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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占据统治地位的学术研究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为了迎合经费投入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变化，学术研究的权力关系和优先顺序发生了变化。我国人文社科项目经费的投入规模空前巨大，且每年都在稳步增长，但是伴随着巨额的经费投入，这些资金的分配及使用出现了诸多问题。高校人文社科科研经费的快速增长使科研管理者对科研经费的管理使用处于困境之中，于是制定社科科研经费规范的管理体系，营造诚信的氛围迫在眉睫。日益增长的经费投入与科研产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协调，从而优化资金的分配机制、分配模式以及分配结构显得尤其重要。
一、高校人文社科经费投入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人文社科研究的特点。人文社科是一门以人文社会现象，其中包括对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科研成果有复杂的形式，他不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即刻地创造出经济和社会价值。当评估这些业绩的时候，有一些评价规则可能会被人为的操纵。然而，在我国学术界依然热衷于奖项，因为奖项直接关系到利益和资源的分配，比如，职称；奖金和奖项直接带来的荣誉（Quin’e Ren.Xuemei Gong，2012）。
2.经费投入中的问题及成因。回顾国内外众多文献，发现了人文社科科研经费的配置与使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旨在分析其突出表现：①经费配置中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②经费使用中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③经费管理不到位；④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1）经费配置中的“逆向选择”及其成因。1970年，阿克罗夫（G.Akerlof）提出了“檸檬市场”问题，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决策者们做出逆向选择而使市场失效。信息不对称可以划分为事前（ex ante）信息不对称和事后（ex post）信息不对称。事前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
高严（2009）认为在存在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随时可能发生的。隐瞒信息扭曲信息这种事前的机会主义行为使掌握私有信息的一方利用对方的无知为自己谋取利益。早在1945年哈耶克就指出，任何资源配置问题都是特定决策的结果，而任何决策都基于给定的信息。在各个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的高低都是通过论文的引用率和下载率来衡量的（Quan’e Ren Xuemei Gong，2012）。这种短时间内的引用率和下载率来衡量成果高低与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显然不符，这就很容易使科研经费管理者做出逆向选择。Herbst（2007，p90）指出科研业绩经费的原理应该是在经费体系之间流动，流向业绩比较明显的地方。履行该原理的体系应该有较多的产出比那些不履行该原理的体系。但在现实中大量的科研经费流向了低水平的科研人员手中或者说流向了业绩不明显的地方。高水平的科研人员通常不能争取到科研经费，而低水平的科研人员却能够申请到科研经费，这就再次发生了逆向选择。
（2）经费使用中的“道德风险”及其成因。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事后信息不对称导致了“道德风险”（杨得前，2006）。Jensen（2003），Horngren（2003）指出实际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都指责预算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偏离道德规范。比如，Jensen（2003， 386）提供了证据表明，下级将说谎和隐藏信息当作预算过程中的游戏，更有甚者，他还注意“在这个系统中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说谎或者不诚实”。严广乐、唐敏等人也认为科研人员工作的努力程度是难以测量的，所以很难知道科研人员获得经费以后是不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去。因此，当上级在做最后的决定时没有人知道预算过程是否合理。那么，科研人员就有动机偏离科研经费的使用初衷而为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科研人员将经费用于私人生活或者超额支付给自己报酬（BerlMeans1932；Jensen Meckli-ng，1976）。这些都是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3）科研经费管理混乱及原因。姜颖（2008），尚虎平，叶杰（2012）都指出当前许多高校人文社科科研经费管理混乱，责任不到位。项目申报越多能获得的经费资金就越多，项目管理人员就越能从中抽取“油水”。李俊杰，周震（2012）等人指出衡量和评价一个高校的科研能力及科研水平是通过申报项目数量，立项数量及获得经费额度等指标进行的，这就造成高校非常重视项目管理，而忽视了经费的管理过程，尤其是项目申报和立项成为管理人员关注的焦点。至于科研人员将申请到的经费用在何处从不进行有效监督，这就有悖于经费拨付的最终目的，社科科研经费管理的目的是要使经费的使用合理合法的同时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即用最少的科研经费创造最优的科研成果（卿文洁，2011）。经费的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的“政治创租”（political rent creation）和“政治抽租”（political rent extraction）（Fred S. McChesney1987）行为也时有发生，这样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混乱就在所难免了。
（4）科研经费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及原因。科研活动即知识生产过程，与其它生产过程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投入产出关系的不确定性，即不一定投入多少科研人员、投入多少研究经费，就一定能产生多少知识创新，就一定能转化为多少经济价值（袁志刚 1999）。这种不确定性也正是人文社科类研究所共有的特点。
科研活动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这就要求要有一定的激励机制才能保持科学家的科研积极性。在William-son的TCE体系中，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是造成交易中存在交易成本的人类两大天性。有限理性是指人在处理信息时的能力有限，它来自于环境和行为的不确定性。刘燕（2006）认为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与参数的不确定性是外生的干扰，人的机会主义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乃内生的干扰。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的不确定性是真正的不确定。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是彼此相关的，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事先无法设定一个完美无缺的契约。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很有可能带来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表现在：首先，有限理性会使得科研人员在给定范围下选择过度相似的项目，导致重复性“立项”；其次，由于偷懒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使得许多的学者进入既定的研究领域，而忽略了其他学术领域，哪怕在这些领域只进入少数几个竞争者就可能会创造意想不到的社会和经济效益（Partha D， David P A.1994）。现如今，人文社科的图书出版物遍及全球，较低质量的产出反应了大量的未经认可的人文社科教育出版物在出版物中占据主导地位（Johann Mouton 2011）。 二、高校人文社科经费科学化管理建议与对策
1.根治“逆向选择”的对策。Arrow Kenneth J.（1984）早就注意到“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Kren（1997）提出契约结构既能对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即提高监督）控制机会主义行为，也能通过代理人的上级设计不同形式的激励，来安排其物质利益（即激励契约）。管理人员要对经费的使用留有适当的松弛，在必要的情况下经费也可以用来改善研究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这些外部条件够适宜时，也能在大大的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
2.根治“道德风险”的对策。另外，Eric Noreen（1988， 368）提出，自我控制、道德行为是社会经济体系的润滑剂，使市场和组织信息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Williamson又认为：“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不完整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指旨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De George （1992， 67）指出，具有道德动机的代理人会按照有效的自我控制方式行事，这种自我控制决不是多数外部控制可以比拟的，代理理论研究者们应当使用、提升和组合此动机。Eric Noreen（1988）认为比起社会经济体系的效率，道德更加引起人們的关注。因而提高科研人员职业道德才能从根本上根治 “道德风险”。
3.根治“经费管理问题”的对策。现在，许多的学者们试图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理论层面研究信任对个人的影响（Arrow，1975；Krep
一、高校人文社科经费投入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人文社科研究的特点。人文社科是一门以人文社会现象，其中包括对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科研成果有复杂的形式，他不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即刻地创造出经济和社会价值。当评估这些业绩的时候，有一些评价规则可能会被人为的操纵。然而，在我国学术界依然热衷于奖项，因为奖项直接关系到利益和资源的分配，比如，职称；奖金和奖项直接带来的荣誉（Quin’e Ren.Xuemei Gong，2012）。
2.经费投入中的问题及成因。回顾国内外众多文献，发现了人文社科科研经费的配置与使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旨在分析其突出表现：①经费配置中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②经费使用中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③经费管理不到位；④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1）经费配置中的“逆向选择”及其成因。1970年，阿克罗夫（G.Akerlof）提出了“檸檬市场”问题，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决策者们做出逆向选择而使市场失效。信息不对称可以划分为事前（ex ante）信息不对称和事后（ex post）信息不对称。事前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
高严（2009）认为在存在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随时可能发生的。隐瞒信息扭曲信息这种事前的机会主义行为使掌握私有信息的一方利用对方的无知为自己谋取利益。早在1945年哈耶克就指出，任何资源配置问题都是特定决策的结果，而任何决策都基于给定的信息。在各个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的高低都是通过论文的引用率和下载率来衡量的（Quan’e Ren Xuemei Gong，2012）。这种短时间内的引用率和下载率来衡量成果高低与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显然不符，这就很容易使科研经费管理者做出逆向选择。Herbst（2007，p90）指出科研业绩经费的原理应该是在经费体系之间流动，流向业绩比较明显的地方。履行该原理的体系应该有较多的产出比那些不履行该原理的体系。但在现实中大量的科研经费流向了低水平的科研人员手中或者说流向了业绩不明显的地方。高水平的科研人员通常不能争取到科研经费，而低水平的科研人员却能够申请到科研经费，这就再次发生了逆向选择。
（2）经费使用中的“道德风险”及其成因。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事后信息不对称导致了“道德风险”（杨得前，2006）。Jensen（2003），Horngren（2003）指出实际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都指责预算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偏离道德规范。比如，Jensen（2003， 386）提供了证据表明，下级将说谎和隐藏信息当作预算过程中的游戏，更有甚者，他还注意“在这个系统中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说谎或者不诚实”。严广乐、唐敏等人也认为科研人员工作的努力程度是难以测量的，所以很难知道科研人员获得经费以后是不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去。因此，当上级在做最后的决定时没有人知道预算过程是否合理。那么，科研人员就有动机偏离科研经费的使用初衷而为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科研人员将经费用于私人生活或者超额支付给自己报酬（BerlMeans1932；Jensen Meckli-ng，1976）。这些都是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3）科研经费管理混乱及原因。姜颖（2008），尚虎平，叶杰（2012）都指出当前许多高校人文社科科研经费管理混乱，责任不到位。项目申报越多能获得的经费资金就越多，项目管理人员就越能从中抽取“油水”。李俊杰，周震（2012）等人指出衡量和评价一个高校的科研能力及科研水平是通过申报项目数量，立项数量及获得经费额度等指标进行的，这就造成高校非常重视项目管理，而忽视了经费的管理过程，尤其是项目申报和立项成为管理人员关注的焦点。至于科研人员将申请到的经费用在何处从不进行有效监督，这就有悖于经费拨付的最终目的，社科科研经费管理的目的是要使经费的使用合理合法的同时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即用最少的科研经费创造最优的科研成果（卿文洁，2011）。经费的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的“政治创租”（political rent creation）和“政治抽租”（political rent extraction）（Fred S. McChesney1987）行为也时有发生，这样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混乱就在所难免了。
（4）科研经费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及原因。科研活动即知识生产过程，与其它生产过程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投入产出关系的不确定性，即不一定投入多少科研人员、投入多少研究经费，就一定能产生多少知识创新，就一定能转化为多少经济价值（袁志刚 1999）。这种不确定性也正是人文社科类研究所共有的特点。
科研活动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这就要求要有一定的激励机制才能保持科学家的科研积极性。在William-son的TCE体系中，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是造成交易中存在交易成本的人类两大天性。有限理性是指人在处理信息时的能力有限，它来自于环境和行为的不确定性。刘燕（2006）认为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与参数的不确定性是外生的干扰，人的机会主义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乃内生的干扰。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的不确定性是真正的不确定。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是彼此相关的，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事先无法设定一个完美无缺的契约。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很有可能带来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表现在：首先，有限理性会使得科研人员在给定范围下选择过度相似的项目，导致重复性“立项”；其次，由于偷懒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使得许多的学者进入既定的研究领域，而忽略了其他学术领域，哪怕在这些领域只进入少数几个竞争者就可能会创造意想不到的社会和经济效益（Partha D， David P A.1994）。现如今，人文社科的图书出版物遍及全球，较低质量的产出反应了大量的未经认可的人文社科教育出版物在出版物中占据主导地位（Johann Mouton 2011）。 二、高校人文社科经费科学化管理建议与对策
1.根治“逆向选择”的对策。Arrow Kenneth J.（1984）早就注意到“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Kren（1997）提出契约结构既能对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即提高监督）控制机会主义行为，也能通过代理人的上级设计不同形式的激励，来安排其物质利益（即激励契约）。管理人员要对经费的使用留有适当的松弛，在必要的情况下经费也可以用来改善研究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这些外部条件够适宜时，也能在大大的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
2.根治“道德风险”的对策。另外，Eric Noreen（1988， 368）提出，自我控制、道德行为是社会经济体系的润滑剂，使市场和组织信息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Williamson又认为：“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不完整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指旨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De George （1992， 67）指出，具有道德动机的代理人会按照有效的自我控制方式行事，这种自我控制决不是多数外部控制可以比拟的，代理理论研究者们应当使用、提升和组合此动机。Eric Noreen（1988）认为比起社会经济体系的效率，道德更加引起人們的关注。因而提高科研人员职业道德才能从根本上根治 “道德风险”。
3.根治“经费管理问题”的对策。现在，许多的学者们试图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理论层面研究信任对个人的影响（Arrow，1975；Kr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