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鬼》虽然目前并不是中学语文的教学篇目，但在楚辞中却颇具代表性。楚辞是我国文化的源头之一，它的许多作品已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语文学科的博大性、开放性需要我们去探讨教材之外的东西来加深我们对教材的把握。本文是对“山鬼”形象的一个探讨，希望能对屈原作品中的其它形象（如《湘君》《湘夫人》）的探讨有一点帮助。
　　《山鬼》出自《九歌》，《九歌》是屈原流放于江南沅湘流域时在当地民间流传的原始民歌基础上再创造的一组诗歌。对《山鬼》的内容，历来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山鬼》解题中写到“本篇写山鬼（当系山中女神）等待所爱对象不来，忧思悲伤而独自归去的情景”；吴广平所注译的《白话楚辞》简介说“本篇由女巫扮演山神独唱，叙述了女巫迎降山神而神不临的情况，表达了其不能接遇神灵的怀思哀怨之情”。等等云尔，虽然各有见地，不能混谈，但对诗歌主人公的情感认识是一致的：等所思不来的忧思哀怨。本文不谈争论，仅就《山鬼》这一形象的地域色彩作一浅析。
　　《山鬼》的形象体现着楚国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
　　《山鬼》是屈原流放湘沅时期的作品。湘沅地带，是古代巫鬼文化比较盛行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险恶，“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穴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白话楚辞》160页）险恶鄙湿的自然环境，使得人们对天地神灵的崇拜无以复加。“中国古代，巫的权力很大，主要的职司是奉祀天地鬼神及为人祈福禳灾，并兼事占卜，星历之术。”（《辞海》16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巫在楚湘这个地方的影响非常大，在《山鬼》等一系列作品之中，人巫之间，神巫之间常常合二为一，主宰着人们的感情，寄托着人们的企盼。浓浓的巫鬼之气在几千年的社会变迁中，一直笼罩在这一块自然环境非常险恶的土地上，既使到了现代，这块土地仍依稀可见远古的情景。“地理环境又是那样险恶，陡坡悬崖，恶滩急流，瘴疠之气，毒蛇猛兽，抬脚便可遇上，稍一不慎，或被蛇兽咬伤，或失足落坎或中暑发痧，一个活鲜鲜的人，转眼便成地下之鬼。”“生存环境的严酷，使人生命运充满随机性和偶然性。生死祸福，寿夭穷通，全在不可测之天。人生命运难以自主地把握，人们也不曾认真想过如何自主地把握自身的命运。……神在这里被普遍地信仰着。但它并未发展成统一的宗教，仍停留在远古巫文化的多种或泛神信仰阶段。”（《沈从文传》凌宇）汪洋激荡的大泽河流，云烟缭绕的山木皋壤，是神话与巫鬼文化产生的温床。……楚国巫风之浓厚，祭典之盛行，一方面避免了远古神话历史化的命运，大量鲜活灵动的原初神话与神祗仙鬼，通过娱悦鬼神的祭祀仪式得以保存与衍生。从这里我们可以感知，虽然巫当时并非楚地所独有，但从包括《山鬼》在内的《九歌》对神的礼拜之中展出着浓浓的楚风巫韵，有着浓烈的湘楚地域色彩。
　　山鬼的形象本身体现着一种与自然相依相知的和谐，她的身上充满着一种原始的野性与生命力。诗中对其描绘，“被薜荔兮带女萝”“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这是一种蒙昧时代人与自然相亲相和的画面。自然的草木是她的衣裳，山间流泉是她的饮食，荫荫松柏是她的家园，这是这位“神”的生活空间，也是当时辰沅蛮夷的生活空间。远古的荒蛮，地域的僻陋，使这群自然之子的生活依赖于他们脚下的山川河流，林木岩泉。采果打猎是其主要的生活内容。“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清史稿》土司卷，中华书局1976年版）“他们的生活深深地植根于自然。”（《沈从文传》凌宇）险恶的山岭、激荡的山川、丰富的自然，赋予了他们健康、敏捷与豪爽。山鬼虽为神，但其风采仍为人之精神的体现，其形象，有如美洲印第安人之与外来人，现代土著之与现代文明。这种与自然的亲和，势必影响长期流放于湘沅之地的屈原这位敏感的诗人，在山鬼的形象上自然之气就自然的流溢了出来。并且，山鬼这一自然之子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中一直沿传下来，在古代，在现代。如沈从文笔下《边城》中的翠翠，虽为现代社会之人，但从其身上依然充满着山鬼的自然之气。“荒蛮的山野，阡陌相连。山脚一座木屋，门前一条石板路，缘山蜿蜒……岩身突兀，岩面平滑如镜。石板路上，嬉笑追逐着一群‘山灵’，秀腰皓齿，白脸长身……灵巧敏捷，跃上大青石站定。……”（《沈从文传》）这正是充满自然之气的苗湘风情。
　　几乎与《九歌》同时代的《诗经》中对于女子的塑造则体现出不同的特色。《诗经》中的十五国风虽与《九歌》一样有民歌基础，但由于其地域几乎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传统的文化对其影响很大，在其中已很难捕捉到流荡在山鬼身上的那种自然山野之气。《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当时古代美女的风范，但已深深的烙上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印迹，和“披薜荔兮带女萝”的山鬼呈现迥然不同的风采。《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里，姑娘的美丽已经和家庭等有了联系，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社会关系已经织成了一张密密的网，其中的人已经和自然脱离了开来，变成了社会的人，从她们身上不会感到山鬼身上的灵性激荡，野性流动。山鬼是山川的精灵，是充满灵性的楚地的精灵，有着浓郁的楚地神韵。可以说，北方的黄土大漠，黄水汤汤是不可能孕育出如山鬼般的通身灵气的。
　　山鬼是一个自然的精灵，其对爱情的表达却是非常的柔婉细腻。“折芳馨兮遗所思”，不言其爱，而爱自在其中。“留灵修兮詹望归，岁既晏兮孰华予？”美人迟暮，从一山之精灵口中说出，颇有人气，细腻地表达出了山鬼在待所思的过程中复杂的心理活动，长远而凄怨。“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山间三秀，磊磊之石，蔓蔓之葛，自然界的草木岩石，成了其委婉表达感情的媒介，在这采摘攀援之中，寄托了多少对所思的想念。从“君思我兮不得闲”到“君思我兮然疑作”，最后到“思公子兮徒离忧”，其感情细腻柔婉，其心理复杂多变，从宽慰到怀疑，最后到离忧，在雷雨之中，伴着猿之凄啼，飒飒秋风，萧萧落木，一个哀怨的形象凸兀在人们面前。湘女多情，楚地奇丽的山川景物塑造了她们灵秀的神韵。这种抒情方式也体现地《九歌》其它篇章之中，如《湘君》《湘夫人》，斑斑泪竹，便是其最鲜明的表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地理自然环境，山川气候，不同的民风民俗，养育了与北方迥异的人，形成了与北方大漠平原迥异的感情表达方式。北方人犷放，直露，在感情的表达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此诗虽誓言决绝，但终缺乏一种柔婉灵动之气；再如北方民歌“老女不嫁，蹋地呼天”，就显得更加粗放直露。在这对比之中，我们可更清楚地感受楚人的灵动之气。
　　再者，山鬼到底是鬼，是神，还是人？前人多以为是个鬼怪。洪兴祖《楚辞补注》：“《庄子》曰山有夔，《淮南子》曰山出枭阳，楚人所祠岂此类乎？”朱熹《楚辞集注》则视之为“木石之怪，夔、罔两”之类。朱东润在其主编的《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理解为山中女神。他们的推论都有一定的道理。近来有人认为山鬼是居住在山中的祈雨的仕女。这种仕女本来就是鬼神的代言人，是鬼神的替身，又守居山林，故称之为“山鬼”“神女”“天女”等，实则一平常女子而已。（《巫山神女原型新探》见《文艺研究》２００3年第4期）山鬼系鬼，体现了楚人的理念；若是人间仕女，则更是体现了楚地风情。试与《诗·曹风·候人》相比较来体味其地域色彩。首先来看《候人》：“彼候人兮，何戈与殳。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蔚兮，南山朝脐。婉兮娈兮，季女斯饥。”《诗序》说此诗是“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人焉。”闻一多先生曾对此诗作过很好的分析，他认为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在青春的成熟中为一种迫切的要求所驱使，不能自禁，因而犯着伦教的严限，派人去迎候她所不当迎的人，但没有达到目的。他这一见解刷清了历史的隔膜落在这首诗上的灰尘，使我们基本上认清了这首诗的庐山面目。近人更进一步认为是神社中的仕女等候她所喜欢的男子前来寻欢而未能如愿的事。山鬼跟《候人》中的季女的不少共同之处：季女居于山中，山鬼“表独立兮山之上”“处幽篁兮终不见天”，也居于山林深处；季女与“朝脐”相伴，山鬼则“云容容”“雨冥冥”相随；季女候“彼其之子”而未遇，山鬼“思公子”而不见。但二者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在《候人》中人物的服饰已经有了浓烈有文明之气，而且有了很大的排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这和《山鬼》中“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表现出不同的地域色彩，在山鬼的身上中透露着一种山野自然之气；“婉兮娈兮，季女斯饥”，感情的表达直露，不如《山鬼》中的抒情细腻：一方面《山鬼》的七言较之《候人》的四言更适于表达细腻的情感，一方面在于南方湘楚更善于言细腻情感。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山鬼》无论从其产生的社会人文环境，还是其本身的形象特点，无不闪耀着湘楚文化的光芒，流荡着灵动的楚风巫韵。
　　
　　参考书目：
　　《诗经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
　　《白话楚辞》（岳麓书社吴广平注译）
　　《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郭建勋著）
　　《沈从文传》（凌宇著）
　　《艺术哲学》（傅雷译）
　　（作者单位：415101湖南省常德市鼎城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