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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北大医院的青年医生杨文钦为了一句“改变家乡山区缺医少药面貌”的誓言,带着在北京友谊医院工作的藏族妻子扎西志玛,辞别北京,扎根湖南新晃侗乡。
如今,夫妇俩已经80多岁高龄,依然坚守在门诊第一线,他们的精湛医术和医德美名在湘黔边界的侗家村寨中口口相传,被尊为“侗乡大医”。
外科门诊,两张老办公桌,两位穿着白大褂的银发老人。杨文钦正在给病人检查,动作比年轻人缓慢一些,但却十分熟练、仔细,扎西志玛坐在他对面,带着老花镜,静静地登记着病患信息。这样的画面,让医院显得格外祥和、宁静与温暖。
亲历家乡缺医少药,侗家小伙立志学医
杨文钦出生在新晃侗族自治县科赖村一个农民家庭,是个地地道道的侗家孩子。
时光倒回到60多年前。1952年,20歲的他品学兼优,作为民族地区干部培养人选,被保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学习。老师们教他,民族地区要靠自己的腿走路,要有自己的人才,学成后要好好回去建设家乡。他把老师的话记在了心里,常常思索应该为家乡做些什么。
从小,杨文钦就经历家乡缺医少药带来的生离死别。由于没有医疗设施,乡里乡亲得了病,常常连是什么病都不知道,只能等死。他的母亲得了病,只能“冲傩”、“拜龙”,求老天保佑;他的两个弟弟和邻居家的两个小女孩,因为痢疾病死了;他的一个表弟得了急性阑尾炎无处医治,活活痛死了……在杨文钦心里,暗暗许下了心愿,要改变家乡缺医少药的局面。
高考前夕,学校打算让他学理工科,他知道后很着急,找到预科班的老师,讲了自己的经历。老师遂了他的心愿,把他调整到了学校医学预科班,保送到了北京医科大学。
相爱的侗家小伙与藏族姑娘,毕业双双留京
转到医学预科班,杨文钦不仅实现了学医的愿望,也遇见了他相知相守六十载的伴侣——扎西志玛。
扎西志玛也是地方选送上来的民族生,她来自《康定情歌》的故乡——四川康定,像是歌里走出来的姑娘,扎着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总是弯弯地含着笑,仿佛会说话。
杨文钦是班里的尖子生,扎西志玛学习上遇到难题,常向杨文钦请教,后来在北京医科大学,两个人又分在了同一个班、同一个组,关系更亲近了。
他俩都来自民族地区,都怀抱着一腔回报家乡的热情。杨文钦喜欢这个单纯可爱的藏族姑娘,而扎西志玛也对这个聪明勤奋的侗家小伙颇有好感。
毕业前夕,同学们聚在一起,为不久后的天各一方而依依惜别,更为即将回乡大展拳脚而踌躇满志。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他们击掌立誓,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祖国健康服务50年。
毕业分配的结果出乎意料,杨文钦的一、二、三志愿都填了回民族地区服务,可是却被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班上的同学们和他一样,基本上都被留在了北京的大医院,而扎西志玛被分配到了北京友谊医院。
“被分配在北京的大医院,要说不高兴那是假的。”杨文钦说,但是他的高兴中带着深深的忐忑,他忘不了服务家乡医疗的心愿,思索再三,决定把留京当作深造的机会,提高了自身能力水平后,再回家乡。
因为都留在了北京,杨文钦终于勇敢地向扎西志玛敞开了心扉,两双手紧紧地牵在了一起。
毅然离京回乡,在扶罗卫生院行医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7年光阴。杨文钦与扎西志玛的大儿子已经5岁,女儿也即将出生。
文化大革命对医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们,成了批斗对象。杨文钦被安排在了医疗点,为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做医疗服务。
“这样下去难以有所作为,而且我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正是回家乡服务的好时机。”1968年,杨文钦向怀孕的妻子征求意见,没想到扎西志玛比他还要积极、坚定,她说:“咱们当时学医,不就是说好了要为缺医少药的百姓服务吗?家乡比北京更需要我们,应该要回去。”
不久,杨文钦便办好了调动手续,踏上了回乡的旅程。那时的新晃人民医院,比杨文钦想象中更简陋,三栋平房,一台X光机,仅能做割阑尾、疝气等中下腹部小手术,大手术都要转到贵州铜仁等地的医院。杨文钦被分配到了扶罗卫生院,条件更为艰苦,仅有一间旧平房,6张病床,完全不具备必要的医疗设备。
杨文钦的户口当时还在北京,家属也都在北京,完全可以打退堂鼓,可是他却选择了留下来。“这里条件越简陋,说明病人越需要我,越不能当逃兵。” 杨文钦说。
条件差、缺设备,杨文钦就想办法创造医疗条件。他回到北京求援,北大医院欣然应允,打开了医院赴西北医疗队的器械库房,任他挑选,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些费用。加上又选购了手术照明灯、手提式麻醉机等设备,扶罗卫生院的“戏台”终于搭了起来。
夫唱妇随,夫妻医生享誉湘黔边区
夫唱妇随,女儿杨京华出生仅4个月,扎西志玛不顾单位的挽留,带着孩子来到了扶罗卫生院。
从北京大医院来了一对“大医师”的消息不胫而走,慕名求医的人住满了扶罗卫生院、街上旅店和附近村民家中。
当时,扶罗卫生院人员少,工作量大,他们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还当清洁工,看病、动手术、洗器械、敷药,脏活累活样样都来。村里的小水电站,只能晚上供电,夫妻俩常常是白天看病,晚上接着做手术。
扎西志玛不会说侗话,杨文钦就给她当翻译。杨文钦做手术,扎西志玛负责麻醉、打下手,扎西志玛做手术,杨文钦就来负责麻醉,有时候遇上大手术,夫妻俩还要一起上手术台。
弓判村一位66岁的村民龙美生得了怪病,肚子肿的比孕妇还要大,一吃东西就吐,身体瘦得皮包骨。村里人都觉得没救了,可是经杨文钦诊治后,判断是卵巢囊肿。夫妻俩为病人量身制定了治疗方案,自己掏钱为病人买来了奶粉、百合粉、鸡蛋,为病人调养身体,增强体质。一个月后,终于顺利进行了手术,成功摘除了一个重达26公斤的卵巢囊肿。 为了让边远地区村民更方便地得到救治,夫妻俩还进村入户,送手术上门。
山高路远又不通车,他们常常挑着手术器械,从清晨走到天黑。扎西志玛有骨髓炎,做过三次手术,不能多走动,如今她的腿略有些跛,就是那时过度劳累病发留下的后遗症。
村里没有手术设备,他们便就地取材。架起门板就是手术床,没有灯就打上手电筒,没有消毒设备就把过年蒸粑粑的蒸笼洗干净,多蒸一会儿来消毒。
有一次,丈溪村一位产妇难产,夫妻俩连夜赶到产妇家中。通过剖腹产手术,婴儿取了出来,却因为滞塞产道时间太长,面色青紫,没了呼吸。扎西志玛毫不犹豫地俯身吸出了滞留婴儿肺部的羊水。
一聲响亮的啼哭打破夜的宁静,婴儿得救了,杨文钦、扎西志玛夫妇如释重负,抬头望望窗外,天已经亮了。
送手术上门的途中,杨文钦差点送了命。一次在丈溪村做完手术后,天早已黑透。杨文钦在返回的途中被毒蛇咬了脚背。当晚,他的腿就肿成了“小水桶”,闻讯赶来的扎西志玛在旁边不停地掉眼泪,心疼地说:“都怪我,要是我陪着你,就不会了。”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在扶罗镇的几年时间,夫妻俩几乎走遍了镇上的每个村子,上门做手术数百例。
不枉所学,推动医院改革换新颜
1973年,夫妻俩被调回了县人民医院。虽然回到了县城,但却是一样的忙碌。
“父母的眼里都是病人,连吃饭都在讨论病人怎么治,手术怎么做。” 在女儿杨京华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总是在医院加班,医院的值班室,就是她的卧室,医院的食堂就是家里的厨房,长大一些后,她还当起了家里的厨师,给全家人做饭。
杨京华说,小时候会在心里埋怨,没能得到普通家庭的天伦之乐,可现在长大了,却越来越能体会父母的追求,越来越以他们为荣。
1983年,杨文钦接任县人民医院院长,可是新晃人民医院却一如15年前一样,还是只有内科、外科、住院部三个业务科室,年终考核大都名列全地区县级医院末尾。
“如果不能把医院搞好,对不起我多年所学。”杨文钦暗暗下了决心,并且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他借鉴北大医院的管理方法,把医院业务科室细分为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10余个科室。同时,选配出各科室负责人,制定出了各科室的规章制度,规范了各个专业的技术操作常规。
为了推进“科技兴院”,杨文钦还利用自己在北京工作学习时的人际关系,选送医院骨干到北大医院等大医院学习。
一时间,全院的创业激情被激发了出来,当年就从1982年的怀化县级医院倒数第一,一跃排名第三。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新晃人民医院已经享誉湘黔边界,边区十多个县市的老百姓都纷纷慕名前来就医。
八旬高龄,每年医治病人8000多人次
1996年,辛苦了一辈子的杨文钦和扎西志玛退休了。许多外地的私立医院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高薪聘请他们去坐诊,他们都婉言谢绝了,而是在院领导的挽留下,继续留守县人民医院。
如今,杨文钦和扎西志玛都已八旬高龄,他们带出来的学生大都已经退休了,可他们还是坚持坐诊,每年医治的病人达8000多人次。
夫妇俩被称为医院的“院宝”,找他们看病的人是最多的。他们总是认真看完每个病人才下班,有时中午忙到一点多,下午两点半又准时坐诊,从不迟到。
扎西志玛因为身体问题,去年已经不再坐诊,可是她依然陪着杨文钦出诊。每天清晨,杨文钦都会牵着扎西志玛的手,相互搀扶着来到他们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医院。
扎西志玛离不开杨文钦,一会儿见不到就会满心焦急,杨文钦也不放心留妻子待在家里,他总是说,怕她一个人在家寂寞。
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身体硬朗的杨文钦也有身体出状况的时候。今年,他已经因为喘息性支气管炎和短暂性脑缺血住院了两次,可每次一出院,就马上回到医院坐诊。
女儿责怪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可是他却笑着说:“我去医院坐诊比在家里休息更舒服,很多病人远道而来专程找我看病,他们看不成病,我也不安心。”
扎西志玛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有时甚至会认不出医院的老同事。可是,她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条从家里通向医院的小路,这条路她和丈夫牵着手走了几十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在医院,常有病人问:“杨院长,下次我来复诊您还在不在这看病呀?”杨文钦总是笑着说,我现在还没资格退休,只要还能动一天,我就会帮病人看一天病。
杨文钦和扎西志玛的同学大部分都出国了,留在国内的,也不乏钟南山院士这样的知名专家。问他们回来后不后悔,他们总说,人有不同的活法,为家乡缺医少药的老百姓服务,受到大家的尊敬,这就是最大的成就感。我们完成了年少时的心愿,人生没有遗憾。
如今,夫妇俩已经80多岁高龄,依然坚守在门诊第一线,他们的精湛医术和医德美名在湘黔边界的侗家村寨中口口相传,被尊为“侗乡大医”。
外科门诊,两张老办公桌,两位穿着白大褂的银发老人。杨文钦正在给病人检查,动作比年轻人缓慢一些,但却十分熟练、仔细,扎西志玛坐在他对面,带着老花镜,静静地登记着病患信息。这样的画面,让医院显得格外祥和、宁静与温暖。
亲历家乡缺医少药,侗家小伙立志学医
杨文钦出生在新晃侗族自治县科赖村一个农民家庭,是个地地道道的侗家孩子。
时光倒回到60多年前。1952年,20歲的他品学兼优,作为民族地区干部培养人选,被保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学习。老师们教他,民族地区要靠自己的腿走路,要有自己的人才,学成后要好好回去建设家乡。他把老师的话记在了心里,常常思索应该为家乡做些什么。
从小,杨文钦就经历家乡缺医少药带来的生离死别。由于没有医疗设施,乡里乡亲得了病,常常连是什么病都不知道,只能等死。他的母亲得了病,只能“冲傩”、“拜龙”,求老天保佑;他的两个弟弟和邻居家的两个小女孩,因为痢疾病死了;他的一个表弟得了急性阑尾炎无处医治,活活痛死了……在杨文钦心里,暗暗许下了心愿,要改变家乡缺医少药的局面。
高考前夕,学校打算让他学理工科,他知道后很着急,找到预科班的老师,讲了自己的经历。老师遂了他的心愿,把他调整到了学校医学预科班,保送到了北京医科大学。
相爱的侗家小伙与藏族姑娘,毕业双双留京
转到医学预科班,杨文钦不仅实现了学医的愿望,也遇见了他相知相守六十载的伴侣——扎西志玛。
扎西志玛也是地方选送上来的民族生,她来自《康定情歌》的故乡——四川康定,像是歌里走出来的姑娘,扎着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总是弯弯地含着笑,仿佛会说话。
杨文钦是班里的尖子生,扎西志玛学习上遇到难题,常向杨文钦请教,后来在北京医科大学,两个人又分在了同一个班、同一个组,关系更亲近了。
他俩都来自民族地区,都怀抱着一腔回报家乡的热情。杨文钦喜欢这个单纯可爱的藏族姑娘,而扎西志玛也对这个聪明勤奋的侗家小伙颇有好感。
毕业前夕,同学们聚在一起,为不久后的天各一方而依依惜别,更为即将回乡大展拳脚而踌躇满志。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他们击掌立誓,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祖国健康服务50年。
毕业分配的结果出乎意料,杨文钦的一、二、三志愿都填了回民族地区服务,可是却被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班上的同学们和他一样,基本上都被留在了北京的大医院,而扎西志玛被分配到了北京友谊医院。
“被分配在北京的大医院,要说不高兴那是假的。”杨文钦说,但是他的高兴中带着深深的忐忑,他忘不了服务家乡医疗的心愿,思索再三,决定把留京当作深造的机会,提高了自身能力水平后,再回家乡。
因为都留在了北京,杨文钦终于勇敢地向扎西志玛敞开了心扉,两双手紧紧地牵在了一起。
毅然离京回乡,在扶罗卫生院行医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7年光阴。杨文钦与扎西志玛的大儿子已经5岁,女儿也即将出生。
文化大革命对医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们,成了批斗对象。杨文钦被安排在了医疗点,为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做医疗服务。
“这样下去难以有所作为,而且我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正是回家乡服务的好时机。”1968年,杨文钦向怀孕的妻子征求意见,没想到扎西志玛比他还要积极、坚定,她说:“咱们当时学医,不就是说好了要为缺医少药的百姓服务吗?家乡比北京更需要我们,应该要回去。”
不久,杨文钦便办好了调动手续,踏上了回乡的旅程。那时的新晃人民医院,比杨文钦想象中更简陋,三栋平房,一台X光机,仅能做割阑尾、疝气等中下腹部小手术,大手术都要转到贵州铜仁等地的医院。杨文钦被分配到了扶罗卫生院,条件更为艰苦,仅有一间旧平房,6张病床,完全不具备必要的医疗设备。
杨文钦的户口当时还在北京,家属也都在北京,完全可以打退堂鼓,可是他却选择了留下来。“这里条件越简陋,说明病人越需要我,越不能当逃兵。” 杨文钦说。
条件差、缺设备,杨文钦就想办法创造医疗条件。他回到北京求援,北大医院欣然应允,打开了医院赴西北医疗队的器械库房,任他挑选,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些费用。加上又选购了手术照明灯、手提式麻醉机等设备,扶罗卫生院的“戏台”终于搭了起来。
夫唱妇随,夫妻医生享誉湘黔边区
夫唱妇随,女儿杨京华出生仅4个月,扎西志玛不顾单位的挽留,带着孩子来到了扶罗卫生院。
从北京大医院来了一对“大医师”的消息不胫而走,慕名求医的人住满了扶罗卫生院、街上旅店和附近村民家中。
当时,扶罗卫生院人员少,工作量大,他们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还当清洁工,看病、动手术、洗器械、敷药,脏活累活样样都来。村里的小水电站,只能晚上供电,夫妻俩常常是白天看病,晚上接着做手术。
扎西志玛不会说侗话,杨文钦就给她当翻译。杨文钦做手术,扎西志玛负责麻醉、打下手,扎西志玛做手术,杨文钦就来负责麻醉,有时候遇上大手术,夫妻俩还要一起上手术台。
弓判村一位66岁的村民龙美生得了怪病,肚子肿的比孕妇还要大,一吃东西就吐,身体瘦得皮包骨。村里人都觉得没救了,可是经杨文钦诊治后,判断是卵巢囊肿。夫妻俩为病人量身制定了治疗方案,自己掏钱为病人买来了奶粉、百合粉、鸡蛋,为病人调养身体,增强体质。一个月后,终于顺利进行了手术,成功摘除了一个重达26公斤的卵巢囊肿。 为了让边远地区村民更方便地得到救治,夫妻俩还进村入户,送手术上门。
山高路远又不通车,他们常常挑着手术器械,从清晨走到天黑。扎西志玛有骨髓炎,做过三次手术,不能多走动,如今她的腿略有些跛,就是那时过度劳累病发留下的后遗症。
村里没有手术设备,他们便就地取材。架起门板就是手术床,没有灯就打上手电筒,没有消毒设备就把过年蒸粑粑的蒸笼洗干净,多蒸一会儿来消毒。
有一次,丈溪村一位产妇难产,夫妻俩连夜赶到产妇家中。通过剖腹产手术,婴儿取了出来,却因为滞塞产道时间太长,面色青紫,没了呼吸。扎西志玛毫不犹豫地俯身吸出了滞留婴儿肺部的羊水。
一聲响亮的啼哭打破夜的宁静,婴儿得救了,杨文钦、扎西志玛夫妇如释重负,抬头望望窗外,天已经亮了。
送手术上门的途中,杨文钦差点送了命。一次在丈溪村做完手术后,天早已黑透。杨文钦在返回的途中被毒蛇咬了脚背。当晚,他的腿就肿成了“小水桶”,闻讯赶来的扎西志玛在旁边不停地掉眼泪,心疼地说:“都怪我,要是我陪着你,就不会了。”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在扶罗镇的几年时间,夫妻俩几乎走遍了镇上的每个村子,上门做手术数百例。
不枉所学,推动医院改革换新颜
1973年,夫妻俩被调回了县人民医院。虽然回到了县城,但却是一样的忙碌。
“父母的眼里都是病人,连吃饭都在讨论病人怎么治,手术怎么做。” 在女儿杨京华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总是在医院加班,医院的值班室,就是她的卧室,医院的食堂就是家里的厨房,长大一些后,她还当起了家里的厨师,给全家人做饭。
杨京华说,小时候会在心里埋怨,没能得到普通家庭的天伦之乐,可现在长大了,却越来越能体会父母的追求,越来越以他们为荣。
1983年,杨文钦接任县人民医院院长,可是新晃人民医院却一如15年前一样,还是只有内科、外科、住院部三个业务科室,年终考核大都名列全地区县级医院末尾。
“如果不能把医院搞好,对不起我多年所学。”杨文钦暗暗下了决心,并且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他借鉴北大医院的管理方法,把医院业务科室细分为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10余个科室。同时,选配出各科室负责人,制定出了各科室的规章制度,规范了各个专业的技术操作常规。
为了推进“科技兴院”,杨文钦还利用自己在北京工作学习时的人际关系,选送医院骨干到北大医院等大医院学习。
一时间,全院的创业激情被激发了出来,当年就从1982年的怀化县级医院倒数第一,一跃排名第三。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新晃人民医院已经享誉湘黔边界,边区十多个县市的老百姓都纷纷慕名前来就医。
八旬高龄,每年医治病人8000多人次
1996年,辛苦了一辈子的杨文钦和扎西志玛退休了。许多外地的私立医院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高薪聘请他们去坐诊,他们都婉言谢绝了,而是在院领导的挽留下,继续留守县人民医院。
如今,杨文钦和扎西志玛都已八旬高龄,他们带出来的学生大都已经退休了,可他们还是坚持坐诊,每年医治的病人达8000多人次。
夫妇俩被称为医院的“院宝”,找他们看病的人是最多的。他们总是认真看完每个病人才下班,有时中午忙到一点多,下午两点半又准时坐诊,从不迟到。
扎西志玛因为身体问题,去年已经不再坐诊,可是她依然陪着杨文钦出诊。每天清晨,杨文钦都会牵着扎西志玛的手,相互搀扶着来到他们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医院。
扎西志玛离不开杨文钦,一会儿见不到就会满心焦急,杨文钦也不放心留妻子待在家里,他总是说,怕她一个人在家寂寞。
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身体硬朗的杨文钦也有身体出状况的时候。今年,他已经因为喘息性支气管炎和短暂性脑缺血住院了两次,可每次一出院,就马上回到医院坐诊。
女儿责怪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可是他却笑着说:“我去医院坐诊比在家里休息更舒服,很多病人远道而来专程找我看病,他们看不成病,我也不安心。”
扎西志玛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有时甚至会认不出医院的老同事。可是,她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条从家里通向医院的小路,这条路她和丈夫牵着手走了几十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在医院,常有病人问:“杨院长,下次我来复诊您还在不在这看病呀?”杨文钦总是笑着说,我现在还没资格退休,只要还能动一天,我就会帮病人看一天病。
杨文钦和扎西志玛的同学大部分都出国了,留在国内的,也不乏钟南山院士这样的知名专家。问他们回来后不后悔,他们总说,人有不同的活法,为家乡缺医少药的老百姓服务,受到大家的尊敬,这就是最大的成就感。我们完成了年少时的心愿,人生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