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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1816年(即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年仅二十四五的龚自珍，撰写了一组短论，总题《乙丙之际箸议》。这组政治短论，并非什么纪念碑式的鸿篇巨制，却率先打破了雍正、乾隆以来文人不敢议政的死寂气氛。其中有一篇，似在揭示导致真干净的“白茫茫大地”局面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即文化专制主义。这里不妨摘引一节：
所谓衰世，表现是形式像治世，言词像治世，歌吟谈笑都像治世
你看．绚丽的色彩被单调的黑白相杂代替，正如治世原初的征兆；动听的音乐被忽高忽低的错乱音符所消除，正如治世原初的无声；道路长满了杂草，田径河堤部崩坍了，正如治世原初的平旷；人们全都心地糊涂，到处听不到辨别是非的话，正如治世原初的百姓不谈国事。
在朝内，左侧见不到能干的宰相，右边见不到能干的秘书；在城外，也见不到能干的将军；学校里没有能干的读书人，农村里没有能干的老百姓，铺子里见不到能干的工匠，街道上见不到能干的商人；而且，里弄内也没有能干的小偷，市场上也没有能干的市侩，丛林沼泽中也没有能干的强盗——就是说，此时不但君子少见，而且小人也少见。
在那样的世道里，如果有能干的读书人或老百姓出现，那就必然有百倍的庸夫俗子冒出来．监视他们，束缚他们，甚至于杀害他们。……
实行杀害的办法，用不着触及腰颈，只杀他们的心，杀他们会烦恼的心，会愤怒的心，会思考的心，会干事的心，会发生廉耻的心，会消除杂念的心
杀害心灵的时候，又不是干脆集中于一天，而是采取慢慢杀害的手段。或者花三年功夫杀害，或者花十年功夫杀害，或者花百年功夫杀害
(译文录自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龚自珍(1792—1841)生于乾隆之末，长于嘉庆之世，殁于鸦片战争之时。他曾尖锐揭露当时社会的腐朽、衰败，抨击清政府专制统治造成的“万马齐喑”局面，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但丁式的人物。他自幼深受汉学熏染，曾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然而，在国势亟危之际，他却不甘埋首于考据学。他的《乙丙之际箸议》同《明良论》一样，既是对乾嘉考据学的一次回马枪，更是对窒人气息的封建思想樊笼与文化专制罗网的一次大声讨。 入清以后，特别是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年)的七八十年，是中国历史面临的一个重大十字路口。这一时期，本来可以乘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幼芽的初萌而得以大发展的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科学技术、中国学术思想在内)，被导向到一个毫无生气、毫无退路的死胡同。这一时期出现的乾嘉考据之学(即“朴学”或“汉学”)，便正是中国文化被逼进死胡同的一个标志。乾嘉学派导源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其原本是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以达到“明道救世”的目的的。可到了乾嘉时期，终至钻入不问世事的死胡同。这毋庸说是康、雍、乾三朝特别是雍、乾时代文字狱大兴、封建专制的文化政策高压的结果。而发生这一转折的大本营，就是乾隆皇帝为编纂《四库全书》所组建起的四库馆。四库馆对天下书承担着检查、禁毁、删削的任务，对入馆之士则诱其爬梳而锢其思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泥古复古于是渐为风气，几将整个学术领域都纳入考据的轨道。虽然考据学对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但它导致人们避世、繁琐所造成的不良风气和后果却是令人痛心的。有人慨叹道：“聪明魁异之士多锢于斯矣。呜呼!此天下所以罕人才也!”对此，鲁迅在《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里也曾作过深刻评述：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 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
乾隆考据学风的盛行，是文化专制政策下的畸形产物。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是对自明中叶至清初思想文化领域活跃、有生气、有创造性的局面的逆转和倒退。这种僵化、无生气的学风，同当时法国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世纪的法国，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鼓舞下，大思想家、大作家、大哲学家伏尔泰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身份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共和民主思想、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百家争鸣而群星璀璨，涌现出像卢梭、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孔狄亚克、达兰贝尔、霍尔巴赫等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他们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反动势力而顽强奋斗，把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顶点。哲学革命由此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由此启动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1789—1794年)的总爆发……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则彻底动摇了整个欧洲的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于是，在中国的西边，在地球的西半部，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最终突破了封建桎梏而进入人类历史发展的又一阶段——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此时仍处在封建社会，仿佛像一个龙钟老人，踽踽独步，蹒跚而行，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而造成这种巨大历史反差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外儒内法的专制主义太强大了：盘根错节而深闭固拒；就是入清以后愈收愈紧的庞大文网和支撑这个庞大文网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身心交攻如水银泻地。
即以清初曾生气勃勃、名噪一时的三大唯物主义思想家为例。顾炎武在晚年终究放弃了编写有明一代信史的宿愿。他在给潘柽章之潘耒的信中竟称：“不敢以朝野之人，追论朝廷之政也。”甚至还为潘耒写下了“犹存太史弟，莫作嗣书人”的凄切之句。黄宗羲的晚年，与其撰写《明夷待访录》之时，也已判若两人。他在数遭官府通缉后，只能局促于浙江余姚故里，不敢越钱塘江一步。特别是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后，他不顾年老多病，写出了向清朝统治者发“先儒有所未尽”之意、“思复三代之治”的《破邪论》，用心良苦地向新朝君臣献以“一炭之光”。王夫之虽然在三藩之乱中频繁四出，欲有所为，但是当吴三桂败局已定，他便依然遁入湘西石船山下，以著述终其余生。继清初三先生之后，钱大听、王鸣盛、赵翼、邵晋涵等人亦先后步入史考的狭路。为了全身远祸，史家们稽古而不问政，大搞训诂名物，专力从事三代秦汉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完全背弃了中国史学博古通今、知人论世、经世致用、成一家言的传统。到了乾隆时代，文字狱达到空前(大概也是绝后吧)的顶峰。面对着头上高悬的明晃晃的达摩克里之剑，士子们虽生在现实中却不敢议论现实，也不敢谈论历史，个个噤若寒蝉，谨小慎微。龚自珍《咏史》诗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正是乾 隆时知识界共同心态的写照。而乾嘉之学的兴盛，其动因大概也在乎此。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曾亲身参加和组织过反清武装起义(以黄、王称著)，可是，清朝统治者竟宽容了他们。其中的奥妙，简单说来，就是秦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大都能从秦的暴虐而亡中吸取教训，既不放弃“尊君卑臣”的秦法之本，又虔诚取法于以“仁”为核心的原始儒学，形成所谓王霸道杂之的治国驭天下之术；因而他们对知识分子在高举文化高压的大棒之时，又不断地以“胡萝卜”相诱，以争取社会的中坚——知识分子的全面合作。这种胡萝卜政策的内瓤就是程朱理学。康熙皇帝在《朱子全书序》中称赞理学宗师朱熹的学说是“集大成而绪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万世一定之规”的绝对真理，认为“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据此，清统治者主要用朱熹作注的《四书》里的语句来作为八股文的考题，用理学家诠解的《五经》作为策论的题目。文人学士只有通过这种禁锢思想的常年科举考试，才能步入仕途。这种方式，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可以标榜自己对前朝的继承，清除汉人的民族意识；又可以用功名利禄劝诱知识分子，笼牢其思想，将种种异端消弭于无形之中。
此外，作为清统治者胡萝卜政策的体现形式，重要者还有康熙朝编《康熙字典》，康、雍两朝编《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朝编《四库全书》以及朝廷开博学鸿词科(为制科之一种，属临时设置)等。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下诏说：．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词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几余之暇，留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如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任未任、京内京外，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第二年，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及学政等，一下就荐上来一百八九十人，由户部赏给月俸，由皇帝赐宴，然后齐集体仁阁考试诗赋，取中一等朱彝尊等20人，二等毛奇龄等30人，各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等职。考中的这50人，自然深感皇恩浩荡而愿效犬马之劳。落榜的百余人，也自觉无颜以前朝遗老野臣身份去随意讥评朝纲了。因此，康熙以后，雍正、乾隆两朝也相继效仿，征荐“文词卓越之人”。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还要求在翰林院国史馆特设《儒林传》的名目，专门为大知识分子树碑立传，将他们的学术活动与生平记录于史，传诸后世。
康熙、雍正、乾隆等帝，除了在京师大规模地拔举“野翰林”外，又利用巡视外地之机，广罗未及“入彀”的人才。康熙帝南巡江浙，就召试诸生73人。乾隆帝下江南，也召录了85人；又在巡视山东、天津和五台山时，召录了42人。
也正是在这种“王霸道杂之”而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的指导下，康熙皇帝才会对三位明末遗臣和反清义士显得十分宽容：顾炎武、黄宗羲虽抗拒推荐，宁死不作官，表现出对清朝的不合作态度，康熙帝却并不生气，让顾炎武脱离闹市，躲进书斋，埋头著述；黄宗羲不愿当官却接受聘请在地方书院当教书先生，讲授儒学经典，更受到康熙帝的嘉许；至于王夫之，则默许他逃隐山林，得以“完发而终”(始终未薤发)。不过，清统治者对顾炎武等的宽许应是有前提的，后者首先是在广大士人和广大百姓中享有较大威望的大知识分子。此外，还因为后者在反清起义失败后，最终放下了枪杆子而埋头于书斋，对清统治已不构成威胁。所以王夫之逃隐山林躲藏起来后，康熙帝也便让他而去，并未认真追究。想当时一统天下，作皇帝老儿的倘要动真格追杀一位反贼，并不会太难吧?而顾、黄、王这三位曾经信誓旦旦要造反到底的明朝遗老，最终意志消沉，斗志全无，则说明了清统治集团的胡萝卜政策的威力并不比大棒政策逊色!而倘胡萝卜政策再加大棒政策一软一硬，双向夹击，谁个忍受得了?有人说近代以前的清人社会是一个无哲学、无思想、无声音的社会，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参见宋小武：《权力之谜》，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其实，这罐头就是用胡萝卜加大棒制成的。而由顾、黄、王三先生的前后变化去琢磨乾嘉时代人们纷纷去故纸堆里寻天地而不问世事的现象，也便不会惊诧莫名了。难怪当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正闹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之际，遥远的东方却有如一潭死水，波澜不惊!
所谓衰世，表现是形式像治世，言词像治世，歌吟谈笑都像治世
你看．绚丽的色彩被单调的黑白相杂代替，正如治世原初的征兆；动听的音乐被忽高忽低的错乱音符所消除，正如治世原初的无声；道路长满了杂草，田径河堤部崩坍了，正如治世原初的平旷；人们全都心地糊涂，到处听不到辨别是非的话，正如治世原初的百姓不谈国事。
在朝内，左侧见不到能干的宰相，右边见不到能干的秘书；在城外，也见不到能干的将军；学校里没有能干的读书人，农村里没有能干的老百姓，铺子里见不到能干的工匠，街道上见不到能干的商人；而且，里弄内也没有能干的小偷，市场上也没有能干的市侩，丛林沼泽中也没有能干的强盗——就是说，此时不但君子少见，而且小人也少见。
在那样的世道里，如果有能干的读书人或老百姓出现，那就必然有百倍的庸夫俗子冒出来．监视他们，束缚他们，甚至于杀害他们。……
实行杀害的办法，用不着触及腰颈，只杀他们的心，杀他们会烦恼的心，会愤怒的心，会思考的心，会干事的心，会发生廉耻的心，会消除杂念的心
杀害心灵的时候，又不是干脆集中于一天，而是采取慢慢杀害的手段。或者花三年功夫杀害，或者花十年功夫杀害，或者花百年功夫杀害
(译文录自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龚自珍(1792—1841)生于乾隆之末，长于嘉庆之世，殁于鸦片战争之时。他曾尖锐揭露当时社会的腐朽、衰败，抨击清政府专制统治造成的“万马齐喑”局面，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但丁式的人物。他自幼深受汉学熏染，曾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然而，在国势亟危之际，他却不甘埋首于考据学。他的《乙丙之际箸议》同《明良论》一样，既是对乾嘉考据学的一次回马枪，更是对窒人气息的封建思想樊笼与文化专制罗网的一次大声讨。 入清以后，特别是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年)的七八十年，是中国历史面临的一个重大十字路口。这一时期，本来可以乘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幼芽的初萌而得以大发展的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科学技术、中国学术思想在内)，被导向到一个毫无生气、毫无退路的死胡同。这一时期出现的乾嘉考据之学(即“朴学”或“汉学”)，便正是中国文化被逼进死胡同的一个标志。乾嘉学派导源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其原本是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以达到“明道救世”的目的的。可到了乾嘉时期，终至钻入不问世事的死胡同。这毋庸说是康、雍、乾三朝特别是雍、乾时代文字狱大兴、封建专制的文化政策高压的结果。而发生这一转折的大本营，就是乾隆皇帝为编纂《四库全书》所组建起的四库馆。四库馆对天下书承担着检查、禁毁、删削的任务，对入馆之士则诱其爬梳而锢其思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泥古复古于是渐为风气，几将整个学术领域都纳入考据的轨道。虽然考据学对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但它导致人们避世、繁琐所造成的不良风气和后果却是令人痛心的。有人慨叹道：“聪明魁异之士多锢于斯矣。呜呼!此天下所以罕人才也!”对此，鲁迅在《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里也曾作过深刻评述：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 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
乾隆考据学风的盛行，是文化专制政策下的畸形产物。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是对自明中叶至清初思想文化领域活跃、有生气、有创造性的局面的逆转和倒退。这种僵化、无生气的学风，同当时法国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世纪的法国，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鼓舞下，大思想家、大作家、大哲学家伏尔泰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身份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共和民主思想、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百家争鸣而群星璀璨，涌现出像卢梭、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孔狄亚克、达兰贝尔、霍尔巴赫等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他们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反动势力而顽强奋斗，把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顶点。哲学革命由此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由此启动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1789—1794年)的总爆发……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则彻底动摇了整个欧洲的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于是，在中国的西边，在地球的西半部，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最终突破了封建桎梏而进入人类历史发展的又一阶段——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此时仍处在封建社会，仿佛像一个龙钟老人，踽踽独步，蹒跚而行，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而造成这种巨大历史反差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外儒内法的专制主义太强大了：盘根错节而深闭固拒；就是入清以后愈收愈紧的庞大文网和支撑这个庞大文网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身心交攻如水银泻地。
即以清初曾生气勃勃、名噪一时的三大唯物主义思想家为例。顾炎武在晚年终究放弃了编写有明一代信史的宿愿。他在给潘柽章之潘耒的信中竟称：“不敢以朝野之人，追论朝廷之政也。”甚至还为潘耒写下了“犹存太史弟，莫作嗣书人”的凄切之句。黄宗羲的晚年，与其撰写《明夷待访录》之时，也已判若两人。他在数遭官府通缉后，只能局促于浙江余姚故里，不敢越钱塘江一步。特别是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后，他不顾年老多病，写出了向清朝统治者发“先儒有所未尽”之意、“思复三代之治”的《破邪论》，用心良苦地向新朝君臣献以“一炭之光”。王夫之虽然在三藩之乱中频繁四出，欲有所为，但是当吴三桂败局已定，他便依然遁入湘西石船山下，以著述终其余生。继清初三先生之后，钱大听、王鸣盛、赵翼、邵晋涵等人亦先后步入史考的狭路。为了全身远祸，史家们稽古而不问政，大搞训诂名物，专力从事三代秦汉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完全背弃了中国史学博古通今、知人论世、经世致用、成一家言的传统。到了乾隆时代，文字狱达到空前(大概也是绝后吧)的顶峰。面对着头上高悬的明晃晃的达摩克里之剑，士子们虽生在现实中却不敢议论现实，也不敢谈论历史，个个噤若寒蝉，谨小慎微。龚自珍《咏史》诗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正是乾 隆时知识界共同心态的写照。而乾嘉之学的兴盛，其动因大概也在乎此。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曾亲身参加和组织过反清武装起义(以黄、王称著)，可是，清朝统治者竟宽容了他们。其中的奥妙，简单说来，就是秦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大都能从秦的暴虐而亡中吸取教训，既不放弃“尊君卑臣”的秦法之本，又虔诚取法于以“仁”为核心的原始儒学，形成所谓王霸道杂之的治国驭天下之术；因而他们对知识分子在高举文化高压的大棒之时，又不断地以“胡萝卜”相诱，以争取社会的中坚——知识分子的全面合作。这种胡萝卜政策的内瓤就是程朱理学。康熙皇帝在《朱子全书序》中称赞理学宗师朱熹的学说是“集大成而绪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万世一定之规”的绝对真理，认为“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据此，清统治者主要用朱熹作注的《四书》里的语句来作为八股文的考题，用理学家诠解的《五经》作为策论的题目。文人学士只有通过这种禁锢思想的常年科举考试，才能步入仕途。这种方式，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可以标榜自己对前朝的继承，清除汉人的民族意识；又可以用功名利禄劝诱知识分子，笼牢其思想，将种种异端消弭于无形之中。
此外，作为清统治者胡萝卜政策的体现形式，重要者还有康熙朝编《康熙字典》，康、雍两朝编《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朝编《四库全书》以及朝廷开博学鸿词科(为制科之一种，属临时设置)等。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下诏说：．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词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几余之暇，留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如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任未任、京内京外，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第二年，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及学政等，一下就荐上来一百八九十人，由户部赏给月俸，由皇帝赐宴，然后齐集体仁阁考试诗赋，取中一等朱彝尊等20人，二等毛奇龄等30人，各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等职。考中的这50人，自然深感皇恩浩荡而愿效犬马之劳。落榜的百余人，也自觉无颜以前朝遗老野臣身份去随意讥评朝纲了。因此，康熙以后，雍正、乾隆两朝也相继效仿，征荐“文词卓越之人”。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还要求在翰林院国史馆特设《儒林传》的名目，专门为大知识分子树碑立传，将他们的学术活动与生平记录于史，传诸后世。
康熙、雍正、乾隆等帝，除了在京师大规模地拔举“野翰林”外，又利用巡视外地之机，广罗未及“入彀”的人才。康熙帝南巡江浙，就召试诸生73人。乾隆帝下江南，也召录了85人；又在巡视山东、天津和五台山时，召录了42人。
也正是在这种“王霸道杂之”而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的指导下，康熙皇帝才会对三位明末遗臣和反清义士显得十分宽容：顾炎武、黄宗羲虽抗拒推荐，宁死不作官，表现出对清朝的不合作态度，康熙帝却并不生气，让顾炎武脱离闹市，躲进书斋，埋头著述；黄宗羲不愿当官却接受聘请在地方书院当教书先生，讲授儒学经典，更受到康熙帝的嘉许；至于王夫之，则默许他逃隐山林，得以“完发而终”(始终未薤发)。不过，清统治者对顾炎武等的宽许应是有前提的，后者首先是在广大士人和广大百姓中享有较大威望的大知识分子。此外，还因为后者在反清起义失败后，最终放下了枪杆子而埋头于书斋，对清统治已不构成威胁。所以王夫之逃隐山林躲藏起来后，康熙帝也便让他而去，并未认真追究。想当时一统天下，作皇帝老儿的倘要动真格追杀一位反贼，并不会太难吧?而顾、黄、王这三位曾经信誓旦旦要造反到底的明朝遗老，最终意志消沉，斗志全无，则说明了清统治集团的胡萝卜政策的威力并不比大棒政策逊色!而倘胡萝卜政策再加大棒政策一软一硬，双向夹击，谁个忍受得了?有人说近代以前的清人社会是一个无哲学、无思想、无声音的社会，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参见宋小武：《权力之谜》，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其实，这罐头就是用胡萝卜加大棒制成的。而由顾、黄、王三先生的前后变化去琢磨乾嘉时代人们纷纷去故纸堆里寻天地而不问世事的现象，也便不会惊诧莫名了。难怪当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正闹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之际，遥远的东方却有如一潭死水，波澜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