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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着在夜里成为可见，以求这夜无形地隐去。
——莫里斯·布朗肖
在你阅读布朗肖的间隙，你心里还会想到再读读谁？这个问题并不是就此为新的阅读找到开端，这恰是一个中断，是我们之间谈话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也可以说，这是各自的兴趣唯一一次可能集中化的试探之问。除非透过布朗肖，你结束自身曾有的光亮，也结束布朗肖的光亮，从所有的“深处摇撼”均已死亡开始，在这个情况下，你与我同陷此刻混沌的黑暗。我们第一次被希望弃守了，但我们仍然冒着撞裂自戕的危险走进去了。在这种至善的纯属偶然的对话中，写作作为一种无用途的秘密，它并未朝着它的本质的空缺所造成的难度宣告失败。——秘密从不确定的形式回到不确定的内容，对话的真诚在书写的行动中吸引着保持距离的目光。
这目光确使秘密本身显得透亮，透亮而又丰富。但在那里，答案依然沉睡不醒，以深深的封闭，使预感提前开放。这使我联想到维特根斯坦，在他一生中最不快乐的1919年，他成为了一位彻底的神秘主义者，他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由命题说出的东西能被显示”。一如布朗肖从拒绝存在获取存在之力，从空无摄取实有，从黑夜分离出透明。当传统的文学模样消失时，更多的传统、非传统，更多的语言的中性显现出来，在同一张纸上亲密毗邻。我们为之一一回绝可能倍增的评论（或是没有评论），隐晦承担着永恒的压力，向密集的无定限文本——穷尽隐晦的明亮。
他的写作，可以比作是对一幅细密画的N次复绘，每一次的笔触都是专注而缄默，他企图将画中之物从重复的动作中解放出来，他的情绪永远都在祈祷和无法满足，最终他会把所有批次叠加在一起，两手迅速开滑，使纸张旋转，错移，直至形成十五度的锐角。当手指停止的时候，某些光线引起的默哀和激动，画面中一言一语的虚弱气质，以及清醒而疯狂地对创作题材的位移，都显出了他在死亡与生命之间的重重危机。日复一日，他制造大脑低烧的状态，确信他在孤境的写作，是艺术与上帝在串通一气，而叫做文学的东西早已从其中逃之夭夭。
似乎是说，他是天才和中才的混和体，他为自己的作品设计了不可限量的“阅读关联体”。平常的，真理的，神奇的，疯狂的，死去的，政治的，文学的，你必须像对待艺术一样对待他，要总和这些瓦莱里式的思考，荷尔德林式的无眠，卡夫卡的异化，卡尔维诺式的轻与重的对立隔阂……为什么要默认这一种代价高昂的读和思？我们得到了什么？我倾向于认为，这种无法懈怠的“着迷者”相当于文学国度里作过实质贡献的经济学家，对现代文学群体从生理家向病理家过渡，有识见的正义观，特殊与正义之间的把握，注重均衡文学旧有的弱点，健康与否，有益与否，道德与否，也不待排行榜说明。流通，更变，在不期而然的历史上造成一个绝对的文学银行。在死一般的次贷危机中，收紧的乌托邦一方面无所欲想，一方面总能兜底。因此，我们的互读，早已是一种生产性的阅读——我读过海德格尔，曾在灯下被翻烂，我和你就其中很多问题连锁，可我还是没有见过海德格尔那艰涩的一句“历史之终结”。
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但并不会实践每一件事。这导致我们的头脑越来越发达，不断开发的最高级认知能够轻易地运用“已知”。是的，只要已知，就可以控制一些人的行为，并确定自己与一些人之间的关系。而布朗肖出于社会原因拒绝了人群。对人的拒绝随着他解析人的本质的丧失之过程的厌烦而远离，因为人的本质的丧失是相互抵牾的文明，所以身为创作者，我们目前并不存在创作者。一如布朗肖所说的，“只是在历史加速阶段的黎明时分才成为最佳的神的属性，而人在这时成为纯粹的我，而且也是客观完成的劳作，实施和要求。自称为创造者的艺术家并不汇集神圣物的遗产，他仅仅在他的遗产中加上了他的从属的杰出原则。”
一般情况下，布朗肖所说的“写作的消失”也绝不等同于他抛弃传统，完全地朝向了未来的文学空间。除了在政治立场上的两次截然转变，在他一生全身心投入写作的过程当中，他倒像是一个富有的人，从未迫切希望什么改变过。在他身上，我们又看到激情和理性的死而復生。年复一年，他像一只越来越老的乌鸦，准备着工作，完成工作，通过工作，在黑色的外衣之下，他坚定了绝裂之心。最终他的乐趣，他的思考和理解，在一个个黑夜中充满活力。他成为我们瞻前顾后渴望成为的那个——不存在的人。
我们会不会找到和他一样的那条单纯自由的精神黑夜？我们依然会在公共人群中创作，但这只是证实了自己的慈悲心（或者是佛家说的我们所属肉身的不重要性）。面对词汇的喧哗，我们仅发挥了沉默的缺点。实际上，不起座，也无须惧怕“说出”，不仅要说出那没有卓越实力的人，更要说出那确实代表了新一代的人。写作不是投机者的变现筹码，本身并不具备任何世俗意义；只有愚蠢的人和机诈的人才把它视为现实世界中可等价交换的利益。我们勇敢地说出，是较之于社会道德层面的“正直”更高的文学场域中的一种“正直”。说出，不仅是逾越了虚伪，自我的牟利，并且是冲破一切难以道明的愚昧的顾虑和遮蔽（而这一点，也正是正直的最艰难的体现）。
的确，我也只能在这喃喃自语的夜晚，重复这些不会有回响的问题。若果真写作是唯一令人愉悦的道场，而友谊不该恐惧。友谊不是罗兰巴特的“共同生活”，不是蒙田的“两个相同的灵魂”，友谊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的“没有朋友”，不仅是布朗肖和福柯的“保持距离”“不会见面”，友谊是——你永不可能说出你的光晕，但你保持了光晕的自信和激情。友谊甚至是单方面的，常常迟于没有友谊的人到来。友谊是你引起了我强烈的反思与活力，我们没有“一起”，但却一起等待——“事物总会起变化”。友谊不会把某一方当作多余人，正如回忆不会把过去的时间转换成现在的时间。正是变化的时间将友谊中的一方宣布为多余的人。多余的人不是压在友谊身上的倒霉重负，不是友谊互相访问的昙花一现，这是时间的直接断裂。因此，断裂是友谊的基本原则，是我们根据写作这个维度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使某一个人变成多余的人，由他支撑起芬芳花园的另一维度，促成我们之间的差异的生成。而作为严格世界中的原初激情，友谊制造了最冷漠的真诚。 平静充满我们今后漫长的写作。我们“渴望着在夜里成为可见，以求这夜无形地隐去”。我们以数学的信念接近诗，以诗人的身份把词一个个拉出来。我们知道清晰与清楚是两个概念。语言不具备表达清楚的义务，却具有清晰的品德。语言逐行发展，并不以“抵达”为目的，它们的生命周期经历了生、生发、全新、无尽四个阶段，在其生命的“全新”顶峰期，有限的我转变为你：通过跨度不抵达任何（或者说各种意义非凡，济济一堂）。清楚这是一门数学，一套整理花园的方法，它设定的前提是我们要照顾好最主要的几棵树。那是花园存在的本源。蒺藜、蔷薇、苜蓿被限制在周围的小角落，少浇水使它们永远“长不大”。风还是从最大的树刮过来，它孜孜以求的是和大树小树们一起变化，直到它被落下的雨终止生发出清凉湿润的种子。丰饶的种子也同样有利于文本的变化——即种子的来源越多，越促进文本的生长。在不清楚的表达里，可以找到清晰的脉络。它们各有源头。我们并不能将求理解带入文本中，而是在阅读里等待理解，也因此准备理解。仅通过求理解而写理解，这是可以做到的。我和你都不会执念于让种子根据读者喜好的模式或情节化的方式去发展，我们渴望的是和读者一起创造。你成为我的读者，是真正的传奇化。
存在一种清晰的“模糊”，模糊并不是为了抑制界限，而是为了发现界限。并非是界限使语言变得必须，而是语言使界限变得尽可能。正是在清晰的“模糊”里，我们才发现文本中一种由主音和屬音错开搞定的清泉之音。正是在探索中，我们才发现什么才是真正的远方。我们并不是要到远方去，而是以远方的定义抵达。以至于在这一次探索中，所有的本质的界限都消融了。合一与合而不同，成为作者和读者、我和你共襄盛举的理由。
我的一切都是文学，而文学是文学最大的敌人。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颠覆论中，布朗肖没有追求任何一种我们熟悉的（或说单一的）书写的主题与结构。在我们中间的文学老熟人几乎无法忍受这一“复杂的内在性宇宙”。实际上，我们将这一复杂的内在性宇宙作为一种次要朝向，一种思想的密度和强度共进发动的文学黑洞来置之不顾。我们征服它的方式，通常是一种将我们同文学的关系友好化的方式。和所有文学老熟人一样，我们耐心地密切关注这位对手的著作中极其节制又不厌其烦的述说，以作为自己从来没有读过这类文字的义薄云天的底气。
在我们彼此都沉默的时候，一个反讽产生了。没有人能代我们发言，我们也不能“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没有人能在噪音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一群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声音，没有观点，便不会走心。我们都在以往的写作中谈到过——正直善良真诚激情地生活。但，沉默使我们不得不跨出生活的一线。对马丁尼莫拉牧师来说，沉默是一种罪。对布朗肖来说，沉默是一回事，成为沉默的奴隶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也不想说，沉默本是文学的质地，因为如今我们写下的不仅是文学的，又是关于沉默的。之所以我们文学的视线已不带任何感情，那么对于被描写物而言，它们之间所产生的辩证关系正在自动掀起风暴。能够推动沉默的是沉默本身。对于写作者而言，一定有某些东西是始终隐秘的。
为了理解隐秘，我们必须让写作者消失，没有任何人看见写作者黑猩猩的面貌，以“他喜欢剥香蕉”“严重的抑郁症”“近年来他解决了性欲问题以更好地写……”来评论写作者。隐秘指向的是未来，它永有于“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的”时间。隐秘者不再竞争，因为很明显，没有人会同永恒竞争。因此，只要我们想到永恒，我们就退出了在写作领域的任何竞争。并且，我原以为有所互读的人是写作的一部分，其实是我强赋给写作的感性。穆列尔鲁凯泽说“宇宙是由故事而非原子构成的”，但必须记住，宇宙的确是由原子构成的，而故事是我们自居为主人的身份在夸夸其谈。
作者的消失是为了突出作为人的自我。而一切感性的隐秘都是自我的欲盖弥彰。在永恒的道路上，我们需要一个与“当代”相对应的词。比如，我们讨论，谁谁谁为了良知而写作，谁谁谁凭靠才华而写作，这个讨论通常会被误解。有良知的人将问题写出来，将已经发生的事留给未来。有才华的人会给当代制造问题，写还未发生的事来解决自己的困惑。而良知的数量多么有限，才华又永远无法被正确衡量，写作，作为一种独处而非开放的行为，我们在封闭中的自由和力量又突破了一切约束和终结，因此，无论是良知还是才华，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是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我有写作的良知，是因为我的才华始终在线，继续参与写作。我有才华，是因为作为写作者的良知，我做着必须要做的事。
写，是不断的心理活动的过程。在你看来，我是在死写的过程。早晚将被全部隐匿。我的写作就是这样沉浸其中，以至我与所有人的距离感都消失了……也许我还有话要对你，对他、对他们说，但……
——莫里斯·布朗肖
在你阅读布朗肖的间隙，你心里还会想到再读读谁？这个问题并不是就此为新的阅读找到开端，这恰是一个中断，是我们之间谈话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也可以说，这是各自的兴趣唯一一次可能集中化的试探之问。除非透过布朗肖，你结束自身曾有的光亮，也结束布朗肖的光亮，从所有的“深处摇撼”均已死亡开始，在这个情况下，你与我同陷此刻混沌的黑暗。我们第一次被希望弃守了，但我们仍然冒着撞裂自戕的危险走进去了。在这种至善的纯属偶然的对话中，写作作为一种无用途的秘密，它并未朝着它的本质的空缺所造成的难度宣告失败。——秘密从不确定的形式回到不确定的内容，对话的真诚在书写的行动中吸引着保持距离的目光。
这目光确使秘密本身显得透亮，透亮而又丰富。但在那里，答案依然沉睡不醒，以深深的封闭，使预感提前开放。这使我联想到维特根斯坦，在他一生中最不快乐的1919年，他成为了一位彻底的神秘主义者，他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由命题说出的东西能被显示”。一如布朗肖从拒绝存在获取存在之力，从空无摄取实有，从黑夜分离出透明。当传统的文学模样消失时，更多的传统、非传统，更多的语言的中性显现出来，在同一张纸上亲密毗邻。我们为之一一回绝可能倍增的评论（或是没有评论），隐晦承担着永恒的压力，向密集的无定限文本——穷尽隐晦的明亮。
他的写作，可以比作是对一幅细密画的N次复绘，每一次的笔触都是专注而缄默，他企图将画中之物从重复的动作中解放出来，他的情绪永远都在祈祷和无法满足，最终他会把所有批次叠加在一起，两手迅速开滑，使纸张旋转，错移，直至形成十五度的锐角。当手指停止的时候，某些光线引起的默哀和激动，画面中一言一语的虚弱气质，以及清醒而疯狂地对创作题材的位移，都显出了他在死亡与生命之间的重重危机。日复一日，他制造大脑低烧的状态，确信他在孤境的写作，是艺术与上帝在串通一气，而叫做文学的东西早已从其中逃之夭夭。
似乎是说，他是天才和中才的混和体，他为自己的作品设计了不可限量的“阅读关联体”。平常的，真理的，神奇的，疯狂的，死去的，政治的，文学的，你必须像对待艺术一样对待他，要总和这些瓦莱里式的思考，荷尔德林式的无眠，卡夫卡的异化，卡尔维诺式的轻与重的对立隔阂……为什么要默认这一种代价高昂的读和思？我们得到了什么？我倾向于认为，这种无法懈怠的“着迷者”相当于文学国度里作过实质贡献的经济学家，对现代文学群体从生理家向病理家过渡，有识见的正义观，特殊与正义之间的把握，注重均衡文学旧有的弱点，健康与否，有益与否，道德与否，也不待排行榜说明。流通，更变，在不期而然的历史上造成一个绝对的文学银行。在死一般的次贷危机中，收紧的乌托邦一方面无所欲想，一方面总能兜底。因此，我们的互读，早已是一种生产性的阅读——我读过海德格尔，曾在灯下被翻烂，我和你就其中很多问题连锁，可我还是没有见过海德格尔那艰涩的一句“历史之终结”。
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但并不会实践每一件事。这导致我们的头脑越来越发达，不断开发的最高级认知能够轻易地运用“已知”。是的，只要已知，就可以控制一些人的行为，并确定自己与一些人之间的关系。而布朗肖出于社会原因拒绝了人群。对人的拒绝随着他解析人的本质的丧失之过程的厌烦而远离，因为人的本质的丧失是相互抵牾的文明，所以身为创作者，我们目前并不存在创作者。一如布朗肖所说的，“只是在历史加速阶段的黎明时分才成为最佳的神的属性，而人在这时成为纯粹的我，而且也是客观完成的劳作，实施和要求。自称为创造者的艺术家并不汇集神圣物的遗产，他仅仅在他的遗产中加上了他的从属的杰出原则。”
一般情况下，布朗肖所说的“写作的消失”也绝不等同于他抛弃传统，完全地朝向了未来的文学空间。除了在政治立场上的两次截然转变，在他一生全身心投入写作的过程当中，他倒像是一个富有的人，从未迫切希望什么改变过。在他身上，我们又看到激情和理性的死而復生。年复一年，他像一只越来越老的乌鸦，准备着工作，完成工作，通过工作，在黑色的外衣之下，他坚定了绝裂之心。最终他的乐趣，他的思考和理解，在一个个黑夜中充满活力。他成为我们瞻前顾后渴望成为的那个——不存在的人。
我们会不会找到和他一样的那条单纯自由的精神黑夜？我们依然会在公共人群中创作，但这只是证实了自己的慈悲心（或者是佛家说的我们所属肉身的不重要性）。面对词汇的喧哗，我们仅发挥了沉默的缺点。实际上，不起座，也无须惧怕“说出”，不仅要说出那没有卓越实力的人，更要说出那确实代表了新一代的人。写作不是投机者的变现筹码，本身并不具备任何世俗意义；只有愚蠢的人和机诈的人才把它视为现实世界中可等价交换的利益。我们勇敢地说出，是较之于社会道德层面的“正直”更高的文学场域中的一种“正直”。说出，不仅是逾越了虚伪，自我的牟利，并且是冲破一切难以道明的愚昧的顾虑和遮蔽（而这一点，也正是正直的最艰难的体现）。
的确，我也只能在这喃喃自语的夜晚，重复这些不会有回响的问题。若果真写作是唯一令人愉悦的道场，而友谊不该恐惧。友谊不是罗兰巴特的“共同生活”，不是蒙田的“两个相同的灵魂”，友谊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的“没有朋友”，不仅是布朗肖和福柯的“保持距离”“不会见面”，友谊是——你永不可能说出你的光晕，但你保持了光晕的自信和激情。友谊甚至是单方面的，常常迟于没有友谊的人到来。友谊是你引起了我强烈的反思与活力，我们没有“一起”，但却一起等待——“事物总会起变化”。友谊不会把某一方当作多余人，正如回忆不会把过去的时间转换成现在的时间。正是变化的时间将友谊中的一方宣布为多余的人。多余的人不是压在友谊身上的倒霉重负，不是友谊互相访问的昙花一现，这是时间的直接断裂。因此，断裂是友谊的基本原则，是我们根据写作这个维度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使某一个人变成多余的人，由他支撑起芬芳花园的另一维度，促成我们之间的差异的生成。而作为严格世界中的原初激情，友谊制造了最冷漠的真诚。 平静充满我们今后漫长的写作。我们“渴望着在夜里成为可见，以求这夜无形地隐去”。我们以数学的信念接近诗，以诗人的身份把词一个个拉出来。我们知道清晰与清楚是两个概念。语言不具备表达清楚的义务，却具有清晰的品德。语言逐行发展，并不以“抵达”为目的，它们的生命周期经历了生、生发、全新、无尽四个阶段，在其生命的“全新”顶峰期，有限的我转变为你：通过跨度不抵达任何（或者说各种意义非凡，济济一堂）。清楚这是一门数学，一套整理花园的方法，它设定的前提是我们要照顾好最主要的几棵树。那是花园存在的本源。蒺藜、蔷薇、苜蓿被限制在周围的小角落，少浇水使它们永远“长不大”。风还是从最大的树刮过来，它孜孜以求的是和大树小树们一起变化，直到它被落下的雨终止生发出清凉湿润的种子。丰饶的种子也同样有利于文本的变化——即种子的来源越多，越促进文本的生长。在不清楚的表达里，可以找到清晰的脉络。它们各有源头。我们并不能将求理解带入文本中，而是在阅读里等待理解，也因此准备理解。仅通过求理解而写理解，这是可以做到的。我和你都不会执念于让种子根据读者喜好的模式或情节化的方式去发展，我们渴望的是和读者一起创造。你成为我的读者，是真正的传奇化。
存在一种清晰的“模糊”，模糊并不是为了抑制界限，而是为了发现界限。并非是界限使语言变得必须，而是语言使界限变得尽可能。正是在清晰的“模糊”里，我们才发现文本中一种由主音和屬音错开搞定的清泉之音。正是在探索中，我们才发现什么才是真正的远方。我们并不是要到远方去，而是以远方的定义抵达。以至于在这一次探索中，所有的本质的界限都消融了。合一与合而不同，成为作者和读者、我和你共襄盛举的理由。
我的一切都是文学，而文学是文学最大的敌人。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颠覆论中，布朗肖没有追求任何一种我们熟悉的（或说单一的）书写的主题与结构。在我们中间的文学老熟人几乎无法忍受这一“复杂的内在性宇宙”。实际上，我们将这一复杂的内在性宇宙作为一种次要朝向，一种思想的密度和强度共进发动的文学黑洞来置之不顾。我们征服它的方式，通常是一种将我们同文学的关系友好化的方式。和所有文学老熟人一样，我们耐心地密切关注这位对手的著作中极其节制又不厌其烦的述说，以作为自己从来没有读过这类文字的义薄云天的底气。
在我们彼此都沉默的时候，一个反讽产生了。没有人能代我们发言，我们也不能“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没有人能在噪音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一群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声音，没有观点，便不会走心。我们都在以往的写作中谈到过——正直善良真诚激情地生活。但，沉默使我们不得不跨出生活的一线。对马丁尼莫拉牧师来说，沉默是一种罪。对布朗肖来说，沉默是一回事，成为沉默的奴隶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也不想说，沉默本是文学的质地，因为如今我们写下的不仅是文学的，又是关于沉默的。之所以我们文学的视线已不带任何感情，那么对于被描写物而言，它们之间所产生的辩证关系正在自动掀起风暴。能够推动沉默的是沉默本身。对于写作者而言，一定有某些东西是始终隐秘的。
为了理解隐秘，我们必须让写作者消失，没有任何人看见写作者黑猩猩的面貌，以“他喜欢剥香蕉”“严重的抑郁症”“近年来他解决了性欲问题以更好地写……”来评论写作者。隐秘指向的是未来，它永有于“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的”时间。隐秘者不再竞争，因为很明显，没有人会同永恒竞争。因此，只要我们想到永恒，我们就退出了在写作领域的任何竞争。并且，我原以为有所互读的人是写作的一部分，其实是我强赋给写作的感性。穆列尔鲁凯泽说“宇宙是由故事而非原子构成的”，但必须记住，宇宙的确是由原子构成的，而故事是我们自居为主人的身份在夸夸其谈。
作者的消失是为了突出作为人的自我。而一切感性的隐秘都是自我的欲盖弥彰。在永恒的道路上，我们需要一个与“当代”相对应的词。比如，我们讨论，谁谁谁为了良知而写作，谁谁谁凭靠才华而写作，这个讨论通常会被误解。有良知的人将问题写出来，将已经发生的事留给未来。有才华的人会给当代制造问题，写还未发生的事来解决自己的困惑。而良知的数量多么有限，才华又永远无法被正确衡量，写作，作为一种独处而非开放的行为，我们在封闭中的自由和力量又突破了一切约束和终结，因此，无论是良知还是才华，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是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我有写作的良知，是因为我的才华始终在线，继续参与写作。我有才华，是因为作为写作者的良知，我做着必须要做的事。
写，是不断的心理活动的过程。在你看来，我是在死写的过程。早晚将被全部隐匿。我的写作就是这样沉浸其中，以至我与所有人的距离感都消失了……也许我还有话要对你，对他、对他们说，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