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片《母亲三十岁》是站在男性立场对女性进行的一次洗礼。是维护父亲权威的儿子对母亲进行谴责和原谅的感情戏，是越轨女性自觉回归传统的教育片，缺少对女性自身感觉的关注。
　　[关键词]《母亲三十岁》新俄狄浦斯情结 父权
　　
　　《母亲三十岁》是台湾导演宋存寿1971年拍的片子，讲述一个浪母回头及一个男孩子成长的故事。
　　一个三十岁有三个孩子的漂亮妈妈，丈夫病歪歪的，没有一丝活力，也许是为了释放自己的活力，她和一个在火车上认识的陌生男人偷情。可她的越轨举动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是不幸。首先她遇人不淑，与她偷情的男人把她丈夫的抚恤金赌光了，还用皮鞭狠狠抽她。她的丈夫被她气死了。她的小女儿因她和情人出去到日月潭游玩，在家发高烧无人照料也病死了。她的二儿子受其影响，长大后吊儿郎当，只知道向她要钱。她的长子因目睹她偷情及把丈夫气死。十年都不见她的面。并且因为目睹她的风流，对女人产生了排斥、憎恨心理，经常和女友闹得不欢而散。
　　影片采用时空交错的手法。通过长子的回忆，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谴责了身为人妻、人母的坏女人。沿袭了传统的女人是祸水的民族心理。但这部片子不同于其他表现同类题材影片的独特之处就是不仅谴责了坏女人。还表现了坏女人变好的过程：她不顾路程遥远。一趟又一趟地来看望长子：当小女儿的尸体被狠心的情夫用毯子裹起来准备扔掉时，她发疯似的哭喊着冲上前。狠狠地咬了情夫的手背：当第二任丈夫有病住院时，她尽心尽力地照顾。使丈夫转危为安：当丈夫说她没有对前夫这么悉心照料时，她脸红了。她一趟趟专程坐火车到台北去看望一直不原谅她的长子。最后为了去见服兵役已经上了火车的长子，她跟着火车疾跑，被汽车撞死，目睹这一切的长子那撕心裂肺地一声“妈妈”让我们彻底地原谅了这位母亲。
　　这部影片虽然不落窠臼，向观众演示了坏女人也能变好的题旨，但仍然是站在传统的男性立场。把“女人”视为“他者”，贬斥女人的不守妇道。对丈夫不忠不义，丈夫生病。她不仅没有全心全意地照料，反而出去幽会、偷情。监视到这一切的是她的十二岁的长子朱新茂，他代替父亲，骑着自行车跟踪母亲，目睹母亲偷情，他从心底里鄙视母亲。尤其是父子俩从台北探病回来后捉奸在家，父亲被嚣张的母亲气死。他更是瞧不起自己的母亲，甚至仇视自己的母亲。在不自觉中。他站在父亲的立场对母亲进行批判，在以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始终不原谅他的母亲。并且产生“憎恶天下一切女人”的病态心理。
　　长子为何产生了这种心理?拉康的新俄狄浦斯是这样描述的：“在婴儿出生以后。母亲与父亲都可以成为婴儿的注视对象，其中在多数情况下母亲居于中心地位(这与母亲哺育照料婴儿有关，而不是性欲关系)。父亲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他是一个更为坚定的、具有参考价值的形象。在6～18个月间，儿童开始与母体的认证过程。这也是最初的自我认证。以后儿童逐渐变得与母亲的欲望客体认证，因为儿童想全部占有母亲。不是在性欲意义上，而是在符号的也就是象征的意义上。儿童要成为母亲欲望的能指，就是菲勒斯，这个在符号与意义上取代了空缺的能指。”“此后，儿童知道了父亲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他知道必须接受父亲的法权，而父亲也要显示自己的态度。是拒绝性的还是参照性的立场，下一步则发展为父亲是否具有菲勒斯的特权。”父亲的出现，原来的主体要成为母亲的欲望的希望已经破灭，主体与父亲名字的认同。用父亲的名字与法权一致让自己生存下来。经历了俄狄浦斯阶段，儿童也就由想象界来到了象征界。原先儿童与母亲的两维关系向与父亲、母亲的三维关系进化。形成父亲——儿童——母亲之间的三维关系。
　　在象征界，儿童学会了说话。并且学会用语言来代替真实存在。“弗洛伊德在儿童的游戏中发现了这种从存在到象征性替代的‘初始时刻’。在对自己一岁半的孙子进行的心理观察实验中，弗洛伊德发现在孩子的妈妈离去后。幼儿常常会守着一个用线系住的木板玩个不停，扔出再拽回，口中还会同步发出相应的呼唤声‘奥——’与应答声‘嗒－’。弗洛伊德的解释是，木板在幼儿的游戏中替代了离去的妈妈。他口中发出的‘奥－嗒－’就是对妈妈不在之在的最初的语言代码。”福原泰平说：“投掷缠线板成了不仅把母亲，也把自己扔出去的行为。这种把在母亲身边的本来的自己抛弃的行为，使主体与自己本身永远地分离。结果，缠线板游戏成为把自己的有变为无的巨大的契机。主体准备了把自身消灭于一种符号中的道路”。在主体学会了说话，并学会用象征来代替真实存在的象征界，主体已不再是主体而是屈服于父权制名下的一个“症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位长子顺利地经历通过俄狄浦斯阶段成为匍匐于父权制脚下的一个症候。所谓症候，“在晚年拉康那里，人就是症候，如果再加上欲望中的幻想，人就是那个被拉康叫做‘症象’的怪物，仅此而已。”拉康认为人没有主体性，认同于社会的关系规则，只是一个被“大写他者”(法律、制度和文化规则)占据的空无。
　　拉康的大写他者就是在个人之间通过语言和活的言说建立起来的不是我们的另一个我。拉康认为，大写的他者只是由语言和言说话语构成的象征性的他者。无意识是个人主体异化于他者奴役的不做主的呻吟。“我”是那个无脸他者无意识的奴隶。
　　我们这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度，要求女人做“贤妻良母”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控制我们的灵魂。长子以母亲不符合贤妻良母的标准而谴责、憎恶母亲无可厚非。就是今天的观众，在观看影片时也会在心里对这位母亲有一种隐隐的不满。
　　影片站在传统道义的立场。对“母亲”的越轨进行谴责，似乎在告诫女性，不要变坏，变坏没有好下场，会付出家破人亡的惨痛代价。而且“母亲”也通过自己的忏悔行动力求回到贤妻良母的圈子内，并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
　　福柯说“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受挫折。”《母亲三十岁》正是通过话语权让女性处于“失语”的境地，同时也暴露了这种权力的虚弱。就是不管对母亲越轨的谴责还是对其重新拾回传统美德的隐隐赞扬，无意中都站在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立场。疏忽了对女性感觉的关注。一个充满活力的女性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一点天经地义。只是《母亲三十岁》里的母亲她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所用的方式方法不对，从而伤害了亲人也伤害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