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阅读到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金太军对太仓的“政社互动”经验的推荐，说已经荣获2014年度第七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提名奖，不免好奇这个江苏太仓的“政社互动”和浙江杭州的“四界联动”有别无别？在对一些相关信息进行阅览之后，我感到两边的思路和经验确实是多有相近却各有千秋。相比之下，杭州启动更早、视野更广、抱负更大、模块多样；但太仓的做法也挺醒目，目标更实、更聚焦于“治理”，具体操作方法也更注重标准化和规范化。
　　杭州的“社会复合组织”和政、学、商、媒“四界联动”机制，在世纪之交即开始酝酿策划，2002年已广泛开展实践。而太仓的“政社互动”启动于2008年，目标就是政府面向村居委会的“放手还权”。虽然看似太仓的经验仅仅是政与社的关系重新梳理，实际“商界”“学界”和“媒界”的力量也同样在有意地结合和运用，如市场运作的思路已经融入、各种专家学者对它的解释和传播推广也功不可没。具体而言，太仓的“政社互动”是通过厘清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职责，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承担部分社会服务管理职能，开展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双向评估”，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三社联动”的社区服务运行机制。目前这个做法也已经在苏州市全面推开。
　　据报，2013年3月太仓市先是列出了“两份清单”，明确规定了凡村居委会自治事务，放手让其自治；政府部门行政事务，不得随意下派。很快，政府下派给村居的事务减少了64%，原来压在社区肩上的32大类涉及15家相关部门的100多本台账，大多减至4本左右。与此同时，太仓的经验也包含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认真培育基层社会组织、积极引导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建立一个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的“三社联动”机制。比如政府实施帮扶政策，通过组织村居干部培训、核拨工作经费、建立村居干部报酬待遇正常增长机制等全面提升基层自治能力。比如成立事业编制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并在网上发布公告，公开招募公益性社会组织入驻中心孵化。这些中心不仅为入驻社团免费提供场所，还提供资金、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对各社会组织的秘书长、负责人、会计和骨干等，开展定期的专业化培训。比如太仓和苏州都通过实施党员议事小组、民主决策日、政社互动面对面制度、村居民代表会议等制度，切实保障村居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并以党内民主促进群众民主，扩大群众参与度，拓展诉求渠道。推崇协商共治、人人参与，以党员的示范作用，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等。
　　读到太仓或苏州的类似做法和经验，我想杭州和浙江各地市的相关干部、学者和市民不会觉得太新鲜，很多想法和做法在目前的中国城市治理中都是有相当多“重叠共识”。不过需要重视的是，这是一个传媒的时代，高速便利的信息制作和传播，为全球范围内的城市治理创新提供了充分互动与主动分享的全新“场域”和可能性。当年鲁迅在创作《故乡》等小说时，采用了离乡、归来、再离开的结构，为的就是让自己能从母体文化中勇敢地抽身出来，满怀热望和期待地融入新的文化环境，再不断回眸审视，不断反观自身成长的文化记忆和社会场景，才能看到那么多不同的人生风景，反思出那么深刻的社会生活内涵。而今天的我们，因为更积极主动的现代主体意识，因为信息和传媒事业的高度发达，则能更快更易地进行这种离乡、归来、再离开的跨城市、跨文化思考旅行。从这个角度讲，任何一个“成功”的城市治理经验，都会很快地进入“成功”后的审美疲劳和“不过如此”的治理疲软，那些点点滴滴的好经验、好方法也肯定会在参观、学习和模仿中，逐渐成为各种形式的“新常态”，唯有我们众人不变的追求真理之心和渴望理想生活的精神境界，才是我们现代城市治理之道变革和创新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