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食品安全问题成为老生常谈，有机食品渐渐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追捧。可面对“假有机”泛滥、第三方认证费用高、流程繁琐等局面，中小型农户很难在市场的“有机盛宴”中分一杯羹。相较而言，参与式保障体系成本低、流程简单、过程透明，为广大小农户指明了一条不一样的有机之路。
什么是参与式保障体系
国际有机联盟（IFOAM）对参与式保障体系有如下定义：参与式保障体系（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PGS）即当地质量保障体系，是基于当地利益相关者，对生产农户进行评估，并建立在信任、社会网络和知识共享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活动。
在我国，大部分农户规模太小，从经济角度出发不适合申请第三方认证，而且普通农户往往负担不起相关认证费用，两到三年的转换期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所以，普通农户想要参与到有机产业中来，需要类似“PGS”的机制来监督和支持他们。
PGS如何操作
那么，PGS具体怎样操作呢？我们以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为例。北京有机农夫市集（Country Fair）由一群关注生态农业和“三农”问题的消费者志愿发起，旨在搭建一个平台，让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户能够和消费者直接沟通、交流，既帮助消费者找到安全、放心的产品，也帮助农户拓宽市场渠道，鼓励更多农户从事有机农业。
城市消费者大多远离土地，不了解农业，习惯从超市购物却不知这些食品从何而来，生产过程如何。北京有机农夫市集通过定期举办集市（平均每周二至三次）、经营实体店、组织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等渠道，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并促使双方达成一种共识：在市集这个平台上经营的农户是可信的，销售的农产品符合健康、优质的标准。
为建立并维护这种信任关系，市集首先会对想加入市集的农户筛选，并组织农业领域专家、消费者进行实地考察，以确定是否满足类似“有机”的标准。与第三方认证相比，这个过程要简便得多，成本也较低，但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和数据化保障，换言之，是一种“你情我愿”的感性认证过程。
在市集的微博、微信平台上，会经常介绍加入市集农户的情况，供消费者了解。并会不定期组织“分享会”，为生产者提供平台，向消费者面对面介绍自家的生产情况，确保消费者逐步了解、信任集市上农户提供的产品是符合安全、健康与优质标准的。
实际上，虽然食品安全问题有极高的关注度，但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时间精力不足，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与其选择农产品，更愿意选择人——出于对某位生产者的信任而购买农产品。
“当时有一位顾客在我的摊位前看了又看，很喜欢我们家产的蜂蜜，觉得味道很好，但始终不放心蜂蜜的品质。”农户小王回忆刚刚参加市集时的情形，“但当听说我和我妈每天都在吃这个蜜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买了4瓶。”
基于这个平台上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互相信任，PGS才能够成型并发展下去。实际上，虽然名字里有“有机”二字，但市集上的产品并不符合官方的有机概念——整个PGS目前也没有被官方认可。对于此，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组织者常天乐有自己的看法，“这些农民虽然没有进行有机食品认证，但是他们就好像是没有身份证的人，但是不能不叫他是人”。不过，出于管理规定的限制和一些所谓的“打假风波”，市集目前并不强调有机概念。
PGS在中国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主席Andre Leu多次强调，目前在世界上有70%的食品还是由小农户生产。在粮食安全程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可以达到80%。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PGS，与成本比较高的第三方认证体系相互补充，对于有机产业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PGS诞生的历史并不长。2004年，在巴西托雷斯IFOAM-MAELA选择性认证研讨会上，PGS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实际上，有类似项目，如法国的PGS项目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存在，有一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剩下的多数是进入21世纪后才出现。
根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统计，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已经加入PGS的生产者达44452家，PGS组织超过67个。
我国有数千年的农耕文化，但有机农业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由于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普遍较低，我国没有自发产生PGS。因此PGS在中国的发展总体上是属于一个外来理念的输入、宣传、消化、适应和创新的过程。
据PGS研究会会长尹瑞庆介绍，PGS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2008年，由南京环球有机食品研究咨询中心（OFRC）翻译引进了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指南《PGS如何发展运行》等系列资料，开启了我国PGS发展的序幕。
2010年，南京环球有机食品研究咨询中心赴安徽省岳西县包家乡石佛村调研有机茶叶的生产情况，并指导建立我国首例PGS有机生产质量保障体系。
PGS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周泽江的努力，作为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驻中国代表，周泽江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PGS的概念。在普及过程中，第三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是一次标志性事件。周泽江在大会上首次向全国活跃的新农人介绍了PGS的概念，才使“PGS”这个英文单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
2012年9月，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区食物安全研究推广中心、行动援助组织（Action Aid）、新浪农业主办的第一期社区食物安全工作坊（Community Food Safety Workshop）的主题为“如何构建社区食物安全的PGS”，会上周泽江作了“有机农业认证国标与参与式保障系统”的主题演讲，引起广泛关注。
2013年2月，PGS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由尹瑞庆担任会长，翻译了大量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发布的关于PGS的资料，制订了组织实施PGS项目的工作规范。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些PGS项目试点，以及举办科普讲座活动。
目前，PGS的概念主要通过环保、农业系统的各类会议、论坛、沙龙进行传播，全国各地也不断涌现各式各样的农夫市集和PGS农场等实体。
合作与信任
由于PGS项目直接把消费者和农户联系起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有机食品的消费门槛。比如，巴西某个PGS项目中的农民和消费者共同提出了香蕉的公平价格。通过直接出售给消费者，农民们出售的价格比他们过去出售给经销商的价格要高，而消费者购买的价格也比过去在零售店购买的常规香蕉便宜。
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PGS的良好运转，离不开两个关键词——合作与信任。合作是PGS的前提。PGS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组织化程度要求较高，而在我国，公众普遍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性、积极性不高，在缺乏深度和持续参与意愿的状况下，通常会产生“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情形——生产者的积极性很高，但消费者的参与缺位。“很多人说，尹老师你告诉我哪个能买我就买”，尹瑞庆说，遇到这种情况，他通常会建议消费者去参加活动，亲自判断农人与农产品是否可信。“但他们都说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
此外，生产端的合作也是PGS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意味着小农场之间的技术可以共通，生产资料共同购买，客户共同享有。而在现实情形中，小农场各自为战，对各自客户抓得很紧，分享与合作通常停留在技术层面。
另一方面，信任是PGS的基石。比如，PGS设计的标准和管理比较灵活，在农残、转换期、缓冲带等方面可以放宽限制，这要求的就是生产者的诚信和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互相信任、相互谅解。依照国标的话，只要测出了农残，不管多少都要重新认证。这对农户的压力相当大，哪怕是因为隔壁农场喷洒农药沾到了边界，整个农场都要重新来过。PGS中，生产者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实事求是地说明，受污染的部分就不作为有机产品售卖了。对消费者而言，并不需要农户为此花两三年时间重新度过转换期，只要自己购买的产品是安全、健康的就可以了。
什么是参与式保障体系
国际有机联盟（IFOAM）对参与式保障体系有如下定义：参与式保障体系（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PGS）即当地质量保障体系，是基于当地利益相关者，对生产农户进行评估，并建立在信任、社会网络和知识共享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活动。
在我国，大部分农户规模太小，从经济角度出发不适合申请第三方认证，而且普通农户往往负担不起相关认证费用，两到三年的转换期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所以，普通农户想要参与到有机产业中来，需要类似“PGS”的机制来监督和支持他们。
PGS如何操作
那么，PGS具体怎样操作呢？我们以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为例。北京有机农夫市集（Country Fair）由一群关注生态农业和“三农”问题的消费者志愿发起，旨在搭建一个平台，让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户能够和消费者直接沟通、交流，既帮助消费者找到安全、放心的产品，也帮助农户拓宽市场渠道，鼓励更多农户从事有机农业。
城市消费者大多远离土地，不了解农业，习惯从超市购物却不知这些食品从何而来，生产过程如何。北京有机农夫市集通过定期举办集市（平均每周二至三次）、经营实体店、组织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等渠道，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并促使双方达成一种共识：在市集这个平台上经营的农户是可信的，销售的农产品符合健康、优质的标准。
为建立并维护这种信任关系，市集首先会对想加入市集的农户筛选，并组织农业领域专家、消费者进行实地考察，以确定是否满足类似“有机”的标准。与第三方认证相比，这个过程要简便得多，成本也较低，但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和数据化保障，换言之，是一种“你情我愿”的感性认证过程。
在市集的微博、微信平台上，会经常介绍加入市集农户的情况，供消费者了解。并会不定期组织“分享会”，为生产者提供平台，向消费者面对面介绍自家的生产情况，确保消费者逐步了解、信任集市上农户提供的产品是符合安全、健康与优质标准的。
实际上，虽然食品安全问题有极高的关注度，但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时间精力不足，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与其选择农产品，更愿意选择人——出于对某位生产者的信任而购买农产品。
“当时有一位顾客在我的摊位前看了又看，很喜欢我们家产的蜂蜜，觉得味道很好，但始终不放心蜂蜜的品质。”农户小王回忆刚刚参加市集时的情形，“但当听说我和我妈每天都在吃这个蜜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买了4瓶。”
基于这个平台上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互相信任，PGS才能够成型并发展下去。实际上，虽然名字里有“有机”二字，但市集上的产品并不符合官方的有机概念——整个PGS目前也没有被官方认可。对于此，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组织者常天乐有自己的看法，“这些农民虽然没有进行有机食品认证，但是他们就好像是没有身份证的人，但是不能不叫他是人”。不过，出于管理规定的限制和一些所谓的“打假风波”，市集目前并不强调有机概念。
PGS在中国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主席Andre Leu多次强调，目前在世界上有70%的食品还是由小农户生产。在粮食安全程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可以达到80%。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PGS，与成本比较高的第三方认证体系相互补充，对于有机产业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PGS诞生的历史并不长。2004年，在巴西托雷斯IFOAM-MAELA选择性认证研讨会上，PGS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实际上，有类似项目，如法国的PGS项目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存在，有一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剩下的多数是进入21世纪后才出现。
根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统计，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已经加入PGS的生产者达44452家，PGS组织超过67个。
我国有数千年的农耕文化，但有机农业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由于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普遍较低，我国没有自发产生PGS。因此PGS在中国的发展总体上是属于一个外来理念的输入、宣传、消化、适应和创新的过程。
据PGS研究会会长尹瑞庆介绍，PGS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2008年，由南京环球有机食品研究咨询中心（OFRC）翻译引进了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指南《PGS如何发展运行》等系列资料，开启了我国PGS发展的序幕。
2010年，南京环球有机食品研究咨询中心赴安徽省岳西县包家乡石佛村调研有机茶叶的生产情况，并指导建立我国首例PGS有机生产质量保障体系。
PGS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周泽江的努力，作为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驻中国代表，周泽江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PGS的概念。在普及过程中，第三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是一次标志性事件。周泽江在大会上首次向全国活跃的新农人介绍了PGS的概念，才使“PGS”这个英文单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
2012年9月，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区食物安全研究推广中心、行动援助组织（Action Aid）、新浪农业主办的第一期社区食物安全工作坊（Community Food Safety Workshop）的主题为“如何构建社区食物安全的PGS”，会上周泽江作了“有机农业认证国标与参与式保障系统”的主题演讲，引起广泛关注。
2013年2月，PGS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由尹瑞庆担任会长，翻译了大量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发布的关于PGS的资料，制订了组织实施PGS项目的工作规范。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些PGS项目试点，以及举办科普讲座活动。
目前，PGS的概念主要通过环保、农业系统的各类会议、论坛、沙龙进行传播，全国各地也不断涌现各式各样的农夫市集和PGS农场等实体。
合作与信任
由于PGS项目直接把消费者和农户联系起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有机食品的消费门槛。比如，巴西某个PGS项目中的农民和消费者共同提出了香蕉的公平价格。通过直接出售给消费者，农民们出售的价格比他们过去出售给经销商的价格要高，而消费者购买的价格也比过去在零售店购买的常规香蕉便宜。
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PGS的良好运转，离不开两个关键词——合作与信任。合作是PGS的前提。PGS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组织化程度要求较高，而在我国，公众普遍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性、积极性不高，在缺乏深度和持续参与意愿的状况下，通常会产生“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情形——生产者的积极性很高，但消费者的参与缺位。“很多人说，尹老师你告诉我哪个能买我就买”，尹瑞庆说，遇到这种情况，他通常会建议消费者去参加活动，亲自判断农人与农产品是否可信。“但他们都说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
此外，生产端的合作也是PGS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意味着小农场之间的技术可以共通，生产资料共同购买，客户共同享有。而在现实情形中，小农场各自为战，对各自客户抓得很紧，分享与合作通常停留在技术层面。
另一方面，信任是PGS的基石。比如，PGS设计的标准和管理比较灵活，在农残、转换期、缓冲带等方面可以放宽限制，这要求的就是生产者的诚信和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互相信任、相互谅解。依照国标的话，只要测出了农残，不管多少都要重新认证。这对农户的压力相当大，哪怕是因为隔壁农场喷洒农药沾到了边界，整个农场都要重新来过。PGS中，生产者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实事求是地说明，受污染的部分就不作为有机产品售卖了。对消费者而言，并不需要农户为此花两三年时间重新度过转换期，只要自己购买的产品是安全、健康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