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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上学，尤其是在纽约上学，9.11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在纽约，我直观地感受到了那种漫天遍野的悲伤。具体去探寻这个历史事件深层次意义的方式，还是通过我的口述历史课堂。
9.11事件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专业的学习中是重中之重的一个项目，原因有几个：第一，哥伦比亚大学是全美做了最多最全面的有关 9.11口述历史采访的研究机构。哥大在五个领域采访了有关“双子塔事件”不同背景的当事人。在2011年我入学的那个年份，正好是9.11事件发生十周年，哥大已经对600个采访对象做了900个小时的采访。到现在，351人的687个小时的专访已经可以供人们查询。可以说，这是关于灾难最深入最全面的一次纪录。第二，哥大所做的五大领域的采访，采访对象非常多元，涉及在双子塔里逃生的平民、救火队员、救护车上的救护人员、街边的售卖者、死难家属、心理治疗师等等，给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做了最大限度的图景描绘，给将来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基础。第三，主导这个项目的，正是我的系主任玛丽.玛莎.克拉克和社会科学系的教授彼得 .比尔曼，这两个人是该项目的总协调人和负责人，也是口述历史专业的创建者。正是他们在9.11发生后很短的时间，争取到了专项资金，展开对9.11口述历史项目的。他们后来主导了根据9.11当事人的口述历史证词所编著的一本书——《After the Fall》。
口述历史的课堂内外，总会有人提起 9.11这个悲痛事件对于每个具体生命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于那些逝去的生命，还有它对于活着的人不可思议的重大冲击。十年后每当我亲耳听到人们对于9.11那天的叙述，依然可以感觉到一种隔空而来的情感重击。教授杰瑞邀请了一个在救护车上工作的救护人员，在十年之后对9.11事件进行了重新口述。这也是我们的课堂经常采用的一种教学方式，邀请亲历重大事件现场的人，进行现场口述。
那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是9.11救援的亲历者——杰 .斯威瑟斯（Jay Swithers）。身材略胖的他穿着白色短袖的工作服，左手的袖口戴着一个和消防局有关的标志，手里拿着一瓶绿色玻璃瓶的果汁。开始上课以后，他把果汁瓶子往桌子上一放，就自然而然地开始讲述他那段惊心动魄的救援经历。
9.11事件发生时，杰是纽约市城市搜救队的一名成员，也是到达9.11废墟现场的首批医疗人员之一。在他的叙述中，双子塔倒塌之后的现场画面缓缓地在我的眼前展开了。
“那一天，我自愿接受了这个工作（废墟上的搜救）。我穿戴好了所有的装备，被带到了倒塌现场。那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地狱，情况比你从任何灾难电影里能看到的都要差。明火到处燃烧，倒塌的废墟挂在相邻的建筑上。从窗户里蹦出来的碎玻璃到处都是。汽车被压扁了，救护车被压变形，扭曲了，左门还开着。我们竟然相信，这里还会有活着的人。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场面。我们到了那里，然后挤做了一团。有一个人指向了地面，我们都转头看向了那里。那是一只手，一只女人的手，只有手腕以下的部位，无名指上戴着一枚订婚戒指，上面还镶着钻石。每一只手指甲上都涂着指甲油。那只手一点也不脏，只是安静地躺在肮脏混乱的黑泥里。我们无意中看到这只手，不禁惊叫说：“天啊！一只手！”很显然，救援的人们在这里走来走去，肯定会踩到这只手上。一个人赶紧跑过把这只手捡了起来，包好，然后给它做了一个标签，就把它拿走了。”
杰的叙述在空气中缓缓流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亲历 9.11事件的人在离我一米开外的地方重述 9.11的废墟现场和解救情况。空气似乎已经凝固了，这名叫作杰 .斯威瑟斯的中年男子，在十年之后再次讲述这些故事时，依然无法控制他的情绪。讲述开始，他的表情只是有些抽搐，最终，随着故事的展开，他在我们的教室里泣不成声。
9.11对于生命个体的无情剥夺、对一个个完整家庭的无情伤害，在叙述当中已经清晰可见。 9.11对亲历现场的人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永远地停留在了他们的身体里。
纽约华人记忆中的9.11
不仅是亲历现场的人，9.11之后，整个纽约似乎都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城市记忆因此有了共同的伤痕。我在学校学习期间，曾经做过一个有关纽约华人的口述史 项目，纽约华人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9.11事件在他们生命里的烙印。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叙说很多故事，让倾听者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到那一天的独特场景。而很多无法想象的有关9.11的悲伤细节，都是从口述者口中传达出来的。
我的采访对象之一李云渲，是一个 40岁左右的女性，圆脸、褐色短发，眼睛机警有神，讲话活灵活现。9.11事件发生时，她在曼哈顿下城创办的一家移民公司已经运行了七年。生意刚刚走上正轨，9.11事件发生了，这次事件给她的生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打击。此后，整个纽约下城被封锁了数月，即使在封锁圈里工作生活的人，也经常被各种穿着制服的人检查身份。很多想要递交移民材料的客户本来就没有身份，又无法进入封锁圈，因此根本不可能选择位于下城的移民公司办理移民手续了。可以说，9.11事件是导致李云渲这家移民公司彻底关门的直接原因。
“9.11之后，长期搜寻尸体的工作就在废墟现场展开了。只要找到一具尸体，现场就会播放一遍美国国歌。刚开始我们一听到美国国歌的声音，就会心里一紧，感觉到内心的一种巨大悲恸。我们会想，完了，又是一条生命，又会有一个悲伤欲绝的家庭确认亲人的死讯。但是坦诚地讲，之后的两三个月里，这种事情天天在重复着上演。国歌每天都会奏响很多遍。这个时候人们的心已经麻木了，到了最后甚至有点厌烦。下城整天都在奏着国歌。以至于到了后来，我们忽然警醒，自己是不是太麻木了。
直到有一天，我走进了一家书店，看到了一本《9.11周年纪念册》，这本书大概有一本字典那么厚，每一页都是受难者的照片，加上他的生平和亲人的几句话。这本书3000多页，那么厚，感觉翻都翻不完。你去看每一页的照片，都是那么有意思的生命，曾经那么活蹦乱跳。关键是，这些以前和你擦肩而过的人，就这样没了。对于美国人来说， 9.11带来的痛要很多年才能咽下去。太多的精英死在里面了，美国没有办法接受。这时候，我们也理解了废墟现场那一遍一遍奏国歌的意义，这是为每一个生命送行。”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这种生动的细节层出不穷，让人仿佛三维立体般地身处某些情绪之中。而很多事实和想象的并不完全一致。比如灾难中会体现出美好的人性，但是灾难里也免不了有丑陋。正是因为这些丑陋浮出了水面，才使得口述历史的价值凸显出来，它让隐藏的真实浮出了水面，为人们考查人性提供了事实基础。
我的另一位华人采访对象是美国中文电视台的记者张武。事情发生的当天，他因为职业原因，本能地向着双子塔冒烟的方向奔跑。当人们纷纷指着天空大声惊呼，唯有他，开着一辆载有摄像机的私家车向事发地点奔驰。开到某处，他下了车，扛起摄像机向事发地点奔跑。他形容那天他看到的场景：人们如同受伤的动物一样从下城的金融区落荒而逃，自己却凭借记者的直觉去找通往双子塔的最佳路线。在人们撤离现场的当天，有人当场向逃离过程中的人们兜售拖鞋，有人则快速地洗出大楼冒烟的照片在向路人售卖。可以说，有生意头脑的人，立刻捕捉并且利用了这次发“灾难财”的机会，把投机凸显到了极致。这样的细节让我感觉不可思议。这与人们想象中的，在重大灾难中，人们表现出的相互扶助的美好人性完全不同。在一场灾难当中，真实的丑陋也会毫发毕现。
口述历史的最大价值是，被忽视的历史碎片在采访中浮出水面，往往非常细碎却无比惊人。听到9.11的亲历者讲述灾难对他们这10年的影响，很多人似乎都受到了长期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体现在没有安全感和不再相信。他们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温暖而安全，不再相信早晨明媚的阳光永远是美好的征兆，他们甚至不再相信爱，任凭冷漠和失望占据内心。
在聆听普通的纽约人对9.11事件的不断追忆时，我已经与那个10年前站在报社电梯里的小女孩大不一样了。我站在了这个事件的发生地，聆听了这片土地上人们心中的声音。我更容易从这里放眼看出去，以全球化的视角下看待问题。好像从9.11这个命题出发，我第一次跳出了中国语境，开始有了一种新的思考习惯，我更关心在人类历史大背景下的宗教冲突、国家命运和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和个体之间的关联。
博物馆中的9.11记忆展示
口述历史的课堂有很多新奇有趣的上课方式，到博物馆去，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很多口述历史的采访完成之后，人们对其展示的方式之一，就是将这些材料放到博物馆中去，通过与照片、实物及视频的结合，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和触摸到。在口述历史学科中，记录是重要的一部分，而展示同样重要。
有一天，马瑞老师带我们去了位于中央公园西侧的一个小博物馆——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参观上课，我们当天学习的主题就是体验策展人是如何陈列展品的。这是一家不大的博物馆，很多都是有关美国历史和纽约历史的展览，博物馆里有一个很小的空间，就是关于9.11的记忆展示。这个展示分为三个部分：照片、旧时海报和 9.11残骸实物。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策展人随意在墙面上切割出来的一小块“寻人启事小传单”的部分。在9.11事件刚刚发生时，纽约城变成了一片悲伤的海洋，无数人发现他们在双子塔工作的亲人或朋友失踪了。于是，自制的“寻人启事”传单开始漫天遍野地出现在纽约城里。绝望的人们手举着传单，像孤魂野鬼一样漫无目的地在纽约街区游荡着，他们一遍一遍地在追问着路人：“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脸上的那种悲痛绝望已经决堤。展览收集了这些真实的寻人启事传单，来重现那个历史时刻。
“寻人启事”在墙上被排得密密麻麻，没有留下任何缝隙。初看起来，这种安排显得有些过于紧凑，甚至让人感觉无法呼吸，但是站在那面墙的面前，你才能够感受到策展人的用意。你站在那里，读着传单上一行接一行的文字，体味着人们在文字里呼喊自己亲人的名字，焦急地乞求亲人回家，那些文字在诉说着他们有多爱他/她，他们愿意用生命去换取亲人的归来。在一行一行这种应接不暇的充满亲情与泪水的文字中，也许只有紧凑的排列才能够让人们对那种巨大的心痛感同身受。
在所有的展品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9.11废墟当中的一个闹钟。这个闹钟外表残破变形，表盘已经被严重损毁，指针停在了事件发生的时刻：9点04分。为了让人们感受到这个闹钟在废墟中刚刚被发现的样子，策展人将其陈列在博物馆的地板之下。策展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挖出了一个圆形的洞，把闹钟摆放在了那里，然后在与地面齐平的圆洞上面镶上了一块透明的玻璃。这样，人们站在那里，一低头就可以透过玻璃看到这个残败的、停摆的闹钟躺在地上，让人仿佛置身于9.11的废墟之上，时间仿佛停滞在了2011年9月11日9点04分。
9.11事件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专业的学习中是重中之重的一个项目，原因有几个：第一，哥伦比亚大学是全美做了最多最全面的有关 9.11口述历史采访的研究机构。哥大在五个领域采访了有关“双子塔事件”不同背景的当事人。在2011年我入学的那个年份，正好是9.11事件发生十周年，哥大已经对600个采访对象做了900个小时的采访。到现在，351人的687个小时的专访已经可以供人们查询。可以说，这是关于灾难最深入最全面的一次纪录。第二，哥大所做的五大领域的采访，采访对象非常多元，涉及在双子塔里逃生的平民、救火队员、救护车上的救护人员、街边的售卖者、死难家属、心理治疗师等等，给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做了最大限度的图景描绘，给将来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基础。第三，主导这个项目的，正是我的系主任玛丽.玛莎.克拉克和社会科学系的教授彼得 .比尔曼，这两个人是该项目的总协调人和负责人，也是口述历史专业的创建者。正是他们在9.11发生后很短的时间，争取到了专项资金，展开对9.11口述历史项目的。他们后来主导了根据9.11当事人的口述历史证词所编著的一本书——《After the Fall》。
口述历史的课堂内外，总会有人提起 9.11这个悲痛事件对于每个具体生命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于那些逝去的生命，还有它对于活着的人不可思议的重大冲击。十年后每当我亲耳听到人们对于9.11那天的叙述，依然可以感觉到一种隔空而来的情感重击。教授杰瑞邀请了一个在救护车上工作的救护人员，在十年之后对9.11事件进行了重新口述。这也是我们的课堂经常采用的一种教学方式，邀请亲历重大事件现场的人，进行现场口述。
那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是9.11救援的亲历者——杰 .斯威瑟斯（Jay Swithers）。身材略胖的他穿着白色短袖的工作服，左手的袖口戴着一个和消防局有关的标志，手里拿着一瓶绿色玻璃瓶的果汁。开始上课以后，他把果汁瓶子往桌子上一放，就自然而然地开始讲述他那段惊心动魄的救援经历。
9.11事件发生时，杰是纽约市城市搜救队的一名成员，也是到达9.11废墟现场的首批医疗人员之一。在他的叙述中，双子塔倒塌之后的现场画面缓缓地在我的眼前展开了。
“那一天，我自愿接受了这个工作（废墟上的搜救）。我穿戴好了所有的装备，被带到了倒塌现场。那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地狱，情况比你从任何灾难电影里能看到的都要差。明火到处燃烧，倒塌的废墟挂在相邻的建筑上。从窗户里蹦出来的碎玻璃到处都是。汽车被压扁了，救护车被压变形，扭曲了，左门还开着。我们竟然相信，这里还会有活着的人。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场面。我们到了那里，然后挤做了一团。有一个人指向了地面，我们都转头看向了那里。那是一只手，一只女人的手，只有手腕以下的部位，无名指上戴着一枚订婚戒指，上面还镶着钻石。每一只手指甲上都涂着指甲油。那只手一点也不脏，只是安静地躺在肮脏混乱的黑泥里。我们无意中看到这只手，不禁惊叫说：“天啊！一只手！”很显然，救援的人们在这里走来走去，肯定会踩到这只手上。一个人赶紧跑过把这只手捡了起来，包好，然后给它做了一个标签，就把它拿走了。”
杰的叙述在空气中缓缓流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亲历 9.11事件的人在离我一米开外的地方重述 9.11的废墟现场和解救情况。空气似乎已经凝固了，这名叫作杰 .斯威瑟斯的中年男子，在十年之后再次讲述这些故事时，依然无法控制他的情绪。讲述开始，他的表情只是有些抽搐，最终，随着故事的展开，他在我们的教室里泣不成声。
9.11对于生命个体的无情剥夺、对一个个完整家庭的无情伤害，在叙述当中已经清晰可见。 9.11对亲历现场的人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永远地停留在了他们的身体里。
纽约华人记忆中的9.11
不仅是亲历现场的人，9.11之后，整个纽约似乎都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城市记忆因此有了共同的伤痕。我在学校学习期间，曾经做过一个有关纽约华人的口述史 项目，纽约华人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9.11事件在他们生命里的烙印。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叙说很多故事，让倾听者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到那一天的独特场景。而很多无法想象的有关9.11的悲伤细节，都是从口述者口中传达出来的。
我的采访对象之一李云渲，是一个 40岁左右的女性，圆脸、褐色短发，眼睛机警有神，讲话活灵活现。9.11事件发生时，她在曼哈顿下城创办的一家移民公司已经运行了七年。生意刚刚走上正轨，9.11事件发生了，这次事件给她的生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打击。此后，整个纽约下城被封锁了数月，即使在封锁圈里工作生活的人，也经常被各种穿着制服的人检查身份。很多想要递交移民材料的客户本来就没有身份，又无法进入封锁圈，因此根本不可能选择位于下城的移民公司办理移民手续了。可以说，9.11事件是导致李云渲这家移民公司彻底关门的直接原因。
“9.11之后，长期搜寻尸体的工作就在废墟现场展开了。只要找到一具尸体，现场就会播放一遍美国国歌。刚开始我们一听到美国国歌的声音，就会心里一紧，感觉到内心的一种巨大悲恸。我们会想，完了，又是一条生命，又会有一个悲伤欲绝的家庭确认亲人的死讯。但是坦诚地讲，之后的两三个月里，这种事情天天在重复着上演。国歌每天都会奏响很多遍。这个时候人们的心已经麻木了，到了最后甚至有点厌烦。下城整天都在奏着国歌。以至于到了后来，我们忽然警醒，自己是不是太麻木了。
直到有一天，我走进了一家书店，看到了一本《9.11周年纪念册》，这本书大概有一本字典那么厚，每一页都是受难者的照片，加上他的生平和亲人的几句话。这本书3000多页，那么厚，感觉翻都翻不完。你去看每一页的照片，都是那么有意思的生命，曾经那么活蹦乱跳。关键是，这些以前和你擦肩而过的人，就这样没了。对于美国人来说， 9.11带来的痛要很多年才能咽下去。太多的精英死在里面了，美国没有办法接受。这时候，我们也理解了废墟现场那一遍一遍奏国歌的意义，这是为每一个生命送行。”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这种生动的细节层出不穷，让人仿佛三维立体般地身处某些情绪之中。而很多事实和想象的并不完全一致。比如灾难中会体现出美好的人性，但是灾难里也免不了有丑陋。正是因为这些丑陋浮出了水面，才使得口述历史的价值凸显出来，它让隐藏的真实浮出了水面，为人们考查人性提供了事实基础。
我的另一位华人采访对象是美国中文电视台的记者张武。事情发生的当天，他因为职业原因，本能地向着双子塔冒烟的方向奔跑。当人们纷纷指着天空大声惊呼，唯有他，开着一辆载有摄像机的私家车向事发地点奔驰。开到某处，他下了车，扛起摄像机向事发地点奔跑。他形容那天他看到的场景：人们如同受伤的动物一样从下城的金融区落荒而逃，自己却凭借记者的直觉去找通往双子塔的最佳路线。在人们撤离现场的当天，有人当场向逃离过程中的人们兜售拖鞋，有人则快速地洗出大楼冒烟的照片在向路人售卖。可以说，有生意头脑的人，立刻捕捉并且利用了这次发“灾难财”的机会，把投机凸显到了极致。这样的细节让我感觉不可思议。这与人们想象中的，在重大灾难中，人们表现出的相互扶助的美好人性完全不同。在一场灾难当中，真实的丑陋也会毫发毕现。
口述历史的最大价值是，被忽视的历史碎片在采访中浮出水面，往往非常细碎却无比惊人。听到9.11的亲历者讲述灾难对他们这10年的影响，很多人似乎都受到了长期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体现在没有安全感和不再相信。他们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温暖而安全，不再相信早晨明媚的阳光永远是美好的征兆，他们甚至不再相信爱，任凭冷漠和失望占据内心。
在聆听普通的纽约人对9.11事件的不断追忆时，我已经与那个10年前站在报社电梯里的小女孩大不一样了。我站在了这个事件的发生地，聆听了这片土地上人们心中的声音。我更容易从这里放眼看出去，以全球化的视角下看待问题。好像从9.11这个命题出发，我第一次跳出了中国语境，开始有了一种新的思考习惯，我更关心在人类历史大背景下的宗教冲突、国家命运和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和个体之间的关联。
博物馆中的9.11记忆展示
口述历史的课堂有很多新奇有趣的上课方式，到博物馆去，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很多口述历史的采访完成之后，人们对其展示的方式之一，就是将这些材料放到博物馆中去，通过与照片、实物及视频的结合，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和触摸到。在口述历史学科中，记录是重要的一部分，而展示同样重要。
有一天，马瑞老师带我们去了位于中央公园西侧的一个小博物馆——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参观上课，我们当天学习的主题就是体验策展人是如何陈列展品的。这是一家不大的博物馆，很多都是有关美国历史和纽约历史的展览，博物馆里有一个很小的空间，就是关于9.11的记忆展示。这个展示分为三个部分：照片、旧时海报和 9.11残骸实物。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策展人随意在墙面上切割出来的一小块“寻人启事小传单”的部分。在9.11事件刚刚发生时，纽约城变成了一片悲伤的海洋，无数人发现他们在双子塔工作的亲人或朋友失踪了。于是，自制的“寻人启事”传单开始漫天遍野地出现在纽约城里。绝望的人们手举着传单，像孤魂野鬼一样漫无目的地在纽约街区游荡着，他们一遍一遍地在追问着路人：“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脸上的那种悲痛绝望已经决堤。展览收集了这些真实的寻人启事传单，来重现那个历史时刻。
“寻人启事”在墙上被排得密密麻麻，没有留下任何缝隙。初看起来，这种安排显得有些过于紧凑，甚至让人感觉无法呼吸，但是站在那面墙的面前，你才能够感受到策展人的用意。你站在那里，读着传单上一行接一行的文字，体味着人们在文字里呼喊自己亲人的名字，焦急地乞求亲人回家，那些文字在诉说着他们有多爱他/她，他们愿意用生命去换取亲人的归来。在一行一行这种应接不暇的充满亲情与泪水的文字中，也许只有紧凑的排列才能够让人们对那种巨大的心痛感同身受。
在所有的展品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9.11废墟当中的一个闹钟。这个闹钟外表残破变形，表盘已经被严重损毁，指针停在了事件发生的时刻：9点04分。为了让人们感受到这个闹钟在废墟中刚刚被发现的样子，策展人将其陈列在博物馆的地板之下。策展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挖出了一个圆形的洞，把闹钟摆放在了那里，然后在与地面齐平的圆洞上面镶上了一块透明的玻璃。这样，人们站在那里，一低头就可以透过玻璃看到这个残败的、停摆的闹钟躺在地上，让人仿佛置身于9.11的废墟之上，时间仿佛停滞在了2011年9月11日9点0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