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必须厘清的问题

　　茫茫宇宙，人在哪里？浩浩苍穹，人与谁在一起？诗歌，作为人的自由生命的自由创造的极致，借助语言，将这两个问题给予了显和隐、情和理、内和外的相互解构、建构和重构。人在与社会、与自然、与自身的生存关系中，不断地发现着美，也不断地发现着自己的深情。而作为抒情主体，这是不需要从男性诗歌、女性诗歌的性别角度来加以区分的。但作为《诗选刊》每年一期的“女诗人专号”的推出，女性与诗歌还是呈现出了繁茂而别致的气象。在诗人前限定一种“女性”的性别身份，更多是在对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女性命运及其文学遭际做总体观照时，能够正确认识到正是历史文化本身，使女性文学活动有理由被当做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文学系统来看待。这是因为男女两性共同参与造就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尽管是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文化占主导地位，但女性却从未离场，她们特有的文学之声，将地位尊卑的质疑和反抗，将两性平等的渴望与追求，一代一代延续着，努力着，不遗余力地探索着，发展并创造着异彩纷呈的艺术篇章，给人类的审美活动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和文化资源。就像法国评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所说：“人类文化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河北女性诗人的确是不容忽视的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文学系统。首先源于“女性”之于“人”的觉醒的意义。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刘半农在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中，第一次创造了女字旁的“她”，标志着女性以独立的人的身份在社会的位置上出现。将这一概念置于五四“人的觉醒”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女性凸显出的则是作为独立的“人”的觉醒的全部使命。其次源于河北的地域文化的浸润。河北是一个地理环境多样的省份，西北部为山地、丘陵和高原，中部和东南部为广阔的平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接处的独特风貌直接影响了河北诗人的创作，不仅有历史忧患，还有现代性思索;不仅有燕赵地域文化气质，还有生命体验的独特追求。再次，是新世纪网络与新媒体时代的冲击。随着二十一世纪网络技术的高歌猛进，网络裂变了原有的文学格局，带来了新世纪文学崭新的发展风貌，创造出了精英与通俗的融合之美，多元对话空间的互动之美，融入式的沉浸审美，营造了文学世界的新的感知形式。
　　河北女性诗人，有两种创造性、探索性的诗歌现象震惊诗坛。首先必须从在河北生活多年并成为诗人的伊蕾说起。1987年她的组诗《一个单身女人的卧室》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成为中国诗坛的一声炸雷。应该说，伊蕾正是一位诗歌英雄，她卸去了一切面具，真诚而大胆地呼告着：“你不来与我同居！”这呼告，以女性特有的视觉，对生理的、心理的、个性的情绪的奔放，从雾中的风景中炸响，像滚过的闪电一样，让这些带电的文字，给那个窒息神圣生命的、浑浑噩噩的中国诗坛，为之一愕，为之警醒。这组诗迅速在河北、在全国掀起了“伊蕾热”，很多女性都觉醒起来，都觉得是时候儿了，是到了要把自己的心打开、让世界看到这个时代了。正是以这个组诗为标志，河北的女诗人走出了自我，向自由奔放的程度上又迈进了一步，在爱、生活、人生这些路向上，尽情地抒发着。其次是赵丽华现象，她的诗歌《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梨花体”效应，仿如太平洋風暴中的蝴蝶效应，在当时全国诗坛掀起的一股“口语入诗”的热潮中，她不仅因为能够自成一体，更因为“梨花体”效应引发了关于口语化与口水诗的诗学探讨而颇具探索性。
　　由是观之，河北女性诗群始终能够坚持自己的发声，能够坚持勇毅的探索，并能够在不断探索中，更切近诗歌的真相，那就是尽管诗歌创作中可以寻找不同的路向，但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即心灵的最高峰，我们孜孜以求的精神家园。

两种可贵的写作心向：“妥协之歌”与“爆破音”

　　河北女性诗人同在精神家园里，像一群快乐的天使。她们绝不是精神家园的主妇，不是鲁迅笔下那个从禁锢着自由和爱的封建牢笼中解放出自己、又把自己关进了自制的小家庭牢笼里去的子君，不是油腻的家居生活的展览橱窗里不堪的蓬头垢面、怨声载道、庸俗麻木的邋遢妇，也不是躲在楼层里涂脂抹粉、忸怩作态、用金钱的枷锁捆绑住自我的低俗女，她们是一群真正的精神卫士，圣洁的精神天使，以诗歌作为人的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追求诗人的主体与客体世界的融合，将生命本体与诗美同质，在生命、生活和生存的思考和探索中，赋予诗歌以创造的无尽魅力。
　　河北女性诗人，因心灵图景与抒情抉择的不同，有两种可贵的写作心向不容忽视，一个是李南以隐忍和节制发出的“妥协之歌”，一个是胡茗茗以呼号和先锋发出的“爆破音”。如果说，诗不能给予，只能唤起，那么爆破音是诗的必然，是灵魂的火山喷发和岩浆喷涌，妥协之歌则是更深沉而有力的唤起，是积蓄着冲决地面的力量的奔突的地火。她们的声音，释放着唤起的力量，从而构成了两种不同的诗美时空的演化动力，在意、情、象、蕴和语趣中进行持续地追思与探索，不断地切近着诗与感觉的命运，李南收获了开阔和粗粝的审美之境，以及谦卑和从容的人格力量，胡茗茗收获了复杂与机敏的审美之境，以及巫骨与反骨、任性及韧性的品藻。李南和胡茗茗，都是冲出河北，走向全国的成熟型诗人。成熟并非年龄，而是实力型，是她们在与诗的命运的相识和发现中，不断成长，不断融合成为一体，她们自己就是一首诗，她们活成了一首诗。
　　李南和胡茗茗始终都以女性观照和自身生命体悟，一方面敏锐地捕捉着具体的生存语境和身体力行的经验，在基于个人境遇的诗写中，能够奇迹般地抵达生存经验的深处。李南的“妥协之声”里有着“谁也别想夺去”的“深情而又饶舌的歌喉”，那样虔诚，那样真实，那样疼痛！“我做梦，在时代的河床上”，她既建构又消解，既承担又愤怒，“谁在乎”更像是在无爱的人间的无词的言语，生成了神奇而又荒谬的内置空间，生存的经验将眼下直觉的感觉信息和过去经历的无数细节混合在了一处。李南的隐忍和节制就在于此，她深知“是的，诗人的嘴唇，可以诅咒，但也可以用来赞美”，她了悟“美好的事物总有缺陷”，她神奇般地充满了调解能力和移动性，“你撒种—— 我就长出稻子和稗子/我们不穿一个胞衣，但我们命中相连”，李南与诗，让谦卑和从容成为一种精神感染力，成为永恒的部分。胡茗茗的“爆破音”，来自于“诗瑜伽”的灵动和“诗地道”的机敏，“呸”的一声尖音带着诸多复杂的情绪，胡茗茗将生存本相推向诗意的亲近中，她呼号“我为什么坚持坏掉”，但并不急于解开秘密，她高举着灵魂探险的大纛，“曾经飞升至的顶峰，还将有无数/而我已站在语言的尽头”，这是她的巫跑出来，妖跑出来，直至神跑出来：“请再次把缰绳与口罩用在我的身上/在落日的骨骸里，你的汗血和马蹄/是救赎的自由落体”。诗的生命呈现了内在性与卓越性的合璧，她不追溯任何细节，她有的是任性和韧性的反骨：“这泥沙俱下的美，只有/坠落，与之相配”。她将伤口置于画布之上，“父亲，我的手越来越像你”，她在音乐和史诗之中寻找活着的精神。 　　另一方面，这两种声音，在产生和被我们接受的过程中已不只是声音，它们带来了只属于李南和胡茗茗的独特的个人说话的肌质和格调，是的，她们在进行着可贵而有益的诗歌探索。李南的诗能更加关注人类的命运，在更高层次上展现女性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期待：“恒星的旋转中，人群是小的/人类的步伐下，有更小的/蝼蚁、芝麻、尘埃……/小啊！常常让我羞赧和悲戚”“大海宁静，而人世汹涌”“人们为爱饥饿，为欲望燃烧/但总有一些心灵获救于美”。改革开放后的河北诗坛，在陈超老师强大的诗歌理论引领之下，“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提出，带来了诗歌开拓路向上的春天。无疑，李南是一位重塑丰沛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践行者，她说：“好的诗人应该具备历史写作的意识。这意味着诗人需要穿越现实的滚滚红尘，来到永恒的高地，用鲜活的符码去俯视生活的当下，去发掘人性中纠结与困顿，去揭示生与死的奥秘。”这让我们看到了，她不仅具有历史意识，还具有了切入现实、转向他者的担当意识：“多好啊，我们一同回望二十一世纪/绿藤和杨树热烈地交谈……幸福前来问候人民，秋天将要加长三倍”。李南“把泪水熬成盐”的姿态，赋予了一种铭文的威严，“誓言如此简单”！“幸存的诗人啊，只有你/读懂了天空中的雄鹰”。李南既是一位温暖的母亲，也是一位聪慧的女儿，还是一位仁慈的牧师。她总想用双手去抚摸那个熟睡的婴儿，而恰恰那个婴儿就是她自己。一如卢梭笔下那个少女雕像伽拉忒亚，当她苏醒过来抚摸自己说：“这是我”，然后转向大理石说：“这不是我”，但当她触摸她的创造者时，她发现还是像她本人，她说：“啊，再来一次！”李南善于将心灵的触觉与生活赐予的历史传统融为一炉，尽管最终不能让命运扎根，但她仍然优雅而从容地以对话和交谈的方式，在理想的世界里四处游荡，“我像戏剧中的小丑/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李南的诗歌更具有象征意义。
　　而胡茗茗的诗歌代表着新一代女性在对未来感知方面的觉醒，更能消除性别的差异，与男性同现在一个窗前，去看远处的那一排杨树。善于“在草尖逆着时光行走”的胡茗茗，在自我的想象中，将眩晕作为一种感觉体验，并戏剧性地送回到哲学中去。她的《树之窄门》最有效地见证了她力图平衡却无法阻挡眩晕的种种悖谬与失调：“我用我的热爱证明了我的错”“抬头仰望的人，再大的星空也只是一个空”。然而胡茗茗的诗总能够在眩晕点的绝境处奇迹般找到出口，那就是走进禅境和哲学空间：“上帝在制造拉链时并没有给出隐性的力量/我坐在伤口的危险之处/朝里挪了一挪，又朝外挪了一挪”。其实很难将胡茗茗的诗歌简单地归类为俗常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她在《诗地道》中“爆破音”，不仅洞开了“独标孤愫，沛然大气”（苗雨时语）的气象与丰姿，也洞开了一切可能的逆转和对燃烧的心的鉴定。胡茗茗的诗歌呈现了生命的旺盛活力，她创造着自身，也超越着自身，这是有着先锋意识的诗人最为可贵的觉醒。她的诗，有自己的活力和生机，有自己生动的气韵和肌理，她的诗是一个丰饶的动力系统，她常常从心象起飞，遨游于现实与历史、时代与理想、欲望与追求、寂寞与冲决、疼痛与对抗的神奇的想象和幻觉之中，她直捣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核心，她直击人性的底层和深处：“爱能延续爱，爱能终止爱/而恨不能”“许多时候梦想停止于梦想/许多时候梦想和鸟一起飞翔”。胡茗茗以献身诗美创造作为生命自我实现的方式，在求真、求新的掘进与探究中，她从流浪与家园不停地追问与求索、呼告与爆破：“给我自由给我黑洞的力量/下一個路口依然没有路标，风声回旋/左脚享受右脚的孤独，高贵交杂苦难的祝福/更大的狂沙如此不安，他张开双臂呈拥抱之姿/是的，我还爱”“——以诗人的方式/是时候了”！
　　李南和胡茗茗，始终坚持诗意的探索，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审问，对人类自身价值、人类命运，以及爱情、哲学、宗教也有独到的思考和表达，已经在全国颇负盛名。

多声部的爱的奏鸣曲：爱的精神谱系中各美其美

　　河北女性诗人的创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向全国突围，九十年代已经有了较为稳定的核心力量，伊蕾、杨如雪、赵丽华、李南、胡茗茗、王雪莹、张建丽、王秀云等，随着二十一世纪网络媒体时代的真正到来，一大批女性诗人在诗歌网站、诗歌QQ群、博客、微博、微信和公众号的强势吸入和推动下，迅速成长起来，涌现了白兰、唐小米、李点儿、艾蔻、李磊、施施然、左小词、青小衣、幽燕、三月、梁文昆、立杰、林荣、苏小青、秋子、张秀玲、窗小绿、梧桐雨梦、东方晨阳、马兰、那女、雨倾城、零星雨、刘云芳、江峰、如意、秋子、张春英、谷粒等一群闪光的名字。这些新生代的女性诗人，既是河北青年诗人的领跑者，又是网络诗写培育出来的中坚力量，她们繁茂、生动又个性的诗歌创作，使河北诗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河北诗歌史上的一个黄金期。
　　因为诗人个体的差异、生命体验和审美状态的不同，她们的语质和语感、意象逻辑的思维方式、诗美创造的流程和态势，甚至关于诗歌的理念，都会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发声。但无论有着怎样的不同，关于女性诗歌的相同质素却是同一的，那就是：第一元素是爱，最大的元素还是爱。她们是把“爱”作为主背景，从这种爱，狭义的爱和广义的爱里面，去看这个世界，把“爱”作为最基础的意向来使用，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爱之上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她们的伤痛、苦闷、忧愁、幸福、快乐，实际上都和这个“爱”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们爱祖国，爱家人，爱自己，爱爱人，等等，等等。诚如苗雨时先生在《临风绽放的玫瑰—— 当下网络女性诗人论》中提到的：“除了爱一切，一切都是过错”的最高“神启”式的信条。然而，因为角度、学识等因素，有些人的爱格局大一些，有些人只局限在自我小我中不能自拔，限制了爱的升华。而且我必须强调的是，爱的格局很重要，能否让诗歌站在人性的创造能力和仁爱胸怀的两个基本点上，上天入地，包罗万象，但最终又聚焦于一个核心：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是能够区分一个诗人能否真正优秀的重要标志。
　　在这种“爱”的大前提下，是作品个性的张扬。在个性的漩涡中，诗永远都是一头骚动的豹子，或激昂，或沉郁，或内敛，或奔放。她们倾向于美的诗写中，一边成就着自己，完善着自己，一边弃绝着自己，创造着自己。诚如艾默生在《诗人》所宣告的：“诗人就是说话的人，命名的人，他代表美。……而美才是宇宙的创造者。”又如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中所说的：“是朝向你的真正的生命，爱已把你的这一真正的生命从这个你改变为另一个你自己”。河北女性诗人始终坚信着美，追求着美，并创造着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杨如雪的“让我暂时做一个愚人/大胆地 滔滔地喷涌”，她在尽情燃烧着青春之火中，探寻着生命的灵光。王雪莹的诗歌玲珑剔透，率真奔放，一个“提着灯的女神”在生命的自足和优雅中，开创了女子智灵性诗歌的抒写。张建丽在“幻想的花丛”中自审和反思，穿越纵横交错的小径，“穿过草地/丰盈的七月”“瞬间投入虚无和忘记”。王秀云用长诗《长庚》投入“诗神”的怀抱，自此后，那颗熠熠光辉的星辰一路引她走进文学更广阔的天空，并在小说的银河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白兰以“草木之心”入禅，让“爱的千山万水”从个别的美开始探求一般的美，在皈依的天梯上一步步上升，最终获得达观和超然，成为“智慧型的诗人”（郁葱语）。唐小米以独特的新闻眼入诗，她的全部的赠予就是引领我们浏览各色橱窗里的人们，同她悲，同她笑，同她愤怒，同她沉默，她身上涌动着两种力量，一种平静中散着暗暗的光，一种宽阔中搅动着思想的锋芒，她具有了自己的约束、期待与允许的领域，她在观察，像剥洋葱，不是为了真相，而是为了离开。艾蔻的诗意像她的年龄，有着成长岁月里葱茏的审美，但语言的掌控力又非常老道，节制，干净，她善于在轻灵和简单中发现真实，但她不去着力命名着真相，她只是敞开，连一种手势都不屑去做，她自说着自话，朝向她自己的内心。李磊一出场，就超越了她年龄的成熟，她是有秘密的人，她的秘密藏在菩提子里，她快速的密集的诗句，不是召唤一种持续的存在，而是召唤能够创造个体自身意识的能力，她的放弃、遗失、转身、醉饮、站在最高处，都很有效地指向了声音、言语、表达、关系识别等预见性，并成功地由接受的实践完成：“我们躲在黑暗里，看尽这一场繁华”。施施然的诗和她的人一样备受瞩目，大凡禀赋超群的人都难免落入庸常的搅扰之中，施施然却能够在天、地以及渊的表面之上，冲破无处不在的黑暗，让灵魂得以净化和飞升，她自信而傲慢地宣告：“唯有黑暗使灵魂溢出”，她的诗有了个性价值的品相和特殊品质的识别，像神在说话：要有光。就有了光。“像雪一样活着”的青小衣有着鲜明的文气，她的文字像养在庭院中的大家闺秀，举手投足间都透着沉静、娴淑和温婉，她始终贴近着单纯的日常化的生活本身，她每每揽镜并非为了自伤，而是为了完善，并非为了对抗，而是为了和解，因为她确信：“所有的神明都在尘世上/有人的地方”，她的内心里建着一座干净的教堂。同样作为媒体人的幽燕，与唐小米不同的是，她似乎更善于静默地谛听着世界。如果说诗是一种特殊的言说，那么幽燕则用“脸盲症”来给城市人生命名，她的犀利、深邃、怀疑和不安，甚至还有一点心悸一点轻叹，都在日常语调的冷叙述中突围出来，走向理性的判断和哲学的提醒。林荣是一位诗与评双修的朝圣者，她的诗有一种天然的透明层，透视出迷人的湿度和温度，召唤之声和祈祷之声极为鲜明，呈现了个人视角的通透和干净的审美，令人动容。张秀玲的诗做到了具体而微的呈现，她诗歌中动人的细节把握极为出色。她围绕着庸常的中心建构温暖的底色，她在隐藏和显现中深入人性的开掘和考量，既有深深的情热和厚朴，同时还携带着一抹冷然的清醒，她在故乡的原风景中，一级级走进了光的所在。窗小绿的诗，有着语言的跳脱和魅惑，能生发传奇，又自我消隐，在生命的深层自由出入。梧桐雨梦的诗，宛若她的哲学专业，她善于在黑暗中与命运较量，她痴迷于地道般的行走，又在无休止的抗争中抚摸着伤口，眼睛闪亮，额头放光，她的诗更像是黑色郁金香，神秘，又带着惊悚。东方晨阳的诗沉稳又不失机智，练达又不失纯真，洞明又不失亲和，她善于在生活的日常里剔除骨头，她力图发射浅隐的力量。马兰的悲悯是万物的悲悯，马兰的向上是万物的向上，马兰的温度是万物的温度，马兰与万物熔铸一体，带着她的《感谢》，并将温和的修养赠予我们：“万物都有神性的光辉”。那女，在新诗和散文诗的原野上像一匹纵情的奔马，她那纵横捭阖的气势更像是一位侠女，有招摇的明媚，颇为动人。张沫末的诗，将民间风物和人世更迭演绎成一阙长调，在辽远的草原呈现出暖色与冷色的双调韵味，她总是善于在美的极致后唤出苍茫的人生况味;零星雨的诗歌蕴藉着赤子的光芒，她拥抱着生命的底色，也感慨命运的遭际，她在成长中固守着时光的信任，又试图以某种突围而介入丰富的远行，她有着天真的女儿心，又时刻承受莫名的惶惑和怀疑，读她，也读得温馨有趣。张春英的诗有古木的葱郁的气息、青花瓷般极强的着色力和木格子窗里悠远的岁月格调，故事人的身份尤其鲜明，有鲜明的辨识度。谷粒成长很快，她的诗追求平稳和简素，内在的定力很强。
　　当然，女性诗歌相对来说实际柔弱的一面还较为明显。从河北女性诗写来讲，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除了李南高度个性化的悲悯之声，以及伊蕾、胡茗茗异质型的现代叛逆、比较前卫的声音之外，还缺少自成一体的女性诗人。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