[10]；由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构成的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4]。但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Bjrnskov等（2007）运用74个国家的数据，发现政府支出越多，人们的幸福感反而越低。[15]Ram（2009）基于134个国家数据，并不支持政府支出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二者之间的关系不稳定。[16]Hessami（2010）研究发现，政府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存在倒U型的关系。[17]赵新宇和毕一博（2015）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而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原因在于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财政支出不能解决矛盾，无法改善公众预期。[18]
从以上研究来看，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尚没有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和传导途径比较复杂。从理论上看，政府的公共支出并不直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公共支出只有在提升人们民生满意度的前提下，才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因此，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有比较直接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存在比较稳健的正向影响[19]，而公共支出却不一定提高人们的民生满意度。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越高，并不代表解决了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宏观的公共支出数据不能反映居民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诉求。陈世香和谢秋山（2014）研究发现，单纯地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并不能有效地增加居民对地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只有强化资金使用效率，才能有效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20]王欢明等（2015）、姚艳燕等（2015）和王永莉等（2016）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21] [22] [23]
事实上，公共服务满意度可以很好地反映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信息和评价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基于地方公众满意度的“为和谐而竞争”应作为成为中央激励地方政府的最优治理模式。[24]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当前民众其实更注重GDP以外的其他目标，比如公共服务是否充足、民生是否改善。周绍杰等（2015）研究了客观状况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四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以及这四类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他们的结论表明，城乡居民对四类公共服务均存在客观状况与主观满意度的反差，并且表现出明显的人群差异；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显著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比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更大。[3] “新常态”下，收入增长的幸福效应已到了衰减的阶段，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根据数据使用的差异，现有研究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文献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仅研究微观个体特征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3][25]；二是研究宏观因素如财政透明度和晋升激励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26]；三是研究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对公共服务满意的影响，如高琳（2012）研究了财政自主权对公共教育服务和公共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影响[3]；王永莉等（2016）研究了财政透明度、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满意度[22]。研究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若使用宏观因素如省级的宏观数据，则显得过于笼统，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即便在一个省内，也存在很大的城乡和地方差异，不同地方的调查取样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很大。这可能也是公共支出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尚未取得一致研究结论的原因。鉴于此，笔者认为，只有考虑广大人民的诉求和偏好，提高公共服务满意度，才能最终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从微观个体来看，居民更为关注的是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否充足和均衡、获取公共服务是否方便等，它们对民生满意度存在怎样的影响，现有研究鲜有涉及。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首先，文章使用微观调查数据，用六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构了造民生满意度指数；然后，研究了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最后，鉴于公共支出却不一定提高人们的民生满意度，文章则从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认知和诉求出发，研究了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和普惠度，以及个体特征与民生满意度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民生满意度对提高幸福感的重要作用，可以为持续提高居民幸福感、进而摆脱“Easterlin悖论”发展困境提供决策参考。
三、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文章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缩写为CGSS）。该调查将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将村委会和居委会作为二级抽样单元，则采用地图法进行实地抽样，样本数量为11438个。该数据调查了人们对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基本社会服务① ①基本社会服务包括低保、灾害、流浪乞讨、残疾、孤儿救助、基本养老、婚姻登记、殡葬等。、社会管理、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与体育、城乡基础设施的主观满意度。此外，CGSS2013数据还包含了被调查者对公共服务是否充足、是否均衡、便利性以及普惠性的看法。为文章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
（二）模型
文章的实证分析有两部分：第一，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考察民生满意度对不同群体影响的异质性；第二，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考察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文章所构造的计量模型如下：
四、实证分析
（一）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
为直观了解民生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关系，我们首先使用县级层面的数据绘制民生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散点图。图1是134个样本县（区）以民生满意度均值为横轴，以幸福感均值为纵轴的散点图。可以看出，民生满意度和幸福感之间呈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经计算，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4，在1%的水平上显著。
基本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为得到稳健的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幸福感看作有序变量，使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模型3把幸福感看作基数变量，使用了线性回归模型（OLS）。在模型1中，没有控制其他任何变量，可以看出，民生满意度和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和省级固定效应以后，民生满意度和幸福感依然呈正相关关系，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发现和周绍杰等（2015）相一致。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民生满意度指数每提高01（相当于LSI均值的153%），幸福感将提升00675，大致相当于阶层认同上升一个等级、人均住房面积增加16倍。对比模型2和模型3，发现各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几乎一致，说明模型十分稳健。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现有研究的结果，文章不再详细赘述。需要特殊说明的是，通常情况下，教育会提高幸福感，但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的幸福感并未显著提高。这
点不同于现有的大多数研究。[6][12]陆铭等（2014）认为，在中国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已经被收入体现了。[28]使用文章的样本进行回归也发现，随着收入、阶层认同和家庭经济地位变量的加入，教育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逐渐变得不显著。此外，收入与幸福感存在非线性关系。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1%的水平上显著，拐点处的家庭人均收入大致为19万元。这一数值略低于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万元，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8万元。在文章的样本中，约有65%的样本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9万元。这个发现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提高收入水平已不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尤其对城镇居民来说。
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群体可能存在一些异质性，探索这些差异可以更好地了解提高民生满意度对哪些群体更为有利，进而为提高居民幸福感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周绍杰等（2015）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但是没有继续探讨这些影响的异质性。为探索这些异质性，在模型3的基础上，我们引入一些解释变量（包括性别、共产党员、阶层认同和家庭人均收入）和民生满意度指数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在实证研究中，为了增加模型估计的准确性，使得组间差异的检验更为精确，一般引入交互项对样本总体进行回归，而不是分别对不同人群做回归。[29]
在模型4中，民生满意度指数和性别的交互项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女性相比，提高民生满意度可以带来双倍的幸福感，男性的边际效应等于女性的边际效应0452加上0485。可能的原因是，男性在社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和压力，在家庭中一般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者，获取收入的目的大多是改善生活水平，因此提高民生满意度对男性幸福感的影响更大。从模型5来看，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与是否是党员没有显著的关系，但是党员本身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党员本身代表了一种社会资本，一般在体制内工作，大都能享受到良好的民生保障，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所以党员本身就能带了高于一般人的幸福感，但并不能通过提高生活满意度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从模型6和7的回归结果来看，交互项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尽管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其本身能显著提升幸福感，但降低了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这一发现不难理解，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在各民生领域内，都享有良好的条件，已具备较高的民生满意度，这部分群体对提升民生满意度并不敏感。因此，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升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民生满意度是居民整体幸福感水平的重要途径。模型8引入了收入及其平方项和民生满意度的交互项，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提高会降低民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只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种效果有减弱的趋势。这一发现意味着，提升民生满意度对低收入群体带来的幸福感更大。 （二）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既然民生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路径，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民生满意度呢？由于文章使用CGSS2013数据未公布具体的市县，仅公布了省级名称。过于宏观的因素有时可能得到与现实相反的结论。所以文章仅使用微观数据研究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文章所构造的民生满意度指数由6个公共服务领域的满意度构成，除微观个体特征以外，微观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认知和诉求，如对公共服务是否充足、是否均衡、便利性以及普惠性的看法，从理论上看，也是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所幸的是，CGSS2013提供详细的调查数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表4报告了被调查对象对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和普惠度的满意状况。对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2、3、4、5。从均值来看，满意状况均不高，大概处于“一般”的水平。说明中国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较低，提升居民满意度的空间很大。在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和普惠度四个领域内，“不太满意“和一般”占比之和分别为5990%、7235%、5579%、6456%，表明大部分群体对公共服务的评价不高。以下将结合微观个体特征，进一步分析它们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提高居民的民生满意度。
表5汇报了民生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由于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和普惠度之间存在相关性，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10到13分别考察了它们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模型14考察了它们对民生满意度的联合影响。在回归中，为了更好地反映组间差别，文章对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进行了哑变量处理。把阶层认同1—3级、4—6级、7—10级分别定义为下等阶层、中等阶层和上等阶层。模型9到14均采用OLS进行估计。
我们首先分析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满意状况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从模型10到13来看，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满意状况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模型14中，这4个变量继续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这4个变量均是影响民生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替代性。与模型9相比，模型10到14的R2有了大幅度提升，表明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满意状况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几乎超过了所有个体特征和省际因素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从模型14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公共服务充足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普惠度、便利度和均衡度，说明当务之急是提高公共服务的充足度。
很多个体特征变量对民生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年龄对民生满意度有重要影响，这一发现与王永莉等（2016）等比较一致。原因可能是年龄越大，民生逐步得到改善，年轻人面临教育、住房等压力。农村居民的民生满意度相对较高，周绍杰等（2015）等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农村居民的期望较低，二是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农村地区的民生改善。受教育程度越高，民生满意度反而越低。周绍杰等（2015）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学历较高的群体对公共服务提供具有更高的期望。笔者认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具备较高的认知能力，更有可能了解公共服务的真实情况，因此对公共服务持更加批判的态度。与普通群众相比，共产党员的民生满意度相对较高。可能的原因是共产党员的福利待遇一般较高。健康状况对民生满意度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主观的阶层认同和家庭经济地位来看，主观的阶层和经济地位越高，民生满意度相对较高。收入与民生满意度呈非线性关系。起初，随着收入的提高，民生满意度也相应提高，当达到一定水平时，收入便不再显著提高人们的民生满意度。经计算，拐点处的收入水平大概位于样本收入的中位数附近。表明收入水平对提高民生满意度的作用比较微弱。文章选取的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基本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六大公共服务，其基本的保障对象一般是针对低收入群体。但是从回归结果来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民生满意度，或者起码表现出与高收入群体相似的民生满意度。一方面，说明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力度不够。很多公共服并不是完全免费的，比如在医疗保障中，还需支付一定的额外成本，有很多医药和费用并不能报销；在义务教育阶段，低收入群体为可能为了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会选择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这些都支出都增加了很大负担。另一方面，可能说明了基本的公共服务覆盖不够“精准”，比如在住房保障政策中，国家建设的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没有做到“精准”保障。
五、结论和启示
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年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民生满意度指数，实证研究了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并研究了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满意状况和个体特征因素对民生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1）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存在稳健的正向影响，民生满意度指数每提高 0.1，幸福感将提升 0.0675，大致相当于阶层认同上升一个等级、人均住房面积增加1.6倍；（2）对收入水平、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而言，民生满意度的幸福效应更大；（3）收入与幸福感、民生满意度均存在非线性关系，提高收入水平并不一定会持续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民生满意度；（4）公共服务充足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普惠度、便利度和均衡度；（5）在影响民生满意度的微观个体因素中，农村居民的民生满意度相对较高，受教育程度、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民生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以上研究结论旨在表明，提高收入水平并不一定会持续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提升民生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途径，尤其对收入水平、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而言。这一发现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中国居民的收入已达到中等以上的水平，无论从国际经验上，还是经过文章的实证研究，都暗示着中国已经进入到国民幸福感对收入增长不敏感的发展阶段。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摆脱“Easterlin悖论”的发展困境，文章从民生满意度视角给出了有力的决策支持。“新常态”下，当经济或收入水平不再高速增长时，继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民生满意度应作为很多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后的公共服务发展应遵循两个优先原则：一是优先发展经济社会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群体的公共服务，做到“精准”发展；二是优先发展公共服务的充足度，同时协调好公共服务的普惠度、便利度和均衡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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