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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培东：
199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02年进入湘潭大学，任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年回到母校西南政法大学，任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同时兼任四川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那时候，学校的风气很好，停办了那么长时间再恢复招生，老师对学生的感情真的是不一样。在那个环境里面生存，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书读好，把成绩搞好，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跟别人比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顾老师您好，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您当初报考的是西南政法学院，能谈谈您对西南政法学院的第一印象么？
顾培东（以下简称“顾”）：我記得当时用十元钱置备了我的全部行李，到了重庆火车站，学校再用卡车把我们送到了西政。到了学校后的第一感觉是学校破破烂烂。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我这种从县城来的人，西政还是很有震撼力的。记得老师当时介绍学校情况时，说这里有两百多个科级以上干部，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记：能谈谈您大学生活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
顾：刚进大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我多少有些自卑，因为同学中有不少高干子弟，穿的是父辈留下的发白的旧军装。我有个同学，拿出几张英语卡片，说这是他母亲延安时代留下的卡片，我想人家的母亲延安时代就学外语，太了不起了。还有一个同学，拿了一本苏联的经济学教科书在看，说这是他父亲留下来的，我听后也有不寒而栗之感。在那个时代，干部子弟与草根阶层之间的距离并不亚于今天的贫富之隔。
初入学时，我压力很大，但是第一学期考试成绩出来之后，我心理上就有了些许变化，当时能够得“优”的人没几个，而我是全“优”。相比之下，那个熟读父辈苏联经济学教科书和《联共（布）党史》的同学只得了“及格”，这样一下子提高了我的自信。
那时候，学校的风气很好，停办了那么长时间再恢复招生，老师对学生的感情真的不一样。在那个环境里面生存，我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书读好，把成绩搞好，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跟别人比。
大学时，我一门心思读书，我比较注意在每次上课前预习，做好预习提纲，再根据提纲去理解段落章节乃至整本书的内容。而考试之前我都会去预想考题，先自己设定几十道考题，基本上每次考试题目都在我预想的范围之内，所以成绩还不错。
大学期间，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蒋爱珍杀人案件，当时我们还没有学刑法，学校组织大家讨论这个事件，所有人的发言都是从政治或社会角度去分析此案，只有我是从刑法学的角度，从犯罪构成理论角度去分析问题，因为我提前买了刑法教材看。
当时学校里面也有学潮、思潮等等，我虽然观点偏向保守，但却愿意参加。我办起了西政复办后的第一个以思想论争为主题的刊物“争鸣”。所谓“刊物”，实际上就是用钢笔写的版报，形式来自于“文革”期间的“小字报”。现在的“大儒”蒋庆先生，就在上面发表了《回到马克思》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社会主义也可能有经济危机》。我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计划失衡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可能存在失衡，所以社会主义也可能有经济危机。当时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叫人从版报上把那篇文章揭下来给他看。大学期间我就开始写论文，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两三篇文章。
记：您能谈谈大学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和同学吗？
顾：同学中就我们班来说是夏勇。夏勇比我小几岁，和我一个宿舍，床对床。我们经常一起在嘉陵江畔散步，谈青春、谈理想，并且互相欣赏彼此的写作。到现在还有互相和诗的交往。但他是真懂诗词格律，我实际上只能“打油”。
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着。夏勇在爱好思考社会深层问题上跟我比较一致。夏勇一直有执著的信念追求，他看得很远。我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但是他对于事物的穿透力与认知与别人是不太一样的。
说到老师，对我影响比较深的是种明钊老师，在读书时，我就在他的启导下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并合作发表文章。他实际上是搞经济学的，我后来向经济学的发展受他的影响很深。
研究生期间是我整个学习生活中收获最大的阶段，那个时候整天都在读书。有个真实的段子：主人翁是现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浩。有一天晚上宿舍里断电了，李浩很高兴，说，“今晚我们可以不用看书了，去看电视吧。”
记：您的硕士学位是民事诉讼法方向，后来又从事经济学的研究，这个转变还是比较大的，能谈谈您那段时期的经历和转变的缘由吗？
顾：当时我选民诉不是出于爱好，而是为了读研究生而不得不选一个专业。
我原本没有想过读研究生，只想毕业后回家乡当国家干部。因为提前毕业可以满足我的一点虚荣，所以就盲目地报考了。县城的出身带给我比较狭隘的眼光，别人都说乡情难忘。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力求割断我的乡情，不是割断我和别人的情感，而是要割断那种狭隘与偏见、愚昧与无知。
研究生期间是我整个学习生活中收获最大的阶段，那时候整天都在读书。当时有个真实的段子：主人翁是现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浩，有一天晚上宿舍里断电了，李浩很高兴，说，“今晚我们可以不用看书了，去看电视吧。”我们除了看新闻之外，天天都在看书和写作，早上6点多起来，晚上12点多睡觉。中午想休息一会，但研究生处处长杨景凡老先生会用脚踢我们的门，叫我们起来学习。
读研期间我没有读什么民诉方面的书，因为我觉得太简单。当时可读的书籍也很少，我和江必新以及另一个同学就把《马恩全集》粗粗地看了一遍，有些篇章则细读和精读，我们甚至能大段背诵其中的内容。我和江必新经常冬天在盥洗室洗冷水澡，一边洗，一边高声背诵莎士比亚的诗和马克思文章中的精彩段落。
我们学校有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高水平的英语老师，于是就拉来一个中学的英语老师教我们，天天教的内容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只好自学外语，自己练翻译。那段时期我翻译了近百万字，与其他同学合译了梅里曼的《大陆法系》、《美国婚姻与婚姻法》等等。我自认为翻译得还不错。翻译的基本功底除了外语水准之外就是中文的水平，我的中文表达能力有助于译作水平的提高。
研究生毕业后，我随妻子到成都落脚，很偶然地调入到四川省体改委（同时还有一块牌子叫四川省经济研究中心），那时单位上对我并无期待，闲暇时，我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些经济类论文，单位同事并不相信作者是我本人。我记得非常清楚，在一次理论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主要观点是说承包制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一种转变。现在来看应该说我的观点还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只有从契约角度才能理解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光明日报》刊载了我的那篇文章，我们单位的人看了之后说这肯定是同名同姓者所为，后来《经济日报》登载了我的文章，单位的人还是不相信，直到稿费寄到我们单位，才算洗刷了我的不白。
当时改革形势很好，我们单位的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同时，由于经济理论需要法律的支撑，所以我比较能够发挥作用，加之几届领导对我都不错，那时候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四川省的不少改革方案我都有幸参与制定。
“我自己在想，应该说我的文章水平不能说高，所以能刊登在这样的刊物上，可能是因为我写东西的确是我自己的东西，不论其深浅如何，里面有一定知识增量的。加之机缘巧合，就成了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记：您十多年没有学术专职，却在第一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评选中脱颖而出，很多人都觉得这段经历不可思议，能谈谈这当中您的历程吗？
顾：我能评上很偶然。有一天与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偶遇，他问我多大岁数，因为当时评选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的年龄限制好像是45岁以下，我正好符合，于是他就鼓励我报个名。
我需要交待这一段时间的经历。“1989年风波”后，我把自己关在宾馆里一个月，写出《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这本书。这一个月中没有出宾馆，也没有与任何人接触。我当时已经有好几年没写法律方面的书了，但我的目标却是使它的学术水准在学术界十年内不落后。
评第一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的时候，四川省报了五六个人，我排在最后一个。此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已经发了四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的内部刊物《未定稿》上也发过一篇，还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上发过一些文章。我自己在想，应该说我的文章水平不能说高，所以能刊登在這样的刊物上，可能是因为我写的确实是我自己的东西，不论其深浅如何，里面还是有一定知识增量的。这些所谓成果，加上机缘巧合，就成了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
“中国法学界处在与中国法治同步成长的状况，这是中国法学家的缘分，中国法学家如果忽视这种机遇的话，可能再过一些年，法学家就没有什么地位了。”
记：您对现在法学界的浮躁风气和出现的一些学术规范问题怎么看？
顾：我觉得法学是应用型科学，尤其是在中国。我经常对我的学生强调，你表达问题需要面对的是现实的东西。基础理论有没有用？的确是有用的。但是在基础理论和文化意义上的创造方面，再怎么努力，与西方思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回过头来读百年前卡多佐、庞德这些人的著作，发现真的很耐读。我们在理论思维上真的和西方没有办法相比。
我们再去看经济学，如果说研究经济学的人写论文，说西方谁谁谁怎么怎么说，引用一大堆西方古人的书，别人会耻笑：西方理论能解决中国问题吗？为什么同样作为应用型学科，同样存在大量问题，同样有着主流性的需求，经济学却表现得与法学如此不同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的可验程度更强。经济学人必须去面对社会的检验，法学没有这样的检验，社会行为本身的空间、弹性都很大，所以检验起来很困难。在经济学界，面对一个问题，如果只知道大谈萨缪尔森、李嘉图等人的理论，肯定不能令人信服。而在法学界，学者们却大可谈古罗马法学家的学说，或孟德斯鸠的论述。因为法学的可验度不是很高，往往可以自圆其说。
我觉得法学绝对是一门应用型、实践型学科，哪怕是在论述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头脑中也需要有一个对应的实体性对象。因为你是要告诉人们怎么去做，缺乏现实基础的话显然不行。
这些年的问题是我们受西方法治模式的影响特别深重，但是我们谁能准确详尽地论述“法治”是什么？只能说有些共同认同的东西，但是即便是这些认同的共识，也能在西方的理论资源中找出对立的观点。
作为应用型学科，只要能把社会治理好了，便是有效的。最近几年，决策层的一些做法不太符合我们法律人的思维。其实，我们法学人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法律人的这种思维是否正确？第二个问题是如若这种思维是正确的话，有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两个层面要考虑清楚。
我有位师弟最近在研究关于“起诉难”的问题，他的研究比较客观，他的结论是：政策性的起诉难不要过多，因为它容易影响法治。但是，对于起诉难的原因他漏掉了很多项：第一，法院的容量有没有那么大？那种涉及几十万人的案子，哪个法院审得了呢？松花江污染，有人说要起诉，整个松花江流域几千万人，哪个法院管得了呢？第二，法律手段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三鹿奶粉案的受害者可以上法院去告，但是三鹿公司破产了，一般债权人一分钱都拿不到，这种司法判决有没有意义？第三，有些案件从法律角度容易作出判断，但是辐射到整个社会层面的时候又会出现很多问题，这种情况又如何解决？
做学问就一定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一定把自己对于社会的见解表达出来，当然，在做出这种表达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能无所顾忌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知识增量，不要只就一个概念，找些历史渊源，做个概念解释就草草了事。
中国法学界处在与中国法治同步成长的状况，这是中国法学家的缘分，中国法学家如果忽视这种机遇的话，可能再过一些年，法学家就没有什么地位了。当一个国家法治成熟的时候，法学家就没有什么作为了。当然，对于法治，各自的看法不一，各个国家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很难，始终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国这种法治，能不能和主导政治力量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来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应该去想的。
记：您能对现在法学界的研究状况做出一个评价抑或判断么？
顾：我觉得中国法学需要清醒的意识，即我们为什么而研究？我们怎样去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充分地思考。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能把研究做好。
我记得跟一位学者聊天说过，如果以他的才气，去研究现实问题的话，会非常出彩，但他的才气用到了一个很偏的，甚至可以说钻牛角尖的领域。西安政法大学复校20 周年的时候，我和博士生开座谈会，发现他们读书读得不伦不类。我当时问一个公司法的博士：你怎么理解股东权益？他就把公司公益权和自益权等概念背了一遍，说明他对什么是股东权益并不懂。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研究公司法的不去研究经济运营的基础，看不懂财务报表，怎么可能把公司法研究好呢？所以我觉得博士生、硕士生确实需要引导，他们读的书比我们多得多，但是没有把他们引导到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上，这是个很可怕的现象。
记：您能对学生在人生道路和阅读书目上提出一些建议吗？
顾：我觉得在阅读方面，西方的著述还是主要的，读西方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批判法学以及社会法学派的书更加有意义。我特别推崇庞德，他是哈佛法学院院长，是学院派人物，但是庞德做过仲裁员，做过律师，对于理论实践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作为法律人，要关注世界，要有一种感情投入，对中国法治命运乃至整个民族之命运，都要有自己的担当。我没必要说什么官话，这是我的真实心愿。做学问就是表达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见解，不要矫情，要认真严肃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增量。此外，还要真正了解现实，了解实践。我对于自己的自信，就是建立在接触实践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
199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02年进入湘潭大学，任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年回到母校西南政法大学，任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同时兼任四川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那时候，学校的风气很好，停办了那么长时间再恢复招生，老师对学生的感情真的是不一样。在那个环境里面生存，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书读好，把成绩搞好，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跟别人比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顾老师您好，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您当初报考的是西南政法学院，能谈谈您对西南政法学院的第一印象么？
顾培东（以下简称“顾”）：我記得当时用十元钱置备了我的全部行李，到了重庆火车站，学校再用卡车把我们送到了西政。到了学校后的第一感觉是学校破破烂烂。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我这种从县城来的人，西政还是很有震撼力的。记得老师当时介绍学校情况时，说这里有两百多个科级以上干部，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记：能谈谈您大学生活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
顾：刚进大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我多少有些自卑，因为同学中有不少高干子弟，穿的是父辈留下的发白的旧军装。我有个同学，拿出几张英语卡片，说这是他母亲延安时代留下的卡片，我想人家的母亲延安时代就学外语，太了不起了。还有一个同学，拿了一本苏联的经济学教科书在看，说这是他父亲留下来的，我听后也有不寒而栗之感。在那个时代，干部子弟与草根阶层之间的距离并不亚于今天的贫富之隔。
初入学时，我压力很大，但是第一学期考试成绩出来之后，我心理上就有了些许变化，当时能够得“优”的人没几个，而我是全“优”。相比之下，那个熟读父辈苏联经济学教科书和《联共（布）党史》的同学只得了“及格”，这样一下子提高了我的自信。
那时候，学校的风气很好，停办了那么长时间再恢复招生，老师对学生的感情真的不一样。在那个环境里面生存，我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书读好，把成绩搞好，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跟别人比。
大学时，我一门心思读书，我比较注意在每次上课前预习，做好预习提纲，再根据提纲去理解段落章节乃至整本书的内容。而考试之前我都会去预想考题，先自己设定几十道考题，基本上每次考试题目都在我预想的范围之内，所以成绩还不错。
大学期间，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蒋爱珍杀人案件，当时我们还没有学刑法，学校组织大家讨论这个事件，所有人的发言都是从政治或社会角度去分析此案，只有我是从刑法学的角度，从犯罪构成理论角度去分析问题，因为我提前买了刑法教材看。
当时学校里面也有学潮、思潮等等，我虽然观点偏向保守，但却愿意参加。我办起了西政复办后的第一个以思想论争为主题的刊物“争鸣”。所谓“刊物”，实际上就是用钢笔写的版报，形式来自于“文革”期间的“小字报”。现在的“大儒”蒋庆先生，就在上面发表了《回到马克思》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社会主义也可能有经济危机》。我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计划失衡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可能存在失衡，所以社会主义也可能有经济危机。当时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叫人从版报上把那篇文章揭下来给他看。大学期间我就开始写论文，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两三篇文章。
记：您能谈谈大学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和同学吗？
顾：同学中就我们班来说是夏勇。夏勇比我小几岁，和我一个宿舍，床对床。我们经常一起在嘉陵江畔散步，谈青春、谈理想，并且互相欣赏彼此的写作。到现在还有互相和诗的交往。但他是真懂诗词格律，我实际上只能“打油”。
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着。夏勇在爱好思考社会深层问题上跟我比较一致。夏勇一直有执著的信念追求，他看得很远。我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但是他对于事物的穿透力与认知与别人是不太一样的。
说到老师，对我影响比较深的是种明钊老师，在读书时，我就在他的启导下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并合作发表文章。他实际上是搞经济学的，我后来向经济学的发展受他的影响很深。
研究生期间是我整个学习生活中收获最大的阶段，那个时候整天都在读书。有个真实的段子：主人翁是现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浩。有一天晚上宿舍里断电了，李浩很高兴，说，“今晚我们可以不用看书了，去看电视吧。”
记：您的硕士学位是民事诉讼法方向，后来又从事经济学的研究，这个转变还是比较大的，能谈谈您那段时期的经历和转变的缘由吗？
顾：当时我选民诉不是出于爱好，而是为了读研究生而不得不选一个专业。
我原本没有想过读研究生，只想毕业后回家乡当国家干部。因为提前毕业可以满足我的一点虚荣，所以就盲目地报考了。县城的出身带给我比较狭隘的眼光，别人都说乡情难忘。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力求割断我的乡情，不是割断我和别人的情感，而是要割断那种狭隘与偏见、愚昧与无知。
研究生期间是我整个学习生活中收获最大的阶段，那时候整天都在读书。当时有个真实的段子：主人翁是现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浩，有一天晚上宿舍里断电了，李浩很高兴，说，“今晚我们可以不用看书了，去看电视吧。”我们除了看新闻之外，天天都在看书和写作，早上6点多起来，晚上12点多睡觉。中午想休息一会，但研究生处处长杨景凡老先生会用脚踢我们的门，叫我们起来学习。
读研期间我没有读什么民诉方面的书，因为我觉得太简单。当时可读的书籍也很少，我和江必新以及另一个同学就把《马恩全集》粗粗地看了一遍，有些篇章则细读和精读，我们甚至能大段背诵其中的内容。我和江必新经常冬天在盥洗室洗冷水澡，一边洗，一边高声背诵莎士比亚的诗和马克思文章中的精彩段落。
我们学校有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高水平的英语老师，于是就拉来一个中学的英语老师教我们，天天教的内容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只好自学外语，自己练翻译。那段时期我翻译了近百万字，与其他同学合译了梅里曼的《大陆法系》、《美国婚姻与婚姻法》等等。我自认为翻译得还不错。翻译的基本功底除了外语水准之外就是中文的水平，我的中文表达能力有助于译作水平的提高。
研究生毕业后，我随妻子到成都落脚，很偶然地调入到四川省体改委（同时还有一块牌子叫四川省经济研究中心），那时单位上对我并无期待，闲暇时，我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些经济类论文，单位同事并不相信作者是我本人。我记得非常清楚，在一次理论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主要观点是说承包制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一种转变。现在来看应该说我的观点还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只有从契约角度才能理解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光明日报》刊载了我的那篇文章，我们单位的人看了之后说这肯定是同名同姓者所为，后来《经济日报》登载了我的文章，单位的人还是不相信，直到稿费寄到我们单位，才算洗刷了我的不白。
当时改革形势很好，我们单位的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同时，由于经济理论需要法律的支撑，所以我比较能够发挥作用，加之几届领导对我都不错，那时候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四川省的不少改革方案我都有幸参与制定。
“我自己在想，应该说我的文章水平不能说高，所以能刊登在这样的刊物上，可能是因为我写东西的确是我自己的东西，不论其深浅如何，里面有一定知识增量的。加之机缘巧合，就成了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记：您十多年没有学术专职，却在第一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评选中脱颖而出，很多人都觉得这段经历不可思议，能谈谈这当中您的历程吗？
顾：我能评上很偶然。有一天与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偶遇，他问我多大岁数，因为当时评选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的年龄限制好像是45岁以下，我正好符合，于是他就鼓励我报个名。
我需要交待这一段时间的经历。“1989年风波”后，我把自己关在宾馆里一个月，写出《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这本书。这一个月中没有出宾馆，也没有与任何人接触。我当时已经有好几年没写法律方面的书了，但我的目标却是使它的学术水准在学术界十年内不落后。
评第一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的时候，四川省报了五六个人，我排在最后一个。此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已经发了四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的内部刊物《未定稿》上也发过一篇，还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上发过一些文章。我自己在想，应该说我的文章水平不能说高，所以能刊登在這样的刊物上，可能是因为我写的确实是我自己的东西，不论其深浅如何，里面还是有一定知识增量的。这些所谓成果，加上机缘巧合，就成了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
“中国法学界处在与中国法治同步成长的状况，这是中国法学家的缘分，中国法学家如果忽视这种机遇的话，可能再过一些年，法学家就没有什么地位了。”
记：您对现在法学界的浮躁风气和出现的一些学术规范问题怎么看？
顾：我觉得法学是应用型科学，尤其是在中国。我经常对我的学生强调，你表达问题需要面对的是现实的东西。基础理论有没有用？的确是有用的。但是在基础理论和文化意义上的创造方面，再怎么努力，与西方思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回过头来读百年前卡多佐、庞德这些人的著作，发现真的很耐读。我们在理论思维上真的和西方没有办法相比。
我们再去看经济学，如果说研究经济学的人写论文，说西方谁谁谁怎么怎么说，引用一大堆西方古人的书，别人会耻笑：西方理论能解决中国问题吗？为什么同样作为应用型学科，同样存在大量问题，同样有着主流性的需求，经济学却表现得与法学如此不同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的可验程度更强。经济学人必须去面对社会的检验，法学没有这样的检验，社会行为本身的空间、弹性都很大，所以检验起来很困难。在经济学界，面对一个问题，如果只知道大谈萨缪尔森、李嘉图等人的理论，肯定不能令人信服。而在法学界，学者们却大可谈古罗马法学家的学说，或孟德斯鸠的论述。因为法学的可验度不是很高，往往可以自圆其说。
我觉得法学绝对是一门应用型、实践型学科，哪怕是在论述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头脑中也需要有一个对应的实体性对象。因为你是要告诉人们怎么去做，缺乏现实基础的话显然不行。
这些年的问题是我们受西方法治模式的影响特别深重，但是我们谁能准确详尽地论述“法治”是什么？只能说有些共同认同的东西，但是即便是这些认同的共识，也能在西方的理论资源中找出对立的观点。
作为应用型学科，只要能把社会治理好了，便是有效的。最近几年，决策层的一些做法不太符合我们法律人的思维。其实，我们法学人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法律人的这种思维是否正确？第二个问题是如若这种思维是正确的话，有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两个层面要考虑清楚。
我有位师弟最近在研究关于“起诉难”的问题，他的研究比较客观，他的结论是：政策性的起诉难不要过多，因为它容易影响法治。但是，对于起诉难的原因他漏掉了很多项：第一，法院的容量有没有那么大？那种涉及几十万人的案子，哪个法院审得了呢？松花江污染，有人说要起诉，整个松花江流域几千万人，哪个法院管得了呢？第二，法律手段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三鹿奶粉案的受害者可以上法院去告，但是三鹿公司破产了，一般债权人一分钱都拿不到，这种司法判决有没有意义？第三，有些案件从法律角度容易作出判断，但是辐射到整个社会层面的时候又会出现很多问题，这种情况又如何解决？
做学问就一定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一定把自己对于社会的见解表达出来，当然，在做出这种表达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能无所顾忌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知识增量，不要只就一个概念，找些历史渊源，做个概念解释就草草了事。
中国法学界处在与中国法治同步成长的状况，这是中国法学家的缘分，中国法学家如果忽视这种机遇的话，可能再过一些年，法学家就没有什么地位了。当一个国家法治成熟的时候，法学家就没有什么作为了。当然，对于法治，各自的看法不一，各个国家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很难，始终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国这种法治，能不能和主导政治力量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来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应该去想的。
记：您能对现在法学界的研究状况做出一个评价抑或判断么？
顾：我觉得中国法学需要清醒的意识，即我们为什么而研究？我们怎样去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充分地思考。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能把研究做好。
我记得跟一位学者聊天说过，如果以他的才气，去研究现实问题的话，会非常出彩，但他的才气用到了一个很偏的，甚至可以说钻牛角尖的领域。西安政法大学复校20 周年的时候，我和博士生开座谈会，发现他们读书读得不伦不类。我当时问一个公司法的博士：你怎么理解股东权益？他就把公司公益权和自益权等概念背了一遍，说明他对什么是股东权益并不懂。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研究公司法的不去研究经济运营的基础，看不懂财务报表，怎么可能把公司法研究好呢？所以我觉得博士生、硕士生确实需要引导，他们读的书比我们多得多，但是没有把他们引导到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上，这是个很可怕的现象。
记：您能对学生在人生道路和阅读书目上提出一些建议吗？
顾：我觉得在阅读方面，西方的著述还是主要的，读西方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批判法学以及社会法学派的书更加有意义。我特别推崇庞德，他是哈佛法学院院长，是学院派人物，但是庞德做过仲裁员，做过律师，对于理论实践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作为法律人，要关注世界，要有一种感情投入，对中国法治命运乃至整个民族之命运，都要有自己的担当。我没必要说什么官话，这是我的真实心愿。做学问就是表达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见解，不要矫情，要认真严肃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增量。此外，还要真正了解现实，了解实践。我对于自己的自信，就是建立在接触实践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