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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手机是现代人生活必备的通讯工具，随着手机外形、功能的变化，其最初的电话功能呈现出碎片化趋势。手机铃声作为一种信息提示，涉及手机品牌、用户体验、个性化等问题。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手机铃声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手机铃声；信息提示；符号学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4-0008-03
手机已经成为大多数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通信工具。自1973年摩托罗拉第一款移动电话发布以来，手机在短短几十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单一的通信工具变为一个包含个人信息、娱乐的终端。然而无论手机的外形怎么改变、功能如何增强，但直至目前它依旧保持着最初电话的功能，它的所有机制都是相同的。信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依然需要一个提示信息，从而使人们不至于成为电子沟通的奴隶。这个提示信息如手机铃声，可以说是信息接受的开始，但事实上，手机铃声远比一种单纯的信号要复杂。
手机提示信息有很多种方式，如振动、灯光、铃声等。芬兰手机厂商诺基亚曾经提交过一项专利：让使用者用特殊的材料纹身，以感知手机在需要时向纹身发射的电磁信号。①提示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不过就振动和灯光信息而言由于其形式单一而十分信号化，能够进行探讨的地方也不多；而手机铃声不同，它以音乐、音响为媒介，具有创造性，厂商对铃声的开发也是下足了功夫。通过谷歌搜索，“Ringtone”（手机铃声）的结果项甚至多于“Cellphone”（蜂窝电话）。由此可见，手机铃声不仅作为一种信息提示而存在，它更涉及手机品牌、用户体验、个性化等诸多方面。手机铃声的复杂性需要从形式层面加以梳理，本文试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对手机铃声进行相关探讨。
一、符号学视野下的手机铃声
手机铃声涉及许多环节和归类，包括音乐学、心理学、传播学以及许多技术层面的东西；从另一方面又可以分为铃声的创作、销售、使用等。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说道：“人们只按对象具有的意义关系来研究对象，而不涉及、至少不过早地（即在系统被尽可能充分地建立起来之前）涉及对象的其他决定因素。我们自然不能否认这些其他的决定因素，它们每一个都可成为另一种适切项，但我们应当用符号学方式研究它们，就是说，把他们的位置和功能置于意义系统之内。”②对手机铃声的符号学讨论，我们只有从意义层次入手，并由此与其他方面联系起来，正如巴尔特对服装进行的研究一样，这样才能对其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手机铃声是一种符号，它的传递也遵守一个基本的符号过程：
不过由于其特殊性，使得这三个过程中的三种意义都比较复杂。首先，手机铃声符号发出者就是混杂的，它可能包括手机厂家、信息的发出者（联系人）、手机持有人自己等；其次，不同的发送者赋予符号信息不同的文本意义，导致了接受者的解释意义的混杂。我们将其中一种可能性列出来：
从表1中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意义层面，手机铃声也是相当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的铃声都同时具备了这三种意义意图或者文本意图。当持有者使用手机品牌的铃声时，就自动为厂商进行宣传，从而失去了其个性化特征；而当品牌铃声被替换之后，手机厂商也就不再成为发送者，品牌的宣传作用也就消失了。意图意义和文本意义的类型都处于相当大的变动之中，笔者认为，对手机铃声的符号学研究应该从接受者入手，对其解释意义进行讨论；虽然这样的分类不是随时都符合实际（铃声响起时周围可能只有持有者一人），但是相较而言，接受者的分类显得简单规整，而且能够涵盖到特殊的情况。
二、符号接受的片面化
对手机铃声来说，其接受者无非两种：一种是手机持有者，同时也是铃声的选择者；另一种是受到铃声影响的人，即手机持有者周围的人。两种接受者都感知到了同一个符号，但是对它的解释意义却不尽相同。耶鲁大学的克雷格·奈特在《聆听音乐》课程中用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来作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对比，随后他提到了这首小夜曲是他的手机铃声。现在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哪天奈特教授走在耶鲁校园里，手机突然响了，那么很可能发生下面这样的情况：
奈特教授的反应：有人在给我打电话。
周围听到铃声的一些人的反应：他喜欢古典音乐，是音乐学院的吧？这曲子还挺好听的。
奈特教授的学生：我想起来了，这就是给我们上《聆听音乐》的那个老师。
……
对于同样一段音乐，不同的接受者产生了不同的解释意义，这便是符号感知片面化的结果。“符号载体只是与接收相关的可感知品质之片面化集合……符号载体不仅不是物，甚至不是感知的集合，而只是与‘注意类型’相关的某种感知的临时集合。”④符号接受者对符号进行片面化解释，从而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对手机持有者而言，任何声音在接受过程中几乎只有一个意义——电话来了。而对于其他接受者而言，则有可能产生丰富的解释意义，如手机品牌、个人喜好、道德素质（比如在安静的公共场所是否调节音量）等。铃声就像是一件服装，向周围人展示自身。
手机持有者接受来自信息发出人和铃声制作者的信息，而旁人得到的符号信息却源自手机持有者本人，完全类似于服装挑选，只不过流行服装有庞大的书写体系，而铃声却没有，或者说少得可怜——我们在铃声下载网站上只能得到非常简单的分类：搞笑铃声、特效铃声、纯音乐铃声等。挑选铃声看似是个人活动，实际上却是为他人而挑选，铃声的多样性对手机持有者而言几乎没有意义。
三、三种不同的意图定点
任何符号都可以进行皮尔斯所谓的无限衍义，由解释项而产生新的符号，而“任何具体的解释行为，都要停止在某一点，至少暂时停止在某一点”，这种“发出者意图中期盼解释的理想停止点”⑤叫作“意图定点”。手机铃声的意图定点有三种：一是手机厂家希望品牌得到识别；二是信息发出人期盼的“信息告知”，即手机持有者在接受到铃声后产生的片面化解释；三是手机持有者所期盼的他人的评价。这三种不同的意图定点集中在一个符号文本中，有时候便会产生冲突：一方面要求迅速、高效、简洁，另一方面要求个性与丰富。 除了上述冲突之外，手机铃声还有一个单独音源与城市声景的问题。声景问题最早由加拿大音乐家谢弗提出，20世纪60年代末，谢弗和同事在温哥华进行世界声景的课题研究，目的是“理解人们自觉感知环境的方式以及探讨协调整体声景的可能性”。⑥在公共场合，他人所感知到的手机铃声属于声景的问题。调查研究表明，人们对不同手机铃声和声景类型的喜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日本一项研究按人们对不同声音的喜好进行排列，得出的结果是鸟类、潺潺流水、昆虫、青蛙、波浪和风铃排在前面，有45%～75%的受访者喜欢这些声音，而25%～65%的受访者表示不喜欢也不讨厌；排在最后的五种声音来自摩托车、发动机、施工、广告车和酒店的卡拉OK，一半以上受访者表示讨厌这些声音，然而仍有部分人表示不喜欢也不讨厌。⑦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对自然声音的喜好要高于人工声音。然而另一项针对手机铃声烦恼度的调查研究表明，动物的叫声比真人真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烦恼，如表2：
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可能是调查人员将手机铃声与声景进行了区别，使得被调查人员的关注点转移到了铃声上，而不是被打扰时的声景。研究的另一项结果表明，不同环境中人们对手机铃声的反感度也不同：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铃声类型，不同的环境，让人们对铃声发出者的评价都有不同的影响。这种讨厌与反感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意图定点不协调而产生的。就声音类型而言，作为声景的铃声最好不被人识别，因而自然声最能被人接受，但是如此一来就无法满足持有者需要的提示意义——他自己也会难以识别，所以需要一种“另类”的声音；铃声一旦被识别，其他接受者就会进行解释，产生对持有者的评价。但是，不同的场合对他者的解释进行了限制，比如在会议中来电信息需要简洁而高效的传达，即只需要持有者的意图定点，因而振动或者简短轻柔的嗡鸣十分合适，如果这时持有者继续发送符号信息——我有一个来电，那么不论其铃声多么柔和高雅，都会让人反感，从而让持有者的评价进入了一个不道德的层次。
四、 铃声二分
解决手机铃声困境的传统方法十分简单，即调成振动模式。但是振动模式的弊端在于当持有者处于复杂的声景环境时，来电提示信息无法得到有效传递，必须将声音打开。这个过程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并且不能保证每次都记得这样操作。手机厂商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让手机随时监测使用者的位置，并自动调至预先设置好的情景模式，这样前期一次复杂的操作能够带来后期的方便，但是明显不够灵活；另一种方案是使用“淡入”铃声，这样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仍有不足，个性铃声没有品牌标识，“淡入”破坏了音乐的完整性。
通过对手机铃声进行符号学分析，我们发现两种意图定点的矛盾是造成铃声困境的原因，手机铃声的主要问题是多个发送者与多个接受者相互传递符号信息，这些信息集合在一个符号文本中，使得不同的意图定点产生冲突，手机铃声由此出现困境：个性化、品牌与环境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将不同的意图定点物理地区分开来，即将铃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完成迅速、简洁的信息传递，另一部分是个性化的表达。两部分铃声中间应该有一个“环境缓冲带”，使得人们能够在需要时及时停止个性化的铃声表达。这个方案看似麻烦，实则简单，只需要在铃声选项中加入类似“铃声提示音”的选项，其中设置简短的嗡鸣或者品牌标识音，或者一个“预先振动（在铃声播送前先振动一段时间）”选项便可。这样一来，不同的发送者的信息就能够得到归类：
手机厂商与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定点归入“铃声提示音”，由简洁的声音进行提示；手机持有者的个性化需求归入随后的“个性铃声”，如此便使得不同的符号过程得到合理分类，从而解决了冲突与矛盾。
五、 结语
目前，关于手机铃声的讨论都停留在表面和内容上，作为一种符号，手机铃声体现了复杂而经典的符号传播过程。当下网络对付费音乐的讨论和实践正在升温，而付费铃声下载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盛行。铃声问题涉及品牌、时尚、网络、版权等诸多问题，它甚至体现了音乐的一种碎片性存在。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存在，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具体的调查，更需要分析铃声传播过程中每一层次每一步骤的作用机制，而符号学恰好提供了一把钥匙。
本文简单地对手机铃声的接受方面作了符号学分析，并提出了解决产生矛盾的方法。手机铃声涉及其他如制作、命名、销售以及不同品牌手机内置铃声的特点和观念等问题，本文未能进行全面讨论，笔者仅希望以此引起研究者对这样一种易受忽视而却颇为有趣的文本的注意。手机铃声看似平常，但却不失为一个值得跨学科审视的研究命题。
[注 释]
①参见美国专利局网站，http：//appft1.uspto.gov/netacgi/nph-Parser
②〔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③胡易容、赵毅衡：《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④⑤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第183页。
⑥⑦康健、杨威：《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中的声景》，《世界建筑》，2002年第6期。
⑧⑨朱亦丹、丁辉、李孝宽：《手机铃声烦恼度的调查研究》，《声学技术》，2008年第5期。
[关键词]手机铃声；信息提示；符号学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4-0008-03
手机已经成为大多数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通信工具。自1973年摩托罗拉第一款移动电话发布以来，手机在短短几十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单一的通信工具变为一个包含个人信息、娱乐的终端。然而无论手机的外形怎么改变、功能如何增强，但直至目前它依旧保持着最初电话的功能，它的所有机制都是相同的。信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依然需要一个提示信息，从而使人们不至于成为电子沟通的奴隶。这个提示信息如手机铃声，可以说是信息接受的开始，但事实上，手机铃声远比一种单纯的信号要复杂。
手机提示信息有很多种方式，如振动、灯光、铃声等。芬兰手机厂商诺基亚曾经提交过一项专利：让使用者用特殊的材料纹身，以感知手机在需要时向纹身发射的电磁信号。①提示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不过就振动和灯光信息而言由于其形式单一而十分信号化，能够进行探讨的地方也不多；而手机铃声不同，它以音乐、音响为媒介，具有创造性，厂商对铃声的开发也是下足了功夫。通过谷歌搜索，“Ringtone”（手机铃声）的结果项甚至多于“Cellphone”（蜂窝电话）。由此可见，手机铃声不仅作为一种信息提示而存在，它更涉及手机品牌、用户体验、个性化等诸多方面。手机铃声的复杂性需要从形式层面加以梳理，本文试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对手机铃声进行相关探讨。
一、符号学视野下的手机铃声
手机铃声涉及许多环节和归类，包括音乐学、心理学、传播学以及许多技术层面的东西；从另一方面又可以分为铃声的创作、销售、使用等。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说道：“人们只按对象具有的意义关系来研究对象，而不涉及、至少不过早地（即在系统被尽可能充分地建立起来之前）涉及对象的其他决定因素。我们自然不能否认这些其他的决定因素，它们每一个都可成为另一种适切项，但我们应当用符号学方式研究它们，就是说，把他们的位置和功能置于意义系统之内。”②对手机铃声的符号学讨论，我们只有从意义层次入手，并由此与其他方面联系起来，正如巴尔特对服装进行的研究一样，这样才能对其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手机铃声是一种符号，它的传递也遵守一个基本的符号过程：
不过由于其特殊性，使得这三个过程中的三种意义都比较复杂。首先，手机铃声符号发出者就是混杂的，它可能包括手机厂家、信息的发出者（联系人）、手机持有人自己等；其次，不同的发送者赋予符号信息不同的文本意义，导致了接受者的解释意义的混杂。我们将其中一种可能性列出来：
从表1中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意义层面，手机铃声也是相当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的铃声都同时具备了这三种意义意图或者文本意图。当持有者使用手机品牌的铃声时，就自动为厂商进行宣传，从而失去了其个性化特征；而当品牌铃声被替换之后，手机厂商也就不再成为发送者，品牌的宣传作用也就消失了。意图意义和文本意义的类型都处于相当大的变动之中，笔者认为，对手机铃声的符号学研究应该从接受者入手，对其解释意义进行讨论；虽然这样的分类不是随时都符合实际（铃声响起时周围可能只有持有者一人），但是相较而言，接受者的分类显得简单规整，而且能够涵盖到特殊的情况。
二、符号接受的片面化
对手机铃声来说，其接受者无非两种：一种是手机持有者，同时也是铃声的选择者；另一种是受到铃声影响的人，即手机持有者周围的人。两种接受者都感知到了同一个符号，但是对它的解释意义却不尽相同。耶鲁大学的克雷格·奈特在《聆听音乐》课程中用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来作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对比，随后他提到了这首小夜曲是他的手机铃声。现在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哪天奈特教授走在耶鲁校园里，手机突然响了，那么很可能发生下面这样的情况：
奈特教授的反应：有人在给我打电话。
周围听到铃声的一些人的反应：他喜欢古典音乐，是音乐学院的吧？这曲子还挺好听的。
奈特教授的学生：我想起来了，这就是给我们上《聆听音乐》的那个老师。
……
对于同样一段音乐，不同的接受者产生了不同的解释意义，这便是符号感知片面化的结果。“符号载体只是与接收相关的可感知品质之片面化集合……符号载体不仅不是物，甚至不是感知的集合，而只是与‘注意类型’相关的某种感知的临时集合。”④符号接受者对符号进行片面化解释，从而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对手机持有者而言，任何声音在接受过程中几乎只有一个意义——电话来了。而对于其他接受者而言，则有可能产生丰富的解释意义，如手机品牌、个人喜好、道德素质（比如在安静的公共场所是否调节音量）等。铃声就像是一件服装，向周围人展示自身。
手机持有者接受来自信息发出人和铃声制作者的信息，而旁人得到的符号信息却源自手机持有者本人，完全类似于服装挑选，只不过流行服装有庞大的书写体系，而铃声却没有，或者说少得可怜——我们在铃声下载网站上只能得到非常简单的分类：搞笑铃声、特效铃声、纯音乐铃声等。挑选铃声看似是个人活动，实际上却是为他人而挑选，铃声的多样性对手机持有者而言几乎没有意义。
三、三种不同的意图定点
任何符号都可以进行皮尔斯所谓的无限衍义，由解释项而产生新的符号，而“任何具体的解释行为，都要停止在某一点，至少暂时停止在某一点”，这种“发出者意图中期盼解释的理想停止点”⑤叫作“意图定点”。手机铃声的意图定点有三种：一是手机厂家希望品牌得到识别；二是信息发出人期盼的“信息告知”，即手机持有者在接受到铃声后产生的片面化解释；三是手机持有者所期盼的他人的评价。这三种不同的意图定点集中在一个符号文本中，有时候便会产生冲突：一方面要求迅速、高效、简洁，另一方面要求个性与丰富。 除了上述冲突之外，手机铃声还有一个单独音源与城市声景的问题。声景问题最早由加拿大音乐家谢弗提出，20世纪60年代末，谢弗和同事在温哥华进行世界声景的课题研究，目的是“理解人们自觉感知环境的方式以及探讨协调整体声景的可能性”。⑥在公共场合，他人所感知到的手机铃声属于声景的问题。调查研究表明，人们对不同手机铃声和声景类型的喜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日本一项研究按人们对不同声音的喜好进行排列，得出的结果是鸟类、潺潺流水、昆虫、青蛙、波浪和风铃排在前面，有45%～75%的受访者喜欢这些声音，而25%～65%的受访者表示不喜欢也不讨厌；排在最后的五种声音来自摩托车、发动机、施工、广告车和酒店的卡拉OK，一半以上受访者表示讨厌这些声音，然而仍有部分人表示不喜欢也不讨厌。⑦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对自然声音的喜好要高于人工声音。然而另一项针对手机铃声烦恼度的调查研究表明，动物的叫声比真人真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烦恼，如表2：
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可能是调查人员将手机铃声与声景进行了区别，使得被调查人员的关注点转移到了铃声上，而不是被打扰时的声景。研究的另一项结果表明，不同环境中人们对手机铃声的反感度也不同：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铃声类型，不同的环境，让人们对铃声发出者的评价都有不同的影响。这种讨厌与反感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意图定点不协调而产生的。就声音类型而言，作为声景的铃声最好不被人识别，因而自然声最能被人接受，但是如此一来就无法满足持有者需要的提示意义——他自己也会难以识别，所以需要一种“另类”的声音；铃声一旦被识别，其他接受者就会进行解释，产生对持有者的评价。但是，不同的场合对他者的解释进行了限制，比如在会议中来电信息需要简洁而高效的传达，即只需要持有者的意图定点，因而振动或者简短轻柔的嗡鸣十分合适，如果这时持有者继续发送符号信息——我有一个来电，那么不论其铃声多么柔和高雅，都会让人反感，从而让持有者的评价进入了一个不道德的层次。
四、 铃声二分
解决手机铃声困境的传统方法十分简单，即调成振动模式。但是振动模式的弊端在于当持有者处于复杂的声景环境时，来电提示信息无法得到有效传递，必须将声音打开。这个过程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并且不能保证每次都记得这样操作。手机厂商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让手机随时监测使用者的位置，并自动调至预先设置好的情景模式，这样前期一次复杂的操作能够带来后期的方便，但是明显不够灵活；另一种方案是使用“淡入”铃声，这样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仍有不足，个性铃声没有品牌标识，“淡入”破坏了音乐的完整性。
通过对手机铃声进行符号学分析，我们发现两种意图定点的矛盾是造成铃声困境的原因，手机铃声的主要问题是多个发送者与多个接受者相互传递符号信息，这些信息集合在一个符号文本中，使得不同的意图定点产生冲突，手机铃声由此出现困境：个性化、品牌与环境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将不同的意图定点物理地区分开来，即将铃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完成迅速、简洁的信息传递，另一部分是个性化的表达。两部分铃声中间应该有一个“环境缓冲带”，使得人们能够在需要时及时停止个性化的铃声表达。这个方案看似麻烦，实则简单，只需要在铃声选项中加入类似“铃声提示音”的选项，其中设置简短的嗡鸣或者品牌标识音，或者一个“预先振动（在铃声播送前先振动一段时间）”选项便可。这样一来，不同的发送者的信息就能够得到归类：
手机厂商与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定点归入“铃声提示音”，由简洁的声音进行提示；手机持有者的个性化需求归入随后的“个性铃声”，如此便使得不同的符号过程得到合理分类，从而解决了冲突与矛盾。
五、 结语
目前，关于手机铃声的讨论都停留在表面和内容上，作为一种符号，手机铃声体现了复杂而经典的符号传播过程。当下网络对付费音乐的讨论和实践正在升温，而付费铃声下载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盛行。铃声问题涉及品牌、时尚、网络、版权等诸多问题，它甚至体现了音乐的一种碎片性存在。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存在，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具体的调查，更需要分析铃声传播过程中每一层次每一步骤的作用机制，而符号学恰好提供了一把钥匙。
本文简单地对手机铃声的接受方面作了符号学分析，并提出了解决产生矛盾的方法。手机铃声涉及其他如制作、命名、销售以及不同品牌手机内置铃声的特点和观念等问题，本文未能进行全面讨论，笔者仅希望以此引起研究者对这样一种易受忽视而却颇为有趣的文本的注意。手机铃声看似平常，但却不失为一个值得跨学科审视的研究命题。
[注 释]
①参见美国专利局网站，http：//appft1.uspto.gov/netacgi/nph-Parser
②〔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③胡易容、赵毅衡：《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④⑤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第183页。
⑥⑦康健、杨威：《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中的声景》，《世界建筑》，2002年第6期。
⑧⑨朱亦丹、丁辉、李孝宽：《手机铃声烦恼度的调查研究》，《声学技术》，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