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是有阐释力并且变动不居的。究其实，社会生活、现实世界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诗歌作为一种极为敏感、敏锐的艺术形式，应该反映甚至引领这种变化，而不应与其脱节，所以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发生变化并容易产生偏差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诗歌应该表达“所有的时代”，而不应该只是表达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时代”，这种观点恐怕有其片面性。实际上，“所有的时代”应该以“这一个时代”作为基础和前提，诗歌应该在表达好“这一个时代”的同时写出普遍性，含纳“所有的时代”的若干共性，否则，孜孜以求于所谓的超越性与普泛性，却可能是以抽空具体性、失去“这一个”为前提的，因而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最终成为镜花水月、空中楼阁。当然，诗歌对现实的反映又确实不是直接对应、规行矩步的，诗歌不是社会问题报告，不是个人的流水账和意识流，诗歌距离现实太近很容易为其所挟持，这样的诗歌看似贴近现实，有一定的时效性，但实际上却没有建构起诗性的空间，无法通达“所有的时代”，随着外部现实的变化很快便失去了有效性而遭到时间的淘汰，成为过眼烟云。所以，诗歌与现实之间既亲密无间同时也是冤家路窄，关系太近或者太远都容易出现问题，其间的书写颇能见出写作者的功力。
　　近年来诗歌界关于现实的讨论反映了对于诗歌脱离现实的一种焦虑，这是对上个世纪末以来诗歌发展某种“非及物性”趋向的反拨，有其积极意义。就当前中国的发展现状而言，相当程度上的确正处于大变革、大转型的时期，诗歌自然有义务来反映这种时代生活的变化，近年来也出现了诸多观照社会现实、表达个体命运的优秀作品，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勘探、测量着时代生活的边界，拓展了其深度、宽度、厚度，丰富了人们对于当今时代社会现实的认知与想象。本卷“那些更低的尘埃照亮世间万物”也属于此类的书写，它们题材、风格各异，却同时汇入了关于广阔的时代现实的书写之中。这其中，有的从“父亲的蛇皮袋”写到父亲多年的劳碌、疾病缠身（杨泽西）；有的从“中钢广场”上的广场舞写到“日日平淡的生活”和“年年萧索的故乡”（魏维伟）；有的以深情的笔触、细致入微地书写自身所从事的地质勘探、调查工作（杨立）；有的写“路灯下”摆地摊的一家三口不无窘困却又充满温情的生活场景（草川人）；有的从对“骨科诊所”的谛视而看到生活更为真实与残酷的另一面（汪抒）；有的“在心血管病科”看到了人与社会共有的疾患与危机（黄长兴）；有的从“调琴师”的工作讨论其外部“损伤健康的病因”（陈立）；有的从厨房中的一枚萝卜花发现了生命的不屈与美丽，对之心生敬意（蔡峥嵘）……大抵而言，这些作品都能够有感而发，各有独到的发现，从小处入手并小中见大，形成了有一定召唤力和感染力的诗意空间，从不同的侧面对当今的生活现实进行着表达。
　　对于真正的诗人而言，严格意义来说现实并不是客观化、对象化的需要去“反映”的对象，也不是深渊般、地狱性的“他者”，现实实际上是与个体的生活和命运血肉相连、须臾不可分离的。诗歌中的“现实”包含此时此地，却又不仅仅是此时此地，它是具体、鲜活的“这一个”，却又可以从中通达更多、更丰富的、“所有的”的内容。如牛昌庆的《用伤口打量尘世》中“我裹紧一身的皲裂和疤痕/用伤口打量尘世”的概括力，如草川人《微芒》中“那些更低，更广阔的颗粒/一直照耀着夜色里的万物”的诗性光辉，可以说，这种“伤口”与“微芒”正是对于现实的超越与提升，也是诗歌之力量的体现和存在的理由。
　　由对于现实的书写出发，诗人应该表达一种复杂、广阔、深沉的关切，努力探寻和实践一种“无边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