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所有者缺位”始终是国有企业治理无法摆脱的硬伤。现有的国资委模式不足以对企业形成有效的监管控制。以中央国资委为例，尽管各部门门类齐全，但受其管辖的央企达113家，对于仅有几百人编制的行政机构，想要真正做到对央企“管人、管事、管资产”，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国企负直接监管责任的国资委，往往对国企的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失去了监管意义，国资委名义上的所有权约束将形同虚设。
　　引入公众股的方式旨在引入股权制衡机制，股份制改革后，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以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公众股持股比例低且股权高度分散，起到的股权制衡作用十分有限，国有股权对企业依然保持绝对控制权。在最终所有者缺位的大背景下，没有约束的权利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国企近来频发的大案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政企难分”始终是国有企业绕不开的症结。国有企业承担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功能。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它的人事任免属于政治安排，其中50多家特大型央企的主要负责人由中组部等最高权力机构所决定。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政治背景无疑给国企负责人更大的资源控制能力，并有机会以此为平台构建其政治联盟和利益链条，对其行为的监督和约束阻力重重。在政治优势的保护伞下，国企往往成为称霸一方的商业帝国，无人可监管也无人能监管。
　　强权下的国企过度介入经济，垄断了资本要素，进而扭曲了经济属性和市场公平，缺乏竞争的市场为垄断利益和寻租行为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国有企业对公共服务、资源、金融等的垄断，让占据较少贷款资源的民营企业愈加不平衡，处于产业下游的民营企业遭遇生存危机。虽然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国家出台了“36条”、“新36条”等政策，但对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并未铺平道路，民营资本屡遭“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阻隔。
　　国企垄断和监管缺失已成为腐败寄生的根源，国企暴露的种种弊端无疑刺痛着国人的神经，治疗国企治理中存在的顽疾，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国企应当告别红顶商人的时代，也就是要取消国企的行政级别，让企业本身成为一个市场主体，坚决行政脱钩，彻底改变目前的国企领导人既高薪又高官的绝对权力优势，切断官商直通车，平息社会乃至国企内部的诟病和滋生腐败的温床。
　　其次，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打破国有企业国资一统天下的格局，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股份制企业，让其他所有制资本对国有资本实施有效监督，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掌门人”一言堂的局面，形成真正有效的内部监督和管理机制。
　　再次，以放宽市场准入为重点，实施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鼓励政策，切实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竞争机制带来的“丛林法则”将打破国企一家独大而“养尊处优”的局面。竞争需要公平作为保障，这就要求政府真正地放手让国企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厮杀，摒弃为国企撑起的保护伞。开放市场壁垒、引入竞争并最终达到均衡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也需要对民企进行相应的政策倾斜，提升民营企业对国企的竞争力。
　　最后，国企负责人长期雄霸一方编织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运行效率，为通过关系网络进行腐败提供了温床，也因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极难被有效监督。有必要以市场机制确立企业负责人的任期制，或建立其在利益部门和非利益部门间的轮岗制度，以打破国企与内外部之间构建政治利益的关系网络，进而削弱权利寻租的稳定性。简单来说，就是要避免企业负责人过久占据一方天地，而成为国企的“山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