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补办证件，回了一趟学校，想起又到了新生入学的季节。大学的六月是感伤，九月则是希望。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纵论栏目对大学发表过一点感慨（见2013年第19期《大学门朝哪边开》），如今觉得还有一点话想说。
　　大学是干什么的？关于这个问题，恐怕没有比古代经典《大学》回答得更好的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说的是大学的宗旨，大学的具体使命则是培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明明德于天下者”，也就是培养符合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精神的人。
　　时代不同了，如今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其标准未必要严格遵循《大学》提出的八点，但根本上仍是相通的，即应该是具有公共精神，不止关注个人私利的人才。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与师生座谈时的讲话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希望青年学子要做到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即便当作一篇普通文章来阅读，这篇讲话的观点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然而，目标是目标，现实是现实，今日的大学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呢？撇开教育的层面，我首先想到的是大学里的日常生活对学生的“教育”及其可能的影响，毕竟生活的教育要比课堂更直接。
　　大学是个大熔炉，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种社会家庭背景都有。原本，各自的生活圈子没有交集，但到了大学，大家就是同学了。可是同学这个范畴抹杀不了差异，今天的大学简直就是个全社会阶层分化的活标本。
　　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社会分化已经开始，但还不彻底，也不像今天这样无孔不入，而且当时的客观条件也不利于差异的充分表现。比如，每个宿舍楼只在收发室有一部电话，要打电话都到那儿排队去。今天呢，大家都用手机了，用的是坚果还是苹果，差别不止在价钱，还在心理感受，所以其差别是根本性的。这仅是一个小方面，社会的分化到底有多厉害，其实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的。
　　再到课堂上听听，“白发的先生”们讲的不是有很多都是在说，分化是合理的，分化程度还不够，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的调子吗？
　　真正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年轻人会做何种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无产阶级的胸怀是最宽广的，是要担负解放全人类的使命的。可是在现实的条件下，穷人家的孩子想通过读大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变得跟他的同学一样，完全是无可厚非的，那么，他们只能像周恩来在与赫鲁晓夫辩论时半戏谑半严肃地说的那样，选择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也就是说，他们得削尖脑袋往上爬，做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的稳定剂。
　　钱理群教授批评说，今天的大学专门生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话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可是，除此以外，今天的大学还能生产什么呢？我在《大学的门朝哪边开》一文中表达的是对大学在促进阶层流动方面的作用下降的担忧，即大学不能纯粹成为阶层再生产的一个机制，还要允许鲤鱼跳龙门的情况存在。但退一步讲，当这个标准都可以作为批判的尺度的时候，大学精神其实已经死了。对许多所谓的大学，培养“明明德于天下者”早就不在他们的任务清单上了。
　　然而，这不意味着有“大学精神”的人就灭绝了。礼失而求诸野，中华文明的魅力就在于此，“大学精神”会在乡野间连大学都没机会上的匹夫匹妇的身上得到延续，终有一天，他们会站出来。更多的人会站出来，更多真正的大学会出现，并改造这个丢失了大学精神的社会。在这一点上，我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