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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诗词言简意赅，含意深邃，独具鲜明的艺术特色，同时也承载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得其翻译难度很大，也使不同译文具有了多样性。本文对毛泽东诗词的不同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运用翻译中文化传译的完整性、目的性和有效性等特性，力求缩短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距离，更好地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 英译 文化传译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源语读者与作者一般具有文化共识，因此读者能够透过词汇的表面组成，去理解交际信息的全部内容。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译语读者甚至译者只能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去理解源语文化信息。目的语文化给予译者的文化体验可能使他不理解，甚至曲解源语文化传递的信息。因此，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任何翻译作品都会带有源语和目的语双语文化的烙印，是两种文化对话的结果。
把中国古典诗词译为英语，是一件令人望而却步的难事，由于古典诗词格律严谨，内容较含蓄、隐晦，若非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和文化背景有着深刻了解的译者，是不可能很好译出这些诗词的。而毛泽东诗词利用旧的诗体形式，以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反映了英雄气概，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如何恰如其分地在译文中传译出毛泽东诗词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则是对译者的极大挑战。
二 文化传译的完整性
文学作品的意向读者一般为本族语者。对本族语者不必解释、无须赘言的文化信息，就是文化缺省。缺省的文化信息没有出现在话语中，但可通过特定语境激活，为意向读者所理解并接受。因文化差异，源语作者与源语读者之间的这种默契不可能天然地存在于源语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因此译者要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文化信息容量，有效地对文化信息进行补償，尽可能保证目的语读者与源语作者之间进行有效“沟通”。
古典诗歌韵味的传达是靠语言来表现的。音乐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征，韵律则是其音乐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诗歌区别于散文、小说等其它文体的明显标志。从这个角度讲，韵律是诗歌神韵之所依，二者存在着内在依存性。好的诗词是内容与形式、神韵与韵律的完美结合，所以，好的译文也应该是形神兼备，不可荒废其一的。上乘的诗作译文是以诗译诗，又无损原意，力求使译文与原文意境神似。
下面以毛泽东的《十六字令》译文为例分析。这三首小令写于1934年12月，红军进入贵州，一举攻克黎平。其一写的是山之高耸突兀，其二写山之雄浑壮阔，其三写山之峻峭坚韧。三首小令，看似独立分离，实则浑然一体。每首小令只有16字，1、2、4行均押“an”韵，这种独特的形式，大气、简洁、气势磅礴，意象极富表现力。怎样在译作中既能体现原诗作的神韵，又能在形式表现上使目的语读者体会到其独特之处，从而忠实地再现原作的艺术效果呢？李正栓的译文在这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原文：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李正栓译：16-word Poem（3 poems）
译文1：Peaks high!
hipping my swift steed,still mounted am I.
Looking back,I’m much surprised:
I’m only three feet and three from the sky.
译文2：Peaks with height
Like rough seas’surging billows in white,
Or like galloping steeds
Still in a heated fight.
译文3：Peaks great
Pierces the azure without blunting the blade.
The sky would collapse
But for this colonnade.
第一，从用词上看，三首小令第一行均只有一字，译文没有用“mountain”，而采用“peaks”（山峰），很好地传达了山之高险，且采用复数形式，使层峦叠嶂、险峻环生的山之形象跃然纸上，力透纸背。在“山”字后，译文分别添加了“high”“height”“great”三个描述性词语，不仅是为了押韵，而且是从不同的视角突出了山的各层面，词语变化，一扫单调之感，意象对比鲜活，语义表达清晰，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接受，如此，达到了内容与神韵兼备的效果。
第二，从用韵上看，通过词语的选用、语序的倒装、句型的转换，使每四行译诗中1、2、4行押韵，如“high、I、sky”中的“ai”为双元音，不仅读来上口，且令人感到视野开阔，大气磅礴。为了达到更好的韵律效果，三首译文还使用了头韵押韵，如“swift、steed、still seas、surging”,还有“peaks、pierces”中的爆破音/p/与摩擦音/s/均为清辅音，读来有飘忽之感，特别是头韵/s/的词语联用，使高耸云端、坚韧锐利的山峰形象呼之欲出了。三首小令的译文，行云流水，独具韵律美，不仅没有因韵损义，反而使译文与原文实现了契合。
第三，从意象上看，三首译文基本采用直译，忠实再现了原文意象。译者用简洁恰当的词语使意象叠加，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文中用“steed”代替“horse”，一为押韵；二为表达“骏马”之意，诗味顿生。第二首小令中的“巨澜”已用“billows”，却又补充了“in white”，此颜色词使读者马上联想到了惊涛拍岸、白色巨浪、风生水起的情景。第三首中的“azure”一词也是颇具诗意。
由此可见，译者在准确理解、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并没有完全被动地拘泥于原文字词的对应，而是大胆创新、创造性地再现了原文的神韵。形神兼求，也就是更好地实现了忠实对等。总之，该译文从忠实度、意象、形式上与原文达到了高度一致的艺术效果，使目的语读者通过译文体验到了原文的主旨和意境，实现了文化传译的完整性。
三 文化传译的有效性
文化的有效传译就是遵循其历时性的特征。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文化现象会有不同理解，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同一文本的新译本。这不仅没有影响到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了解反而加深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作为好的译者，不应该拘泥于原有的译本，而应该随着认识程度的提高，不断地改进译本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等深层次语境，以期实现推陈出新，把我国的文化更好地介绍给西方读者。
外文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译文在理解上就稍有偏差，而李正栓的译文更觉逼近原文，现比较如下：
原文：二十万军重入赣，/烽烟滚滚来天半。
译文1：The enemy returns to Jiangxi two hundred thousand strong,/Fumes billowing on the wind in mid-sky.（外文社译）
译文2：Two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invade Jiangxi again,/Raising dust like skyward hurricane.（李正栓译）
从字面上看，“重入”可以直译为“returns to”，但语义表达过弱，无法表现出敌军那种气急败坏、气势汹汹的架势，这不是原作者的本意。相对而言，李译在理解上就较合理、逼真。“invade”仅一字，就突出了敌军的来势汹汹，且后一句以“飓风”比喻，生动形象地烘托出了诗中要表达的气氛，使得译文所表达的力量不亚于原诗。
四 文化传译的目的性
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而人的行为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因此，翻译行为的实施也是为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在目标语境中产生结果和影响。如苏珊·巴塞特所言，翻译从本质上而言，只是翻译发起者、翻译者本身、原文所属文化、译文所向文化之间或明或暗谈判的结果。（Ander Lefevere and Susan Bassnett,2001：4）
第一，译者的目的是尽可能向目的语读者传递原作的文化信息，即原作者的创作意图。首先，译文要忠实传达原文，具有科学性。译文的科学性表现在尽量保持原文的行文，不去妄加揣测，不随意增减行数，甚至长短也尽量照顾到，力争使文章中不出现解释性词语。以毛泽东《长征》一诗中的两句英译为例：
原文：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辜正坤译：
The red army regards the Long March as nothing but a game,
Like foamy ripples the Five Ranges stretch in an unbroken chain,
Like mud balls the majestic Wumeng Ranges roll by without reign.
李正栓譯：
The hard long march the red army does not fear:
The thousands of mounts and rivers are nothing mere.
The five ridges are meandering like fine ripples;
The majestic Wumeng peaks are but rolling balls.
辜正坤的译文四句并三句，简洁有力，而美中不足是加入了阐释性语言，如第一句中的“but a game”，略显多余，且“game”一词并不能很好地传达原作者要表现的红军大无畏、乐观向上的精神，反而容易让没有读过原作的读者认为是“游戏一场”的意思，易产生误解。第二句中添加了比喻“an unbroken chain”，这与“foamy ripples”不一致。可以看出，加入解释性语言，有时反而会影响读者的理解。
相比之下，李正栓的译文则比较忠实地再现了原作，不论从行数、选词用句，都是在忠实理解的基础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本意，没有任何的修正、添加，这样使译文保留了原文的风格，也形成了译者译文的特色。
第二，译文要形神兼求，不能得“意”忘“形”，也不能因韵损义，才能达到和谐的审美效果，从而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诗歌翻译并不在于使用多么高深晦涩的字眼，但需要字斟句酌。李正栓的译文长于驱词遣句，虽用词简单，却蕴藏深意。
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中有两句话：“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强烈的对比反衬，十分传神。下面就以许渊冲和李正栓的译文为例加以分析。
许渊冲译：
“Surrounded ring upon ring by the foe,/Aloft we still stand fast.”
其中的“ring upon ring”以虚数表达“万千重”的重叠之感，生动地描述了敌军的来势汹汹，但原文“重”、“动”二字押“ong”韵，有沉重之感，从敌军方面看是嚣张之气焰，从我军方面看是临危不乱之气势。许译中的“foe”、“fast”虽押头韵，但/f/为清辅音，底气不足。
李正栓译：
“Surrounded by rings and rings of enemy,/We still remain firm and steady.”
李译中的变动之处是把“ring”变为复数，突出了敌军人数之多，敌人来势越凶猛，越能反衬出我军的镇定。“enemy”、“steady”，音是近韵，形是眼韵，基本符合原词韵脚，实现了对等传达。可见，译者在选词用韵上尽量向原文靠拢，但又没有一味追求拘泥于音韵美，而是充分考虑到原诗的神韵，最大限度去实现形神兼备融合中的意境和风格。译者用整体辩证的翻译观，既博采众家之长，又能及时弥补不足，精益求精，独成特色。
五 结语
从文化传译的角度对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进行分析，可以更充分地解读原作，译者应该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地揣摩诗歌所要传达的文化内涵，补全译文所缺省的文化信息，赋予译作新的生命。总之，利用文化传译的三大特性使源语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得到更好地再现，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缩短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距离，更好地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Ander Lefevere and Susan Bassnett ed.Constructing Cutures[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 蔡清富：《毛泽东诗词名家赏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辜正坤：《毛泽东诗词〈英汉对照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 李正栓：http://xinghui.com/chinese/shilin/index.
htm.
[5] 《毛泽东诗词》翻译组：《毛泽东诗词〈汉英对照〉》，外文出版社，2004年版。
[6] 许渊冲：《毛泽东诗词选〈汉英对照〉》，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
作者简介：
陶沙，女，1983—，河北南宫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典籍翻译，工作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
毛雪青，女，1972—，上海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 英译 文化传译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源语读者与作者一般具有文化共识，因此读者能够透过词汇的表面组成，去理解交际信息的全部内容。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译语读者甚至译者只能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去理解源语文化信息。目的语文化给予译者的文化体验可能使他不理解，甚至曲解源语文化传递的信息。因此，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任何翻译作品都会带有源语和目的语双语文化的烙印，是两种文化对话的结果。
把中国古典诗词译为英语，是一件令人望而却步的难事，由于古典诗词格律严谨，内容较含蓄、隐晦，若非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和文化背景有着深刻了解的译者，是不可能很好译出这些诗词的。而毛泽东诗词利用旧的诗体形式，以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反映了英雄气概，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如何恰如其分地在译文中传译出毛泽东诗词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则是对译者的极大挑战。
二 文化传译的完整性
文学作品的意向读者一般为本族语者。对本族语者不必解释、无须赘言的文化信息，就是文化缺省。缺省的文化信息没有出现在话语中，但可通过特定语境激活，为意向读者所理解并接受。因文化差异，源语作者与源语读者之间的这种默契不可能天然地存在于源语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因此译者要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文化信息容量，有效地对文化信息进行补償，尽可能保证目的语读者与源语作者之间进行有效“沟通”。
古典诗歌韵味的传达是靠语言来表现的。音乐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征，韵律则是其音乐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诗歌区别于散文、小说等其它文体的明显标志。从这个角度讲，韵律是诗歌神韵之所依，二者存在着内在依存性。好的诗词是内容与形式、神韵与韵律的完美结合，所以，好的译文也应该是形神兼备，不可荒废其一的。上乘的诗作译文是以诗译诗，又无损原意，力求使译文与原文意境神似。
下面以毛泽东的《十六字令》译文为例分析。这三首小令写于1934年12月，红军进入贵州，一举攻克黎平。其一写的是山之高耸突兀，其二写山之雄浑壮阔，其三写山之峻峭坚韧。三首小令，看似独立分离，实则浑然一体。每首小令只有16字，1、2、4行均押“an”韵，这种独特的形式，大气、简洁、气势磅礴，意象极富表现力。怎样在译作中既能体现原诗作的神韵，又能在形式表现上使目的语读者体会到其独特之处，从而忠实地再现原作的艺术效果呢？李正栓的译文在这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原文：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李正栓译：16-word Poem（3 poems）
译文1：Peaks high!
hipping my swift steed,still mounted am I.
Looking back,I’m much surprised:
I’m only three feet and three from the sky.
译文2：Peaks with height
Like rough seas’surging billows in white,
Or like galloping steeds
Still in a heated fight.
译文3：Peaks great
Pierces the azure without blunting the blade.
The sky would collapse
But for this colonnade.
第一，从用词上看，三首小令第一行均只有一字，译文没有用“mountain”，而采用“peaks”（山峰），很好地传达了山之高险，且采用复数形式，使层峦叠嶂、险峻环生的山之形象跃然纸上，力透纸背。在“山”字后，译文分别添加了“high”“height”“great”三个描述性词语，不仅是为了押韵，而且是从不同的视角突出了山的各层面，词语变化，一扫单调之感，意象对比鲜活，语义表达清晰，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接受，如此，达到了内容与神韵兼备的效果。
第二，从用韵上看，通过词语的选用、语序的倒装、句型的转换，使每四行译诗中1、2、4行押韵，如“high、I、sky”中的“ai”为双元音，不仅读来上口，且令人感到视野开阔，大气磅礴。为了达到更好的韵律效果，三首译文还使用了头韵押韵，如“swift、steed、still seas、surging”,还有“peaks、pierces”中的爆破音/p/与摩擦音/s/均为清辅音，读来有飘忽之感，特别是头韵/s/的词语联用，使高耸云端、坚韧锐利的山峰形象呼之欲出了。三首小令的译文，行云流水，独具韵律美，不仅没有因韵损义，反而使译文与原文实现了契合。
第三，从意象上看，三首译文基本采用直译，忠实再现了原文意象。译者用简洁恰当的词语使意象叠加，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文中用“steed”代替“horse”，一为押韵；二为表达“骏马”之意，诗味顿生。第二首小令中的“巨澜”已用“billows”，却又补充了“in white”，此颜色词使读者马上联想到了惊涛拍岸、白色巨浪、风生水起的情景。第三首中的“azure”一词也是颇具诗意。
由此可见，译者在准确理解、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并没有完全被动地拘泥于原文字词的对应，而是大胆创新、创造性地再现了原文的神韵。形神兼求，也就是更好地实现了忠实对等。总之，该译文从忠实度、意象、形式上与原文达到了高度一致的艺术效果，使目的语读者通过译文体验到了原文的主旨和意境，实现了文化传译的完整性。
三 文化传译的有效性
文化的有效传译就是遵循其历时性的特征。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文化现象会有不同理解，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同一文本的新译本。这不仅没有影响到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了解反而加深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作为好的译者，不应该拘泥于原有的译本，而应该随着认识程度的提高，不断地改进译本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等深层次语境，以期实现推陈出新，把我国的文化更好地介绍给西方读者。
外文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译文在理解上就稍有偏差，而李正栓的译文更觉逼近原文，现比较如下：
原文：二十万军重入赣，/烽烟滚滚来天半。
译文1：The enemy returns to Jiangxi two hundred thousand strong,/Fumes billowing on the wind in mid-sky.（外文社译）
译文2：Two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invade Jiangxi again,/Raising dust like skyward hurricane.（李正栓译）
从字面上看，“重入”可以直译为“returns to”，但语义表达过弱，无法表现出敌军那种气急败坏、气势汹汹的架势，这不是原作者的本意。相对而言，李译在理解上就较合理、逼真。“invade”仅一字，就突出了敌军的来势汹汹，且后一句以“飓风”比喻，生动形象地烘托出了诗中要表达的气氛，使得译文所表达的力量不亚于原诗。
四 文化传译的目的性
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而人的行为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因此，翻译行为的实施也是为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在目标语境中产生结果和影响。如苏珊·巴塞特所言，翻译从本质上而言，只是翻译发起者、翻译者本身、原文所属文化、译文所向文化之间或明或暗谈判的结果。（Ander Lefevere and Susan Bassnett,2001：4）
第一，译者的目的是尽可能向目的语读者传递原作的文化信息，即原作者的创作意图。首先，译文要忠实传达原文，具有科学性。译文的科学性表现在尽量保持原文的行文，不去妄加揣测，不随意增减行数，甚至长短也尽量照顾到，力争使文章中不出现解释性词语。以毛泽东《长征》一诗中的两句英译为例：
原文：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辜正坤译：
The red army regards the Long March as nothing but a game,
Like foamy ripples the Five Ranges stretch in an unbroken chain,
Like mud balls the majestic Wumeng Ranges roll by without reign.
李正栓譯：
The hard long march the red army does not fear:
The thousands of mounts and rivers are nothing mere.
The five ridges are meandering like fine ripples;
The majestic Wumeng peaks are but rolling balls.
辜正坤的译文四句并三句，简洁有力，而美中不足是加入了阐释性语言，如第一句中的“but a game”，略显多余，且“game”一词并不能很好地传达原作者要表现的红军大无畏、乐观向上的精神，反而容易让没有读过原作的读者认为是“游戏一场”的意思，易产生误解。第二句中添加了比喻“an unbroken chain”，这与“foamy ripples”不一致。可以看出，加入解释性语言，有时反而会影响读者的理解。
相比之下，李正栓的译文则比较忠实地再现了原作，不论从行数、选词用句，都是在忠实理解的基础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本意，没有任何的修正、添加，这样使译文保留了原文的风格，也形成了译者译文的特色。
第二，译文要形神兼求，不能得“意”忘“形”，也不能因韵损义，才能达到和谐的审美效果，从而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诗歌翻译并不在于使用多么高深晦涩的字眼，但需要字斟句酌。李正栓的译文长于驱词遣句，虽用词简单，却蕴藏深意。
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中有两句话：“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强烈的对比反衬，十分传神。下面就以许渊冲和李正栓的译文为例加以分析。
许渊冲译：
“Surrounded ring upon ring by the foe,/Aloft we still stand fast.”
其中的“ring upon ring”以虚数表达“万千重”的重叠之感，生动地描述了敌军的来势汹汹，但原文“重”、“动”二字押“ong”韵，有沉重之感，从敌军方面看是嚣张之气焰，从我军方面看是临危不乱之气势。许译中的“foe”、“fast”虽押头韵，但/f/为清辅音，底气不足。
李正栓译：
“Surrounded by rings and rings of enemy,/We still remain firm and steady.”
李译中的变动之处是把“ring”变为复数，突出了敌军人数之多，敌人来势越凶猛，越能反衬出我军的镇定。“enemy”、“steady”，音是近韵，形是眼韵，基本符合原词韵脚，实现了对等传达。可见，译者在选词用韵上尽量向原文靠拢，但又没有一味追求拘泥于音韵美，而是充分考虑到原诗的神韵，最大限度去实现形神兼备融合中的意境和风格。译者用整体辩证的翻译观，既博采众家之长，又能及时弥补不足，精益求精，独成特色。
五 结语
从文化传译的角度对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进行分析，可以更充分地解读原作，译者应该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地揣摩诗歌所要传达的文化内涵，补全译文所缺省的文化信息，赋予译作新的生命。总之，利用文化传译的三大特性使源语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得到更好地再现，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缩短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距离，更好地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Ander Lefevere and Susan Bassnett ed.Constructing Cutures[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 蔡清富：《毛泽东诗词名家赏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辜正坤：《毛泽东诗词〈英汉对照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 李正栓：http://xinghui.com/chinese/shilin/index.
htm.
[5] 《毛泽东诗词》翻译组：《毛泽东诗词〈汉英对照〉》，外文出版社，2004年版。
[6] 许渊冲：《毛泽东诗词选〈汉英对照〉》，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
作者简介：
陶沙，女，1983—，河北南宫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典籍翻译，工作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
毛雪青，女，1972—，上海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