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之间最为严重的一次军事、政治沖突。从1943年3月29日蒋介石当众斥责张继一事，可以管窥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的心境。

痛斥与道歉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属于“后起之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对党内元老甚为倚重。随着其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逐渐开始闲置元老。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一情况略有变化。1941年元旦，为了表示对党内诸位元老的尊敬，蒋介石亲自逐一前往贺年。对于这一“敬老”举措，蒋氏本人还颇有自得之意。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对党国元老，分别亲往贺年，以示敬意，本年乃为创例。”
　　短短三个多月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3月2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当着众人之面，突然对国民党元老张继厉声痛斥，令张氏大受侮辱。此事经过，《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记载如下：
　　（1941年3月29日）对张继厉声痛斥，甚为自责。国民政府委员张继向来反对共产党，言词中往往指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立法院长孙科、监察院长于右任等亲共。本日，于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中，又直言党政机关均有共产党存在。先生闻言当即厉声面斥，谓彼自中华革命党创立以来，虽极忠于党，然其言论则常常有害于党。
　　张继辛亥革命时期投身反清革命，在同盟会、国民党内历任要职。至抗战时期，已经成为国民党内屈指可数的资深元老。以其地位之尊，而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遭到“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厉声斥责，对于张继而言，无疑颜面尽失。突如其来的这一幕在国民党内引起不小的震动，一些了解情况的高层政治人物在日记中留下了记载。1941年3月31日翁文灏在日记中记载：“日前谈话会，普[溥]泉（指张继—— 引者注）言蒋左右也有共党分子，蒋责其失言。”王世杰也在日记中记载此事，蒋介石除了痛斥张继之外，还表示：“大家对于共产党不应恐惧，只应自己努力工作，以健全本党组织。近一二年来，本党党务略有进步，亦未尝不由于敌党竞争所致。”
　　蒋介石这一严重“失态”，颇有违其此前敬老之“初衷”。因此，事情发生之后，蒋氏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日记中表达自己悔恨、懊恼之意。在自我反省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张继言行的不满。
　　此事结果，3月31日，在八中全会纪念周的训词里，蒋介石郑重向张继道歉。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因此便觉得心安。4月5日，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对溥泉事惶惑不安，不知所属，竟至寝食不能忘怀。虽觉党部与党员老朽可痛，不能不令余发洩此久郁不吐之积郁，无妨大事，然而自我声色不改，将必自害耳。”一般认为，蒋介石性格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这一点他自己并不讳言，正如1926年6月26日他在日记中给自己写下的“淫荒无度，骄傲慢惰”八字考语。除了好色、骄傲外，蒋介石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尤其是容易突然暴怒，一生中斥责过的人不计其数。因此，如果只是一次普通的发脾气，显然并无多少深入讨论的价值。然而此次当众痛斥张继，无论时机，还是对象，均异乎寻常。1941年4月5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第一条中写道：
　　对溥泉（张继）斥责事，愧悔不知所止，此为余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之恶习。回忆民十对季陶（戴传贤），民廿对（胡）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
　　以前有一种说法，蒋介石一生中曾经三次下野，每次下野前后，都要杀害一名高级将领发泄私愤。这一点是后人的观察与总结。至于“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则是蒋介石在日记中的自我批评之语，当属可信。所谓“民十对季陶”，估计应是1920年与戴季陶冲突的误记。当年3月戴季陶烂醉之后“以狗牛乱骂”，蒋介石盛怒之下，差点要与其拼命。而“民廿对汉民”，则指1931年因约法之争将胡汉民扣押在汤山。十年之后的1941年，蒋介石再次大发雷霆，在中央全会上当众痛斥贵为国民党元老的张继，当与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复杂的心境有关。

蒋介石的“摇摆”

　　关于皖南事变前，蒋介石是否有一套完整的消灭新四军的方案，杨奎松、童志强、曾凡云等学者观点不一。从现有资料看，蒋介石对此事的态度应该说是游移不定的。限制中共的发展是他一以贯之、梦寐以求的目标，正如他在日记中一再表示要“严正约束”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但他自己内心里又不是太有底气。约束之后中共方面会如何报复，国际上苏联及美、英等国会作出如何反应，如此等等，蒋介石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如何处置中共，可以说他一直在“严正”和“宽容”之间摇摆。
　　1940年底，随着新四军北移期限的不断临近，蒋介石内心深处亦存在着某种紧张情绪。该年12月15日，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委座嘱一周间，非急要者，公事不必呈阅。不知委座又有何心事在胸。”这时蒋介石到底有什么“心事”？目前还尚无确证。11天后，12月26日，周恩来和蒋介石面谈后发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称：“昨日蒋因数日来心绪不佳（军何跋扈，夫人不归，粮价日涨，我们无复电），不断骂人，而过冷淡的圣诞节的背景中见我，蒋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可见此时蒋介石心情比较沮丧，情绪非常低落。在周恩来所列的四个方面的因素中，国共关系紧张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
　　1941年1月中旬，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将这一事变定性为整饬军纪，只针对华中新四军，而不牵涉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整体。2月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此次中央处理新四军事件纯为严明军纪问题，绝不牵及政治或党派问题。故中央虽明知新四军与中共有关，但对中共仍抱定宽容态度，绝无压迫中共党人，或停止其刊物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