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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北大医院的青年医生杨文钦为了一句“改变家乡山区缺医少药面貌”的誓言，带着在北京友谊医院工作的藏族妻子扎西志玛，辞别北京，扎根湖南新晃侗乡。
如今，夫妇俩已经80多岁高龄，依然坚守在门诊第一线，他们的精湛医术和医德美名在湘黔边界的侗家村寨中口口相传，被尊为“侗乡大医”。
外科门诊，两张老办公桌，两位穿着白大褂的银发老人。杨文钦正在给病人检查，动作比年轻人缓慢一些，但却十分熟练、仔细，扎西志玛坐在他对面，带着老花镜，静静地登记着病患信息。这样的画面，让医院显得格外祥和、宁静与温暖。
亲历家乡缺医少药，侗家小伙立志学医
杨文钦出生在新晃侗族自治县科赖村一个农民家庭，是个地地道道的侗家孩子。
时光倒回到60多年前。1952年，20歲的他品学兼优，作为民族地区干部培养人选，被保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学习。老师们教他，民族地区要靠自己的腿走路，要有自己的人才，学成后要好好回去建设家乡。他把老师的话记在了心里，常常思索应该为家乡做些什么。
从小，杨文钦就经历家乡缺医少药带来的生离死别。由于没有医疗设施，乡里乡亲得了病，常常连是什么病都不知道，只能等死。他的母亲得了病，只能“冲傩”、“拜龙”，求老天保佑；他的两个弟弟和邻居家的两个小女孩，因为痢疾病死了；他的一个表弟得了急性阑尾炎无处医治，活活痛死了……在杨文钦心里，暗暗许下了心愿，要改变家乡缺医少药的局面。
高考前夕，学校打算让他学理工科，他知道后很着急，找到预科班的老师，讲了自己的经历。老师遂了他的心愿，把他调整到了学校医学预科班，保送到了北京医科大学。
相爱的侗家小伙与藏族姑娘，毕业双双留京
转到医学预科班，杨文钦不仅实现了学医的愿望，也遇见了他相知相守六十载的伴侣——扎西志玛。
扎西志玛也是地方选送上来的民族生，她来自《康定情歌》的故乡——四川康定，像是歌里走出来的姑娘，扎着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总是弯弯地含着笑，仿佛会说话。
杨文钦是班里的尖子生，扎西志玛学习上遇到难题，常向杨文钦请教，后来在北京医科大学，两个人又分在了同一个班、同一个组，关系更亲近了。
他俩都来自民族地区，都怀抱着一腔回报家乡的热情。杨文钦喜欢这个单纯可爱的藏族姑娘，而扎西志玛也对这个聪明勤奋的侗家小伙颇有好感。
毕业前夕，同学们聚在一起，为不久后的天各一方而依依惜别，更为即将回乡大展拳脚而踌躇满志。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他们击掌立誓，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祖国健康服务50年。
毕业分配的结果出乎意料，杨文钦的一、二、三志愿都填了回民族地区服务，可是却被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班上的同学们和他一样，基本上都被留在了北京的大医院，而扎西志玛被分配到了北京友谊医院。
“被分配在北京的大医院，要说不高兴那是假的。”杨文钦说，但是他的高兴中带着深深的忐忑，他忘不了服务家乡医疗的心愿，思索再三，决定把留京当作深造的机会，提高了自身能力水平后，再回家乡。
因为都留在了北京，杨文钦终于勇敢地向扎西志玛敞开了心扉，两双手紧紧地牵在了一起。
毅然离京回乡，在扶罗卫生院行医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7年光阴。杨文钦与扎西志玛的大儿子已经5岁，女儿也即将出生。
文化大革命对医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们，成了批斗对象。杨文钦被安排在了医疗点，为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做医疗服务。
“这样下去难以有所作为，而且我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正是回家乡服务的好时机。”1968年，杨文钦向怀孕的妻子征求意见，没想到扎西志玛比他还要积极、坚定，她说：“咱们当时学医，不就是说好了要为缺医少药的百姓服务吗？家乡比北京更需要我们，应该要回去。”
不久，杨文钦便办好了调动手续，踏上了回乡的旅程。那时的新晃人民医院，比杨文钦想象中更简陋，三栋平房，一台X光机，仅能做割阑尾、疝气等中下腹部小手术，大手术都要转到贵州铜仁等地的医院。杨文钦被分配到了扶罗卫生院，条件更为艰苦，仅有一间旧平房，6张病床，完全不具备必要的医疗设备。
杨文钦的户口当时还在北京，家属也都在北京，完全可以打退堂鼓，可是他却选择了留下来。“这里条件越简陋，说明病人越需要我，越不能当逃兵。” 杨文钦说。
条件差、缺设备，杨文钦就想办法创造医疗条件。他回到北京求援，北大医院欣然应允，打开了医院赴西北医疗队的器械库房，任他挑选，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些费用。加上又选购了手术照明灯、手提式麻醉机等设备，扶罗卫生院的“戏台”终于搭了起来。
夫唱妇随，夫妻医生享誉湘黔边区
夫唱妇随，女儿杨京华出生仅4个月，扎西志玛不顾单位的挽留，带着孩子来到了扶罗卫生院。
从北京大医院来了一对“大医师”的消息不胫而走，慕名求医的人住满了扶罗卫生院、街上旅店和附近村民家中。
当时，扶罗卫生院人员少，工作量大，他们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还当清洁工，看病、动手术、洗器械、敷药，脏活累活样样都来。村里的小水电站，只能晚上供电，夫妻俩常常是白天看病，晚上接着做手术。
扎西志玛不会说侗话，杨文钦就给她当翻译。杨文钦做手术，扎西志玛负责麻醉、打下手，扎西志玛做手术，杨文钦就来负责麻醉，有时候遇上大手术，夫妻俩还要一起上手术台。
弓判村一位66岁的村民龙美生得了怪病，肚子肿的比孕妇还要大，一吃东西就吐，身体瘦得皮包骨。村里人都觉得没救了，可是经杨文钦诊治后，判断是卵巢囊肿。夫妻俩为病人量身制定了治疗方案，自己掏钱为病人买来了奶粉、百合粉、鸡蛋，为病人调养身体，增强体质。一个月后，终于顺利进行了手术，成功摘除了一个重达26公斤的卵巢囊肿。 为了让边远地区村民更方便地得到救治，夫妻俩还进村入户，送手术上门。
山高路远又不通车，他们常常挑着手术器械，从清晨走到天黑。扎西志玛有骨髓炎，做过三次手术，不能多走动，如今她的腿略有些跛，就是那时过度劳累病发留下的后遗症。
村里没有手术设备，他们便就地取材。架起门板就是手术床，没有灯就打上手电筒，没有消毒设备就把过年蒸粑粑的蒸笼洗干净，多蒸一会儿来消毒。
有一次，丈溪村一位产妇难产，夫妻俩连夜赶到产妇家中。通过剖腹产手术，婴儿取了出来，却因为滞塞产道时间太长，面色青紫，没了呼吸。扎西志玛毫不犹豫地俯身吸出了滞留婴儿肺部的羊水。
一聲响亮的啼哭打破夜的宁静，婴儿得救了，杨文钦、扎西志玛夫妇如释重负，抬头望望窗外，天已经亮了。
送手术上门的途中，杨文钦差点送了命。一次在丈溪村做完手术后，天早已黑透。杨文钦在返回的途中被毒蛇咬了脚背。当晚，他的腿就肿成了“小水桶”，闻讯赶来的扎西志玛在旁边不停地掉眼泪，心疼地说：“都怪我，要是我陪着你，就不会了。”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在扶罗镇的几年时间，夫妻俩几乎走遍了镇上的每个村子，上门做手术数百例。
不枉所学，推动医院改革换新颜
1973年，夫妻俩被调回了县人民医院。虽然回到了县城，但却是一样的忙碌。
“父母的眼里都是病人，连吃饭都在讨论病人怎么治，手术怎么做。” 在女儿杨京华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总是在医院加班，医院的值班室，就是她的卧室，医院的食堂就是家里的厨房，长大一些后，她还当起了家里的厨师，给全家人做饭。
杨京华说，小时候会在心里埋怨，没能得到普通家庭的天伦之乐，可现在长大了，却越来越能体会父母的追求，越来越以他们为荣。
1983年，杨文钦接任县人民医院院长，可是新晃人民医院却一如15年前一样，还是只有内科、外科、住院部三个业务科室，年终考核大都名列全地区县级医院末尾。
“如果不能把医院搞好，对不起我多年所学。”杨文钦暗暗下了决心，并且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他借鉴北大医院的管理方法，把医院业务科室细分为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10余个科室。同时，选配出各科室负责人，制定出了各科室的规章制度，规范了各个专业的技术操作常规。
为了推进“科技兴院”，杨文钦还利用自己在北京工作学习时的人际关系，选送医院骨干到北大医院等大医院学习。
一时间，全院的创业激情被激发了出来，当年就从1982年的怀化县级医院倒数第一，一跃排名第三。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新晃人民医院已经享誉湘黔边界，边区十多个县市的老百姓都纷纷慕名前来就医。
八旬高龄，每年医治病人8000多人次
1996年，辛苦了一辈子的杨文钦和扎西志玛退休了。许多外地的私立医院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高薪聘请他们去坐诊，他们都婉言谢绝了，而是在院领导的挽留下，继续留守县人民医院。
如今，杨文钦和扎西志玛都已八旬高龄，他们带出来的学生大都已经退休了，可他们还是坚持坐诊，每年医治的病人达8000多人次。
夫妇俩被称为医院的“院宝”，找他们看病的人是最多的。他们总是认真看完每个病人才下班，有时中午忙到一点多，下午两点半又准时坐诊，从不迟到。
扎西志玛因为身体问题，去年已经不再坐诊，可是她依然陪着杨文钦出诊。每天清晨，杨文钦都会牵着扎西志玛的手，相互搀扶着来到他们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医院。
扎西志玛离不开杨文钦，一会儿见不到就会满心焦急，杨文钦也不放心留妻子待在家里，他总是说，怕她一个人在家寂寞。
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身体硬朗的杨文钦也有身体出状况的时候。今年，他已经因为喘息性支气管炎和短暂性脑缺血住院了两次，可每次一出院，就马上回到医院坐诊。
女儿责怪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可是他却笑着说：“我去医院坐诊比在家里休息更舒服，很多病人远道而来专程找我看病，他们看不成病，我也不安心。”
扎西志玛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有时甚至会认不出医院的老同事。可是，她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条从家里通向医院的小路，这条路她和丈夫牵着手走了几十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在医院，常有病人问：“杨院长，下次我来复诊您还在不在这看病呀？”杨文钦总是笑着说，我现在还没资格退休，只要还能动一天，我就会帮病人看一天病。
杨文钦和扎西志玛的同学大部分都出国了，留在国内的，也不乏钟南山院士这样的知名专家。问他们回来后不后悔，他们总说，人有不同的活法，为家乡缺医少药的老百姓服务，受到大家的尊敬，这就是最大的成就感。我们完成了年少时的心愿，人生没有遗憾。
如今，夫妇俩已经80多岁高龄，依然坚守在门诊第一线，他们的精湛医术和医德美名在湘黔边界的侗家村寨中口口相传，被尊为“侗乡大医”。
外科门诊，两张老办公桌，两位穿着白大褂的银发老人。杨文钦正在给病人检查，动作比年轻人缓慢一些，但却十分熟练、仔细，扎西志玛坐在他对面，带着老花镜，静静地登记着病患信息。这样的画面，让医院显得格外祥和、宁静与温暖。
亲历家乡缺医少药，侗家小伙立志学医
杨文钦出生在新晃侗族自治县科赖村一个农民家庭，是个地地道道的侗家孩子。
时光倒回到60多年前。1952年，20歲的他品学兼优，作为民族地区干部培养人选，被保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学习。老师们教他，民族地区要靠自己的腿走路，要有自己的人才，学成后要好好回去建设家乡。他把老师的话记在了心里，常常思索应该为家乡做些什么。
从小，杨文钦就经历家乡缺医少药带来的生离死别。由于没有医疗设施，乡里乡亲得了病，常常连是什么病都不知道，只能等死。他的母亲得了病，只能“冲傩”、“拜龙”，求老天保佑；他的两个弟弟和邻居家的两个小女孩，因为痢疾病死了；他的一个表弟得了急性阑尾炎无处医治，活活痛死了……在杨文钦心里，暗暗许下了心愿，要改变家乡缺医少药的局面。
高考前夕，学校打算让他学理工科，他知道后很着急，找到预科班的老师，讲了自己的经历。老师遂了他的心愿，把他调整到了学校医学预科班，保送到了北京医科大学。
相爱的侗家小伙与藏族姑娘，毕业双双留京
转到医学预科班，杨文钦不仅实现了学医的愿望，也遇见了他相知相守六十载的伴侣——扎西志玛。
扎西志玛也是地方选送上来的民族生，她来自《康定情歌》的故乡——四川康定，像是歌里走出来的姑娘，扎着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总是弯弯地含着笑，仿佛会说话。
杨文钦是班里的尖子生，扎西志玛学习上遇到难题，常向杨文钦请教，后来在北京医科大学，两个人又分在了同一个班、同一个组，关系更亲近了。
他俩都来自民族地区，都怀抱着一腔回报家乡的热情。杨文钦喜欢这个单纯可爱的藏族姑娘，而扎西志玛也对这个聪明勤奋的侗家小伙颇有好感。
毕业前夕，同学们聚在一起，为不久后的天各一方而依依惜别，更为即将回乡大展拳脚而踌躇满志。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他们击掌立誓，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祖国健康服务50年。
毕业分配的结果出乎意料，杨文钦的一、二、三志愿都填了回民族地区服务，可是却被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班上的同学们和他一样，基本上都被留在了北京的大医院，而扎西志玛被分配到了北京友谊医院。
“被分配在北京的大医院，要说不高兴那是假的。”杨文钦说，但是他的高兴中带着深深的忐忑，他忘不了服务家乡医疗的心愿，思索再三，决定把留京当作深造的机会，提高了自身能力水平后，再回家乡。
因为都留在了北京，杨文钦终于勇敢地向扎西志玛敞开了心扉，两双手紧紧地牵在了一起。
毅然离京回乡，在扶罗卫生院行医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7年光阴。杨文钦与扎西志玛的大儿子已经5岁，女儿也即将出生。
文化大革命对医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们，成了批斗对象。杨文钦被安排在了医疗点，为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做医疗服务。
“这样下去难以有所作为，而且我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正是回家乡服务的好时机。”1968年，杨文钦向怀孕的妻子征求意见，没想到扎西志玛比他还要积极、坚定，她说：“咱们当时学医，不就是说好了要为缺医少药的百姓服务吗？家乡比北京更需要我们，应该要回去。”
不久，杨文钦便办好了调动手续，踏上了回乡的旅程。那时的新晃人民医院，比杨文钦想象中更简陋，三栋平房，一台X光机，仅能做割阑尾、疝气等中下腹部小手术，大手术都要转到贵州铜仁等地的医院。杨文钦被分配到了扶罗卫生院，条件更为艰苦，仅有一间旧平房，6张病床，完全不具备必要的医疗设备。
杨文钦的户口当时还在北京，家属也都在北京，完全可以打退堂鼓，可是他却选择了留下来。“这里条件越简陋，说明病人越需要我，越不能当逃兵。” 杨文钦说。
条件差、缺设备，杨文钦就想办法创造医疗条件。他回到北京求援，北大医院欣然应允，打开了医院赴西北医疗队的器械库房，任他挑选，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些费用。加上又选购了手术照明灯、手提式麻醉机等设备，扶罗卫生院的“戏台”终于搭了起来。
夫唱妇随，夫妻医生享誉湘黔边区
夫唱妇随，女儿杨京华出生仅4个月，扎西志玛不顾单位的挽留，带着孩子来到了扶罗卫生院。
从北京大医院来了一对“大医师”的消息不胫而走，慕名求医的人住满了扶罗卫生院、街上旅店和附近村民家中。
当时，扶罗卫生院人员少，工作量大，他们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还当清洁工，看病、动手术、洗器械、敷药，脏活累活样样都来。村里的小水电站，只能晚上供电，夫妻俩常常是白天看病，晚上接着做手术。
扎西志玛不会说侗话，杨文钦就给她当翻译。杨文钦做手术，扎西志玛负责麻醉、打下手，扎西志玛做手术，杨文钦就来负责麻醉，有时候遇上大手术，夫妻俩还要一起上手术台。
弓判村一位66岁的村民龙美生得了怪病，肚子肿的比孕妇还要大，一吃东西就吐，身体瘦得皮包骨。村里人都觉得没救了，可是经杨文钦诊治后，判断是卵巢囊肿。夫妻俩为病人量身制定了治疗方案，自己掏钱为病人买来了奶粉、百合粉、鸡蛋，为病人调养身体，增强体质。一个月后，终于顺利进行了手术，成功摘除了一个重达26公斤的卵巢囊肿。 为了让边远地区村民更方便地得到救治，夫妻俩还进村入户，送手术上门。
山高路远又不通车，他们常常挑着手术器械，从清晨走到天黑。扎西志玛有骨髓炎，做过三次手术，不能多走动，如今她的腿略有些跛，就是那时过度劳累病发留下的后遗症。
村里没有手术设备，他们便就地取材。架起门板就是手术床，没有灯就打上手电筒，没有消毒设备就把过年蒸粑粑的蒸笼洗干净，多蒸一会儿来消毒。
有一次，丈溪村一位产妇难产，夫妻俩连夜赶到产妇家中。通过剖腹产手术，婴儿取了出来，却因为滞塞产道时间太长，面色青紫，没了呼吸。扎西志玛毫不犹豫地俯身吸出了滞留婴儿肺部的羊水。
一聲响亮的啼哭打破夜的宁静，婴儿得救了，杨文钦、扎西志玛夫妇如释重负，抬头望望窗外，天已经亮了。
送手术上门的途中，杨文钦差点送了命。一次在丈溪村做完手术后，天早已黑透。杨文钦在返回的途中被毒蛇咬了脚背。当晚，他的腿就肿成了“小水桶”，闻讯赶来的扎西志玛在旁边不停地掉眼泪，心疼地说：“都怪我，要是我陪着你，就不会了。”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在扶罗镇的几年时间，夫妻俩几乎走遍了镇上的每个村子，上门做手术数百例。
不枉所学，推动医院改革换新颜
1973年，夫妻俩被调回了县人民医院。虽然回到了县城，但却是一样的忙碌。
“父母的眼里都是病人，连吃饭都在讨论病人怎么治，手术怎么做。” 在女儿杨京华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总是在医院加班，医院的值班室，就是她的卧室，医院的食堂就是家里的厨房，长大一些后，她还当起了家里的厨师，给全家人做饭。
杨京华说，小时候会在心里埋怨，没能得到普通家庭的天伦之乐，可现在长大了，却越来越能体会父母的追求，越来越以他们为荣。
1983年，杨文钦接任县人民医院院长，可是新晃人民医院却一如15年前一样，还是只有内科、外科、住院部三个业务科室，年终考核大都名列全地区县级医院末尾。
“如果不能把医院搞好，对不起我多年所学。”杨文钦暗暗下了决心，并且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他借鉴北大医院的管理方法，把医院业务科室细分为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10余个科室。同时，选配出各科室负责人，制定出了各科室的规章制度，规范了各个专业的技术操作常规。
为了推进“科技兴院”，杨文钦还利用自己在北京工作学习时的人际关系，选送医院骨干到北大医院等大医院学习。
一时间，全院的创业激情被激发了出来，当年就从1982年的怀化县级医院倒数第一，一跃排名第三。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新晃人民医院已经享誉湘黔边界，边区十多个县市的老百姓都纷纷慕名前来就医。
八旬高龄，每年医治病人8000多人次
1996年，辛苦了一辈子的杨文钦和扎西志玛退休了。许多外地的私立医院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高薪聘请他们去坐诊，他们都婉言谢绝了，而是在院领导的挽留下，继续留守县人民医院。
如今，杨文钦和扎西志玛都已八旬高龄，他们带出来的学生大都已经退休了，可他们还是坚持坐诊，每年医治的病人达8000多人次。
夫妇俩被称为医院的“院宝”，找他们看病的人是最多的。他们总是认真看完每个病人才下班，有时中午忙到一点多，下午两点半又准时坐诊，从不迟到。
扎西志玛因为身体问题，去年已经不再坐诊，可是她依然陪着杨文钦出诊。每天清晨，杨文钦都会牵着扎西志玛的手，相互搀扶着来到他们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医院。
扎西志玛离不开杨文钦，一会儿见不到就会满心焦急，杨文钦也不放心留妻子待在家里，他总是说，怕她一个人在家寂寞。
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身体硬朗的杨文钦也有身体出状况的时候。今年，他已经因为喘息性支气管炎和短暂性脑缺血住院了两次，可每次一出院，就马上回到医院坐诊。
女儿责怪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可是他却笑着说：“我去医院坐诊比在家里休息更舒服，很多病人远道而来专程找我看病，他们看不成病，我也不安心。”
扎西志玛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有时甚至会认不出医院的老同事。可是，她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条从家里通向医院的小路，这条路她和丈夫牵着手走了几十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在医院，常有病人问：“杨院长，下次我来复诊您还在不在这看病呀？”杨文钦总是笑着说，我现在还没资格退休，只要还能动一天，我就会帮病人看一天病。
杨文钦和扎西志玛的同学大部分都出国了，留在国内的，也不乏钟南山院士这样的知名专家。问他们回来后不后悔，他们总说，人有不同的活法，为家乡缺医少药的老百姓服务，受到大家的尊敬，这就是最大的成就感。我们完成了年少时的心愿，人生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