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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万亿激励经济的政府投资，几千亿抗震救灾的投资，如果通过发行公共债券的方式将会对中国的金融制度、政府信誉和社会公德带来多大的冲击和提升呀!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在中国民众的心理记忆上是巨大的历史伤口，至今无法愈合。尽管文献众多，但是从金融角度解析甲午之战的却不见经传。原因之一便是中国的金融始终依附于政府财政，并没有独立的立场。
一百多年来，对于战争胜败的结局有无数的学术讨论，基本上都沿袭当时文人志士的清谈立场，从满清腐败、用人不当、战舰落后、列强阴谋等起笔，最终指向制度竞争的核心，继而诉诸变法、改良乃至革命。毫无疑问，历史的逻辑在宏观叙事上总是气势磅礴，但这种大而化之的讨论似乎总是压倒了许多细节的追溯，使得我们在斗志昂扬之外，却无从下手循序渐进地改善。
在当时的环境下，按传统意义上的综合国力(人口、资源、军事力量、朝廷财富等)，中国远远超过被视为小小倭寇的日本国。中日之战不仅满清朝野均认为必胜，英俄德法等列强也看好中国，就连日本军界也寄托于以小败换得日本破釜沉舟与清争霸的国策。
当时的中国经济数倍于日本，但在层层盘剥之后，中国实际投入海军的经费却不如日本。尽管中国的北洋水师在19世纪80年代中曾经是亚洲最大的舰队，也拥有最为先进的舰只和训练有素的官兵，但在之后的十年基本没有再行投资，甚至维持基本的运转费用也难于筹措。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1885年，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戡修皇家园林。到甲午海战之前的十年中动用了600万两白银，其中从海军衙门经费中挪用了436.5万两。
大敌当前，大清海军无力继续购买更为先进的炮舰，甚至已经在英国Armsfrong公司订购的两艘巡洋舰，由于经费不足而被日本购去改成“吉野号”和“浪速号”。这两艘舰只分别为1893年和1885年建成，在甲午战争中参加了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重创北洋水师，成为在中国民众心中臭名昭著的两艘战舰。1900年两舰又参加八国联军对华战争，巡弋渤海。1904年被编入第一舰队参加了日俄战争中攻打旅顺的战斗。
反观日本，尽管日本正在明治维新时期，各地诸侯的整合花费极大，不能满足军事投资之用。据统计，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特别要提出的是，日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极为重视经济和金融手段的借鉴。日本明治维新(1867年)后，首先在国内的西南战争(1877年)中尝试发行公债进行战争融资获得了成功的经验。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当年，日本政府财政预算规模在8000万日元左右。据日本学者著述，中日甲午战争的融资主要是依赖发行了1.16亿日元的政府公债，其中民间公募9000万，国库存款2500万。相比之下，大清政府首次发行公债是在1894年，而且数额有限。
同样是没有资本，大清搜肠刮肚地敛税，拆东补西地挪款。结果，自己精心选定的战舰让日本人买去了，反而成为主力杀手。日本则发行公债，利用国家信用和未来承诺把民间资金和未来的收入能力通通转换成当下的消费能力，重新武装海军战胜大清，之后再与民众集体分割胜利成果。事实上，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奠定了经济振兴的财政基础，而且还就势实现了金本位制度。
中国战败后，除了支付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还将台湾岛割让给日本。各国列强则要求日本与中国签订的战争赔款以英镑支付。面对如此天价的赔偿数额，国库空虚的清政府只得分别向英德法俄等国分别签订借款合同并进一步割让中国诸多主权。实际上，如笔者前一篇文字所述，清政府欲罢不能的海外借款也奠定了自己财政上和政治上破产的基础。
鉴于甲午海战的巨大收益，日本的战争融资更是变本加厉。日本将中国的赔款进一步用于军费支出，从1896年到1905年分三期扩建海军投入3亿多日元。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投入军费是政府开支的3.74倍，而在日俄战争中投入军费是4.15倍。到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各国的同一比率则达到了9.16倍。其战争融资的主要金融工具仍然是政府公债(见附图)。当然，战争融资支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也最终毁灭了日本。
以当时的世界发展格局而言，中日两国都在力图变法改革，积极进取以求现代化。中国有洋务运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有明治维新，全面模仿西方制度文化，试图脱亚入欧。两国皆有能臣悍将。谁知甲午一战，顿成崖谷之势，分道扬镳。
从融资角度回顾甲午战争，至少给我们今天几点启示：
第一，牵一发动全身，也就是西方所谓的“蝴蝶效应”。小的金融技巧足以撼动整个制度。可以这样讲，政治制度是决定因素，中日海战不败在甲午，也会败在辛亥。但是，如果当时中国人懂得债券融资，完成海军建设，打败了日本海军，难道我们就不能趁热打铁一举改变中国的制度演化方向，甚至世界历史也会改写了吗?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却可以也应该如是假设。
第二，债券长期被认为是政府融资的财政工具。是，但又不仅仅是，债券更是将未来收入能力转换为当下消费能力的金融转换器。不同的预期可以转换成不同的票面价值，可以将融资渠道渗透到不同的阶层和地域，更可以通过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更新延续投资者，这就形成了稳定安全而且自我繁殖增长的资本流。可借，我们目前的债券仅仅是财政工具，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融资。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推动监管部门向民间企业开放，不能总是打仗的时候才想起我们。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国家就发行了公债。
第三，战争融资利用政府债券这个金融工具可以更有效地调动国民情绪。日本关于日清、日俄以及之后的战争融资研究著述分析了战争融资中债券发行、银行借款和提高税收等多种渠道融资的利弊，特别强调了面向公众融资所必须的透明度和流通性的重要性，买公债就附加上了爱国的意义。同样，公布资金投向也有尊重民意和建立信用的功能，这一点尤为重要。试想，我们的几万亿激励经济的政府投资，几千亿抗震救灾的投资，几百亿抵御流行病或者举办运动会的投资，如果通过发行公共债券的方式，将会对中国的金融制度、政府信誉和社会公德带来多大的冲击和提升呀!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在中国民众的心理记忆上是巨大的历史伤口，至今无法愈合。尽管文献众多，但是从金融角度解析甲午之战的却不见经传。原因之一便是中国的金融始终依附于政府财政，并没有独立的立场。
一百多年来，对于战争胜败的结局有无数的学术讨论，基本上都沿袭当时文人志士的清谈立场，从满清腐败、用人不当、战舰落后、列强阴谋等起笔，最终指向制度竞争的核心，继而诉诸变法、改良乃至革命。毫无疑问，历史的逻辑在宏观叙事上总是气势磅礴，但这种大而化之的讨论似乎总是压倒了许多细节的追溯，使得我们在斗志昂扬之外，却无从下手循序渐进地改善。
在当时的环境下，按传统意义上的综合国力(人口、资源、军事力量、朝廷财富等)，中国远远超过被视为小小倭寇的日本国。中日之战不仅满清朝野均认为必胜，英俄德法等列强也看好中国，就连日本军界也寄托于以小败换得日本破釜沉舟与清争霸的国策。
当时的中国经济数倍于日本，但在层层盘剥之后，中国实际投入海军的经费却不如日本。尽管中国的北洋水师在19世纪80年代中曾经是亚洲最大的舰队，也拥有最为先进的舰只和训练有素的官兵，但在之后的十年基本没有再行投资，甚至维持基本的运转费用也难于筹措。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1885年，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戡修皇家园林。到甲午海战之前的十年中动用了600万两白银，其中从海军衙门经费中挪用了436.5万两。
大敌当前，大清海军无力继续购买更为先进的炮舰，甚至已经在英国Armsfrong公司订购的两艘巡洋舰，由于经费不足而被日本购去改成“吉野号”和“浪速号”。这两艘舰只分别为1893年和1885年建成，在甲午战争中参加了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重创北洋水师，成为在中国民众心中臭名昭著的两艘战舰。1900年两舰又参加八国联军对华战争，巡弋渤海。1904年被编入第一舰队参加了日俄战争中攻打旅顺的战斗。
反观日本，尽管日本正在明治维新时期，各地诸侯的整合花费极大，不能满足军事投资之用。据统计，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特别要提出的是，日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极为重视经济和金融手段的借鉴。日本明治维新(1867年)后，首先在国内的西南战争(1877年)中尝试发行公债进行战争融资获得了成功的经验。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当年，日本政府财政预算规模在8000万日元左右。据日本学者著述，中日甲午战争的融资主要是依赖发行了1.16亿日元的政府公债，其中民间公募9000万，国库存款2500万。相比之下，大清政府首次发行公债是在1894年，而且数额有限。
同样是没有资本，大清搜肠刮肚地敛税，拆东补西地挪款。结果，自己精心选定的战舰让日本人买去了，反而成为主力杀手。日本则发行公债，利用国家信用和未来承诺把民间资金和未来的收入能力通通转换成当下的消费能力，重新武装海军战胜大清，之后再与民众集体分割胜利成果。事实上，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奠定了经济振兴的财政基础，而且还就势实现了金本位制度。
中国战败后，除了支付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还将台湾岛割让给日本。各国列强则要求日本与中国签订的战争赔款以英镑支付。面对如此天价的赔偿数额，国库空虚的清政府只得分别向英德法俄等国分别签订借款合同并进一步割让中国诸多主权。实际上，如笔者前一篇文字所述，清政府欲罢不能的海外借款也奠定了自己财政上和政治上破产的基础。
鉴于甲午海战的巨大收益，日本的战争融资更是变本加厉。日本将中国的赔款进一步用于军费支出，从1896年到1905年分三期扩建海军投入3亿多日元。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投入军费是政府开支的3.74倍，而在日俄战争中投入军费是4.15倍。到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各国的同一比率则达到了9.16倍。其战争融资的主要金融工具仍然是政府公债(见附图)。当然，战争融资支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也最终毁灭了日本。
以当时的世界发展格局而言，中日两国都在力图变法改革，积极进取以求现代化。中国有洋务运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有明治维新，全面模仿西方制度文化，试图脱亚入欧。两国皆有能臣悍将。谁知甲午一战，顿成崖谷之势，分道扬镳。
从融资角度回顾甲午战争，至少给我们今天几点启示：
第一，牵一发动全身，也就是西方所谓的“蝴蝶效应”。小的金融技巧足以撼动整个制度。可以这样讲，政治制度是决定因素，中日海战不败在甲午，也会败在辛亥。但是，如果当时中国人懂得债券融资，完成海军建设，打败了日本海军，难道我们就不能趁热打铁一举改变中国的制度演化方向，甚至世界历史也会改写了吗?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却可以也应该如是假设。
第二，债券长期被认为是政府融资的财政工具。是，但又不仅仅是，债券更是将未来收入能力转换为当下消费能力的金融转换器。不同的预期可以转换成不同的票面价值，可以将融资渠道渗透到不同的阶层和地域，更可以通过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更新延续投资者，这就形成了稳定安全而且自我繁殖增长的资本流。可借，我们目前的债券仅仅是财政工具，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融资。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推动监管部门向民间企业开放，不能总是打仗的时候才想起我们。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国家就发行了公债。
第三，战争融资利用政府债券这个金融工具可以更有效地调动国民情绪。日本关于日清、日俄以及之后的战争融资研究著述分析了战争融资中债券发行、银行借款和提高税收等多种渠道融资的利弊，特别强调了面向公众融资所必须的透明度和流通性的重要性，买公债就附加上了爱国的意义。同样，公布资金投向也有尊重民意和建立信用的功能，这一点尤为重要。试想，我们的几万亿激励经济的政府投资，几千亿抗震救灾的投资，几百亿抵御流行病或者举办运动会的投资，如果通过发行公共债券的方式，将会对中国的金融制度、政府信誉和社会公德带来多大的冲击和提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