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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河，冬季中国最寒冷之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去过多次，印象中那是个偏远、封闭、清苦，但景色极美的小城。记忆最深的是城的南面有一座山，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根河人亲切地叫它“馒头山”。山体是典型的等腰三角形，远远望去，酷似日本的富士山。因为这里雨水较多，山顶总是被阴云环绕着，只有太阳出来的时候，才会露出清晰的面目。山上覆盖着密密的松林，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绿色像被浓墨染过似的，黑朦朦的，让人产生无尽的联想。
这次来根河，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座山，它让我打开了二十多年前根河的记忆之门。
那时候，根河还没有多少楼房，一排排的砖瓦平房掩映在用木板围起来的院子里。如果是家境好一些的人家会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大约有两亩地那么大，院子里可以种植大片的蔬菜瓜果，还可以养一群鸡鸭鹅，甚至能圈养一两头大肥猪。靠近窗户的地方还会种一簇簇五颜六色的“扫帚梅”（学名波斯菊，北京也叫格桑花）。这一切让我这个北京来的城里人非常羡慕。但是就这样一个大宅院，在九十年代中期出售的价格竟然只有1500元，相当于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和奖金，即便如此，也常常无人问津。记得我一个朋友从根河调北京工作，卖了房子，把家具装在一辆依维柯车上运回北京，途中因为客车载货挨罚，罚款的数目恰好是他卖房子的钱。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我给很多人讲过，但却没有人相信，包括现在的根河人也不一定信。但这就是那时候的根河，一座不给人希望的城市，人们纷纷想办法离它而去。
给我记忆最深的是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名字我已经忘记，大约十八岁，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如果不看他的脸，俨然一个初中生。他在距离根河32公里的下央格气林场做伐木工人。那时候，国家还准许采伐森林，但资源已近枯竭。他知道我是写东西的人，便邀请我去他所在的林场采伐小工队做客。我差不多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森林绿皮小火车，才到达那里。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我当时正在读一本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他对西伯利亚地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北部原始森林的描写正好引发了我对大兴安岭森林的想象。那是俄罗斯的冻土地带，植被、气候、山川都与这里惊人的相似。小时候，我长在海拉尔，对周边的呼伦贝尔草原可以说了如指掌，但对原始森林，虽然距离不足200公里，却所知甚少。那时候总是听大人说起“沟里”这个词，所谓“沟里”就是从牙克石往北，一直到根河、满归，还有莫尔道嘎，那一片莽莽的神秘而又陌生的林区，一个我童年意识里的蛮荒之地。
第一次走进原始森林，如同走进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一样，脚下经年积攒的树叶潮湿厚实，沙沙作响，新生的草枝从肥沃的地面杂乱地伸出茎叶，还有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举头仰望，满眼是粗壮而垂直伸向天空的落叶松树，密密的枝丫遮蔽了阳光，只有一条条的光束，穿过树叶的缝隙有力地射在地面上。穿过这片森林，有一块空地，茂盛的绿草之间，有一丛丛低矮的灌木，阳光下，蝈蝈隐匿在里面欢快地鸣叫，此起而彼伏。远处有一片水域，应该是雨季自然形成的小湖泊，静谧平稳如同一面巨大的镜片，映衬着蓝天和白云。蜻蜓振颤着翅膀在水边嬉戏。一棵折断的枯树，倾斜在湖面上，留下对称的倒影。湖对面是荫翳的白桦林，白色的树干像是油画中的钛白颜料，一笔一笔，涂抹在浓绿的树叶之间，异常显眼。这是典型的大兴安岭林间景色，也是大山中人迹罕至的仙境。我用135胶卷相机拍下了这一美景，现在它们依然保存在我的相册里。
走进低矮的工棚，在简陋的充满潮气和汗味的床上，我见到刚刚飞身站起的小伙子。他见到我来，既感到高兴，又显出一丝愧疚和尴尬。他慌忙把卷做一团的被子，扔向床头，用手掌扫了扫床沿，让我坐下。在他去门口为我倒开水的间隙，我看见床里的木板墙上，用圆珠筆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没办法”，这三个字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甚至在之后的日子里遮蔽了他本人在我记忆中的模样。在回城的路上，我一直在心里默念着这三个字，我感觉这三个字表达了他的心情和生存状态，还有他内心深处不得而知的痛苦。他的家境非常苦寒，一家三口，妹妹是残疾，母亲在他10岁的时候跟着倒运木材的内地人跑了。父亲每天沉迷于酒精，已经成了废人。多年以后，我听根河的朋友说起，小伙子已经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和生死，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鱼王》中说：“生活就是这样。时间把人们从静止中唤醒，于是人们便随着生活的浪花漂流。把谁抛到什么地方，谁就在那儿生根。而人一旦像挣脱了锚链的船一样随波逐流而去了，又何必再为陆地上的事牵肠挂肚呢？”根河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没有根，历史上它是东胡、鲜卑、蒙古之地，但真正成为行政区划单位却是在1955年，而根河的名称源于流经此地的根河，蒙古语“葛根高勒”，意为清澈透明的河。它的第一代居民大多是东北和中原的移民，他们是为开发大兴安岭而来，怀揣着梦想和使命，更经历了艰难和困苦，他们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献出了青春，作出了贡献。三十多年过去，由于过度采伐，森林资源面临枯竭，国家还没有开始实施封山养林的政策，经济萧条，根河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困境。很多人想尽办法要离开它，年纪大的人希望返回内地的故土，叶落归根；年轻人希望考学打工走出去，摆脱贫困。而他们一旦离开了它，就真的离开了它，没有回头。这么多年来，在我的记忆中，它变成了一个沉睡的让人不知不觉忘却的所在。即便偶尔想起，也是因为它令人心悸的严寒和让人揪心的森林大火。但好在总有坚守在这里的建设者，他们挺过了艰难，在这里生了根。而真正生根在这里的人们才会有幸见证根河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即“天保工程”：停伐或调减木材产量，保护现有天然林，加快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加强森林管护，妥善安置富余人员，缓解企业社会负担等等，这一重大国策为林区的恢复和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十多年来，在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的领导下，大兴安岭林区的森林面积增加了100万公顷，森林蓄积净增3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78.39%，其中根河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1.7%。森林资源整体状况已经超过了五十年代开发建设之前的水平。特别是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的采伐，实现了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保护建设为主的根本性转变，从而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推动了整个大兴安岭林区，尤其是根河的经济发展。 2011年，作为大兴安岭林区的试点，于2014年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是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园区总面积近60000公顷，园内有森林、沼泽、河流、湖泊等多种生态形式，是国内目前保持原生状态最完好、最典型的寒温带湿地生态系统。被专家誉为“中国冷极湿地天然博物馆”“中国环境教育的珠穆朗玛峰”。2015年被评为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森林体验基地、中国最受欢迎十佳露营基地等等。
当我来到湿地公园参观，入口处赫然矗立着四个巨幅大字：“根河之恋”。这是作家叶梅2013年来根河采风时写的一篇散文的名字。这篇散文我读了两遍，深受触动，我以为叶梅写出了根河的灵魂，细微处如涓涓泉水，大气处如磅礴河流。文中既有历史的追问，又有现实的观照，正如评论家石一宁的评价：“放弃与坚守，伤感与快乐……深沉而又悲壮。”这篇散文后来被选入2017年的北京高考试卷，使正在崛起的根河，在全国的影响锦上添花。我注视着这四个大字，内心非常感慨：一个作家只要认真地爱上一个地方，并用真诚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诉诸文字，这个地方的人民就会记住他（她）。这才是对作家最好的奖赏。
在距离根河市区4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居住区，这便是有“使鹿部落”之称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人聚居地关于使鹿部鄂温克人，上世纪八十年代，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他有影响的小说《七叉犄角的公鹿》和《琥珀色的篝火》中，曾对他们的生活进行过真实而深刻的描述。他们是鄂温克族中人口最少的一支，也是大兴安岭北部最早的的原住民之一。他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敖鲁古雅河畔的山林中，祖祖辈辈以打猎和放养驯鹿为生。2002年政府在根河市郊为他们修建了定居点。从此他们走出莽林，开始了新的生活。起初他们并不适应这种现代化的生活，但是随着定居点的更新和改造，尤其是2008年，根河政府聘请了芬兰贝利集团对定居点进行了总体规划设计，从民俗、旅游和建筑风格上体现敖鲁古雅的风情和使鹿部落的文化特色，并建立了原始部落、驯鹿文化博物馆、桦树皮博物馆、猎民家庭游、列巴博物馆、森林文化研究所、冰雪酒店等设施，组成了一个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民俗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生态景区。这些设施不仅改善了鄂温克人的生活条件，也有效地保存和弘扬了鄂温克狩猎部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博物馆的工艺品商店里，我看到了木雕、桦树皮器皿、鹿皮和鹿毛编制的“太阳花”等鄂温克传统手工艺制品，还有用驯鹿皮加工的地毯和床垫，甚至还有眼镜布。这种用驯鹿皮打磨、精工制作的眼镜布，手感极其细腻柔软，擦拭效果绝对胜过所有的眼镜布。我不禁买了好几块，送给了现场的朋友。店主是一位漂亮的鄂温克族女人，她一边为我们介绍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和制作方法，一边用手机微信收取我的付款。从她满面春风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自信与骄傲。
最让我吃惊的是根河市区的变化。再次来到这个小城，我感觉像到了另一个城市，它的变化超出了我的想象。如果沒有那座我记忆中的“馒头山”和密林，我一定是以为到了北欧的挪威森林小镇。色彩鲜艳的楼房、宽阔流畅的街道，还有根河人崭新的精神面貌。尤其是当我下榻到那家独特的冰雪酒店，站在富有冰雪和森林设计理念的房间，仿佛在盛夏时节置身于冰雪的凉爽和森林的氧吧之中，再望向窗外远处亘古不老的青山和山下日夜不息的根河，我确实有时空交错，今昔何年的感慨。
不久前，我在呼和浩特的内蒙古美术馆参观了“大美根河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从艺术的角度又感受了一次根河的变化。在展厅的门口，我看到了根河籍艺术家刘永刚的雕塑作品《站立的文字》。1982年他从根河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靳尚谊的工作室，毕业后又赴德国纽伦堡美术学院留学。他的作品《北萨拉的牧羊女》曾获得首届中国油画展优等奖，回国后他创作的雕塑《站立的文字》，以独特的构思和艺术形态，展现了文字的抽象之美，以及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气息，引起了艺术界的强烈反响。由此，我又想起了出生于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部落的女艺术家——我同年入学的校友柳芭。她是那个年代我认识的唯一一个离开家乡又返回故土的根河人。记得有一次酒后她对我说过：你们大城市不适合我，我的根在敖鲁古雅。可惜她后来不幸早逝，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地埋在了那片大森林。她为数不多的油画遗作现在保存在驯鹿文化博物馆的展厅里，成为使鹿鄂温克人生活与历史的艺术见证。
在展览的书法作品中，我看到了根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赵立友的一幅作品，是用隶书写的16个字：
“小城不大，风景如画。人口不多，静美情热。”这是流行于根河民间的一句口头语，原文的最后一句本来是“贼拉能喝。”赵立友适时地将它改成了“静美情热”，这是艺术家的升华，也正好应了今天根河人的变化。在看展的间歇，我和赵立友说起了“馒头山”的记忆，他告诉我，这几年的春天，山上的达紫香（又叫兴安杜鹃）花开得出奇的鲜艳繁茂，把整个山都染成了粉红色，明年春天你再回来，那情景一定让你终生难忘。
嗯，根河，一个安静、美丽的冰雪小城，此刻正以其饱满的情感和热忱，期待着世界的目光和拥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去过多次，印象中那是个偏远、封闭、清苦，但景色极美的小城。记忆最深的是城的南面有一座山，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根河人亲切地叫它“馒头山”。山体是典型的等腰三角形，远远望去，酷似日本的富士山。因为这里雨水较多，山顶总是被阴云环绕着，只有太阳出来的时候，才会露出清晰的面目。山上覆盖着密密的松林，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绿色像被浓墨染过似的，黑朦朦的，让人产生无尽的联想。
这次来根河，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座山，它让我打开了二十多年前根河的记忆之门。
那时候，根河还没有多少楼房，一排排的砖瓦平房掩映在用木板围起来的院子里。如果是家境好一些的人家会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大约有两亩地那么大，院子里可以种植大片的蔬菜瓜果，还可以养一群鸡鸭鹅，甚至能圈养一两头大肥猪。靠近窗户的地方还会种一簇簇五颜六色的“扫帚梅”（学名波斯菊，北京也叫格桑花）。这一切让我这个北京来的城里人非常羡慕。但是就这样一个大宅院，在九十年代中期出售的价格竟然只有1500元，相当于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和奖金，即便如此，也常常无人问津。记得我一个朋友从根河调北京工作，卖了房子，把家具装在一辆依维柯车上运回北京，途中因为客车载货挨罚，罚款的数目恰好是他卖房子的钱。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我给很多人讲过，但却没有人相信，包括现在的根河人也不一定信。但这就是那时候的根河，一座不给人希望的城市，人们纷纷想办法离它而去。
给我记忆最深的是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名字我已经忘记，大约十八岁，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如果不看他的脸，俨然一个初中生。他在距离根河32公里的下央格气林场做伐木工人。那时候，国家还准许采伐森林，但资源已近枯竭。他知道我是写东西的人，便邀请我去他所在的林场采伐小工队做客。我差不多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森林绿皮小火车，才到达那里。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我当时正在读一本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他对西伯利亚地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北部原始森林的描写正好引发了我对大兴安岭森林的想象。那是俄罗斯的冻土地带，植被、气候、山川都与这里惊人的相似。小时候，我长在海拉尔，对周边的呼伦贝尔草原可以说了如指掌，但对原始森林，虽然距离不足200公里，却所知甚少。那时候总是听大人说起“沟里”这个词，所谓“沟里”就是从牙克石往北，一直到根河、满归，还有莫尔道嘎，那一片莽莽的神秘而又陌生的林区，一个我童年意识里的蛮荒之地。
第一次走进原始森林，如同走进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一样，脚下经年积攒的树叶潮湿厚实，沙沙作响，新生的草枝从肥沃的地面杂乱地伸出茎叶，还有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举头仰望，满眼是粗壮而垂直伸向天空的落叶松树，密密的枝丫遮蔽了阳光，只有一条条的光束，穿过树叶的缝隙有力地射在地面上。穿过这片森林，有一块空地，茂盛的绿草之间，有一丛丛低矮的灌木，阳光下，蝈蝈隐匿在里面欢快地鸣叫，此起而彼伏。远处有一片水域，应该是雨季自然形成的小湖泊，静谧平稳如同一面巨大的镜片，映衬着蓝天和白云。蜻蜓振颤着翅膀在水边嬉戏。一棵折断的枯树，倾斜在湖面上，留下对称的倒影。湖对面是荫翳的白桦林，白色的树干像是油画中的钛白颜料，一笔一笔，涂抹在浓绿的树叶之间，异常显眼。这是典型的大兴安岭林间景色，也是大山中人迹罕至的仙境。我用135胶卷相机拍下了这一美景，现在它们依然保存在我的相册里。
走进低矮的工棚，在简陋的充满潮气和汗味的床上，我见到刚刚飞身站起的小伙子。他见到我来，既感到高兴，又显出一丝愧疚和尴尬。他慌忙把卷做一团的被子，扔向床头，用手掌扫了扫床沿，让我坐下。在他去门口为我倒开水的间隙，我看见床里的木板墙上，用圆珠筆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没办法”，这三个字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甚至在之后的日子里遮蔽了他本人在我记忆中的模样。在回城的路上，我一直在心里默念着这三个字，我感觉这三个字表达了他的心情和生存状态，还有他内心深处不得而知的痛苦。他的家境非常苦寒，一家三口，妹妹是残疾，母亲在他10岁的时候跟着倒运木材的内地人跑了。父亲每天沉迷于酒精，已经成了废人。多年以后，我听根河的朋友说起，小伙子已经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和生死，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鱼王》中说：“生活就是这样。时间把人们从静止中唤醒，于是人们便随着生活的浪花漂流。把谁抛到什么地方，谁就在那儿生根。而人一旦像挣脱了锚链的船一样随波逐流而去了，又何必再为陆地上的事牵肠挂肚呢？”根河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没有根，历史上它是东胡、鲜卑、蒙古之地，但真正成为行政区划单位却是在1955年，而根河的名称源于流经此地的根河，蒙古语“葛根高勒”，意为清澈透明的河。它的第一代居民大多是东北和中原的移民，他们是为开发大兴安岭而来，怀揣着梦想和使命，更经历了艰难和困苦，他们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献出了青春，作出了贡献。三十多年过去，由于过度采伐，森林资源面临枯竭，国家还没有开始实施封山养林的政策，经济萧条，根河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困境。很多人想尽办法要离开它，年纪大的人希望返回内地的故土，叶落归根；年轻人希望考学打工走出去，摆脱贫困。而他们一旦离开了它，就真的离开了它，没有回头。这么多年来，在我的记忆中，它变成了一个沉睡的让人不知不觉忘却的所在。即便偶尔想起，也是因为它令人心悸的严寒和让人揪心的森林大火。但好在总有坚守在这里的建设者，他们挺过了艰难，在这里生了根。而真正生根在这里的人们才会有幸见证根河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即“天保工程”：停伐或调减木材产量，保护现有天然林，加快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加强森林管护，妥善安置富余人员，缓解企业社会负担等等，这一重大国策为林区的恢复和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十多年来，在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的领导下，大兴安岭林区的森林面积增加了100万公顷，森林蓄积净增3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78.39%，其中根河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1.7%。森林资源整体状况已经超过了五十年代开发建设之前的水平。特别是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的采伐，实现了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保护建设为主的根本性转变，从而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推动了整个大兴安岭林区，尤其是根河的经济发展。 2011年，作为大兴安岭林区的试点，于2014年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是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园区总面积近60000公顷，园内有森林、沼泽、河流、湖泊等多种生态形式，是国内目前保持原生状态最完好、最典型的寒温带湿地生态系统。被专家誉为“中国冷极湿地天然博物馆”“中国环境教育的珠穆朗玛峰”。2015年被评为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森林体验基地、中国最受欢迎十佳露营基地等等。
当我来到湿地公园参观，入口处赫然矗立着四个巨幅大字：“根河之恋”。这是作家叶梅2013年来根河采风时写的一篇散文的名字。这篇散文我读了两遍，深受触动，我以为叶梅写出了根河的灵魂，细微处如涓涓泉水，大气处如磅礴河流。文中既有历史的追问，又有现实的观照，正如评论家石一宁的评价：“放弃与坚守，伤感与快乐……深沉而又悲壮。”这篇散文后来被选入2017年的北京高考试卷，使正在崛起的根河，在全国的影响锦上添花。我注视着这四个大字，内心非常感慨：一个作家只要认真地爱上一个地方，并用真诚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诉诸文字，这个地方的人民就会记住他（她）。这才是对作家最好的奖赏。
在距离根河市区4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居住区，这便是有“使鹿部落”之称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人聚居地关于使鹿部鄂温克人，上世纪八十年代，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他有影响的小说《七叉犄角的公鹿》和《琥珀色的篝火》中，曾对他们的生活进行过真实而深刻的描述。他们是鄂温克族中人口最少的一支，也是大兴安岭北部最早的的原住民之一。他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敖鲁古雅河畔的山林中，祖祖辈辈以打猎和放养驯鹿为生。2002年政府在根河市郊为他们修建了定居点。从此他们走出莽林，开始了新的生活。起初他们并不适应这种现代化的生活，但是随着定居点的更新和改造，尤其是2008年，根河政府聘请了芬兰贝利集团对定居点进行了总体规划设计，从民俗、旅游和建筑风格上体现敖鲁古雅的风情和使鹿部落的文化特色，并建立了原始部落、驯鹿文化博物馆、桦树皮博物馆、猎民家庭游、列巴博物馆、森林文化研究所、冰雪酒店等设施，组成了一个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民俗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生态景区。这些设施不仅改善了鄂温克人的生活条件，也有效地保存和弘扬了鄂温克狩猎部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博物馆的工艺品商店里，我看到了木雕、桦树皮器皿、鹿皮和鹿毛编制的“太阳花”等鄂温克传统手工艺制品，还有用驯鹿皮加工的地毯和床垫，甚至还有眼镜布。这种用驯鹿皮打磨、精工制作的眼镜布，手感极其细腻柔软，擦拭效果绝对胜过所有的眼镜布。我不禁买了好几块，送给了现场的朋友。店主是一位漂亮的鄂温克族女人，她一边为我们介绍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和制作方法，一边用手机微信收取我的付款。从她满面春风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自信与骄傲。
最让我吃惊的是根河市区的变化。再次来到这个小城，我感觉像到了另一个城市，它的变化超出了我的想象。如果沒有那座我记忆中的“馒头山”和密林，我一定是以为到了北欧的挪威森林小镇。色彩鲜艳的楼房、宽阔流畅的街道，还有根河人崭新的精神面貌。尤其是当我下榻到那家独特的冰雪酒店，站在富有冰雪和森林设计理念的房间，仿佛在盛夏时节置身于冰雪的凉爽和森林的氧吧之中，再望向窗外远处亘古不老的青山和山下日夜不息的根河，我确实有时空交错，今昔何年的感慨。
不久前，我在呼和浩特的内蒙古美术馆参观了“大美根河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从艺术的角度又感受了一次根河的变化。在展厅的门口，我看到了根河籍艺术家刘永刚的雕塑作品《站立的文字》。1982年他从根河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靳尚谊的工作室，毕业后又赴德国纽伦堡美术学院留学。他的作品《北萨拉的牧羊女》曾获得首届中国油画展优等奖，回国后他创作的雕塑《站立的文字》，以独特的构思和艺术形态，展现了文字的抽象之美，以及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气息，引起了艺术界的强烈反响。由此，我又想起了出生于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部落的女艺术家——我同年入学的校友柳芭。她是那个年代我认识的唯一一个离开家乡又返回故土的根河人。记得有一次酒后她对我说过：你们大城市不适合我，我的根在敖鲁古雅。可惜她后来不幸早逝，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地埋在了那片大森林。她为数不多的油画遗作现在保存在驯鹿文化博物馆的展厅里，成为使鹿鄂温克人生活与历史的艺术见证。
在展览的书法作品中，我看到了根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赵立友的一幅作品，是用隶书写的16个字：
“小城不大，风景如画。人口不多，静美情热。”这是流行于根河民间的一句口头语，原文的最后一句本来是“贼拉能喝。”赵立友适时地将它改成了“静美情热”，这是艺术家的升华，也正好应了今天根河人的变化。在看展的间歇，我和赵立友说起了“馒头山”的记忆，他告诉我，这几年的春天，山上的达紫香（又叫兴安杜鹃）花开得出奇的鲜艳繁茂，把整个山都染成了粉红色，明年春天你再回来，那情景一定让你终生难忘。
嗯，根河，一个安静、美丽的冰雪小城，此刻正以其饱满的情感和热忱，期待着世界的目光和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