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寻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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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庚,是中国现代诗学一个意味深长的个案,是新诗诗体建设绕不过的存在。
  20世纪30年代中期,林庚是北平“前线诗人”中耀眼的新星,是废名极力推介的诗坛新人;在现代派诗风风头正劲的时候,林庚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华丽转身,不再创作自由诗,而致力于新格律诗的探索和试验,这种突变让人颇感意外。林庚以古典文学研究见长,在唐诗和楚辞领域,他是后人不易迈过的高峰。当不少古典文学学者“勒马回缰写旧诗”之时,林庚却对新诗情有独钟,这又让人感到意外。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诗歌形式讨论中,林庚不随众,不媚俗,自出心裁,独抒己见,以“五四”体九言诗和“半逗律”理论,交出一份完美的个人答卷。
  林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诗创作与理论探索,是中国代诗学不可多得的财富,他是新诗诗体建设的重镇。林庚新诗创作的道路,对当下新诗发展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化古化欧的的自由诗
  林庚的新诗创作是从自由诗起步的,起点高,出手非凡,没有其他诗人早期习作的稚嫩,他风格鲜明,呈现出一个诗人罕有的天赋和才情。而这和他的家庭背景、大学教育密切相关。
  1910年2月22日,林庚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父林宰平与梁启超交善,是大学教授,于国学、哲学、佛学、诗词、书画无所不精。少年时期林庚受到的是新式教育,他的个性在家庭中得到既独立又自由的发展。从林庚少年时期对唐诗的热爱和感悟看,林庚早早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潜质和禀赋。1928年林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转入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是大师云集的地方,陈寅恪、黄节、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等著名学者授教于此,国学渊源深厚;同时又是新文学作家荟萃的地方,尤其是学者型诗人多,朱、闻、俞都是,这给林庚以良好影响,乃至影响了他终生事业的选择。
  清华大学期间林庚着迷的是新诗自由诗。他的自由诗创作,不但得到了朱自清的肯定,也得到了闻一多和俞平伯的鼓励。1933年,林庚向中文系系主任朱自清提出以出版新诗集《夜》来代替毕业论文,获得朱自清的首肯,但朱自清提出要有指导老师进行指导和审议,这样,担任英美现代诗教学的叶公超教授成为林庚诗集《夜》的指导老师。1933年6月,俞平伯为林庚的第一本新诗诗集《夜》作序,认为林庚的新诗超越了“五四”前后的白话诗,有独到之处,是诗坛的异军突起,并指出林庚在新诗的“新的道路上切切实实开步走”。俞平伯的序文与其说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鼓励和表扬,不如说是新诗先行者对后来人的肯定。
  置于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生成的语境中考察,对中外诗歌艺术的融合,是戴望舒、卞之琳、废名、林庚、何其芳、徐迟等诗人的共同追求和选择。林庚自由诗的影响或许没有戴望舒、卞之琳那么大,但个人风格不比戴望舒、卞之琳逊色,婉转不如戴望舒,而清丽胜之。较之同期诗人,林庚的自由诗含蓄而不晦涩,这是卞之琳和废名所不及的地方。较之前期诗人,林庚没有李金发的食古不化,也没有朱湘商籁体新诗的食洋不化;林庚自由诗的清新不逊于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徐志摩的新诗,形式多于内容;林庚的自由诗形式上比较节制,诗情的展开不为形式所束缚,长短不拘,该止则止。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认为林庚的自由诗“技巧是相当成熟的”[1],这个评价中肯准确。
  我觉得林庚自由诗的探索及其取得的成就,主要在化古化欧上。
  先说林庚自由诗的化古。林庚自幼喜欢古典诗词,家学渊源深厚。考入清华大学后,林庚受益于业师俞平伯的宋词鉴赏、朱自清的古诗选等课程,填词非常了得,旧体诗不俗,旧体诗词屡屡发表在《文学月刊》、《清华周刊》等有影响的大刊物上。出人意外的是,林庚没有沉迷于旧体诗词创作,而对新诗痴迷,甚至以出版新诗诗集《夜》来代替毕业论文,这对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来说可能是绝无仅有。
  在林庚的自由诗诗集《夜》和《春夜与窗》中,林庚的化古体现在:诗的意象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但诗情是古典诗词中没有的;形式上更多借鉴了绝句、小令,赓续了古典诗词简约精致的传统。同样是化古,废名有时直接引用古诗,形成特有的嫁接术,给人以惊奇,比如他的诗《掐花》“我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其中“摘花高处赌身轻”就是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的名句,废名嫁接得又自然又奇妙。卞之琳新诗的化古,好像路子走偏了一点,越化越艰涩。在新诗化古的艺术追求上,林庚化得自然,化得不露痕迹。试读他的诗《夜》:“夜走进孤寂之乡/遂有泪像雨/原始人熊熊的火光/在森林中燃烧起来/此时耳语吧?/墙外急碎的马蹄声/远去了/是一匹快马/我为祝福而歌”。这首诗写恋人或友人的久别重逢,题材是古诗的,意象“泪”、“马蹄”也是古诗的,但诗情却是现代的——古代人“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金榜题名的喜悦,演变为现代城市孤寂的异乡人久别重逢的“祝福而歌”。诗中的“森林”暗喻城市,“熊熊的火光”、“燃烧”暗喻夜晚的灯火。林庚用古典意象来表达现代人的诗情,把几个常见的生活横截面连接起来,似断实连,这种高超的技巧是从古典诗词中学来的,无怪乎废名以“晚唐的美丽”来评价林庚的自由诗。
  再说林庚自由诗的化欧。新诗的欧化倾向自诞生之日就有,梁实秋对欧化的新诗,曾经讥笑为中国人写的外文诗。当然适当欧化可以带来新诗审美的异质性,但过度欧化是新诗的弊端。林庚的自由诗欧化几近于无,废名甚至认为林庚的自由诗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作为诗评家的废名和北大英语系毕业的废名,他这样说不无道理。戴望舒的新诗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比较明显,欧化倾向有,但不严重;稍稍严重一点的是卞之琳,思维跳跃快,时空跨度大,兼之故意打破常规语言,优点是提升了新诗的审美张力,弊端是带来新诗的晦涩难懂。
  林庚自由诗的化欧,一则得益于他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民族古典诗歌的底子比其他诗人好,对他来说以中化西、以古化欧不是难事;二则林庚选择性的接受西方诗歌的影响,比如他选修叶公超主讲的英美现代诗课程,叶公超是国内介绍美国现代诗人艾略特的第一人,又是林庚毕业诗集《夜》的指导老师,可以说林庚接受的欧美现代诗是经过中国学者本土化的现代诗,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三是林庚自认为他受浪漫主义诗歌影响大。作为诗人,林庚有浓郁的抒情气质,这种气质使林庚诗歌的感受方式偏重感性而非知性,林庚说他写作新诗《夜》的时候,“我的兴奋是无法比拟的,我觉得我是在用最原始的语言捕捉了生活中最直接的感受”[2],可见林庚注重感受和情感,而非知性与经验。换言之,林庚以个体感觉和情感去化解现代诗歌的经验与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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