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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3年苏富比“落户”香港，朱汤生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30年时光都奉献给了中国艺术品拍卖。在这30年里，他不仅筹划推出了多场举世瞩目的拍卖专场，并且培养了不少中国艺术品鉴赏和拍卖方面的人才，用他的个人魅力影响了不少热爱中国艺术品的藏家和业内人士。为此，本刊独家专访了曾与朱汤生共事了十多年的苏富比中国瓷器部前主管、资深艺术品经纪人谢启亮先生。
一流的市场把控能力
《中国收藏》：请您给我们讲讲您与朱汤生结识的经过。
谢启亮：我是1987年进入苏富比的。此前，我对中国瓷器完全是个门外汉。刚进入苏富比时，我就是一个普通员工，朱汤生当时是我的老板。
《中国收藏》：那后来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对古董、艺术品产生了兴趣？
谢启亮：由于工作原因，与艺术品接触越来越多，尤其是看到朱汤生以及其他前辈从事这项工作时的严谨态度，自己慢慢也对这方面产生了兴趣。
《中国收藏》：您是朱汤生的“高徒”。我们知道朱汤生学的是数学，但他择业时为什么会选择了拍卖行业？
谢启亮：我不能算是“高徒”，其实我不是他的第一个学生，在我之前就有很多前辈接受过他的指点。朱汤生会到拍卖行工作是受他叔叔的影响，他叔叔是一位收藏家。朱汤生早年进入苏富比实习的情况跟我们一样，像学徒那样，由一些前辈来指导。当时苏富比的分类没有现在这么细，所以他可以接触到很丰富的艺术品，像早年中国销往欧洲等地的外销瓷、欧洲仿中国的瓷器等，对东西方艺术品都有所涉及，这对他以后的研究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中国收藏》：我们知道是朱汤生把苏富比引入香港，开创了香港的艺术品拍卖业。
谢启亮：是这样的，也可以说是他把艺术品拍卖这种形式带到香港。香港是亚洲一个非常大的艺术品集散地，香港苏富比的创立使得香港的古玩行业变得公开和透明，“激活”了亚洲艺术品市场的流通。
《中国收藏》：在朱汤生到香港创业的初期，是否也遇到过困难？
谢启亮：当然遇到过。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当时，朱汤生在英国拍卖了一大批藏品，但是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买家付款困难。后来的日本经济泡沫也给拍卖行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朱汤生对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拓展初见成效，几场非常成功的专场拍卖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如1989年的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藏品专拍，掀起了一轮市场高潮。由此可见朱汤生把握市场高低潮的能力非常强，他的眼力、他对市场的把控能力都是一流的。
严谨的研究方法
《中国收藏》：作为中国瓷器拍卖市场的开拓者，朱汤生会怎么正视他与其他人在学术上的分歧？
谢启亮：只要朱汤生觉得别人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是合理的，那么他一定会接受的。当他与别人在看法上发生冲突时，他会与大家展开讨论。通过研究后，当他发现是他的问题时，他一定会站出来说“我错了”，不会因为自己是这个行业的权威而不敢接受自己错的事实。要知道，他一直不间断地学习，对最新的考古发现、出土文物都非常留意。这对于身处权威位置的他来说，真是不容易。
《中国收藏》：据说朱汤生有一个爱好，就是收集瓷片。
谢启亮：对，瓷片对研究瓷器有很大的用处。通过瓷片我们可以对胎土进行观察，与出售者及行家里手们进行充分沟通和交流。所以朱汤生对瓷片很感兴趣，把它们当做标本来收集。
《中国收藏》：朱汤生对藏品的研究方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谢启亮：细节上的严谨应该是朱汤生最特别之处。他不会仅凭简单的观察就轻易下定论。他对藏品的研究很少受到商业方面的影响，他不会因为一件艺术品的商业价值而去肯定或否定它，而是始终用学术的方法去看待它。
《中国收藏》：据说朱汤生的专业参考书数量在业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谢启亮：这些年来，他买的最多的就是书，而且一直未曾间断过。他自己有一个非常整齐的图书馆，很多老版的、英国原版的图书或者是新出版的图书他都有。
极高的道德操守
《中国收藏》：在业务方面，您觉得朱汤生对您有哪些影响？
谢启亮：我从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到现在懂了一点点，这都离不开他的指导。朱汤生非常乐意解答别人的疑问，他会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言传身教给别人，不仅仅是公司里的同事，也包括外面的同行，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
他对我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比如他严谨的态度，他的研究方法等等，让我受益终身。
《中国收藏》：您觉得朱汤生先生身上最与众不同、最难能可贵的精神是什么？
谢启亮：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位学者。虽然他把拍卖这种商业模式引进香港，但在收藏和拍卖过程中，他的态度特别认真，特别注重藏品的质量和出处，而不会从商业价值来考虑。他身上认真、严谨的态度，这是最宝贵的。我很少见到别人能像他那样对藏品做那么深入的研究。这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收藏》：您能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朱汤生吗？
谢启亮：他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作为专家，他非常严谨，对于自己说的话非常负责。所以这么多年来，朱汤生讲的每一句话都非常具有说服力，藏家们对他极其信任，这跟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他在学术上可以说与时俱进，在道德上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两点不仅在拍卖行业，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极其难得的。其实用几句话来概括他是很难的，但我最想强调的就是这两点。
一流的市场把控能力
《中国收藏》：请您给我们讲讲您与朱汤生结识的经过。
谢启亮：我是1987年进入苏富比的。此前，我对中国瓷器完全是个门外汉。刚进入苏富比时，我就是一个普通员工，朱汤生当时是我的老板。
《中国收藏》：那后来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对古董、艺术品产生了兴趣？
谢启亮：由于工作原因，与艺术品接触越来越多，尤其是看到朱汤生以及其他前辈从事这项工作时的严谨态度，自己慢慢也对这方面产生了兴趣。
《中国收藏》：您是朱汤生的“高徒”。我们知道朱汤生学的是数学，但他择业时为什么会选择了拍卖行业？
谢启亮：我不能算是“高徒”，其实我不是他的第一个学生，在我之前就有很多前辈接受过他的指点。朱汤生会到拍卖行工作是受他叔叔的影响，他叔叔是一位收藏家。朱汤生早年进入苏富比实习的情况跟我们一样，像学徒那样，由一些前辈来指导。当时苏富比的分类没有现在这么细，所以他可以接触到很丰富的艺术品，像早年中国销往欧洲等地的外销瓷、欧洲仿中国的瓷器等，对东西方艺术品都有所涉及，这对他以后的研究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中国收藏》：我们知道是朱汤生把苏富比引入香港，开创了香港的艺术品拍卖业。
谢启亮：是这样的，也可以说是他把艺术品拍卖这种形式带到香港。香港是亚洲一个非常大的艺术品集散地，香港苏富比的创立使得香港的古玩行业变得公开和透明，“激活”了亚洲艺术品市场的流通。
《中国收藏》：在朱汤生到香港创业的初期，是否也遇到过困难？
谢启亮：当然遇到过。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当时，朱汤生在英国拍卖了一大批藏品，但是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买家付款困难。后来的日本经济泡沫也给拍卖行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朱汤生对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拓展初见成效，几场非常成功的专场拍卖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如1989年的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藏品专拍，掀起了一轮市场高潮。由此可见朱汤生把握市场高低潮的能力非常强，他的眼力、他对市场的把控能力都是一流的。
严谨的研究方法
《中国收藏》：作为中国瓷器拍卖市场的开拓者，朱汤生会怎么正视他与其他人在学术上的分歧？
谢启亮：只要朱汤生觉得别人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是合理的，那么他一定会接受的。当他与别人在看法上发生冲突时，他会与大家展开讨论。通过研究后，当他发现是他的问题时，他一定会站出来说“我错了”，不会因为自己是这个行业的权威而不敢接受自己错的事实。要知道，他一直不间断地学习，对最新的考古发现、出土文物都非常留意。这对于身处权威位置的他来说，真是不容易。
《中国收藏》：据说朱汤生有一个爱好，就是收集瓷片。
谢启亮：对，瓷片对研究瓷器有很大的用处。通过瓷片我们可以对胎土进行观察，与出售者及行家里手们进行充分沟通和交流。所以朱汤生对瓷片很感兴趣，把它们当做标本来收集。
《中国收藏》：朱汤生对藏品的研究方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谢启亮：细节上的严谨应该是朱汤生最特别之处。他不会仅凭简单的观察就轻易下定论。他对藏品的研究很少受到商业方面的影响，他不会因为一件艺术品的商业价值而去肯定或否定它，而是始终用学术的方法去看待它。
《中国收藏》：据说朱汤生的专业参考书数量在业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谢启亮：这些年来，他买的最多的就是书，而且一直未曾间断过。他自己有一个非常整齐的图书馆，很多老版的、英国原版的图书或者是新出版的图书他都有。
极高的道德操守
《中国收藏》：在业务方面，您觉得朱汤生对您有哪些影响？
谢启亮：我从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到现在懂了一点点，这都离不开他的指导。朱汤生非常乐意解答别人的疑问，他会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言传身教给别人，不仅仅是公司里的同事，也包括外面的同行，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
他对我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比如他严谨的态度，他的研究方法等等，让我受益终身。
《中国收藏》：您觉得朱汤生先生身上最与众不同、最难能可贵的精神是什么？
谢启亮：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位学者。虽然他把拍卖这种商业模式引进香港，但在收藏和拍卖过程中，他的态度特别认真，特别注重藏品的质量和出处，而不会从商业价值来考虑。他身上认真、严谨的态度，这是最宝贵的。我很少见到别人能像他那样对藏品做那么深入的研究。这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收藏》：您能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朱汤生吗？
谢启亮：他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作为专家，他非常严谨，对于自己说的话非常负责。所以这么多年来，朱汤生讲的每一句话都非常具有说服力，藏家们对他极其信任，这跟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他在学术上可以说与时俱进，在道德上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两点不仅在拍卖行业，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极其难得的。其实用几句话来概括他是很难的，但我最想强调的就是这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