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从小就知道农村的苦，农村的难，关注‘三农’不是我的选择，是我的宿命。”
说这话的时候，李成贵和记者坐在王府井新东方广场一家地下茶座里，周遭坐了许多打扮入时，满嘴时髦语言的年轻人。虽然李成贵尽量压低了声音，但是偶尔的“语出惊人”仍然不时引得那些“80后”和“90后”们侧目。
“现在我在北京的家，对于老家张北的乡亲们来说，就是银行、医院和法院，他们到北京来，大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我的角色也就随时跟着他们的需求而变。”
李成贵没有注意到身边那些好奇而不解的眼神，也或许，是他根本就无暇顾及，他言语所及，并没有为做这些而感觉到负担，反而似乎嫌自己做得还不够。
在这位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的名片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民盟中央经济与区域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三个头衔赫然在列。他当然还有许多头衔，而他单单选了这三个，而且把涉农研究的头衔放在第一位，“三农”问题在他心中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杜老是李成贵极为敬重的长者和良师，他的话给予了李成贵充分的肯定和莫大的鞭策
李成贵1966年出生于河北省张北县一个小山村世代务农的家庭，幼时家贫，但聪颖好学，深得师长器重。1983年考入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系统地学习了农业专业知识。1987年，大学刚刚毕业的他又以总分接近400分的高分考入西北农业大学攻读农业史硕士学位。在西农求学的三年，他潜心阅读了大量的古籍，这不仅培养了他严谨的学风和一流的写作功力，而且使他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比一般的学者多了一种历史意识。中国五千年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漫长的农业文明史，这无疑为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正是基于这一考虑，1992年，李成贵进入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师从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牛若峰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又是三年寒窗，学习了大量的经济学经典理论，特别是对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有着融会贯通的理解。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农科院研究生院优秀毕业论文，是建院10多年以来农经专业的首篇优秀论文。
1997年初李成贵发表了《论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与效率水平》，得到了著名经济史专家黄宗智先生(Philip Huang)的高度评价，称赞该文是“研究过密型增长上百篇文章中最有见地的一篇”，“大有青出于蓝的感觉”，称赞李成贵“是继严中平(经济史大家)先生之后天才的一代”。这一年，他刚刚31岁。
1999年他出版了《中国农业政策：理论框架与应用分析》，在这本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编而成的书中，他详解了自己理论体系和论证逻辑，构建了一个用以分析农业政策的理论框架，以其深刻的理论原创力、厚重的现实意义、鲜明的价值观以及在理论框架下对历史的成功解读，得到了学界、读者和媒体的广泛好评，被誉为“开示奥蕴、嘉惠学林”的佳作，并获得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2003年非典期间，李成贵撰写了《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一文，杜润生先生读后深为赏识，还专门与6位年均在75岁以上的老先生同李成贵进行了座谈。后来有记者去采访杜老，杜老向记者推荐李成贵，说“这个人水平高，学问大，比我大”。杜老是李成贵极为敬重的长者和良师，他的话给予了李成贵充分的肯定和莫大的鞭策。
“减轻农民负担就是减轻我的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就是增加我的收入，”这是李成贵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涉农学者，李成贵始终自觉把自身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的国运相结合，9亿农民是他日夜的牵挂，他的心中始终萦绕着难以割舍的“三农”情结。他说：“我早已过了以出身农村而自卑的阶段，学者奉行以学术报效国家的原则，我在研究‘三农’问题上有些优势，我的忧乐皆在其中。”
天道酬勤，李成贵的不懈努力获得了应有的回报：研究成果7次获得中央领导批示，5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奖，2次获得民盟中央参政议政优秀个人奖。2004年5月作为专家组组长随丁石孙副委员长赴四川进行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调研。2004年7月2日，作为民盟唯一代表，参加了温家宝总理主持并有多位国务院领导出席的党派经济专家座谈会，就农村形势与政策问题作了专题汇报，得到了温总理的好评和鼓励。他主持并执笔完成的《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体系研究》获2001～2003年农业部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执笔参与完成的“安徽、吉林粮食直接补贴评价和政策建议”获国家粮食局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最早提出“增省、撤市、强县、并乡”的关于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建议，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结合主持的社科院重大课题《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研究》，提出中国粮食问题的“三不”观点对学术界和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即：(1)不要过多担心粮食安全，提出要实现有效率的粮食安全，主张储粮于仓与藏粮于地结合，节约我国资源成本，实现农业资源的最佳利用，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2)宏观调控不能调低粮价；(3)粮食直接补贴不能替代价格支持政策，在我国粮食政策的调整中，不能简单地把保护价收购改成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而应该构建一个由直接补贴(固定补贴)、价格支持(不固定补贴)和生产补贴等构成的完整体系。
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主，其灵魂是要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基本路径是“工业下乡”和“农民进城”的双轨运行
与李成贵聊天，虽然事及“三农”，却让记者时时感觉到他穿越时空局限的哲学思考和高屋建瓴的“大农业”观。虽然他在极其微小的事情上见微知著，但在宏大叙事的理论体系方面他同样大开大阖，极具战略眼光。
自从“三农”问题热起来之后，各类“三农”问题专家雨后春笋般涌现；自新农村建设展开以来，事关新农村建设的建言献策也逐渐多起来。但是仔细解读各种文字，要找出一些真正立足中国实际，具备现实指导意义者却如凤毛麟角。单就一个工业高速发展时期，该如何解决失地农民出路的问题就说辞众多，往往偏颇之语大行其道，混淆视听。针对许多专家学者提出的“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的提法，李成贵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与研究，提出：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主，其灵魂是要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基本路径是“工业下乡”和“农民进城”的双轨运行。
李成贵说，在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安排下，我国实行了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这套被称为“三驾马车”的制度安排构筑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广大农民为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广大农民却没有平等地分享工业化带来的成果，没有实现就业的转移，人口大量积淀在农村，以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国际比较发现，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的城市化率只相当于国际上人均300美元的水平。这指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基本途径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工业下乡，农民进城”双轨运行的路径。工业下乡，就是要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城市资源进入农村，促进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大力发展农村中小企业。农民进城，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多渠道结合起来，但最主要的是进入大城市。
在促进农民进城的问题上，目前不少人存在一种担心，即担心出现贫民窟。为防止出现拉美式的贫民窟，而限制农民进城有一叶障目之嫌。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大中小城市数量可观，农民进城有多种输入地城市选择，不会拥挤在几个特大城市。第二，即使农民集中进入大城市也不会发生类似里约或孟买那样的贫民窟。
以上观点并非李成贵的头热之语，为此他曾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2006年，李成贵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在里约参加了“跨文化对话与全球治理研讨会”，会后到巴西有名的贫民窟“上帝之城”调研，并进入了其中最脏乱差且多数家庭与毒品有涉的一个区。他们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受到当地居民信任的贫民窟协会主席，又通过该主席找到了毒品犯头子(正在服刑)的母亲，所以得以与贫民窟居民深入交谈。
调研后他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不可能出现里约式的贫民窟。一则是巴西政府显然缺乏对贫民窟必要和有效的管理，而社会控制和管理恰是我国政府的强项。
二则是里约贫民窟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决非单纯的农民失地的缘故。著名的巴西社会经济研究所(Ibase)专门研究贫民窟的研究人员告诉他，“他们的爷爷的爷爷可能有过土地，他们的爷爷就开始住在这里做小生意了。”说明贫民窟并非最近几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被动结果。我国也不会因农民失地而形成贫民窟。
第三，即使形成了贫民窟，解决贫民窟供水、供电、教育、卫生、就业培训等问题也比同量的分散农村人口成本低得多，效果好得多；而且，担心贫民窟是站在市民角度的考虑，出于经济收入以及享受公共资源的考虑，农民其实倾向于居住在城市，而不是车马不便的村庄。
结束采访的时候，已是繁星满天的深夜，大街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李成贵望着眼前的景象，思绪却已在千里之外。他告诉记者，过几天，他又将启程前往东北作调研，这次的项目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资助和外交部的批准，专门研究小民族的农村治理和发展问题。“还好，虽然经常外出调研常常长年在外，但家人给了我理解和支持。”说这话的时候，李成贵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也显出了一丝少见的轻松。
说这话的时候，李成贵和记者坐在王府井新东方广场一家地下茶座里，周遭坐了许多打扮入时，满嘴时髦语言的年轻人。虽然李成贵尽量压低了声音，但是偶尔的“语出惊人”仍然不时引得那些“80后”和“90后”们侧目。
“现在我在北京的家，对于老家张北的乡亲们来说，就是银行、医院和法院，他们到北京来，大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我的角色也就随时跟着他们的需求而变。”
李成贵没有注意到身边那些好奇而不解的眼神，也或许，是他根本就无暇顾及，他言语所及，并没有为做这些而感觉到负担，反而似乎嫌自己做得还不够。
在这位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的名片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民盟中央经济与区域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三个头衔赫然在列。他当然还有许多头衔，而他单单选了这三个，而且把涉农研究的头衔放在第一位，“三农”问题在他心中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杜老是李成贵极为敬重的长者和良师，他的话给予了李成贵充分的肯定和莫大的鞭策
李成贵1966年出生于河北省张北县一个小山村世代务农的家庭，幼时家贫，但聪颖好学，深得师长器重。1983年考入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系统地学习了农业专业知识。1987年，大学刚刚毕业的他又以总分接近400分的高分考入西北农业大学攻读农业史硕士学位。在西农求学的三年，他潜心阅读了大量的古籍，这不仅培养了他严谨的学风和一流的写作功力，而且使他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比一般的学者多了一种历史意识。中国五千年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漫长的农业文明史，这无疑为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正是基于这一考虑，1992年，李成贵进入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师从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牛若峰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又是三年寒窗，学习了大量的经济学经典理论，特别是对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有着融会贯通的理解。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农科院研究生院优秀毕业论文，是建院10多年以来农经专业的首篇优秀论文。
1997年初李成贵发表了《论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与效率水平》，得到了著名经济史专家黄宗智先生(Philip Huang)的高度评价，称赞该文是“研究过密型增长上百篇文章中最有见地的一篇”，“大有青出于蓝的感觉”，称赞李成贵“是继严中平(经济史大家)先生之后天才的一代”。这一年，他刚刚31岁。
1999年他出版了《中国农业政策：理论框架与应用分析》，在这本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编而成的书中，他详解了自己理论体系和论证逻辑，构建了一个用以分析农业政策的理论框架，以其深刻的理论原创力、厚重的现实意义、鲜明的价值观以及在理论框架下对历史的成功解读，得到了学界、读者和媒体的广泛好评，被誉为“开示奥蕴、嘉惠学林”的佳作，并获得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2003年非典期间，李成贵撰写了《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一文，杜润生先生读后深为赏识，还专门与6位年均在75岁以上的老先生同李成贵进行了座谈。后来有记者去采访杜老，杜老向记者推荐李成贵，说“这个人水平高，学问大，比我大”。杜老是李成贵极为敬重的长者和良师，他的话给予了李成贵充分的肯定和莫大的鞭策。
“减轻农民负担就是减轻我的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就是增加我的收入，”这是李成贵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涉农学者，李成贵始终自觉把自身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的国运相结合，9亿农民是他日夜的牵挂，他的心中始终萦绕着难以割舍的“三农”情结。他说：“我早已过了以出身农村而自卑的阶段，学者奉行以学术报效国家的原则，我在研究‘三农’问题上有些优势，我的忧乐皆在其中。”
天道酬勤，李成贵的不懈努力获得了应有的回报：研究成果7次获得中央领导批示，5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奖，2次获得民盟中央参政议政优秀个人奖。2004年5月作为专家组组长随丁石孙副委员长赴四川进行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调研。2004年7月2日，作为民盟唯一代表，参加了温家宝总理主持并有多位国务院领导出席的党派经济专家座谈会，就农村形势与政策问题作了专题汇报，得到了温总理的好评和鼓励。他主持并执笔完成的《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体系研究》获2001～2003年农业部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执笔参与完成的“安徽、吉林粮食直接补贴评价和政策建议”获国家粮食局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最早提出“增省、撤市、强县、并乡”的关于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建议，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结合主持的社科院重大课题《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研究》，提出中国粮食问题的“三不”观点对学术界和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即：(1)不要过多担心粮食安全，提出要实现有效率的粮食安全，主张储粮于仓与藏粮于地结合，节约我国资源成本，实现农业资源的最佳利用，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2)宏观调控不能调低粮价；(3)粮食直接补贴不能替代价格支持政策，在我国粮食政策的调整中，不能简单地把保护价收购改成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而应该构建一个由直接补贴(固定补贴)、价格支持(不固定补贴)和生产补贴等构成的完整体系。
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主，其灵魂是要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基本路径是“工业下乡”和“农民进城”的双轨运行
与李成贵聊天，虽然事及“三农”，却让记者时时感觉到他穿越时空局限的哲学思考和高屋建瓴的“大农业”观。虽然他在极其微小的事情上见微知著，但在宏大叙事的理论体系方面他同样大开大阖，极具战略眼光。
自从“三农”问题热起来之后，各类“三农”问题专家雨后春笋般涌现；自新农村建设展开以来，事关新农村建设的建言献策也逐渐多起来。但是仔细解读各种文字，要找出一些真正立足中国实际，具备现实指导意义者却如凤毛麟角。单就一个工业高速发展时期，该如何解决失地农民出路的问题就说辞众多，往往偏颇之语大行其道，混淆视听。针对许多专家学者提出的“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的提法，李成贵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与研究，提出：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主，其灵魂是要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基本路径是“工业下乡”和“农民进城”的双轨运行。
李成贵说，在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安排下，我国实行了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这套被称为“三驾马车”的制度安排构筑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广大农民为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广大农民却没有平等地分享工业化带来的成果，没有实现就业的转移，人口大量积淀在农村，以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国际比较发现，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的城市化率只相当于国际上人均300美元的水平。这指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基本途径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工业下乡，农民进城”双轨运行的路径。工业下乡，就是要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城市资源进入农村，促进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大力发展农村中小企业。农民进城，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多渠道结合起来，但最主要的是进入大城市。
在促进农民进城的问题上，目前不少人存在一种担心，即担心出现贫民窟。为防止出现拉美式的贫民窟，而限制农民进城有一叶障目之嫌。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大中小城市数量可观，农民进城有多种输入地城市选择，不会拥挤在几个特大城市。第二，即使农民集中进入大城市也不会发生类似里约或孟买那样的贫民窟。
以上观点并非李成贵的头热之语，为此他曾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2006年，李成贵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在里约参加了“跨文化对话与全球治理研讨会”，会后到巴西有名的贫民窟“上帝之城”调研，并进入了其中最脏乱差且多数家庭与毒品有涉的一个区。他们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受到当地居民信任的贫民窟协会主席，又通过该主席找到了毒品犯头子(正在服刑)的母亲，所以得以与贫民窟居民深入交谈。
调研后他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不可能出现里约式的贫民窟。一则是巴西政府显然缺乏对贫民窟必要和有效的管理，而社会控制和管理恰是我国政府的强项。
二则是里约贫民窟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决非单纯的农民失地的缘故。著名的巴西社会经济研究所(Ibase)专门研究贫民窟的研究人员告诉他，“他们的爷爷的爷爷可能有过土地，他们的爷爷就开始住在这里做小生意了。”说明贫民窟并非最近几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被动结果。我国也不会因农民失地而形成贫民窟。
第三，即使形成了贫民窟，解决贫民窟供水、供电、教育、卫生、就业培训等问题也比同量的分散农村人口成本低得多，效果好得多；而且，担心贫民窟是站在市民角度的考虑，出于经济收入以及享受公共资源的考虑，农民其实倾向于居住在城市，而不是车马不便的村庄。
结束采访的时候，已是繁星满天的深夜，大街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李成贵望着眼前的景象，思绪却已在千里之外。他告诉记者，过几天，他又将启程前往东北作调研，这次的项目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资助和外交部的批准，专门研究小民族的农村治理和发展问题。“还好，虽然经常外出调研常常长年在外，但家人给了我理解和支持。”说这话的时候，李成贵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也显出了一丝少见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