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一个四面环水，交通闭塞，井字形河道构成了长街曲巷的小镇。长街上有着密集的小店，它们供给我们生存的需求，小店和我的童年有着亲密的接触，掺入了苦难与欢乐的往事，深深地镶嵌在我的童年记忆里。
　　一、戴记照相馆
　　 镇上只有一爿照相馆，妈妈和照相馆的戴师傅一家人是好朋友，常来常往，同住一条街，我们常去照相馆玩，照相馆的下街一个门面里放着许多戴师傅认为拍得理想的照片，上街的一间小屋是戴师傅给客人拍照的地方。
　　 有一天下午，我跟妈妈去照相馆，看到戴师傅带了三角架、照相机去上街的一间照相室。照相室内有风景画做的布景，两边挂了灯罩，客人坐在布景前的凳子上，戴师傅钻在照相机后面那黑色布兜里对镜头，然后一只手捏一只连着皮管的小皮球。戴师傅一边叫着笑一笑，一边捏一下小皮球，“咔嚓”一声，照片拍好了。
　　 戴师傅钻进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屋，戴师傅不让我们进去，没多久戴师傅从暗室里取出一盆清水，一股浓烈的药水的气味，清水里漾着一张张照片，戴师傅把它们从清水里撩起，放在烘干机上，烘干后把它们切成一张张小照。
　　 我读四年级的那个秋天，妈去上海打工，家里只有哥姐和我，有一个星期天风和日丽，哥姐都出门了，我一个人看家。下午，慵懒的阳光洒满了我家的小院，忽然，二阿姐和二姐夫匆匆地来到我家，后面还跟着扛着照相机的戴师傅。二阿姐快人快语地说：“我们要补拍一张结婚照！”于是，戴师傅一边让二阿姐和二姐夫坐在靠东墙的一条长凳上，一边架好照相机，钻到黑色的布兜里对好镜头，说：“笑一笑！”
　　 “慢，小弟，你过来！”二阿姐突然叫我。
　　 “来啥？”我不解地问。
　　 “和我们一起照！”
　　 “不，我的头发长哩！”
　　 “不要紧的，快来哟！”
　　 我立刻走到二阿姐身旁，她重重地一把将我拉到他们中间。
　　 “好，这样很好！我拍了！”戴师傅提高嗓门说。
　　 只听“咔嚓”一声，一张合影拍好了。
　　 没隔几天，我去戴师傅的照相馆看我和二阿姐的照片，一进门，只见戴师傅正在一盆清水里洗照片，他用钳子夹着我们这张合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人家拍结婚照，你夹在中间算什么？”
　　 “他们硬要拉我去！”
　　 “你又不是他们的儿子！你看，你的头发这么长，多难看！不过，你还挺上照的！”
　　 我第一次听大人说我上照，回家问哥：“什么叫上照？”
　　 哥说：“就是说，你人长得不错哩！”
　　二、大朱理发店
　　 六岁那年的夏天，妈妈嫌我的头发长得难看，硬要带我去理发店理发，一到理发店门口，我边哭边挣开妈妈的手，可是仍被妈妈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理发店里。理发店是在一座石拱桥的三层桥楼的二层楼。妈叫理发店店主“大朱”，他们是夫妻老婆店。这个大朱人高马大，四十大几，一双小眼睛，光着头。老婆小巧玲珑，操着一口苏北话。她和妈妈攀谈，大朱正在给客人理发。我和妈妈坐在靠东窗的一条长凳上，两眼盯着大朱师傅那一双臂膀上又黑又密的汗毛，不知怎的，我心里吓丝丝的。
　　 大朱师傅一边拍着客人的肩，一边解开客人脖子上的青布斗篷。客人照了照镜子便从转椅上下来。
　　 “来吧！”大朱师傅一边朝我招招手，一边用青布斗篷掸着转椅上的头发。我爬上了那只高高的转椅。
　　 “大朱师傅，剃平顶！”妈迫不及待地对大朱师傅说。我从镜子里见到大朱师傅拿了一把亮晃晃的轧剪凑到我的头发上，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只见头上弹落一朵朵的黑发，顺着青布斗篷滑入地板，镜子里的我，刚才还是一头浓密的黑发，一下子成了光秃秃的平顶头。原来大朱剃头一点不痛，不是我想象中的疼痛。我最怕的是他肩膀上的汗毛，摩挲着我的脸，怪痒痒的。
　　 暑假刚开始，天气毒热。一天下午妈妈带我和妹妹来到大朱的理发店。我和妹妹同时坐上了两只高高的转椅。大朱的老婆给妹妹理，大朱给我理。我从镜子里看到妹妹的一头又黑又长的秀发顷刻间成了光头。我禁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妹妹“哇”地哭了起来。
　　 “不哭，不哭，剃光头清爽！”大朱师傅安慰她说。
　　 “我不要，我不要，我要你赔，你把我的头发装上去！”妹妹边哭边嚷。
　　 “不要瞎闹，我让她剃的，夏天剃光头清清爽爽有啥不好？小孩子太不懂事！”妈厉声地说。
　　 我们走出大朱的理发店，妹妹走在我前面。我望着妹妹光秃秃的头，又想笑，又想哭。我看见妹妹两只手捧住了光头，只顾朝前走。我的鼻子酸酸的，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淌。
　　 小时候害怕去理发，每次妈妈催我去理发，一直被我以各种理由拖拉。有一次妈妈打听到镇上有一家理发店，小孩去剃头发一支棒头糖，妈妈便带我去那家有糖吃的理发店，走到门口，果然门庭若市，理发店内两条长凳上坐满了孩子。我坐在门外的长凳上排队，妈妈先回家。我等了两个钟头，剃好头，接过店老板送的一支棒头糖，含在嘴里“滋滋啧啧”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心中甜甜的。
　　 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妈一直让我剃平顶头，上六年级时，上海大哥给家里寄来一张他的结婚照，大哥新理的飞机头和大嫂新烫的爆炸头，两人都像电影明星。看到大哥这张照片，我便想象大哥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有一天妈妈让我去理发，我就向妈妈提出要留分头的要求。妈说：“你还是个小人哩，不好留分头。”我说：“我已小学毕业了，怎么还是小人？”妈说：“反正你是小人！”我说：“你不给我留分头，我就不去理发！”
　　 一个月后，妈妈拉着我到镜子前对我说：“你看你的头发长得像茅柴了，多难看！”我说：“你让我留分头我就去理发！”妈妈终于答应了我留分头的要求。
　　 次日下午，我便去大朱的理发店，一坐上转椅便对大朱师傅说：“我理分头！” 　　 “你妈同意了没有？”大朱怀疑地问。
　　 “不同意我敢？”
　　 “只要你妈同意我就理！”
　　 “你不信你去问！”
　　 “信，信，我给你理个漂亮的小分头！”
　　 我从镜子里看见大朱特别小心翼翼，手中轧剪推得特别缓慢，两边鬓角只剃了一点点，便给我用肥皂洗头，洗了两回，给我擦干，再让我坐上转椅，我从镜子里仔细一看，这算什么分头？简直就是马桶盖。
　　 “小分头好看吗？”大朱得意地说。
　　 “……”我无奈地摇摇头。
　　 “再留半年才是真正的小分头，到时我用吹风机把它吹个飞机头给你看！”
　　 离开了大朱理发店，我的内心充满成长的期待。
　　三、富安烟杂店
　　 爸爸失业在家，妈妈去上海打工，家中只有爸、哥和我，爸和哥的烟瘾头特大，每天让我给他们去买烟。我喜欢去镇上富安桥堍的一家烟杂店。店主是和我哥差不多年龄的年轻人，他面相和善，热情好客。每次我去买烟时他总要和我攀谈几句。有时我到他店买烟时，他正端着饭碗吃饭，便立刻放下饭碗耐心地做我的生意。那时候美丽牌香烟盒中夹有一张画片，是《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的人像。每次买回美丽牌香烟，爸爸拆开香烟，从中抽出那张画片交给我。爸说，这就是你的“脚步钿”。
　　 最让我苦恼的是，爸爸没钱买一包，叫我去买半包时，我走到烟杂店前，就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但见店主依然笑容可掬，我的心才踏实。
　　 “买香烟！”我轻声地说。
　　 “噢！”店主拿了一包美丽牌香烟丢在柜台上。
　　 “不，买半包。”
　　 “好！”店主细心拆开香烟的封条，抽出十支烟，装进一只空香烟盒里，再把半包香烟交给我。
　　 我如获珍宝似的回到家把半盒香烟交给爸爸，爸爸拿到半盒香烟，发现烟盒里还有一张画片。
　　 “你买半包，他照样给你画片？”爸惊讶地说。
　　 “他说，要让我收齐一百零八将！”
　　 “真有这样好的店主！”爸爸赞赏地说。
　　 不久，家里到了揭不开锅的日子，爸和哥的烟瘾却越来越大，半包香烟买不起，只好买几根。爸爸让我去买，我坚决不肯去，爸爸好说歹说。眼看爸和哥烟瘾一到难受的样子，我的心软了，只好硬着头皮去烟杂店。
　　 “我爸叫我买六根香烟，阿好？”我胆怯地问店主。
　　 “可以，可以！”店主依然笑容可掬地拆开原包香烟，抽出六根香烟交给我，一边把烟盒里的画片抽出来交给我。
　　 “你……还给……我？”我激动得说话都语无伦次。
　　 “给你有价值，我愿意！”
　　 我拿了六根香烟和画片，像长了翅膀一样飞翔似的回了家。
　　 “你看，你看！”我一边把香烟交给爸，一边高举起那张新画片。
　　 “买六根香烟，他还给你画片？”
　　 “他说给我有价值哩！”
　　 我家断粮了，爸让我去小米店赊米。吃了一天的薄粥，爸和哥的烟瘾依然发作，爸爸又身无分文，他无可奈何地求我去烟杂店赊一包香烟。我从来没有去赊过香烟，我是无论如何开不了这个口。爸爸低声下气地求我，看着爸爸那副难受的样子，我的鼻子也酸了，立刻义无反顾地奔到烟杂店门口。
　　 “买烟？”
　　 “……”
　　 “不买烟，你来干啥，看你好几天没来了，有事快说哟！”
　　 “……”
　　 “难开口？有什么难开口？”
　　 “我爸要赊一包香烟！”我边说边淌泪。
　　 “赊就赊，没饭吃要饿死，没烟抽也难受！”
　　 店主边说边把香烟丢在柜台上，我拿了烟像逃遁似的回家。
　　 我一连去赊了两次香烟，爸说过赊了三次，再也不去赊了。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六天过去了，爸和哥真的一根烟也没抽。不知不觉，爸和哥的烟都戒了。对爸和哥而言，最大收益是把烟戒掉了;对我而言，《水浒传》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再也收不齐了，成为我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