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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的几部重要著作，诸如《无极之路》、《智慧风暴》、《中国新教育风暴》、《贫穷致富与执政》等，早已播种在广大读者的心田。“八一”建军节前夕，我拜读完王宏甲与刘标玖联袂合著的《吴孟超传》，掩卷凝思，那“最可爱的”吴孟超老人，“特殊材料制成的”肌体中饱含一切为人民的“基因”，传承着中国知识分子“位卑不敢忘忧国”的品格，铸就了当代中国军人的魂魄，是模范共产党員的生命写真。
宏甲先生在《吴孟超传》的序言中，六个自然段落的开头都是用同一句设问句——“为什么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作家的答案是——为中国人的健康而作！
这个“结论”是理性的，抽象的，看似“空洞”，可是当你读完全书后，那“结论”跃然而升腾，丰满而充实，只因吴孟超的故事鲜活、生动、感人，一部“命运交响曲”勾住了“知音”读者的灵魂。我读《吴孟超传》的N个落泪处，既有悲哀、愤懑、委屈，但更多的是振奋、欢愉、鼓舞，而吴老“命运交响曲”的末章，没有休止符，又是那样的令人为之倾倒欣慰！我真希望能把这个“大时代”的故事讲给我们沉浸迷惘在“小时代”的年轻朋友们听。
如果从写作风格上看，宏甲先生的《吴孟超传》与昔日著作相比，更多了些具有文学色彩的形象思维。那娓娓道来讲述的真实故事，读罢有挥之不去绕梁三日的效果。“橡胶树下”的童年时代，“读书救国”的少年岁月，“上大学的日子里”，多的是催人泪下的心酸；“外科医生”入门，遇见“恩师”的崇拜，“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执着，更多的是励志的情结；救治“公社社员陆小芬”，“黄土高坡大课堂”，乃至“心灵风暴”和“康宾楼”的意义，继承的是国医“医本仁术”的大爱宗旨。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些描绘和叙述中，作家旁征博引地引用名家的箴言，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如孙中山先生为光华学校题写的对联——“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事做人全凭真诚”——今日读来仍撞击耳骨振聋发聩。
《吴孟超传》的重点，或者说回答作者提出的“为什么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的设问，是在全书的后五章。
我们对当代“大家”吴孟超的感人事迹早已有过清晰的了解：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胡锦涛主席为他颁奖；2010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报，第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2011年8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号召向吴孟超同志学习；2012年2月，当选中央电视台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至今吴孟超已经做了1.4万多例肝脏手术，成功率达到98.5%，90初度仍作为术者站在手术台旁主刀手术。
宏甲先生在《吴孟超传·序言》中，充满景仰之情，用厚重的笔触提到诞生于东汉时期享有“神医之誉”和“外科鼻祖”之称的华佗，“他是个想尽各种办法去解决生民痛苦的医生，所以一生不愿做官，愿奔走民间，行医客旅，拯救了无数生命”。宏甲还重笔描绘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药王”孙思邈，“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留下巨著《千金药方》，把《妇人方》和《少小婴孺方》列在卷首，为中医妇科和儿科奠定基础。无独有偶，孙思邈也曾谢却唐太宗、唐高宗两代皇帝的入仕邀请，然而“对求治的病人，从未拒绝。他亲手疗治的麻风病人就有600例之多，“莫不一一抚养”。读到这里，让我联想起享誉“医中之圣”雅号的张仲景，这位与华佗同时代的名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写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流传千古，所论述的“理、法、方、药”严谨的辩证论治体系，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宏甲纵论古代名医的启发下，我蓦地想起胡德平先生在《改革放言录》中的一篇大作——《活国在于活人》。2013年1月8日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37周年之际，胡德平先生在江苏淮安举办“第三届富民感恩华佗论坛”上的发言中，也就是在“全党楷模”、共和国“第一名相”周总理的家乡淮安，“发思古之幽情”，有一段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的论述，谈古而思今，爰录于后：
说到神医华佗，让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位神医张仲景，历史上称他为医圣。他的医书《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宝贵的医学遗产，同时，他还做过东汉的长沙太守。有人为他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
阴阳有三，辨病还需辨症；
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
上联的意思是中医讲人体的阴阳分三种：表里、寒热、虚实，看病一定要把握清楚病症何在，才能对症下药；下联的意思是名医和名相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名相要治国，名医要治病，治国治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活人”，让人能健康、幸福。有尊严地生活在世上。
胡德平先生是历史学家，古为今用独具慧眼。他对“活国在于活人”之新解，不仅是传道、授业，更在于解惑。让我对宏甲《吴孟超传·序言》中反复设问的“为什么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有了不言而喻的“悟道”只见，那就是“知天命”之年后的吴孟超，他在“治病救人”的大爱行动蕴含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神圣使命，由“救人为重”已然升华为“悬壶济世”！《吴孟超传》的后四章之所以更为精彩，只因“耳顺”之年后的吴孟超，已经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为了这个自信的“道路”，吴孟超的视野已经扩展到“未竟事业”的“未来世界”。
“医学，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吴孟超的答案是：“我看是人文科学。我们并不是跟仪器打交道，是跟活生生的人沟通，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离开了对病人的关怀，就没有医学、没有医生。”吴老的门诊病人条件都是最差的。“差”者，一是病很重，二是病人很穷。如果说吴老60岁初度创办“康宾楼”的意义在于救治特殊病人的话，那么他70岁开办的“星期二门诊”，解决的多是“非技术”问题。吴孟超对“拦路求医”的病人一贯“来者不拒”，因为大多数是穷人，“为贫者医”，不分贵贱，仁爱救人，吴老继承和传承的是中华医德。他对当下一些向富人和贵人倾斜的“优质服务”不以为然。
在“不仅仅是导师”的一章里，吴孟超有一段真情道白，“一个医生，如果只知道埋头开刀，开一辈子，只能做个‘开刀匠’。说到底，一把刀，最多只能一次拯救一个病人；一套理论，却能挽回千万条生命。”鉴于基础研究和药物开发两大领域落后的局面，64岁的吴孟超着眼于培养这两大领域的研究人员。披挂上阵捉刀斧正弟子丛文铭“病理学”方面的论文，在业界获得专家评审的称赞，荣获一等奖，不过是小试锋芒！ 吴孟超放眼世界，重视一流人才培养，在世界的医学棋盘中巧妙布局。他深知欲克肝癌须在基础研究、药物研究和外科手术三大领域拥有足够的实力。王红阳是吴老“放到德国的一枚棋子”，她的课题是专攻“癌基因和和抑癌基因”。郭亚军则是吴老“放到美国的一枚棋子”，攻克的是“肝癌免疫治療”。结果令人刮目相看，几年以后，王红阳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德国学业有成，回国不到一年，再次发现并克隆出一个新的基因，在第一时间向世界公布，获得国际专利。新的基因以王红阳命名，收录在世界人类基因库里。郭亚军在肿瘤疫苗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论文在《自然医学》杂志发表；同时，利用该项科研成果进行的肿瘤疫苗研发已经在中、美、德、英、法等六个国家展开。
为了解决顶尖人才培养的特殊问题，吴孟超与他旗下的学子们，特别是“放到美国的一枚棋子”郭亚军，因地制宜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哑铃模式”。所谓“哑铃模式”，就是“联手”的模式，而“联手”正是美国人在信息时代创造的制胜法则，通过“联手”达到“资源共享”，这正是信息时代的典型特征。最是令人感动的，吴老在世界棋盘上布局的这两枚“棋子”，起到了“特种兵”的作用，“在美国以基础研究为主，在中国以临床实践为主”，开启了中外合作的新途径。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吴老一声令下，吹响了归队的“集结号”，“特种兵”有吴老遗传的“军人的职责是服从命令”的基因，因之“打起背包就出发”！
力量源于信仰的坚定和品格的魅力。弘道养正，意在传承。吴孟超年轻时主刀的第一例肝脏手术，就是在“恩师”郑宝琦教授的“让刀”故事中完成的。所谓“让刀”就是为培养学生，导师承担风险和责任，让学生踩着自己的肩膀冲顶。50多年过去了，吴老谈起自己第一次主刀手术仍充满感激之情，“我怎么也没想到郑宝琦老师会在那个时候把主刀的位置让给我，那是一种多大的胸怀、气度和胆魄啊！”吴孟超在以后的工作和教学中，无论是把护士长“小不点”程月娥推上大讲堂，抑或把学生推荐到业界的学术顶端，都是“让刀”精神的发扬光大。钱其军在吴老指导下读博士后，最早萌生了“肿瘤基因——病毒治疗新策略”的创意。吴老用他的“哑铃模式”思维，把钱其军推荐到香港大学，与港大临床肿瘤系主任岑信棠合作成立一个基因治疗中心，进行“肿瘤基因——病毒研究”。哑铃的两端，相得益彰，两全其美，钱其军的“美丽梦想”得到证实，在国际上率先倡导这一方法，成为该领域的先行者之一。
“关心最是后争先 ”。 90高龄的吴老“不知老之将至”，呼唤后来人。自从1963年吴孟超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后，告别了传统的“低温麻醉法”，被业界誉为“吴氏刀法”，已经有千余名传人，“吴氏刀法”的成功率世界领先。可是吴老思考最多的却是“基础研究领域”和“药物研究领域”。他的学生沈锋，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进修，在老师面前坦言道：在手术方面我们居世界领先水平。在基础研究方面，同发达国家相比各有所长。在药物方面，可以说在药物研究方面与美国差距不大，但是，在药物开发方面差距很大！于是，在2006年1月6日发生了“七院士上书”故事，一个主题——恳求能设立和启动“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的发病机理与防治”的重大专项，开展全国范围的跨部门、跨学科的肝癌协作公关。于是，“世界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中心”已经孕育躁动在祖国母亲的腹中；是年，吴老正向“米”寿迈进。
吴孟超在荣誉面前，谈定如水，是那样的真诚！请听一个吴长者的真情道白：
“回想我走过的路，非常庆幸自己当年的四个选择：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岁月真是不饶人，我快90岁了。可我觉得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抓紧去做。特别是当前，我国肝癌治疗主要靠手术，基础研究、药物研究还有许多难关，迫切需要突破。只要肝癌这个人类健康的大敌存在一天，我就要和我的同行与它斗争一天。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是我入党和从医时做出的承诺，我将用一生履行这个承诺！”
“活国在于活人”。“人民医生”共产党员吴孟超的奋斗历程印证了这个道理。
宏甲先生在《吴孟超传》的序言中，六个自然段落的开头都是用同一句设问句——“为什么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作家的答案是——为中国人的健康而作！
这个“结论”是理性的，抽象的，看似“空洞”，可是当你读完全书后，那“结论”跃然而升腾，丰满而充实，只因吴孟超的故事鲜活、生动、感人，一部“命运交响曲”勾住了“知音”读者的灵魂。我读《吴孟超传》的N个落泪处，既有悲哀、愤懑、委屈，但更多的是振奋、欢愉、鼓舞，而吴老“命运交响曲”的末章，没有休止符，又是那样的令人为之倾倒欣慰！我真希望能把这个“大时代”的故事讲给我们沉浸迷惘在“小时代”的年轻朋友们听。
如果从写作风格上看，宏甲先生的《吴孟超传》与昔日著作相比，更多了些具有文学色彩的形象思维。那娓娓道来讲述的真实故事，读罢有挥之不去绕梁三日的效果。“橡胶树下”的童年时代，“读书救国”的少年岁月，“上大学的日子里”，多的是催人泪下的心酸；“外科医生”入门，遇见“恩师”的崇拜，“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执着，更多的是励志的情结；救治“公社社员陆小芬”，“黄土高坡大课堂”，乃至“心灵风暴”和“康宾楼”的意义，继承的是国医“医本仁术”的大爱宗旨。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些描绘和叙述中，作家旁征博引地引用名家的箴言，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如孙中山先生为光华学校题写的对联——“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事做人全凭真诚”——今日读来仍撞击耳骨振聋发聩。
《吴孟超传》的重点，或者说回答作者提出的“为什么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的设问，是在全书的后五章。
我们对当代“大家”吴孟超的感人事迹早已有过清晰的了解：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胡锦涛主席为他颁奖；2010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报，第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2011年8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号召向吴孟超同志学习；2012年2月，当选中央电视台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至今吴孟超已经做了1.4万多例肝脏手术，成功率达到98.5%，90初度仍作为术者站在手术台旁主刀手术。
宏甲先生在《吴孟超传·序言》中，充满景仰之情，用厚重的笔触提到诞生于东汉时期享有“神医之誉”和“外科鼻祖”之称的华佗，“他是个想尽各种办法去解决生民痛苦的医生，所以一生不愿做官，愿奔走民间，行医客旅，拯救了无数生命”。宏甲还重笔描绘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药王”孙思邈，“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留下巨著《千金药方》，把《妇人方》和《少小婴孺方》列在卷首，为中医妇科和儿科奠定基础。无独有偶，孙思邈也曾谢却唐太宗、唐高宗两代皇帝的入仕邀请，然而“对求治的病人，从未拒绝。他亲手疗治的麻风病人就有600例之多，“莫不一一抚养”。读到这里，让我联想起享誉“医中之圣”雅号的张仲景，这位与华佗同时代的名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写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流传千古，所论述的“理、法、方、药”严谨的辩证论治体系，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宏甲纵论古代名医的启发下，我蓦地想起胡德平先生在《改革放言录》中的一篇大作——《活国在于活人》。2013年1月8日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37周年之际，胡德平先生在江苏淮安举办“第三届富民感恩华佗论坛”上的发言中，也就是在“全党楷模”、共和国“第一名相”周总理的家乡淮安，“发思古之幽情”，有一段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的论述，谈古而思今，爰录于后：
说到神医华佗，让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位神医张仲景，历史上称他为医圣。他的医书《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宝贵的医学遗产，同时，他还做过东汉的长沙太守。有人为他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
阴阳有三，辨病还需辨症；
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
上联的意思是中医讲人体的阴阳分三种：表里、寒热、虚实，看病一定要把握清楚病症何在，才能对症下药；下联的意思是名医和名相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名相要治国，名医要治病，治国治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活人”，让人能健康、幸福。有尊严地生活在世上。
胡德平先生是历史学家，古为今用独具慧眼。他对“活国在于活人”之新解，不仅是传道、授业，更在于解惑。让我对宏甲《吴孟超传·序言》中反复设问的“为什么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有了不言而喻的“悟道”只见，那就是“知天命”之年后的吴孟超，他在“治病救人”的大爱行动蕴含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神圣使命，由“救人为重”已然升华为“悬壶济世”！《吴孟超传》的后四章之所以更为精彩，只因“耳顺”之年后的吴孟超，已经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为了这个自信的“道路”，吴孟超的视野已经扩展到“未竟事业”的“未来世界”。
“医学，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吴孟超的答案是：“我看是人文科学。我们并不是跟仪器打交道，是跟活生生的人沟通，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离开了对病人的关怀，就没有医学、没有医生。”吴老的门诊病人条件都是最差的。“差”者，一是病很重，二是病人很穷。如果说吴老60岁初度创办“康宾楼”的意义在于救治特殊病人的话，那么他70岁开办的“星期二门诊”，解决的多是“非技术”问题。吴孟超对“拦路求医”的病人一贯“来者不拒”，因为大多数是穷人，“为贫者医”，不分贵贱，仁爱救人，吴老继承和传承的是中华医德。他对当下一些向富人和贵人倾斜的“优质服务”不以为然。
在“不仅仅是导师”的一章里，吴孟超有一段真情道白，“一个医生，如果只知道埋头开刀，开一辈子，只能做个‘开刀匠’。说到底，一把刀，最多只能一次拯救一个病人；一套理论，却能挽回千万条生命。”鉴于基础研究和药物开发两大领域落后的局面，64岁的吴孟超着眼于培养这两大领域的研究人员。披挂上阵捉刀斧正弟子丛文铭“病理学”方面的论文，在业界获得专家评审的称赞，荣获一等奖，不过是小试锋芒！ 吴孟超放眼世界，重视一流人才培养，在世界的医学棋盘中巧妙布局。他深知欲克肝癌须在基础研究、药物研究和外科手术三大领域拥有足够的实力。王红阳是吴老“放到德国的一枚棋子”，她的课题是专攻“癌基因和和抑癌基因”。郭亚军则是吴老“放到美国的一枚棋子”，攻克的是“肝癌免疫治療”。结果令人刮目相看，几年以后，王红阳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德国学业有成，回国不到一年，再次发现并克隆出一个新的基因，在第一时间向世界公布，获得国际专利。新的基因以王红阳命名，收录在世界人类基因库里。郭亚军在肿瘤疫苗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论文在《自然医学》杂志发表；同时，利用该项科研成果进行的肿瘤疫苗研发已经在中、美、德、英、法等六个国家展开。
为了解决顶尖人才培养的特殊问题，吴孟超与他旗下的学子们，特别是“放到美国的一枚棋子”郭亚军，因地制宜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哑铃模式”。所谓“哑铃模式”，就是“联手”的模式，而“联手”正是美国人在信息时代创造的制胜法则，通过“联手”达到“资源共享”，这正是信息时代的典型特征。最是令人感动的，吴老在世界棋盘上布局的这两枚“棋子”，起到了“特种兵”的作用，“在美国以基础研究为主，在中国以临床实践为主”，开启了中外合作的新途径。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吴老一声令下，吹响了归队的“集结号”，“特种兵”有吴老遗传的“军人的职责是服从命令”的基因，因之“打起背包就出发”！
力量源于信仰的坚定和品格的魅力。弘道养正，意在传承。吴孟超年轻时主刀的第一例肝脏手术，就是在“恩师”郑宝琦教授的“让刀”故事中完成的。所谓“让刀”就是为培养学生，导师承担风险和责任，让学生踩着自己的肩膀冲顶。50多年过去了，吴老谈起自己第一次主刀手术仍充满感激之情，“我怎么也没想到郑宝琦老师会在那个时候把主刀的位置让给我，那是一种多大的胸怀、气度和胆魄啊！”吴孟超在以后的工作和教学中，无论是把护士长“小不点”程月娥推上大讲堂，抑或把学生推荐到业界的学术顶端，都是“让刀”精神的发扬光大。钱其军在吴老指导下读博士后，最早萌生了“肿瘤基因——病毒治疗新策略”的创意。吴老用他的“哑铃模式”思维，把钱其军推荐到香港大学，与港大临床肿瘤系主任岑信棠合作成立一个基因治疗中心，进行“肿瘤基因——病毒研究”。哑铃的两端，相得益彰，两全其美，钱其军的“美丽梦想”得到证实，在国际上率先倡导这一方法，成为该领域的先行者之一。
“关心最是后争先 ”。 90高龄的吴老“不知老之将至”，呼唤后来人。自从1963年吴孟超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后，告别了传统的“低温麻醉法”，被业界誉为“吴氏刀法”，已经有千余名传人，“吴氏刀法”的成功率世界领先。可是吴老思考最多的却是“基础研究领域”和“药物研究领域”。他的学生沈锋，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进修，在老师面前坦言道：在手术方面我们居世界领先水平。在基础研究方面，同发达国家相比各有所长。在药物方面，可以说在药物研究方面与美国差距不大，但是，在药物开发方面差距很大！于是，在2006年1月6日发生了“七院士上书”故事，一个主题——恳求能设立和启动“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的发病机理与防治”的重大专项，开展全国范围的跨部门、跨学科的肝癌协作公关。于是，“世界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中心”已经孕育躁动在祖国母亲的腹中；是年，吴老正向“米”寿迈进。
吴孟超在荣誉面前，谈定如水，是那样的真诚！请听一个吴长者的真情道白：
“回想我走过的路，非常庆幸自己当年的四个选择：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岁月真是不饶人，我快90岁了。可我觉得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抓紧去做。特别是当前，我国肝癌治疗主要靠手术，基础研究、药物研究还有许多难关，迫切需要突破。只要肝癌这个人类健康的大敌存在一天，我就要和我的同行与它斗争一天。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是我入党和从医时做出的承诺，我将用一生履行这个承诺！”
“活国在于活人”。“人民医生”共产党员吴孟超的奋斗历程印证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