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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当局对左翼文化实施了严酷的“文化围剿”,作为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大型文学社团——左联,其所创办的期刊随时面临着生死考验。首先,国民党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从法律上规定了左联期刊存在的非法性,进而对左联期刊的发行资格进行了严厉审查,对左联期刊的出版内容进行了严格规定,对左联期刊的流通渠道进行了严密围堵。其次,国民党为“围剿”左联期刊而采取的“非常之道”使左联期刊不得不面临生存的危险性,这些“非常之道”包括:散布针对左联期刊的谣言,威胁恫吓与左联期刊相关人员及机构;捣毁左联期刊的出版、发行机构;绑架、暗杀左联期刊同人。面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严厉查禁,左联期刊不仅没有被赶尽杀绝,相反还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策略,创造出了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严密组织 紧密团结
左联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组织非常严密的团体,一直实行的是单线联系的组织方式,即上级知道下级姓名、住址等情况,下级是不知道上级情况的,同级之间也不清楚。作为左联的宣传工具,无论是左联的机关期刊还是外围期刊,左联期刊的组织都是非常严密的,为了安全起见,编辑人员的真实姓名、身份和住址一般是不公开的。整个编辑队伍的组织也是相当严密的,例如《文艺月报》第二号公布的《文艺月报社简章》除了介绍该社的宗旨和执委会任期以外,更主要的是公布该社的“组织系统”:最高组织机构是“全体代表大会”,下分“本社”、“分社”、“执委会”,这三个机构下面分别对应着“本埠社员”、“外埠社员”、“常委会”,“本埠社员”下面是“支社”,“外埠社员”下面是“乡镇支社”,“常委会”下面是“研究部”、“出版部”、“编辑部”、“组织部”、“总务部”,可谓是层层把关,分工明确。如此严密的组织制度和会员制度,从源头上保障了左联期刊自身的纯洁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开展与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作斗争时能够更好的保密和良好的调度。
紧密团结是针对各左联期刊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萌芽·新地》曾发出了这样的号召:“谨以至诚请求诸君一致高呼:‘左翼的一切出版物大联合!’”可以说左联期刊是响应了这一号召的。除此以外,对于被查禁者,左联期刊也表现出了相互的关照,例如郭沫若的《东平的眉目》一文,本来是预定发表在《东流》第二卷第二期,但是还没来得及刊出《东流》就被日本官厅查禁了,《东方文艺》第一卷第一期将这篇文章登了出来,这样的相互照应无形中造成了一种左翼作家的文章“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另外,各左联期刊的通讯处也颇能证明它们的紧密团结,例如《文化斗争》公布的通讯处为“各左翼杂志”转,包括《新思潮》、《社会科学战线》、《拓荒者》、《萌芽月刊》、《社会科学讲座》、《大众文艺》、《南国月刊》、《新文艺》、《巴尔底山》、《现代小说》等,它们几乎全都是左联期刊。①这就等于宣布了各左联期刊本来就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
迂回出击 遍地开花
阳翰笙在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言时提到的鲁迅发明的“钻网术”就是左联期刊运用迂回出击对策的表现。②所谓迂回出击的对策,就是不停地出版新的左联期刊,一种被禁,换个名称又出另一种,让敌人防不胜防。因白色恐怖严重,《前哨》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继续印行;《文化月报》出版一期被禁以后,第二期又以《世界文化》之名出版;《浪花》被查禁后,从第三期起改名为《今日文学》继续发行,《萌芽月刊》于1930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后,5月份仍坚持出版一期后实在不行了,6月份改名为《新地》又继续出版。层出不穷的左联期刊表现出了高超的战斗技巧和旺盛的生命力。
左联所到之处,左联期刊往往如影相随,可以说有左联的地方,就有左联期刊,有机会出版的左联期刊遍地开花。《文艺月报》、《文学杂志》、《科学新闻》等刊物就是随着北方左联的成立而出现的,北方左联的盟员还以个人名义创办了《泡沫》、《浪花》、《今日文学》、《文学导报》、《榴火文艺》、《尖锐》等刊物;左联东京分盟成立以后,也先后创办了《东流》、《杂文·质文》、《新诗歌》等期刊;青岛左联成立后依托当地报社办起了《春笋》、《汽笛》两个周刊;左联广州分盟出版了《广州文艺》周刊,还和社联共同出版了秘密刊物《新路线》;甚至当上海左联成员马宁于1931年3月流亡到马来西亚之后,与当地的共产党人一起建立了“马来西亚普罗文学艺术联盟”,出版了机关刊物《马普》和对外期刊《南洋文艺》。另外,左联期刊的销售网点也遍布全国甚至国外。
左联期刊之所以能够遍地开花,其所运用“发展直接订户”的对策也是功不可没的。大部分左联期刊都极力建议读者们直接订阅,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一些代售机构经常有迟付甚至私自扣押刊费的“恶劣的商业习惯”,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直接订阅可以免除邮局登记、发售这一环节,不仅节省了经费,而且还可以让国民党当局的“邮电检查”一无所获。这样,左联期刊虽然有过“花树已萧森”的困境,但到底还是“遍地开花”了。
争取出版自由
左联成立才两个月,国民党宣布查禁的左翼书刊就达到了228种,不多久竟然超过了700多种。内有统治者的高压统治,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这是左联期刊遭受压制最深重的时候,是中国出版界最黑暗的时期,也是左联期刊奋起反抗的时期。
反抗的第一步就是暴露统治者和侵略者对左联期刊的压制与破坏,在这里——对读者的道歉——构成了暴露的方式。因为左联期刊所要检讨的,大部分是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火所导致的期刊的变更、延误、中断或残缺,作出这样的检讨,对国民党当局的残酷压制是一种曲折而有力的揭露,对左联期刊本身便构成了一种很好的宣传。《前哨·文学导报》第二期的“编辑附记”就解释了其不得不变更刊名的原因:“本刊因为印刷和发行的困难,不得不将《前哨》这名字改为《文学导报》。”《新语林》第六期“后记”也因国民党当局任意扣押导致期刊稿件残缺不全而对读者饱含歉意:“这里还要声明一下,因为有几篇文章被抽去了,尤其叶紫君续稿也被抽去,使读者只看了头没看到尾,真抱歉,本期篇幅减少,定价也因此改为二角。”③左联期刊这样的道歉,正是对国民党当局和日本侵略者的有力控诉。 当然,更多的时候,左联期刊对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与破坏的声讨是义正词严、一针见血的。以《文艺新闻》为例,该刊第四十一号发表的“读者公鉴”说:“本报自出版于兹,维时将近一载,同人一本初衷努力工作,无日不在艰苦中效死挣扎……近两月来,更不知缘何而不谅于当局,对本报邮件横加无理检查,甚且没收!致本报与读者之关系,遭受意外隔关。民权自由,固昭载于法典,惟既处于事与理逆之今日,是亦无可申诉。为此,谨公告读者,兹后寄信,务乞自谋最安全之办法……”④《文艺新闻》还为中国当时的出版状况大声疾呼,认为中国“几乎完全在社会的外表上断了气,公开出版物受绝对的压迫,书店被封、作家被捕——甚至被杀!言论自由的压迫,白色恐怖的横暴,打破了世界的记录!”⑤1932年新年伊始,《文艺新闻》就向读者发出了争取言论自由的号召:“在新年的课程中,第一项便是:争取言论自由的绝对自由!!!”⑥《文艺新闻》喊出的争取言论自由的口号还有:“反对邮电检查!”,“释放一切政治犯!”等等。
在暴露与声讨后,左联期刊开始以理论斗争来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文艺新闻》第十一期发表了题为《谈言论与出版之自由》的专论,《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推出了洛扬(冯雪峰)翻译的《马克思论出版的自由与检阅》一文,可谓字字句句都似一记记鞭子,抽打着国民党当局。正是有了以左联期刊为代表的进步媒介的不断斗争,中国的出版环境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而渐渐有所改善,直到 1935年12月,国民党当局无奈之下颁布了“国府通令保障舆论”,“通令”云:“查保障人民言论自由……凡属正常言论,自不容妄加干涉,乃近查各地方机关,仍有于法令范围以外,任意扣留报刊,干涉舆论情事,殊有未合。兹经本会第五届第一次会议议决,应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常舆论,以崇法治,而重民意。……对于正当舆论,务予切实保障为要。” ⑦这种象征性的表态相对于以前色厉内荏的查禁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更不能不说是左联期刊们斗争的一大成果。
既灵活机动又坚持原则
所谓的灵活机动,就是在不违背根本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的有必要的应对措施,比如在表面上淡化左联期刊的政治色彩、争取左联期刊的合法出版等等;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坚持左联的原则,即是否有利于左翼文艺运动的根本原则。灵活机动是左联领导人对左联期刊的工作指示,如丁玲刚来主编《北斗》时,冯雪峰就特意叮嘱丁玲“《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⑧经常为《北斗》杂志撰稿的,除了左联作家外,还有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等非左联作家,这样既团结了“同路人”,也避免了国民党当局对它的注意,有利于期刊的出版。《文艺新闻》有个“每日笔记”专栏,专门记录著名作家的行踪消息,这些消息有时是没有经过证实的,例如该刊第三期才报道了“章衣萍赴西湖吟诗,他卖给现代学生的《冤家曲》得洋五元”的消息,第四期马上又作出了“重要更正:章衣萍仍在上海,并未赴西湖吟诗”,称这些类似于作家起居的消息为文坛“八卦新闻”是不为过的,一些读者对此颇有不满和批评,例如有读者就曾建议“‘每日笔记’以后当尽量减少‘起居注’的介绍” 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艺新闻》登这些“八卦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策上的考虑的,因为这些新闻所具有的强烈的市民生活气息势必会冲淡期刊本身的政治色彩,无形中为之涂上了一层保护色,《文艺新闻》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期成为出版期数最多的左联期刊,除了其主编袁殊特殊的身份背景之外,它不是太显眼的政治倾向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因。
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文艺新闻》对于左联五烈士事件深入持久的报道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作为第一个报道此事件的国内媒体,《文艺新闻》所要担负的风险可想而知,但是,它不仅最先报道了,而且作了最深入持久的报道。《文艺新闻》第三期以读者来信编者答的方式,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为题率先透露了左联五烈士的消息,紧接着该刊第五号以曙霞、海辰两读者来信的形式、以《呜呼,死者已矣!》为题确认了左联五烈士遇害的消息并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严厉谴责,同时还介绍各位烈士的籍贯、作品及发表作品的刊物,并且向读者征借五烈士的相片:“读者如有能以诸死者照像见借,谨以本报十期奉酬。”⑩接下来,该刊第八号又两次提到左联五烈士,一为丁玲对此事的反应:“当丁玲在北新书局听到这消息,因为有胡也频的原因,悲伤到号啕大哭,双足顿地不已。”一为引用该刊“赞助人某君”的话说:“我认为还可以征求一平等的传略。五个面孔剪下来合登固省地位,却极可惜。近来偶觉得有纪念的必要……” 第十一期刊登了林莽寄自东京的《白莽印象记》和白莽头像一幅,林莽回忆了自己与白莽的交往、鲁迅与白莽的交往以及白莽的创作历程,称赞白莽“用自己的血写成这伟大的诗篇”,“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血的洪流当中,终于也加进了白莽的一腔”。第十三期有两处表达了对左联五烈士的纪念,一处是萧石的《我在怀念着也频》,介绍了自己和也频的友谊及对也频的怀念:“也频死了,然而也频的伟大,也频的战绩,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的。” 一处是罗菲记录发表的丁玲在中国公学的演讲记录——《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号召每一个人尤其是大学生“也应该负起这责任才对”。第十七期发表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联合签名的“反对中国文化之被摧残”的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残酷杀害左联五烈士。第十九号刊出了一组图片,除了左联期刊五烈士的照片外,还有美国哥尔特主编的《新群众》杂志一九三一年六月号所刊载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五作家之死致全世界书》的原文图片。第二十号刊登了鲁迅的三首旧体诗,因为“此系作于长沙事件后及闻柔石等死耗时,故语多悲愤云”。从一九三一年三月到七月,《文艺新闻》关于左联五烈士先后刊载了九篇文章,即使是遭到当局的警告威胁和某些用心险恶的人的攻击诬陷而始终不改初衷,可见在坚持左联期刊的根本原则这一点上,《文艺新闻》是没有半点含糊的。
事实证明,左联期刊运用的种种对付国民党当局查禁的策略是成功的,有了这些策略的保驾护航,代表着正义与进步的左联期刊才有可能在腥风血雨中如一面面旗帜一样在中国的土地上高高飘扬。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室文史业务司副处长)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通讯处[J].文化斗争,1930,(1):1。
②阳翰笙: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M] .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5) 24。
③后记[J].新语林, 1934,(6):89。
④读者公鉴[J] .文艺新闻, 1931,(41):12。
⑤一九三一年之回顾[J].文艺新闻, 1931,(41):122。
⑥逸夫:新年第一事 [J].文艺新闻, 1933,(43):135。
⑦ 时事剪接[J].生活知识, 1935,(6):56。
⑧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 [M] .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5) 161。
⑨读者·记者[J].文艺新闻, 1931,(11):58。
⑩呜呼,死者已矣![J].文艺新闻,1931,(5):89。
愿丁玲有伟大进步[J].文艺新闻,1931,(8):14。
某作者纪念死者[J].文艺新闻,1931,(8):14。
林莽:白莽印象记[J].文艺新闻, 1933,(11):13。
萧石:我在怀念着也频 [J].文艺新闻, 1933,(13):23。
罗菲:丁玲在中国公学的演讲记录[J].文艺新闻, 1933,(13):26。
反帝!反帝!反帝![J].文艺新闻, 1933,(19):24。
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J].文艺新闻, 1933,(20):4。
严密组织 紧密团结
左联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组织非常严密的团体,一直实行的是单线联系的组织方式,即上级知道下级姓名、住址等情况,下级是不知道上级情况的,同级之间也不清楚。作为左联的宣传工具,无论是左联的机关期刊还是外围期刊,左联期刊的组织都是非常严密的,为了安全起见,编辑人员的真实姓名、身份和住址一般是不公开的。整个编辑队伍的组织也是相当严密的,例如《文艺月报》第二号公布的《文艺月报社简章》除了介绍该社的宗旨和执委会任期以外,更主要的是公布该社的“组织系统”:最高组织机构是“全体代表大会”,下分“本社”、“分社”、“执委会”,这三个机构下面分别对应着“本埠社员”、“外埠社员”、“常委会”,“本埠社员”下面是“支社”,“外埠社员”下面是“乡镇支社”,“常委会”下面是“研究部”、“出版部”、“编辑部”、“组织部”、“总务部”,可谓是层层把关,分工明确。如此严密的组织制度和会员制度,从源头上保障了左联期刊自身的纯洁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开展与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作斗争时能够更好的保密和良好的调度。
紧密团结是针对各左联期刊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萌芽·新地》曾发出了这样的号召:“谨以至诚请求诸君一致高呼:‘左翼的一切出版物大联合!’”可以说左联期刊是响应了这一号召的。除此以外,对于被查禁者,左联期刊也表现出了相互的关照,例如郭沫若的《东平的眉目》一文,本来是预定发表在《东流》第二卷第二期,但是还没来得及刊出《东流》就被日本官厅查禁了,《东方文艺》第一卷第一期将这篇文章登了出来,这样的相互照应无形中造成了一种左翼作家的文章“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另外,各左联期刊的通讯处也颇能证明它们的紧密团结,例如《文化斗争》公布的通讯处为“各左翼杂志”转,包括《新思潮》、《社会科学战线》、《拓荒者》、《萌芽月刊》、《社会科学讲座》、《大众文艺》、《南国月刊》、《新文艺》、《巴尔底山》、《现代小说》等,它们几乎全都是左联期刊。①这就等于宣布了各左联期刊本来就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
迂回出击 遍地开花
阳翰笙在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言时提到的鲁迅发明的“钻网术”就是左联期刊运用迂回出击对策的表现。②所谓迂回出击的对策,就是不停地出版新的左联期刊,一种被禁,换个名称又出另一种,让敌人防不胜防。因白色恐怖严重,《前哨》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继续印行;《文化月报》出版一期被禁以后,第二期又以《世界文化》之名出版;《浪花》被查禁后,从第三期起改名为《今日文学》继续发行,《萌芽月刊》于1930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后,5月份仍坚持出版一期后实在不行了,6月份改名为《新地》又继续出版。层出不穷的左联期刊表现出了高超的战斗技巧和旺盛的生命力。
左联所到之处,左联期刊往往如影相随,可以说有左联的地方,就有左联期刊,有机会出版的左联期刊遍地开花。《文艺月报》、《文学杂志》、《科学新闻》等刊物就是随着北方左联的成立而出现的,北方左联的盟员还以个人名义创办了《泡沫》、《浪花》、《今日文学》、《文学导报》、《榴火文艺》、《尖锐》等刊物;左联东京分盟成立以后,也先后创办了《东流》、《杂文·质文》、《新诗歌》等期刊;青岛左联成立后依托当地报社办起了《春笋》、《汽笛》两个周刊;左联广州分盟出版了《广州文艺》周刊,还和社联共同出版了秘密刊物《新路线》;甚至当上海左联成员马宁于1931年3月流亡到马来西亚之后,与当地的共产党人一起建立了“马来西亚普罗文学艺术联盟”,出版了机关刊物《马普》和对外期刊《南洋文艺》。另外,左联期刊的销售网点也遍布全国甚至国外。
左联期刊之所以能够遍地开花,其所运用“发展直接订户”的对策也是功不可没的。大部分左联期刊都极力建议读者们直接订阅,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一些代售机构经常有迟付甚至私自扣押刊费的“恶劣的商业习惯”,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直接订阅可以免除邮局登记、发售这一环节,不仅节省了经费,而且还可以让国民党当局的“邮电检查”一无所获。这样,左联期刊虽然有过“花树已萧森”的困境,但到底还是“遍地开花”了。
争取出版自由
左联成立才两个月,国民党宣布查禁的左翼书刊就达到了228种,不多久竟然超过了700多种。内有统治者的高压统治,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这是左联期刊遭受压制最深重的时候,是中国出版界最黑暗的时期,也是左联期刊奋起反抗的时期。
反抗的第一步就是暴露统治者和侵略者对左联期刊的压制与破坏,在这里——对读者的道歉——构成了暴露的方式。因为左联期刊所要检讨的,大部分是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火所导致的期刊的变更、延误、中断或残缺,作出这样的检讨,对国民党当局的残酷压制是一种曲折而有力的揭露,对左联期刊本身便构成了一种很好的宣传。《前哨·文学导报》第二期的“编辑附记”就解释了其不得不变更刊名的原因:“本刊因为印刷和发行的困难,不得不将《前哨》这名字改为《文学导报》。”《新语林》第六期“后记”也因国民党当局任意扣押导致期刊稿件残缺不全而对读者饱含歉意:“这里还要声明一下,因为有几篇文章被抽去了,尤其叶紫君续稿也被抽去,使读者只看了头没看到尾,真抱歉,本期篇幅减少,定价也因此改为二角。”③左联期刊这样的道歉,正是对国民党当局和日本侵略者的有力控诉。 当然,更多的时候,左联期刊对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与破坏的声讨是义正词严、一针见血的。以《文艺新闻》为例,该刊第四十一号发表的“读者公鉴”说:“本报自出版于兹,维时将近一载,同人一本初衷努力工作,无日不在艰苦中效死挣扎……近两月来,更不知缘何而不谅于当局,对本报邮件横加无理检查,甚且没收!致本报与读者之关系,遭受意外隔关。民权自由,固昭载于法典,惟既处于事与理逆之今日,是亦无可申诉。为此,谨公告读者,兹后寄信,务乞自谋最安全之办法……”④《文艺新闻》还为中国当时的出版状况大声疾呼,认为中国“几乎完全在社会的外表上断了气,公开出版物受绝对的压迫,书店被封、作家被捕——甚至被杀!言论自由的压迫,白色恐怖的横暴,打破了世界的记录!”⑤1932年新年伊始,《文艺新闻》就向读者发出了争取言论自由的号召:“在新年的课程中,第一项便是:争取言论自由的绝对自由!!!”⑥《文艺新闻》喊出的争取言论自由的口号还有:“反对邮电检查!”,“释放一切政治犯!”等等。
在暴露与声讨后,左联期刊开始以理论斗争来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文艺新闻》第十一期发表了题为《谈言论与出版之自由》的专论,《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推出了洛扬(冯雪峰)翻译的《马克思论出版的自由与检阅》一文,可谓字字句句都似一记记鞭子,抽打着国民党当局。正是有了以左联期刊为代表的进步媒介的不断斗争,中国的出版环境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而渐渐有所改善,直到 1935年12月,国民党当局无奈之下颁布了“国府通令保障舆论”,“通令”云:“查保障人民言论自由……凡属正常言论,自不容妄加干涉,乃近查各地方机关,仍有于法令范围以外,任意扣留报刊,干涉舆论情事,殊有未合。兹经本会第五届第一次会议议决,应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常舆论,以崇法治,而重民意。……对于正当舆论,务予切实保障为要。” ⑦这种象征性的表态相对于以前色厉内荏的查禁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更不能不说是左联期刊们斗争的一大成果。
既灵活机动又坚持原则
所谓的灵活机动,就是在不违背根本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的有必要的应对措施,比如在表面上淡化左联期刊的政治色彩、争取左联期刊的合法出版等等;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坚持左联的原则,即是否有利于左翼文艺运动的根本原则。灵活机动是左联领导人对左联期刊的工作指示,如丁玲刚来主编《北斗》时,冯雪峰就特意叮嘱丁玲“《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⑧经常为《北斗》杂志撰稿的,除了左联作家外,还有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等非左联作家,这样既团结了“同路人”,也避免了国民党当局对它的注意,有利于期刊的出版。《文艺新闻》有个“每日笔记”专栏,专门记录著名作家的行踪消息,这些消息有时是没有经过证实的,例如该刊第三期才报道了“章衣萍赴西湖吟诗,他卖给现代学生的《冤家曲》得洋五元”的消息,第四期马上又作出了“重要更正:章衣萍仍在上海,并未赴西湖吟诗”,称这些类似于作家起居的消息为文坛“八卦新闻”是不为过的,一些读者对此颇有不满和批评,例如有读者就曾建议“‘每日笔记’以后当尽量减少‘起居注’的介绍” 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艺新闻》登这些“八卦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策上的考虑的,因为这些新闻所具有的强烈的市民生活气息势必会冲淡期刊本身的政治色彩,无形中为之涂上了一层保护色,《文艺新闻》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期成为出版期数最多的左联期刊,除了其主编袁殊特殊的身份背景之外,它不是太显眼的政治倾向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因。
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文艺新闻》对于左联五烈士事件深入持久的报道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作为第一个报道此事件的国内媒体,《文艺新闻》所要担负的风险可想而知,但是,它不仅最先报道了,而且作了最深入持久的报道。《文艺新闻》第三期以读者来信编者答的方式,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为题率先透露了左联五烈士的消息,紧接着该刊第五号以曙霞、海辰两读者来信的形式、以《呜呼,死者已矣!》为题确认了左联五烈士遇害的消息并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严厉谴责,同时还介绍各位烈士的籍贯、作品及发表作品的刊物,并且向读者征借五烈士的相片:“读者如有能以诸死者照像见借,谨以本报十期奉酬。”⑩接下来,该刊第八号又两次提到左联五烈士,一为丁玲对此事的反应:“当丁玲在北新书局听到这消息,因为有胡也频的原因,悲伤到号啕大哭,双足顿地不已。”一为引用该刊“赞助人某君”的话说:“我认为还可以征求一平等的传略。五个面孔剪下来合登固省地位,却极可惜。近来偶觉得有纪念的必要……” 第十一期刊登了林莽寄自东京的《白莽印象记》和白莽头像一幅,林莽回忆了自己与白莽的交往、鲁迅与白莽的交往以及白莽的创作历程,称赞白莽“用自己的血写成这伟大的诗篇”,“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血的洪流当中,终于也加进了白莽的一腔”。第十三期有两处表达了对左联五烈士的纪念,一处是萧石的《我在怀念着也频》,介绍了自己和也频的友谊及对也频的怀念:“也频死了,然而也频的伟大,也频的战绩,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的。” 一处是罗菲记录发表的丁玲在中国公学的演讲记录——《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号召每一个人尤其是大学生“也应该负起这责任才对”。第十七期发表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联合签名的“反对中国文化之被摧残”的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残酷杀害左联五烈士。第十九号刊出了一组图片,除了左联期刊五烈士的照片外,还有美国哥尔特主编的《新群众》杂志一九三一年六月号所刊载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五作家之死致全世界书》的原文图片。第二十号刊登了鲁迅的三首旧体诗,因为“此系作于长沙事件后及闻柔石等死耗时,故语多悲愤云”。从一九三一年三月到七月,《文艺新闻》关于左联五烈士先后刊载了九篇文章,即使是遭到当局的警告威胁和某些用心险恶的人的攻击诬陷而始终不改初衷,可见在坚持左联期刊的根本原则这一点上,《文艺新闻》是没有半点含糊的。
事实证明,左联期刊运用的种种对付国民党当局查禁的策略是成功的,有了这些策略的保驾护航,代表着正义与进步的左联期刊才有可能在腥风血雨中如一面面旗帜一样在中国的土地上高高飘扬。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室文史业务司副处长)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通讯处[J].文化斗争,1930,(1):1。
②阳翰笙: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M] .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5) 24。
③后记[J].新语林, 1934,(6):89。
④读者公鉴[J] .文艺新闻, 1931,(41):12。
⑤一九三一年之回顾[J].文艺新闻, 1931,(41):122。
⑥逸夫:新年第一事 [J].文艺新闻, 1933,(43):135。
⑦ 时事剪接[J].生活知识, 1935,(6):56。
⑧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 [M] .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5) 161。
⑨读者·记者[J].文艺新闻, 1931,(11):58。
⑩呜呼,死者已矣![J].文艺新闻,1931,(5):89。
愿丁玲有伟大进步[J].文艺新闻,1931,(8):14。
某作者纪念死者[J].文艺新闻,1931,(8):14。
林莽:白莽印象记[J].文艺新闻, 1933,(11):13。
萧石:我在怀念着也频 [J].文艺新闻, 1933,(13):23。
罗菲:丁玲在中国公学的演讲记录[J].文艺新闻, 1933,(13):26。
反帝!反帝!反帝![J].文艺新闻, 1933,(19):24。
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J].文艺新闻, 1933,(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