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坐在软椅上，整场表演两小时，我没朝椅背上靠一下。
　　在东莞东城剧院，正在上演一台新疆歌舞：高音喇叭、闪光灯、红色金丝绒幕布、大字标题。舞台敞亮，像个剥开的石榴，从内向外，托举出一个个旋转的瞬间——旋转的红裙，旋转的长辫，旋转的花帽，旋转的手鼓。那男子绕着女子转，而那女子抿着嘴，双手抬起下巴，脖子里像安着个开关——左、右，左、右。她的脑袋平行移动，妩媚而惊险。然后，她跑开了，下摆旋转成一朵喇叭花。
　　人们都在鼓掌。掌声在剧场的墙壁上形成回声。真的是所有的人都在鼓掌。我身旁的女友也在鼓掌：啪啪、啪啪。她从没到过新疆。她正激动不已。从外表看起来，我和她一样，是整洁而文雅的女观众，然而，某场霜冻，已改变了我的内核，让我和她完全不同。当她忍不住嚷嚷“真美”时，我无法告诉她，我从舞台上看到的不是“美”，而是——陌生。
　　这是我的悲哀吗？到达东莞后，我远离了新疆，但却无法像东莞人那样，平静地看完这场演出。我盯着那些舞台上的女人和男人看，想从外部看到内部，然而，灯光强烈，舞台如透明鱼缸，虽奇幻流彩，却远离真实。在舞台上，一切以完美为最高标准：手指的弧度、腰肢的弯曲、弹跳的力度……都有量化标准。这场浩大仪式，经过数次彩排，以标准化试卷的模样，亮出答案，容不得半点迟疑，半点土腥。
　　这不是简单的晚会，它还携带着重要的使命：介绍新疆。然而，这种舞蹈经过强化后，像将某种想象风格化，像本目标明确的科普读物，非常世故地勾画出事物的大致轮廓，但却粗糙地忽略掉相关细节，就那么大大咧咧、毛毛糙糙地和盘托出。于是，当新疆人的生活被物化为“舞蹈名片”后，在内地人的头脑里便形成个固定印象：新疆人都会唱歌跳舞，他们除了傻乐，还是傻乐。
　　某种疑问句，听起来更像判断句：“你怎么不像新疆人？”然后，“舞蹈后遗症”从他们的脑海扩散开——他们盯着我：“跳个新疆舞吧？来一个吧？！”他们认为：凡新疆人都擅长舞蹈，以至，不会舞蹈的新疆人，几乎是不存在的。我总惊诧于这种天真而无理的要求；总是纳闷：它们何以如此根深蒂固？而此时此刻，从那旋转的舞台上，我终于找到答案：那种凸凹有致的眉眼——来自舞蹈女孩——当它们的尺寸转移到我的脸上时，便得出了那个答案：“你不像……新疆人”那种能自由移动的脖颈，当它被反复强调时，面对我拒绝的摆手，另一个质疑诞生了：“还有不会跳舞的新疆人？”
　　我出生在新疆，童年和少女时期在阳光小城哈密，青年时期在风雪之城乌鲁木齐。那段从哈密到乌鲁木齐的兰新铁路，我穿行过上百次。我走遍新疆八十多个县市，甚而，还到达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南缘的荒僻小村。南迁东莞后，我的整个生活遭到打劫，变得可疑，理由是：“你长得……不像新疆人。”我总是被目光烫伤。无论我走到哪里，那张舞台上旋转的面孔，像我的另一张脸，正等着和我对比，我能闻到来自我的眼睛、眉毛、鼻梁和嘴唇的焦煳味。我的脸在反复核对中，变成某种不合格的产品，像漫画，充满滑稽。
　　而我亦无法完全隐匿于南方人流。在我那张平淡无奇的面孔之下，隐藏着某种特殊的凸凹，总让我紧张而敏感，惊骇连连。走在大街上，我突然驻足，眼睛被明晃晃的“猪脚饭”刮伤。环顾四周，熙攘人流匀速向前，除了我迈不开步，所有的人都常态安详。我被强烈闪电击中：是的，我来自边疆。这里的街道，这座城市，这里的语言，我都不熟悉。没人期待我来，没人认识我。我孤独地走在大街上。每一家店铺都射出火焰，每一块玻璃都闪着火花，每一辆汽车都如火箭。从众多词语中翻腾而出的那三个字：猪脚饭，令我有灰飞烟灭的摧毁感。
　　在多民族地区聚居，令我已习惯多种宗教并存，习惯不随便说出其他民族忌讳的词语。然而，在南方，禁忌遭遇解除，曾在我生活的区域被刻意弱化的词，呈现出原本状态。现在，我强迫自己睁开眼，朝那几个字看过去。然而，我却体会到一种残忍，像私处被打开，晾晒在太阳下。
　　“你们那里有楼房吗？”“你们骑马上班吗？”“你们见过电脑吗？”我笑了起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促成了这生活中，类同小品对白的一幕？在舞台的新疆和真实的新疆之间，有什么被弱化、被屏蔽、被抽空？
　　二
　　耳边传来《边疆处处赛江南》，唱歌的维吾尔族女子，总咬不准“江南”的发音。我揣测，即便她将这两个音校对得十分正确，亦无法完全理解，“江南”在汉语中，不是简单的地名，而暗藏着富庶、家园、天堂时，她定会大惊。现在，她孤独一人，话筒是惟一的凭借，被追光罩着，沉浸在汪洋舞台，显得渺小孤单。
　　当她用非母语演唱这首歌时，在她的身体里，出现了两种视角：维吾尔语/汉语。它们同时敞开自身，滑动双桨，驶入对方湖波。这种交融引发起一片动荡，使“江南”这个词自嘴唇被弹出后，一时间，陷入恍惚，无法辨认自身。“江南”在两种速度的奔跑中发生了变异，生硬而别扭，拖着个古怪的尾音。其实，“边疆”原本就与“江南”不同，何必要赛“江南”？当“江南”让“边疆”的某些领域变得不存在时，“江南”同时滑出视野，落入空虚。
　　他，一个男诗人，在共赴诗会的途中，突然将脸凑过来：“你怎么能离开新疆？你是新疆诗人吗？”这句提问兼具恶意和善意。这是个手持某种道德标准，正在介入与他毫不相干事情的人的提问。我必须要生活在乌鲁木齐青年路或五星路，才符合他的想象？我的自卫心理被激起，挺直腰板：“你不也是从外地来？”他睁大眼睛，态度有所让步，依旧辩护：“你离开的，是新疆哦……”那拖曳的长音，藏着某种暗示：你打破了新疆的风景，新疆的歌舞，新疆的传奇；你应该一直生活在画框中，成为某种地标；你应按《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提示，住在“赛江南”的地方，而非，真实的江南。
　　一种新鲜的、火辣辣的疼痛，突然开始彰显。我的手开始颤抖。我一边端详自己的手，一边在脑海中提问：他要是处在我的情况下，会怎样？这个问题其实根本不用回答，结果一定是：他不会有第二种选择。
　　当我离开新疆，我同时离开了新疆的大雪：当雪花不断从我的窗口落下，非但没有提供某种惊喜，反而令我更加感到惊恐与凶险。每次下雪都像国王出行，需全城人倾巢迎接。手拿铁锹、扫帚、铲子、耙子，嘴里呼着哈气，将雪扫成一堆。这是一幅独属于乌鲁木齐的黑白画。雪强迫人们团结在一起，像一群人生活在某个辽远的孤岛，共同的命运让扫雪人日复一日，怀着认命的心态，接受酷刑。人们总是迷失在清扫积雪的疯狂中，无论是谁，看起来命运都如出一辙：同样的瑟缩，同样的忧伤。 　　飘雪的夜晚，我将窗户打开，对着扑进屋内的寒凉之气，大口呼吸。终于有一天，我长长地吸了口气，将自己用力拔起，像女巫用袖子托起她的一切，我托起着我的被套、枕巾、面霜、书籍、拖鞋和孩子……飞身上天。
　　我一脚踩在西北，一脚搭在东南。
　　这是多么惊悚的生存杂技。
　　稍不留神，我便骨头脱臼，瞳孔涣散，粉身碎骨，尸骸难觅。
　　我在东莞的居所，没养一盆花。小区里绿树清溪，飞花流水，无需我再劳神种植。漫步楼下，端详花蕊，我总是心有余悸，感觉里面会藏着只蜜蜂，会嗡地飞出，射我一箭。这些大团大团的鲜花，茂盛异常，但并非长在我的童年，故而我看它们的眼光，胆怯小心。迁居能让身体在一夜间发生移动，但我依旧生活在心惊肉跳的阴影中。在我的“江南”里，依旧延续着那个“边疆”的某些影子。
　　当代中国，迁徙、移动、置换，全然不似过去螺丝钉生活，传统的部落聚集被打破，人群零散如蒲公英种子，每个人都势不可挡地开始飘零：从农村到城市，从西北到东南，从山区到平原，从沙漠到海边。人们大规模离家出走，奔赴自己设定的目的地，而非留在自己的出生地。
　　面对当代生活的巨大变动，艺术家要怎么克服内心慌张，将第一笔有力的线条涂抹下去？和以往概念先行的艺术创作不同，新艺术并非要创造一种猎奇，而要紧紧抓住日常生活。也许，“江南”就是“江南”，“边疆”就是“边疆”，还原它们，而非粉饰它们，才是当代艺术的首要命题。
　　三
　　舞台上出现了刀郎舞：男演员将头顶的花帽换成圆柱黑羊羔皮帽，帽顶大红，女演员的花帽，则比先前的略大些。男演员的脚步如滑冰，很懂得节约气力，而女演员……哦，她们，也许根本不该出现在这个舞蹈中。她们的妩媚，让她们的脸像一种万能叶片，可以装饰任何一朵花。
　　这和我所期待的刀郎——那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民间艺人，用刀郎艾捷克、刀郎热瓦普、卡龙琴、手鼓伴奏，一嗓子就吼到云端，能吼出疝气，吼得晕厥的刀郎——毫无关系。这场表演给东莞人看的刀郎舞，看起来，和别的舞蹈无太大差别。某种惯性的力量延续着，让演员们来不及，或懒得，更精细地表达此舞蹈与彼舞蹈之间的差异，结果，舞台上轻飘而甜腻的舞步，完全遮蔽了刀郎舞应有的刚烈与苍劲。
　　2008年冬，当我到达南疆叶尔羌河畔时，两岸堆积着白雪，河床里的水，深绿幽蓝，润滑得像菜籽油，而刀郎人，就生活在这条河的两侧。在这里，即便是不识字的牧羊人、打鱼人或驯鹰人，都能参悟到刀郎舞的精髓。刀郎人的舞姿不是因为优美而诞生——那太奢侈！它完全被生存所迫，是人们为了寻找吃食，拼命劳作的场景的体现。出门就是沙漠；脱水后便会昏迷、死亡；食物总是匮乏——划着独木舟去捕鱼，要划得特别快才行，因为岸上的土地不适合耕作。为了不挨饿，刀郎人将灼烫的目光盯住水面。捕猎成功后，将鱼剖开，扇面般串在红柳枝上，凑到篝火堆前烤。这时，某种韵律从心底涌流而出。刀郎人跳起来，唱起来，庆幸自己还活着，并拥有食物。如果丧失了这个背景，只单纯从舞台效果去看刀郎舞，会感觉那种近乎于嚎叫，脸颊上的血管要爆裂开的舞蹈，太过粗糙。
　　莎车县拥挤着太多的人群，毛驴车飞起金色尘土。那间农家小院：土坯房、墙皮裸着黄泥、房顶木梁污黑、土炕上置着张小桌……和我所到达的任何一户农家都无差别。这是大寨·买买提的家（他出生在“农业学大寨”时代）。我和他一起等他的伙伴到来：前后来了四个人，皆六七十岁，皆黑袷袢、黑帽、翠绿腰带（去邻村演出时的奖品）。
　　他们用嘴哼哼，教我如何跳舞：弯腰跺脚，伸出右臂，朝腰肢方向用力划下去，像划独木舟那样；再一翻转过去，又划下去！一次又一次！某种热量从心脏涌到胳膊，再抵达双手、指尖。不是血液在流，而是某种非物质的气韵，以清晰的感觉在移动。在我的胳膊里，充斥着沉甸甸、火辣辣的暖流。
　　每当我跳得比上一次更好时，大寨·买买提就盯着我大笑。他肥硕的肚腩格外灵活，黑红脸膛放着亮光，看上去，像刚吃过烤全羊。他的殷勤受到伙伴们的嘲笑，而他，却洋洋得意。在他那具貌似粗粝的生命机器里，此刻，正释放着强大热力，让他弯腰、旋转、跺脚、大笑。我跟着他，胸膛像火炉，皮肤像燃烧的盔甲，额头渗出汗，被某种狂迷掌控，噼噼啪啪，兀自灼烧。
　　他们都是农民，刚从田间劳作归来，凑在一起跳舞，纯粹是自娱自乐。他们都是演说家——舞蹈后，我请他们到街头吃哈密瓜，一人一牙——他们口若悬河，敏锐调皮，通过变形和夸张，为我讲述了一大堆笑话。我从没见过比刀郎人更会讲笑话的人：他们像得了某种职业病，每一句话里，都埋伏着双关和隐喻；我也从没见过比刀郎舞更土得掉渣、狂得发癫的舞蹈：他们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庆祝重生。
　　任何一种简单概括新疆的做法，都是恶性循环。在新疆，因人口相对较少，人们的生活场域并非内地所见的立交桥、摩天大厦、地铁、快餐店，而被荒漠、戈壁、草原、湖泊包裹，这些自然之物，业已成为新疆人生存经验的一部分，故而在新疆，依旧留存着和城市中心论相悖的主题：关注自然。
　　四
　　那人拿着艾捷克上台，演奏的曲目居然是：《步步高》。奏得不错。可以说：相当不错。我一直在等，等他再奏一曲木卡姆，然而，他在掌声中离去，如戈壁上下了场豪雨，刚湿了地皮，便不见踪迹。他可以用任何一种乐器来演奏《步步高》，都会获得掌声，但他用的是艾捷克，新疆民乐中的“小提琴”，他至少应演奏一曲符合艾捷克独特构造的曲目，然而，没有，他没有让东莞观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艾捷克，只是让他们复习了一遍熟悉的《步步高》，然后一步步，退到大幕深处。
　　有一个拳头塞进我的喉咙，堵得发慌。
　　艾捷克是干燥的，是从戈壁绿洲中诞生的心跳；艾捷克如黄金之鞭，一甩，就到达半空，直指生死。而《步步高》，诞生在烟火蒸腾的小巷里弄，每一个音符都像春节时说的那些吉利话：恭喜发财、早生贵子、大吉大利。用艾捷克演奏《步步高》，像把一个瓷瓶揣进羊皮袄，再怎么小心，都感觉不妥帖、不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