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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文化发祥地的河南，其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成就。在赵宋以前，河南在政坛、文坛等各界的领军人物层出不穷。但是自赵宋以后，随着政治中心和其他社会环境的变迁，河南文化逐步走向没落，风光不再。因此，在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对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与思考是目前河南文学走出困境、走向复兴发展的需要。
河南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从夏朝到宋朝，河南一直被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的省份。四大文明中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三项均发明于河南。“天下名人，中州过半”，古老厚重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学者徐光春说：“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黄河农耕文明的淳厚滋养了一代代文坛领袖和风流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个文学繁荣区域，在赵宋以后逐步走向了没落，并且一蹶不振。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豫军的出现，河南文化才再次登上历史中心舞台，吸引了中国文坛的瞩目，但仍然缺乏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学大师。因此，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思考显得尤为重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良性发展的要求。
一、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文化思想对人性的束缚
学者蔡黎在《河南文学困境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提到：“河南文学困境的根源在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形成的文化意识在丧失其政治中心的保护伞后演化出的负面效应。”河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历代帝王定鼎的首选之地，先后有20多个朝代建都或迁都河南。几千年的建都史造就了皇城脚下的河南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河南地处中部，有着封闭的经济状况和浓厚的封建保守性，并且河南人形成了一种皇天在此的天然优越感。但是赵宋以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使河南丧失了政治中心的天然保护屏障，河南的中心地位动摇。赵宋以后，河南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南宋偏居东南一隅，元明清三代帝都均选择了北京，河南人由此产生的心理落差取代了自豪感占据了主要位置。河南人曾经的天子脚下的国民意识，如学者徐光春所说，“便滞留为精神上的惰性与盲从，思想上的封闭与保守。”这种国民性延续至今，河南民众的政治优越感、皇城根意识在今天表现为对政治的高度敏锐感、浓厚的政治兴趣和官本位价值观。
河南作为政治核心，儒家文化因国家中心政权的存在而异常繁荣。儒家正统思想对河南人的影响巨大。言语方式、处事方式、人际交流方式等方面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特征。例如，位于豫中地区巩义市的康百万庄园是河南民居建筑的杰出代表，不仅具有协调统一，均衡对称的设计风格;从雕刻与布局等方面看，还融入了儒家文化中的尊君、崇孝、重礼、重教的伦理道德精神。由于长期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对道统的奉行，铸就了河南人反对异端、抵触各种变革的保守心理状态。学者徐光春说道：“这样的政治文化使得河南人缺乏独立人性和人格尊严，缺乏能动性，创造性。”文学创新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抑制。
二、高度繁荣的农耕文明的反作用
河南地区土地广袤，土壤肥沃。农业文明发展程度极高，一方面形成了河南人淳朴率真的优良作风;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河南人安土重迁意识的浓厚。农耕文明最大的特点是缺乏创造性，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了農耕文明保守、中庸的一面，这也是儒家文化核心内涵的体现。河南人不易变通，希望建立一种恒常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即儒家文化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思想的体现。
农耕文明的发展与天时、地利息息相关，人民对自然灾害的畏惧造成了人民大众把生存条件寄托在神灵和祖先身上，形成了重视权威、尊重神灵的思想意识。海洋文明重视开放精神，积极与外界交流，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社会价值与地位。而农耕文明总体上是平和温顺的，不同于海洋文明的文化内涵。农耕文明强调与自然友善相处，它在根本上强调人民大众顺天应命、安分守己。正是这种以善为核心的中庸文化思想形成了河南人保守的国民心理结构。这种意识对后世的文化心理影响如同与生俱来。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来看，河南作家创作题材较为单一，其对乡土文学的执著书写使河南文学逐渐落后。京籍河南作家刘震云曾经指出，河南作家缺少对生活的新发现，很少写出生活的另一面，善于把可能变成不可能，而不善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其多以河南来看世界，而不是以世界来看河南。当代著名河南籍作家梁鸿撰文说，“在提到河南作家时，有两个名词不能回避过去：‘乡土情结’和‘权力情结’。当河南作家深入‘地域、村庄’的描述时，无法摆脱‘村庄’给予他的思维逻辑和情感判断，他们阻碍作家通向‘彼岸’世界，而使其始终停留在‘岸’。”“当代河南作家有一个普遍的倾向是过分沉浸在‘关系’的叙述中，这使得作品充满了利益的纠缠，作品停留在对中国生活的生存层面的描述，仅成为一种经验性描述和否定性批判，无法进入到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在河南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几乎很难看到‘文化之外’的人，很难看到‘异数’，每个人都在拼命约束自己，把自己往文化轨道中套，每个人都在思索如何获得别人的承认或者进入更高一层的生活。”
三、灾难导致文化传承断代
自然灾害的打击是致命的。河南人对黄河的感情是百感交集的。黄河不仅孕育了河南灿烂辉煌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黄河也给河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黄河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容易在黄河南岸发生决堤。历史上数以千计的黄河决堤给河南人民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最为典型的是黄河对开封的影响。
宋朝开始，黄河水患在河南开封段加剧，京畿之地‘颇杂斥卤’。自宋朝以来，开封城五建五毁，故有‘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着无数城’之说，可见黄河对河南人民的负担程度之重。再有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闯王李自成三攻开封不克，明守臣和农民起义军决黄河之口以对，数百万百姓葬身汪洋苦海之中，万亩良田化为黄泛区，给开封的经济文化领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
近代以来，利用黄河为政治局势服务影响最大的一次莫过于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与长沙文夕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为中国抗战史的三大惨案。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沿陇海线西犯，危及武汉。蒋介石政权‘以水代兵’，下令扒开位于河南郑州市区北17公里处的花园口渡口阻止日军的进攻。此举虽然对日军的进攻形成了阻力，但是终究没有挽救四个月后武汉失守的命运，尤其是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河南受灾最为严重，47万人死亡，9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河南人口锐减。 《豫省灾况纪实》记载：“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受之影响的1942年河南大旱，三百万河南民众受灾，颠沛流离，是花园口决堤的延续。
自古有定鼎中原、逐鹿中原之说。河南又是古代中国汉族人的中心地带，也是封建统治者力量集中之地，更是兵家必争之地。赵宋以来，辽金的入侵，蒙古铁蹄的践踏，明代闯王李自成叛乱，清兵入主中原，近代蒋冯阎中原大战，日军侵华，解放战争等都使河南的社会发展出现滞后现象，文化教育事业更是严重受挫。《豫变纪略》是记录明朝末年流寇事迹的重要史籍。明末农民战争对河南影响巨大。1643年，河南巡抚奏报“闯曹蹂躏中原，中州五郡八十余城尽为瓦砾”。古代河南文学在明末一度有中兴的迹象：文坛新秀，文臣儒士均有增多之势。但闯王起义对河南的恶意性打击和针对性毁灭，使河南元气大伤，再难恢复。
天灾人祸在赵宋以后频繁发生，正常的教育活动难以展开，文化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代现象。文坛也因为长期战乱造成的颠沛流离、创作条件恶化，再无安心写作的环境和创作取材的土壤，这也对古代文学的继承和发扬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封建时期国家政策和文化体制的影响
赵宋以后，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虽然有华夷之分、贫富之差、士族寒门之别，但将其截然对立并确立为国家大政指导方针的朝代十分罕见。而元代在建元伊始就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在社会地位上，元代法律将人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第三等为汉人，第四等为南人。四等人又分成了两类：蒙古、色目人为一类;汉人、南人为一类。除此之外，还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盗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知识分子地位空前降低。在科举考试中，进士分成左右榜：蒙古人和色目人為右榜（蒙古族以右为上），汉人和南人有得中者则名列左榜。所以在元一代，汉族文人儒士地位极低。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空有才华却无用处。元代文人陈高有诗云：“不用识文字，二十为高官。市人共咨嗟，夹道纷骈观。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知识分子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气可见一斑。元代对汉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严重影响了汉人科举入仕的激情。政治上的失意使文人的求知精神和仕途欲望受到束缚，文人写作倾向转移，元曲大兴，而创作正统文学的激情不高。
明清两代大兴文字狱，以政治方式介入文学活动之中，给古代河南文学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文字狱产生于明朝，在清朝乾隆年间达到鼎盛。顺治帝在位17年，较大规模的文字狱发生了7次;乾隆帝在位60年，文字狱发生130余次。河南夏邑人彭家屏私藏明朝野史，未曾焚烧。乾隆帝朱批：“以《大彭统记》命名，尤属悖谬。不几与累朝国号同一称谓乎？至阅其谱刻于乾隆甲子年，而凡遇明神宗年号与朕御名，皆不阙笔。足见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而前此逆书，天理昭彰不容其漏网明甚。从宽免其肆市，即赐令自尽，以为人臣之负恩狂悖者戒。”彭家屏被赐死。另外典型案例是顺治年间，河南举子误将皇叔父写成了王叔父，致使主考官等人全部革职，移交刑部问罪。文字狱的兴起，给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文人士气带来了恶劣影响，形成了恐怖森严的文化氛围，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力。文人也明显地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压迫。正如龚自珍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学家不再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而是钻入故纸堆中，逃离了社会现实。知识分子作品中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意识降低。
总而言之，河南自赵宋以后，再难出文学大师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历史性问题，是河南人自身文化心理结构、特殊地理位置、天灾人祸的频发、封建时期国家大政方针等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河南文学的复兴之路要走敢于创新的道路，不断注入时代新内涵，以此再次中兴与辉煌。文化领域的复兴，将会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将之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更好地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实现中原崛起，为河南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服务。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河南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从夏朝到宋朝，河南一直被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的省份。四大文明中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三项均发明于河南。“天下名人，中州过半”，古老厚重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学者徐光春说：“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黄河农耕文明的淳厚滋养了一代代文坛领袖和风流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个文学繁荣区域，在赵宋以后逐步走向了没落，并且一蹶不振。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豫军的出现，河南文化才再次登上历史中心舞台，吸引了中国文坛的瞩目，但仍然缺乏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学大师。因此，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思考显得尤为重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良性发展的要求。
一、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文化思想对人性的束缚
学者蔡黎在《河南文学困境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提到：“河南文学困境的根源在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形成的文化意识在丧失其政治中心的保护伞后演化出的负面效应。”河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历代帝王定鼎的首选之地，先后有20多个朝代建都或迁都河南。几千年的建都史造就了皇城脚下的河南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河南地处中部，有着封闭的经济状况和浓厚的封建保守性，并且河南人形成了一种皇天在此的天然优越感。但是赵宋以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使河南丧失了政治中心的天然保护屏障，河南的中心地位动摇。赵宋以后，河南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南宋偏居东南一隅，元明清三代帝都均选择了北京，河南人由此产生的心理落差取代了自豪感占据了主要位置。河南人曾经的天子脚下的国民意识，如学者徐光春所说，“便滞留为精神上的惰性与盲从，思想上的封闭与保守。”这种国民性延续至今，河南民众的政治优越感、皇城根意识在今天表现为对政治的高度敏锐感、浓厚的政治兴趣和官本位价值观。
河南作为政治核心，儒家文化因国家中心政权的存在而异常繁荣。儒家正统思想对河南人的影响巨大。言语方式、处事方式、人际交流方式等方面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特征。例如，位于豫中地区巩义市的康百万庄园是河南民居建筑的杰出代表，不仅具有协调统一，均衡对称的设计风格;从雕刻与布局等方面看，还融入了儒家文化中的尊君、崇孝、重礼、重教的伦理道德精神。由于长期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对道统的奉行，铸就了河南人反对异端、抵触各种变革的保守心理状态。学者徐光春说道：“这样的政治文化使得河南人缺乏独立人性和人格尊严，缺乏能动性，创造性。”文学创新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抑制。
二、高度繁荣的农耕文明的反作用
河南地区土地广袤，土壤肥沃。农业文明发展程度极高，一方面形成了河南人淳朴率真的优良作风;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河南人安土重迁意识的浓厚。农耕文明最大的特点是缺乏创造性，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了農耕文明保守、中庸的一面，这也是儒家文化核心内涵的体现。河南人不易变通，希望建立一种恒常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即儒家文化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思想的体现。
农耕文明的发展与天时、地利息息相关，人民对自然灾害的畏惧造成了人民大众把生存条件寄托在神灵和祖先身上，形成了重视权威、尊重神灵的思想意识。海洋文明重视开放精神，积极与外界交流，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社会价值与地位。而农耕文明总体上是平和温顺的，不同于海洋文明的文化内涵。农耕文明强调与自然友善相处，它在根本上强调人民大众顺天应命、安分守己。正是这种以善为核心的中庸文化思想形成了河南人保守的国民心理结构。这种意识对后世的文化心理影响如同与生俱来。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来看，河南作家创作题材较为单一，其对乡土文学的执著书写使河南文学逐渐落后。京籍河南作家刘震云曾经指出，河南作家缺少对生活的新发现，很少写出生活的另一面，善于把可能变成不可能，而不善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其多以河南来看世界，而不是以世界来看河南。当代著名河南籍作家梁鸿撰文说，“在提到河南作家时，有两个名词不能回避过去：‘乡土情结’和‘权力情结’。当河南作家深入‘地域、村庄’的描述时，无法摆脱‘村庄’给予他的思维逻辑和情感判断，他们阻碍作家通向‘彼岸’世界，而使其始终停留在‘岸’。”“当代河南作家有一个普遍的倾向是过分沉浸在‘关系’的叙述中，这使得作品充满了利益的纠缠，作品停留在对中国生活的生存层面的描述，仅成为一种经验性描述和否定性批判，无法进入到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在河南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几乎很难看到‘文化之外’的人，很难看到‘异数’，每个人都在拼命约束自己，把自己往文化轨道中套，每个人都在思索如何获得别人的承认或者进入更高一层的生活。”
三、灾难导致文化传承断代
自然灾害的打击是致命的。河南人对黄河的感情是百感交集的。黄河不仅孕育了河南灿烂辉煌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黄河也给河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黄河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容易在黄河南岸发生决堤。历史上数以千计的黄河决堤给河南人民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最为典型的是黄河对开封的影响。
宋朝开始，黄河水患在河南开封段加剧，京畿之地‘颇杂斥卤’。自宋朝以来，开封城五建五毁，故有‘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着无数城’之说，可见黄河对河南人民的负担程度之重。再有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闯王李自成三攻开封不克，明守臣和农民起义军决黄河之口以对，数百万百姓葬身汪洋苦海之中，万亩良田化为黄泛区，给开封的经济文化领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
近代以来，利用黄河为政治局势服务影响最大的一次莫过于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与长沙文夕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为中国抗战史的三大惨案。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沿陇海线西犯，危及武汉。蒋介石政权‘以水代兵’，下令扒开位于河南郑州市区北17公里处的花园口渡口阻止日军的进攻。此举虽然对日军的进攻形成了阻力，但是终究没有挽救四个月后武汉失守的命运，尤其是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河南受灾最为严重，47万人死亡，9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河南人口锐减。 《豫省灾况纪实》记载：“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受之影响的1942年河南大旱，三百万河南民众受灾，颠沛流离，是花园口决堤的延续。
自古有定鼎中原、逐鹿中原之说。河南又是古代中国汉族人的中心地带，也是封建统治者力量集中之地，更是兵家必争之地。赵宋以来，辽金的入侵，蒙古铁蹄的践踏，明代闯王李自成叛乱，清兵入主中原，近代蒋冯阎中原大战，日军侵华，解放战争等都使河南的社会发展出现滞后现象，文化教育事业更是严重受挫。《豫变纪略》是记录明朝末年流寇事迹的重要史籍。明末农民战争对河南影响巨大。1643年，河南巡抚奏报“闯曹蹂躏中原，中州五郡八十余城尽为瓦砾”。古代河南文学在明末一度有中兴的迹象：文坛新秀，文臣儒士均有增多之势。但闯王起义对河南的恶意性打击和针对性毁灭，使河南元气大伤，再难恢复。
天灾人祸在赵宋以后频繁发生，正常的教育活动难以展开，文化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代现象。文坛也因为长期战乱造成的颠沛流离、创作条件恶化，再无安心写作的环境和创作取材的土壤，这也对古代文学的继承和发扬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封建时期国家政策和文化体制的影响
赵宋以后，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虽然有华夷之分、贫富之差、士族寒门之别，但将其截然对立并确立为国家大政指导方针的朝代十分罕见。而元代在建元伊始就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在社会地位上，元代法律将人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第三等为汉人，第四等为南人。四等人又分成了两类：蒙古、色目人为一类;汉人、南人为一类。除此之外，还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盗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知识分子地位空前降低。在科举考试中，进士分成左右榜：蒙古人和色目人為右榜（蒙古族以右为上），汉人和南人有得中者则名列左榜。所以在元一代，汉族文人儒士地位极低。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空有才华却无用处。元代文人陈高有诗云：“不用识文字，二十为高官。市人共咨嗟，夹道纷骈观。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知识分子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气可见一斑。元代对汉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严重影响了汉人科举入仕的激情。政治上的失意使文人的求知精神和仕途欲望受到束缚，文人写作倾向转移，元曲大兴，而创作正统文学的激情不高。
明清两代大兴文字狱，以政治方式介入文学活动之中，给古代河南文学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文字狱产生于明朝，在清朝乾隆年间达到鼎盛。顺治帝在位17年，较大规模的文字狱发生了7次;乾隆帝在位60年，文字狱发生130余次。河南夏邑人彭家屏私藏明朝野史，未曾焚烧。乾隆帝朱批：“以《大彭统记》命名，尤属悖谬。不几与累朝国号同一称谓乎？至阅其谱刻于乾隆甲子年，而凡遇明神宗年号与朕御名，皆不阙笔。足见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而前此逆书，天理昭彰不容其漏网明甚。从宽免其肆市，即赐令自尽，以为人臣之负恩狂悖者戒。”彭家屏被赐死。另外典型案例是顺治年间，河南举子误将皇叔父写成了王叔父，致使主考官等人全部革职，移交刑部问罪。文字狱的兴起，给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文人士气带来了恶劣影响，形成了恐怖森严的文化氛围，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力。文人也明显地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压迫。正如龚自珍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学家不再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而是钻入故纸堆中，逃离了社会现实。知识分子作品中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意识降低。
总而言之，河南自赵宋以后，再难出文学大师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历史性问题，是河南人自身文化心理结构、特殊地理位置、天灾人祸的频发、封建时期国家大政方针等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河南文学的复兴之路要走敢于创新的道路，不断注入时代新内涵，以此再次中兴与辉煌。文化领域的复兴，将会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将之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更好地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实现中原崛起，为河南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服务。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