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央行日前宣布了其购买政府债券的计划，但与此同时，它也让金融市场知道如下事实：它自己其实非常讨厌这么做。因此，它在购买债券时并未作出完全的承诺，而且时刻准备着将这一政策废黜。
　　事实上，欧洲央行是在表达这样的信念：由买入计划所带来的政府债券价格企稳，只是暂时的。
　　很难想象还有比债券购买计划更能弄巧成拙的事情。欧洲央行一开始就明确宣告：它自己并不相信自己的这项政策。正因如此，该政策的失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既然欧洲央行自己都如此缺乏信心，还能期冀投资者们会有不同的感觉吗？
　　欧洲央行之所以会采取此种下策，是因为它仍然认为：维持欧洲的金融稳定性，并非其核心职责。正如其已经于11月1日离职的前行长特里谢所指出的那样：欧洲央行的“核心指导原则只有一个，而那就是应对通货膨胀”。
　　由于欧洲央行拒绝充当最后的贷款人，人们不得不临时成立了一个替代性的机构，即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但是，金融市场深知：这个替代性的机构手中并没有足够的弹药来完成任务。不仅如此，其目前的治理结构，也不足以让其担此重任。
　　当下的欧洲央行，一根筋地专注于价格稳定，完全不顾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于构成经济体活力的员工及企业们的福利的关心，更是付之阙如。
　　事实上，在它的一系列做法当中，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事实上已经完全违背了中央银行的传统。
　　现代央行制度发轫于19世纪20年代、英国运河繁荣的崩溃时期。在1825年－1826年的金融危机及衰退浪潮当中，正是由于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出手干预，才维持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从而平息了因繁荣转入由泡沫破裂导致的悲观懊悔所引起的市场非理性动荡。
　　在《伦巴第街》这本书中，曾长期担任《经济学家》主编的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引用了在此期间英格兰银行行长耶利米·哈尔曼（Jeremiah Harman）的话：
　　“我们……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前所未有过的模式进行放贷；我们买入安全事务股，买入国库券，为国库券预付款，为汇票预付巨额的款项……简而言之，我们使用了所有不会危及到银行本身安全性的手段，这并不是妇人之仁。看到公众们在窘境中苦苦挣扎，我们理应竭尽全力给予帮助……”
　　当时的英格兰银行章程并未赋予英格兰银行实行这一最后贷款人金融稳定操作的法定权力，但最终，英格兰银行还是这么做了。
　　在此次危机过去半个世纪以后，就是否修订英格兰银行章程，给予其明确的最后贷款人操作的权力，英国议会曾经展开过激烈地争论。最终答案是否定的。
　　但与此同时，当时英国议会的领袖们也认为：缺乏充当最后贷款人的法定权力，并不会影响英格兰银行在必要时这么做。正如时任英国第一财政大臣罗伯特·皮尔所写道的那样：“在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我敢说，会有人勇敢地站出来的。”
　　如今，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机构在进行一场豪赌。它们所赌的是：在提供更好的社会规划、协作和资本配置机制方面，和其他所有的那些我们尚未曾想到过的方法相比，去中心化的市场的表现会更好。
　　但是，自工业革命发端以来，构成这一体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是有一个中央性的金融稳定当局，以此来确保人们相信契约会被执行、承诺会得到兑现。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证明：最后贷款人这一角色，是实现这一功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这正是欧洲央行正在抛弃的东西。
　　作者为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