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本栏说香港继2003年沙士后，在“政经两方面同时遭到冲击”。不料面对80年一见的金融海啸，“冲击”远远不足以形容形势的严峻。
　　同属金融中心的开放型小经济体系新加坡已步入衰退，香港相信也难逃一劫。因为股楼插水，倒闭、破产、失业上升而加剧的劳资和贫富分化，必定反映在政治上。商界为求自保，将更趋保守；基层为了生存，也将激烈抗争。库房因为衰退而入不敷出，无力应付民生诉求。官商与市民的摩擦将会加剧，源于生活的家庭悲剧将会充斥传媒。要到淘汰了“足够”的弱势行业和劳动力后，经济才可望进入新的上升周期。但此时已尸横遍野。
　　我无意危言耸听。但这次的金融危机，我做了30多年的新闻，还是第一次领教。市场缺口恍如太空的“黑洞”，美欧各国天天加大力度救市，但所放出的千亿计美元恍如落入无底洞。危机看不到尽头。香港回归头几年，亚洲金融风暴所激发的社会矛盾有可能重演。
　　我不敢说，明年香港又会有几十万人上街，戾气冲天，但必须作最坏的打算。何况香港上次有难时，内地经济仍然势不可挡，可以伸出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橄榄枝。但这次的华尔街灾难非亚洲危机可比。国家对欧关的出口将大为缩减，股楼也少了外资的支持。目前只因为人民币并非自由兑换，危机来得较慢。但东莞和浙江已开始为制造业救亡。面对全球性的风暴，中国不可能靠内需独善其身。若此，中央恐怕很难提供太多的协助。港澳还得自己挺住。
　　限于财力，我没有能力参与华尔街。但自1980代初起，就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历经1987年10月的股灾。当时我在纽约编中文报纸，起初负责财经版。我做的是亲大陆的小报(侨社的中文报纸有三大派：反共亲台湾，拥共亲大陆，只求赚钱的商业报。以亲台的势力最大)，财经组只有我一个人，选材撰稿起题校对一脚踢。
　　当时海外的中文报主要是翻炒两岸三地前几天的报纸。报道侨居地时，只讲华人圈子，不鼓励侨胞走出华埠、融入大社会。但我因为搞学运才改行做新闻，觉得华人无论住在哪里都不应该固步自封，因此积极介绍华尔街刚开始流行的理财工具，希望改变老一辈把现款塞在床底下谩藏诲盗，或者存活期任由通胀侵蚀的习惯。我开展了这方面的报道后，银行开始注意，其他中文报纸加入竞争，开阔了华人的眼界。
　　个人理财工具当时作为新生事物，主要是股票互惠基金和类似现款的货币基金，风险低，投资额小，机制明确。投资者有可能会赔，但不会破产。但后来华尔街见猎心喜，创造出大量的投资“衍生工具”(derivative)，背后的机制日趋复杂。资产一押再押后，用隐晦的手法和关丽的词藻彼此推销，只讲回报，避谈风险。在股市狂热中，连最有名的金融机构也互相承受，毫不怀疑。但所有的资产彼此扣连，只要有一个环节大贬值，整个资产链就像骨牌那样没救。
　　最近导致全球爆破的一些产品更带有欺骗性。月初我在港的专栏见报后，一位获政府高层咨询的名教授来电，明言他和大学的一些同事也搞不懂最近出事的CDS(Credit Default Swap亦即“信贷违约掉期合约”)具体是怎么运作的。连大教授都不明白，也就是说，无法估计这种工具的风险、爆破后要赔多少钱。我的这位研究院室友一向敢言，经常见报，但现在显然觉得很无奈。
　　我与华尔街的接触不限于新闻报道一有一年多的时间，华尔街距离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步行不过5分钟。我当时住在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一周6天，凌晨4点半坐名为PATH的地铁进纽约，在7年前恐袭中倒塌的世界贸易中心下车，然后走将近半小时回华埠。下午大约两三点再经世贸坐地铁回家，世贸倒塌、华尔街海啸，对我来说就像是老朋友遇难。我近年每次回纽约，都去世贸的遗址凭吊。下次也许还要绕过去华尔街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