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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而肆虐不已的新冠肺炎疫情与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当此之时，各类市场主体作为稳定生产、吸纳就业、创新技术的主力，肩上的担子更重。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对于完善和落实惠企纾困政策、明确新形势下企业发展方向、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社会进步的基础在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各类市场主体是生产力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量，社会生产力总是伴随着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而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视市场主体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广大市场主体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在农村，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成为最积极的生产和革命力量;在城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繁荣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相比日渐凋敝的国统区，根据地在落后的生產条件下却能兼顾支前、生产和生活，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高度重视保护市场主体。1950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作出批示强调：“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农村应“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当时，我国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通过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加工订货、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手段，使各类市场主体迅速走出战争创伤，短短三年便使社会生产力超过了旧中国最好水平。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保证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选择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农业国，为了确保高积累率与人民基本生活，走上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增加市场主体数量、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一直是中央所倡导的基本方略。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给予地方、企业、合作社、农民以更多自主权：“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在实践中，中央于1958年和1970年对地方、企业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管理权下放，虽然没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放就乱”的问题，甚至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但“培育更多市场主体”的思路是清晰和一贯的，在客观上也促成了新中国工业的两次爆发式增长，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播撒了工业化的种子。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其源头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这两次管理权下放。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突破思想束缚，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的过程。改革的主线是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伴之以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断放宽。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等五位工商业耆宿，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次看似平常的宴席标志着广泛利用各类市场主体的开始。同时，针对城镇青年就业难问题，鼓励待业青年自谋出路从事商业、服务业，个体和私营经济由此起步;针对农村承包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经营，中央采取了“放一放、看一看”的宽容态度。此外，我国还开放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并将开放政策梯次推广到沿海、沿边和内陆城市。兼容并包的经济政策，激发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崭新局面，各类市场主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过去那种依靠充裕要素进行粗放扩张的时代基本结束，市场主体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对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目标，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培育更多更好的市场主体。为此，政府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鼓励创业创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切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鼓励、引导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进一步做优做强。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治理历程，重视市场主体的思想一以贯之，政策与时俱进。而新中国经济增速与市场主体数量增速也存在着高度相关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市场主体竞相涌现的过程。这进一步证明了，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新时代、新形势对市场主体的新要求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更加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如能在未来几年保持中高速增长，则会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二战之后仅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完成了这一飞跃，而多数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都长期徘徊不前。因此，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的关键历史时期。
然而，就在这时，我们的外部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首先，产业升级的历史任务，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将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加剧。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与盘踞高端的发达国家以互补关系为主。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产业升级，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因此与发达国家难免产生竞争，这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高度依赖，使中国必须确保外部安全。2019年，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8%，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75.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到11%。要确保一个有14亿人口、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大国继续保持中高速发展，中国必须保障海外资源供给、市场需求、贸易线路和直接投资的安全，并争取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中国当今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而当中国主张这些合理权利时，便难免遭受原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误解甚至猜忌。
最后，中国的产业升级遭遇了美国的“再工业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致力于解决自身产业空心化问题，同时要捍卫其在产业链高端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一方面加剧对华经贸摩擦，通过国内减税、贸易壁垒等方式吸引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在防疫中表现糟糕的美国政客试图“甩锅”中国，甚至把摩擦扩大到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扬言在对华问题上“保留所有选项”。这使得我国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前所未有，国内企业的生存压力之大前所未有，尤其是那些在资源、市场、技术方面对外高度依赖的企业，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
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国内市场，为企业提供更为稳定的经营环境。基于这一背景，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提出的重要战略，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一招。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脱离世界经济，与美国“脱钩”，而是要为广大市场主体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国内环境，抵御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也将进一步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和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提升。
当前，国内企业面临较大困难，发展水平与“双向循环”的要求也存在着差距。一是疫情的全球性蔓延，给外向型企业造成了很大冲击。二是国内经济虽然走向复苏，但总体运行水平低于疫前。三是疫情导致消费减少，服务业受到严重冲击，广大个体工商户，作为数量最多、与群众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市场主体，在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面临许多困难。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中央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倾听企业界的呼声，帮助广大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而这次座谈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眼下困难，更是着眼于“双向循环”的战略目标，培育面向未来的新型市场主体。因此，我们的战略对不同市场主体提出了不同要求。首先，有潜力的企业要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其次，外向型企业要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开拓国内市场。最后，要大力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千方百计保护市場主体。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水平的产业体系，它既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特点，又立足于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向循环互相促进的战略目标。广大企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主体。因此，我们的政策应围绕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而制定和实施。
首先，应落实产权保护和要素平等使用的各项制度。高质量发展需要摆脱大干快上、赚快钱的旧习，转向长期投资、精耕细作，这需要落实持久而稳定的产权保护制度，以激发各类要素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素利用的价值最大化，唯有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要素，才能确保资源最优配置。当前，各地政府正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有可能产生行政干预引发资源配置扭曲问题，要进一步落实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各项制度。尤其是对于资金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应当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使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高科技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获得融资支持。
其次，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产业体系和创新制度建设。新经济具有信息化、智能化的特征，依赖5G通讯、大数据处理、新能源供给等新型基础设施，这些领域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加快投资建设。为构建“双向循环”的经济格局，需要进行产业链的延伸和关键环节的补充，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尽快实现产业链的完备化和现代化。为顺应中国在一些领域由跟跑转向并跑、领跑的新形势，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同时，还要加快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体系，逐步形成以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形成大企业龙头推广、中小企业广泛创新、各类项目和资本市场支持的协同创新体系。
最后，确保国内市场统一畅通。面对困境，地方政府往往千方百计扶持本地企业，这固然值得肯定，但也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国内市场分割。应紧扣国内大循环这一目标，以问题为导向，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堵点，确保国内市场畅通，降低流通成本和交易费用。为此，要健全中央层面的调控制度，完善财政资金调剂、区域补偿和协作等机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来实现公平，以确保市场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实现更大发展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人才，他们具有组织要素进行更高效生产和服务的才能，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已经告别了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要素赚快钱的时代，当前更需要真正踏实干事的企业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出5点希望：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古今中外，成功的企业家大多兼具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总书记提到的松下幸之助，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中没有选择裁员求生，而是坚持不解雇一人，带领所有员工半天生产、半天销售库存，大家和衷共济使公司渡过了危机，也创造了松下为之自豪的企业文化。无独有偶，曾亲手创办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在2010年临危受命，出任负债累累的日本航空公司CEO，最终力挽狂澜，带领日航走出危局。逐利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当行为，但任何成功的企业家都有着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更高追求。对于当代中国的许多企业家来说，其成就早已满足了生存需要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自我实现成为他们更高的追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中华大地，正是企业家施展抱负的广阔舞台。
疫情冲击下，还有许多人迫于生存压力而走上了创业之路。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我国正在鼓励的“两新一重”、乡村振兴、新一轮创业创新，给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筚路蓝缕的草创岁月充满艰辛，日渐成熟的市场体系也的确更难捕捉商机。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诞生提供了空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对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都意味着即将崛起的新一代企业家不仅要有艰苦奋斗的品质，而且要更富创新精神和广阔视野，才能跟得上新时代的步伐。
还要看到，企业家的经营决策依赖稳定乐观的市场预期，乐观的市场预期能激发投资，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的“信心比黄金更加宝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作用就包括在危机时刻稳定市场预期，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在我国，广义的政府还包括国有经济，在市场低迷、前景悲观的环境下，政府和国有企业应主动作为：一是进行长期投资，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二是利用国有经济掌握金融、资源、通讯、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命脉产业，向民营经济更多让利，共克时艰;三是利用好政府购买的作用，带动社会生产，提供更加均等的公共服务和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重回繁荣周期。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社会进步的基础在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各类市场主体是生产力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量，社会生产力总是伴随着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而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视市场主体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广大市场主体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在农村，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成为最积极的生产和革命力量;在城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繁荣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相比日渐凋敝的国统区，根据地在落后的生產条件下却能兼顾支前、生产和生活，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高度重视保护市场主体。1950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作出批示强调：“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农村应“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当时，我国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通过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加工订货、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手段，使各类市场主体迅速走出战争创伤，短短三年便使社会生产力超过了旧中国最好水平。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保证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选择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农业国，为了确保高积累率与人民基本生活，走上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增加市场主体数量、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一直是中央所倡导的基本方略。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给予地方、企业、合作社、农民以更多自主权：“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在实践中，中央于1958年和1970年对地方、企业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管理权下放，虽然没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放就乱”的问题，甚至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但“培育更多市场主体”的思路是清晰和一贯的，在客观上也促成了新中国工业的两次爆发式增长，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播撒了工业化的种子。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其源头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这两次管理权下放。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突破思想束缚，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的过程。改革的主线是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伴之以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断放宽。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等五位工商业耆宿，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次看似平常的宴席标志着广泛利用各类市场主体的开始。同时，针对城镇青年就业难问题，鼓励待业青年自谋出路从事商业、服务业，个体和私营经济由此起步;针对农村承包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经营，中央采取了“放一放、看一看”的宽容态度。此外，我国还开放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并将开放政策梯次推广到沿海、沿边和内陆城市。兼容并包的经济政策，激发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崭新局面，各类市场主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过去那种依靠充裕要素进行粗放扩张的时代基本结束，市场主体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对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目标，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培育更多更好的市场主体。为此，政府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鼓励创业创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切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鼓励、引导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进一步做优做强。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治理历程，重视市场主体的思想一以贯之，政策与时俱进。而新中国经济增速与市场主体数量增速也存在着高度相关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市场主体竞相涌现的过程。这进一步证明了，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新时代、新形势对市场主体的新要求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更加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如能在未来几年保持中高速增长，则会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二战之后仅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完成了这一飞跃，而多数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都长期徘徊不前。因此，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的关键历史时期。
然而，就在这时，我们的外部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首先，产业升级的历史任务，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将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加剧。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与盘踞高端的发达国家以互补关系为主。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产业升级，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因此与发达国家难免产生竞争，这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高度依赖，使中国必须确保外部安全。2019年，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8%，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75.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到11%。要确保一个有14亿人口、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大国继续保持中高速发展，中国必须保障海外资源供给、市场需求、贸易线路和直接投资的安全，并争取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中国当今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而当中国主张这些合理权利时，便难免遭受原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误解甚至猜忌。
最后，中国的产业升级遭遇了美国的“再工业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致力于解决自身产业空心化问题，同时要捍卫其在产业链高端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一方面加剧对华经贸摩擦，通过国内减税、贸易壁垒等方式吸引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在防疫中表现糟糕的美国政客试图“甩锅”中国，甚至把摩擦扩大到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扬言在对华问题上“保留所有选项”。这使得我国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前所未有，国内企业的生存压力之大前所未有，尤其是那些在资源、市场、技术方面对外高度依赖的企业，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
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国内市场，为企业提供更为稳定的经营环境。基于这一背景，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提出的重要战略，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一招。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脱离世界经济，与美国“脱钩”，而是要为广大市场主体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国内环境，抵御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也将进一步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和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提升。
当前，国内企业面临较大困难，发展水平与“双向循环”的要求也存在着差距。一是疫情的全球性蔓延，给外向型企业造成了很大冲击。二是国内经济虽然走向复苏，但总体运行水平低于疫前。三是疫情导致消费减少，服务业受到严重冲击，广大个体工商户，作为数量最多、与群众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市场主体，在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面临许多困难。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中央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倾听企业界的呼声，帮助广大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而这次座谈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眼下困难，更是着眼于“双向循环”的战略目标，培育面向未来的新型市场主体。因此，我们的战略对不同市场主体提出了不同要求。首先，有潜力的企业要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其次，外向型企业要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开拓国内市场。最后，要大力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千方百计保护市場主体。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水平的产业体系，它既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特点，又立足于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向循环互相促进的战略目标。广大企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主体。因此，我们的政策应围绕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而制定和实施。
首先，应落实产权保护和要素平等使用的各项制度。高质量发展需要摆脱大干快上、赚快钱的旧习，转向长期投资、精耕细作，这需要落实持久而稳定的产权保护制度，以激发各类要素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素利用的价值最大化，唯有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要素，才能确保资源最优配置。当前，各地政府正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有可能产生行政干预引发资源配置扭曲问题，要进一步落实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各项制度。尤其是对于资金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应当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使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高科技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获得融资支持。
其次，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产业体系和创新制度建设。新经济具有信息化、智能化的特征，依赖5G通讯、大数据处理、新能源供给等新型基础设施，这些领域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加快投资建设。为构建“双向循环”的经济格局，需要进行产业链的延伸和关键环节的补充，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尽快实现产业链的完备化和现代化。为顺应中国在一些领域由跟跑转向并跑、领跑的新形势，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同时，还要加快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体系，逐步形成以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形成大企业龙头推广、中小企业广泛创新、各类项目和资本市场支持的协同创新体系。
最后，确保国内市场统一畅通。面对困境，地方政府往往千方百计扶持本地企业，这固然值得肯定，但也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国内市场分割。应紧扣国内大循环这一目标，以问题为导向，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堵点，确保国内市场畅通，降低流通成本和交易费用。为此，要健全中央层面的调控制度，完善财政资金调剂、区域补偿和协作等机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来实现公平，以确保市场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实现更大发展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人才，他们具有组织要素进行更高效生产和服务的才能，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已经告别了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要素赚快钱的时代，当前更需要真正踏实干事的企业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出5点希望：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古今中外，成功的企业家大多兼具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总书记提到的松下幸之助，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中没有选择裁员求生，而是坚持不解雇一人，带领所有员工半天生产、半天销售库存，大家和衷共济使公司渡过了危机，也创造了松下为之自豪的企业文化。无独有偶，曾亲手创办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在2010年临危受命，出任负债累累的日本航空公司CEO，最终力挽狂澜，带领日航走出危局。逐利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当行为，但任何成功的企业家都有着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更高追求。对于当代中国的许多企业家来说，其成就早已满足了生存需要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自我实现成为他们更高的追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中华大地，正是企业家施展抱负的广阔舞台。
疫情冲击下，还有许多人迫于生存压力而走上了创业之路。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我国正在鼓励的“两新一重”、乡村振兴、新一轮创业创新，给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筚路蓝缕的草创岁月充满艰辛，日渐成熟的市场体系也的确更难捕捉商机。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诞生提供了空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对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都意味着即将崛起的新一代企业家不仅要有艰苦奋斗的品质，而且要更富创新精神和广阔视野，才能跟得上新时代的步伐。
还要看到，企业家的经营决策依赖稳定乐观的市场预期，乐观的市场预期能激发投资，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的“信心比黄金更加宝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作用就包括在危机时刻稳定市场预期，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在我国，广义的政府还包括国有经济，在市场低迷、前景悲观的环境下，政府和国有企业应主动作为：一是进行长期投资，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二是利用国有经济掌握金融、资源、通讯、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命脉产业，向民营经济更多让利，共克时艰;三是利用好政府购买的作用，带动社会生产，提供更加均等的公共服务和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重回繁荣周期。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