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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离开正值隆冬的北京，同杨尚昆、王震乘专列南下广东。
冬天的太阳透过车窗，照在前来探望邓小平的“前方将士”身上。邓小平深情地对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说：“特区是我的建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深圳，是他难以割舍也放不下心的地方，坐在驶向迎宾馆的汽车里，他几次轻轻拨开车窗的纱帘，注视着一掠而过的楼群、工地、人流。5年来的风风雨雨邓小平对这个在某些自己人眼里显得有些“离经叛道”的孩子，给予了不同寻常的关照。早在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投入和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负责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一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刻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5年来，深圳人突破重围，独立作战，摸着石头过河，光着脚爬山，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一切都是在需要中探索。他们受够了外人的冷遇和白眼，急于诉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平，渴望得到邓小平一个鼓励与支持的答案。
然而让深圳人始料不及的是，邓小平听了省市领导的汇报以后并没有立即拿出自己那张最具权威的赞成票。相反他平静地说：“你们讲，我听。”“你们讲的我全装在脑壳中，不发表意见。”
人们以为特区是他邓小平自己倡议的，以他的性格光听还不能轻易表态，那么让他看了之后，他或许才会说。
省市领导陪他走上了国贸大厦的天台，他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正在崛起;
省市领导陪他走进了新一代电脑工厂的车间，他看到了新技术的快速引进;
省市领导陪他坐在渔民的客厅，他看到了老百姓的收入甚至超过了自己……
走出渔民村，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忍不住问邓小平：“像渔民村这样的居住和生活水平，全国人民做到要多少年？”
邓小平说：“大约要100年。”
梁湘说：“不要那么长吧？”
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纪末，再加50年。”
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下世纪中叶，使全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回想邓小平在渔民村说的“要70年”，那不正是下世纪中叶吗？显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早已在他心中酝酿的一个伟大战略目标，只不过一向注重实践的邓小平更重视从实际出发，从1979年起就开始从理论上、从实践中论证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可行性，从1983年江浙之行对小康目标的考证，到这次广东视察，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地思考着这个宏伟的目标。他曾经说过：也许我们活不到下个世纪，但是有责任为后来的人提出奋斗的目标……
随后，邓小平前往蛇口。蛇口的改革实践，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改革的实践。“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全国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了。”在蛇口这个试验场上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的第一：
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最早开创由一家企业全资开发一个社区的先例;
最早在全国采用工程招标的做法;
最早改革干部制度，实行聘任制，破除干部终身制;
最早开始职工住宅商品化;
最早成立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公司;
最早创办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银行：招商银行;
最早建立国内第一家不靠国家投资，由中外合资兴建的大型深水港：赤湾港。
1979年，蛇口是一片荒滩，荒草萋萋，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虽然花去人民币1.5亿元，但却没让国家投资一分钱，完全靠自己筹资或贷款解决问题。如果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蛇口就是改革大树上结出的丰硕
之果。
邓小平登上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曾乘坐过的退役客轮——明华轮改装而成的海上游乐中心。他时而远眺深圳湾的诱人景色，时而又移眸伶仃洋海面那些你追我赶、谁也不甘屈居人下的过往船只……
午宴上，邓小平连饮三杯茅台国酒，乘兴为主人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在给深圳留下了一句“只是绿化不够”的指示之后，邓小平乘炮艇转往珠海。
在珠海，他去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合资企业的香洲毛纺厂;也去了珠海人自己设计的狮山电子厂，又看到了拱北口岸、工业区、九洲港和直升机机场。
他还会见了第一个到内地投资的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及澳门的马万祺等人。他说：“办特区是我提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
霍英东说：“这政策是对头的。”
邓小平得出结论：“看来路子走对了。”
按照接待方案，考虑到邓小平第一次来珠海，机会难得，希望他能给珠海题词。因此，珠海宾馆总经理张倩玲与市长梁广大商量后，特意准备好桌子和笔墨纸砚，摆在邓小平用餐后的休息室里。
当邓小平用完餐稍事休息后，张倩玲走过来，怀着企盼的心情对邓小平说：“请您给题词留念好吗？”邓小平欣然接受。
在人们的簇拥下，他站起身往桌子方向走去。拿起蘸满墨汁的笔，他像是在问自己：“写什么呢？”沉思片刻，他挥笔写下了让珠海人民永生难忘的七个大字：“珠海经济特
区好！”
这是他到广东后，首次题词赞扬特区。这不由得又一次使人联想到：他在深圳为什么既不明确表态，又不挥笔题词呢？深圳人的心情当然更为复杂。当深圳人得知邓小平为珠海题词的消息后，才恍然大悟。我们怎么这样不主动呢？这几年对深圳的议论一直不断，能不能请他也给深圳题个词、打个分，看看“及格”“不及格”？于是，深圳市委领导经过商量，决定派时任市接待处处长的张荣赶往广州，去请邓小平题词。 此时，邓小平已在返程的路上。在顺德这个深圳的“小表弟”家里落了一下脚，在听取了县委书记欧广源汇报之后，回到广州。
邓小平下榻广州珠岛宾馆，他还不知道深圳的同志已赶到广州，正在等待他的题词。
张荣在广州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做了汇报，但是老人家再次使深圳人感到意外。他说：“回到北京再题吧。”
这时已是阴历的腊月二十九，深圳人还在焦急地等待最后的机会，市委书记梁湘对纷纷前来问询的人们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距离。珠海题了，好！应当向别人学习，但我们的气不能泄。”
大年三十，人人都准备过年了，羊城的阳光分外明媚，羊城的花市花香怡人。邓小平早早起来，领着小外孙在住处的小花园内散步。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看到迟迟不肯回去过年的张荣，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将他一军！我们把纸、笔都准备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同他说。”
邓小平散步回来，看见桌上摆着纸、笔，连墨都研好了，便问：“啥子事？”
邓楠把张荣介绍给他：“这是深圳来的张荣同志。”
邓小平笑笑说：“认识，认识。还没回去过年？”
邓楠说：“你没给题词，人家哪有心思过年？！”
邓小平听后笑了笑说：“这么严重，还要等着过年？”
于是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道：“你们说，写什么好呢？”
张荣赶忙递上几个准备好的字条：有“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等，邓小平拿起字条念了一下，随手搁到一边。然后拿起笔，在砚中蘸上墨，略作思索就俯下身去，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楼。他兴奋得竟然忘记了向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
大年三十中午时分，电话铃声急响——广州长途！一直守候在电话旁的副市长邹尔康拿起话筒。
“题了！邹市长，题了！”话筒中传来张荣激动得有些发颤的声音。
“题了些什么？喂，你说慢点！”邹尔康说。
张荣说：“好，比我们想象得要好得多。”他题的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值得说明的是，细心的邓小平在落款时，没有落在广州下笔时的时间，而是把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落的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也就是说，他对深圳的结论是在实地考察时就形成了的。也许，当他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一分钟，就已经在考虑如何评价深圳了。
1984年春节，凌晨。当第一枚喜庆的爆竹呼啸着在深圳的夜空中炸响时。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之中。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的礼物，深圳人过得快乐、踏实又充满喜悦。
（摘自陈开枝：《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6月）
冬天的太阳透过车窗，照在前来探望邓小平的“前方将士”身上。邓小平深情地对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说：“特区是我的建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深圳，是他难以割舍也放不下心的地方，坐在驶向迎宾馆的汽车里，他几次轻轻拨开车窗的纱帘，注视着一掠而过的楼群、工地、人流。5年来的风风雨雨邓小平对这个在某些自己人眼里显得有些“离经叛道”的孩子，给予了不同寻常的关照。早在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投入和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负责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一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刻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5年来，深圳人突破重围，独立作战，摸着石头过河，光着脚爬山，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一切都是在需要中探索。他们受够了外人的冷遇和白眼，急于诉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平，渴望得到邓小平一个鼓励与支持的答案。
然而让深圳人始料不及的是，邓小平听了省市领导的汇报以后并没有立即拿出自己那张最具权威的赞成票。相反他平静地说：“你们讲，我听。”“你们讲的我全装在脑壳中，不发表意见。”
人们以为特区是他邓小平自己倡议的，以他的性格光听还不能轻易表态，那么让他看了之后，他或许才会说。
省市领导陪他走上了国贸大厦的天台，他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正在崛起;
省市领导陪他走进了新一代电脑工厂的车间，他看到了新技术的快速引进;
省市领导陪他坐在渔民的客厅，他看到了老百姓的收入甚至超过了自己……
走出渔民村，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忍不住问邓小平：“像渔民村这样的居住和生活水平，全国人民做到要多少年？”
邓小平说：“大约要100年。”
梁湘说：“不要那么长吧？”
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纪末，再加50年。”
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下世纪中叶，使全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回想邓小平在渔民村说的“要70年”，那不正是下世纪中叶吗？显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早已在他心中酝酿的一个伟大战略目标，只不过一向注重实践的邓小平更重视从实际出发，从1979年起就开始从理论上、从实践中论证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可行性，从1983年江浙之行对小康目标的考证，到这次广东视察，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地思考着这个宏伟的目标。他曾经说过：也许我们活不到下个世纪，但是有责任为后来的人提出奋斗的目标……
随后，邓小平前往蛇口。蛇口的改革实践，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改革的实践。“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全国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了。”在蛇口这个试验场上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的第一：
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最早开创由一家企业全资开发一个社区的先例;
最早在全国采用工程招标的做法;
最早改革干部制度，实行聘任制，破除干部终身制;
最早开始职工住宅商品化;
最早成立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公司;
最早创办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银行：招商银行;
最早建立国内第一家不靠国家投资，由中外合资兴建的大型深水港：赤湾港。
1979年，蛇口是一片荒滩，荒草萋萋，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虽然花去人民币1.5亿元，但却没让国家投资一分钱，完全靠自己筹资或贷款解决问题。如果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蛇口就是改革大树上结出的丰硕
之果。
邓小平登上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曾乘坐过的退役客轮——明华轮改装而成的海上游乐中心。他时而远眺深圳湾的诱人景色，时而又移眸伶仃洋海面那些你追我赶、谁也不甘屈居人下的过往船只……
午宴上，邓小平连饮三杯茅台国酒，乘兴为主人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在给深圳留下了一句“只是绿化不够”的指示之后，邓小平乘炮艇转往珠海。
在珠海，他去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合资企业的香洲毛纺厂;也去了珠海人自己设计的狮山电子厂，又看到了拱北口岸、工业区、九洲港和直升机机场。
他还会见了第一个到内地投资的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及澳门的马万祺等人。他说：“办特区是我提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
霍英东说：“这政策是对头的。”
邓小平得出结论：“看来路子走对了。”
按照接待方案，考虑到邓小平第一次来珠海，机会难得，希望他能给珠海题词。因此，珠海宾馆总经理张倩玲与市长梁广大商量后，特意准备好桌子和笔墨纸砚，摆在邓小平用餐后的休息室里。
当邓小平用完餐稍事休息后，张倩玲走过来，怀着企盼的心情对邓小平说：“请您给题词留念好吗？”邓小平欣然接受。
在人们的簇拥下，他站起身往桌子方向走去。拿起蘸满墨汁的笔，他像是在问自己：“写什么呢？”沉思片刻，他挥笔写下了让珠海人民永生难忘的七个大字：“珠海经济特
区好！”
这是他到广东后，首次题词赞扬特区。这不由得又一次使人联想到：他在深圳为什么既不明确表态，又不挥笔题词呢？深圳人的心情当然更为复杂。当深圳人得知邓小平为珠海题词的消息后，才恍然大悟。我们怎么这样不主动呢？这几年对深圳的议论一直不断，能不能请他也给深圳题个词、打个分，看看“及格”“不及格”？于是，深圳市委领导经过商量，决定派时任市接待处处长的张荣赶往广州，去请邓小平题词。 此时，邓小平已在返程的路上。在顺德这个深圳的“小表弟”家里落了一下脚，在听取了县委书记欧广源汇报之后，回到广州。
邓小平下榻广州珠岛宾馆，他还不知道深圳的同志已赶到广州，正在等待他的题词。
张荣在广州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做了汇报，但是老人家再次使深圳人感到意外。他说：“回到北京再题吧。”
这时已是阴历的腊月二十九，深圳人还在焦急地等待最后的机会，市委书记梁湘对纷纷前来问询的人们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距离。珠海题了，好！应当向别人学习，但我们的气不能泄。”
大年三十，人人都准备过年了，羊城的阳光分外明媚，羊城的花市花香怡人。邓小平早早起来，领着小外孙在住处的小花园内散步。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看到迟迟不肯回去过年的张荣，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将他一军！我们把纸、笔都准备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同他说。”
邓小平散步回来，看见桌上摆着纸、笔，连墨都研好了，便问：“啥子事？”
邓楠把张荣介绍给他：“这是深圳来的张荣同志。”
邓小平笑笑说：“认识，认识。还没回去过年？”
邓楠说：“你没给题词，人家哪有心思过年？！”
邓小平听后笑了笑说：“这么严重，还要等着过年？”
于是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道：“你们说，写什么好呢？”
张荣赶忙递上几个准备好的字条：有“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等，邓小平拿起字条念了一下，随手搁到一边。然后拿起笔，在砚中蘸上墨，略作思索就俯下身去，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楼。他兴奋得竟然忘记了向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
大年三十中午时分，电话铃声急响——广州长途！一直守候在电话旁的副市长邹尔康拿起话筒。
“题了！邹市长，题了！”话筒中传来张荣激动得有些发颤的声音。
“题了些什么？喂，你说慢点！”邹尔康说。
张荣说：“好，比我们想象得要好得多。”他题的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值得说明的是，细心的邓小平在落款时，没有落在广州下笔时的时间，而是把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落的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也就是说，他对深圳的结论是在实地考察时就形成了的。也许，当他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一分钟，就已经在考虑如何评价深圳了。
1984年春节，凌晨。当第一枚喜庆的爆竹呼啸着在深圳的夜空中炸响时。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之中。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的礼物，深圳人过得快乐、踏实又充满喜悦。
（摘自陈开枝：《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