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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进步具有重要影响，进而会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中，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区域经济增长的较大差异，充分利用FDI，利用其在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中的溢出效应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如何建构有效的增长路径，能否在产业结构变迁中将FDI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那些应当成为政策制定关注的核心问题等，成为研究FDI对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利用陕西省2000-200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建立简单的数理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FDI的产业溢出效应，根据目前市场化推进中FDI在各产业行业的应用状况，试图探索FDI在经济增长路径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的结论表明：目前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应该将产业结构调整和FDI有效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资源环境和市场机制，构建稳定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结构；溢出效应；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021-06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中，充分利用FDI成为一些地区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资本补充的重要的发展动力因素之一。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国东部一些市场化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在充分利用FDI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资源优化和谋求发展后劲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目前来看，随着我国加入WT0以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的提高，我国吸引外资在规模上占据世界前列，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第一强国，这为我国市场化的顺利推进和强化国际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根据相关资料和数据统计，截止2012年底，我国实际引用的各种FDI模式的外资高达1285.2亿美元，突破了1200亿美元大关，创历史最高水平。就宏观经济整体发展和区域经济的产业贡献来看，FDI的引入和扩张利用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客观上说需要大量的资本，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的约束，市场发展相对比较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地区经济增长竞争力相对较低，在利用外资上，规模和结构均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目前市场发展的问题，如何充分引进和扩大对外资的利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成为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也是地方政府政策制定亟待思考的问题。陕西省作为中西部省份的代表，在不断推进市场化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中，进入2000年以来将利用FDI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FDI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些问题，针对目前新一轮西部开发，如何充分发挥FDI的产业溢出绩效，合理引导FDI在区域、行业之间的配置成为促进产业升级，转变增长方式和培育市场微观主体的重要工作。本文在研究中，从陕西省目前利用外资的实际状况出发，利用所能得到的数据，建构简单的数理分析模型，探索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溢出效应。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这种利用外资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关系。
二、文献回顾
通常我们所说的外商投资，就是依靠外国资本实现经济增长，发挥其在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功能，FDI对原有的产业结构和发展带来技术进步、产业引导等作用。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有许多国家都在利用多种形式的外商投资。一般地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主要来源于产业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既有对产业结构和行业发展的影响，也有基于产业发展对就业及其产品营销环节等微观领域的影响，不同的研究出于目标的不同研究的重点不同。从理论层面上看，发展经济学在其早期研究中就比较强调外资发展对东道国资本储蓄的补充作用，将研究的中心放在FDI作用的宏观层面，没有从产业结构调整和路径发展视角分析外商直接作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FDI溢出作用对产业结构变迁，企业决策行为等微观领域的冲击和影响。
产业溢出效应最早由McDouga(1960)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他的研究重点是FDI在东道国使用中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分配问题，认为FDI的溢出作用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福利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学界对FDI的定义和研究大多都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溢出绩效，这种溢出绩效通过投资运作、技术、产品、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具体企业运行环节体现出来。
在以后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沿着McDouga的思路进行深化研究，在研究中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是利用FDI在实施中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等，建立各种模型，试图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的结果证明了两个基本的认识：即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企业运作既具有积极的冲击作用和影响，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一些副作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Caves(1974)、Globerman(1979)、Imbriani和Reganati(1997)等人通过对澳大利亚、加拿大、波兰等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一些行业发展使用FDI的实际状况，在搜集数据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即使在原有市场运转模式下，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增长和行业发展中都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些外溢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优化、就业水平、产品生产技术等微观细节领域。在FDI的作用下，东道国企业通过项目合作、技术引进和联合生产等，既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又能提高企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运作和使用溢出作用如何，学界并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作出的检验也没有得到一致性认可。只有个别学者关注和探索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其是转型国家的作用和影响。本世纪初，发展经济学家zejan(1996)、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先后对乌拉圭、印尼、巴西等国产业发展中引进FDI进行考察和论证，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得出一些结论，认为FDI对发展中国家的溢出绩效是存在的，尽管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作用出入较大，但这种FDI对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总体上看，可能由于制度、经济运行环境、微观市场经济主体技术创新能力等的约束，FDI的溢出作用不是很明显。除此之外，目前在学界研究中，还有一些学者从FDI对产业发展中的负面影响进行探索，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阐明FDI的实际绩效和政策认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其中Haddad和Harrison(1993)、Aitken和HatriS(1999)等人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们通过对委内瑞拉、摩洛哥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尤其是根据这些国家市场化发展的动态变迁，对FDI引进速度的冲击和影响，从不同产业增长的均衡发展比较中进行对比分析，发现FDI在产业组合和行业推进中溢出效应的基本假设存在一些问题，至少说明FDI溢出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上述这些研究对于阐明FDI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外资是实现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增长路径之一。上世纪90年代之后，各地区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视对外商投资的引入，学术界也开始对外商投资问题重视和研究。相对来说，国内学者在FDI溢出效应、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一些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问题还处在起步阶段，在外资引入中导致的制度基础变迁、政策措施实施、法律服务环境等具体问题尚在摸索和探索中，仅有的研究也集中地体现在一些与企业发展关系紧密的微观层面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FDI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状况。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周期中，引进和利用FDI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FDI在不同产业中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的研究对于阐明FDI微观机制和绩效差异具有一定的意义。该方面的讨论我国学者秦晓钟(1998)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利用我国1995年的工业普查数据，根据区域经济差异和FDI引进的状况，集中对采掘、电力、煤气等39个产业进行了分类考察和分析检验，通过实证分析，认为FDI的溢出绩效在行业内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二，是对FDI作用的产业发展基础条件和假设前提的研究。人们虽然关注FDI对产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但FDI引进和利用中的基本假设前提成为影响其作用机制的核心问题之一，遗憾的是，在以往的FDI问题研究中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对此，经济学者沈坤荣(2000)根据FDI运行机制和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关系，利用我国各省、市外商直接规模数据和结构，通过建立相关实证模型进行横截面数据分析，探索了FDI作用发挥的产业基础条件。研究的结论认为，FDI的引进和利用对国内生产要素的作用发挥具有一定的影响，通常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将增长0.37个单位。这种研究行业数据的选择是国内各省的数据，但没有对行业内生产要素作用做出细致的分析；第三，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FDI溢出效应的动态运行过程，探索FDI发挥作用的内生机制。主要代表有何洁(2000)、潘文卿(2003)等人。他们在研究中关注FDI引进对产业生产函数作用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溢出效应的存在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和使用FDI的产业门槛有关，溢出效应的作用指标系数在0.0171-0.0065之间。后者利用1995年到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的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认为，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总体上为正，但整体溢出效应并非显著，存在着明显的产业发展和行业发展差异；第四，集中对区域发展产业异化中的FDI效应进行分类分析。李平、钱利(2005)利用我国29个省(市)1985年到2006年的面板数据，将外商投资从我国东、中、西部分类分析，利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绩效在不同的地区作用差距是很明显的。对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中部地区技术进步也存在正向作用但不是很明显，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则多数为负向。
从以上相关研究文献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文献都从总体上肯定FDI对我国经济溢出效应的存在。然而，深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技术进步关系的成果不多，尤其是针对我国存在地区产业发展非均衡现状的分析就更显不足，仅少数文献涉及地区或行业发展水平对吸收FDI溢出效应的制约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发展中的可持续性路径选择关系更需要结合目前产业进步进行深入分析。这显然无法很好地阐述和解释FDI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影响。
三、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溢出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中利用优惠政策引进外资，成就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积累丰富的FDI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的推进，利用外资也成为开发中西部地区的路径选择之一。一些西部地区省份纷纷开始进行招商引资，同时国家针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开发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开始利用外资方面的优惠政策，促进FDI的利用和创新发展。这对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陕西省地处我国西北内陆，历史上就存在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和优越的条件，自然环境和资源配置的优越性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开发具有很好的作用，在产业发展中形成了资源化工、装备制造、航天航空、生物医学等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深化改革中，充分利用FDI，成为今后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模式。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推进中，很早以前就开始注意利用FDI来推动经济发展。
从1983年陕西省成立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引进外资和进行中外产业发展合作迅猛发展。根据有关数据统计，1985年到2000年全省合同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02.16亿美元。FDI的行业分布主要在少数特大型企业和交通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合作力度的加大，全省产业发展中各种形式利用FDI的总额和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截至2011年底，全省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7891个，合同利用外资452.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57.3亿美元，涉及71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比例达到4.86％。1997年达到了峰值11.93％。除此之外，到目前全球500强企业已有75家来陕进行合作和项目投资，每年还在西安举行中外客商投资贸易洽谈会，为进一步对外开放引进FDI搭建有效平台和模式，反映了陕西省近几年来外资使用状况。
推进市场化发展，合理引进外资，实现资源产业优化发展是目前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但在我国，利用FDI在空间区域表现出极大的非均衡。不论在规模还是运行机制上，东部地区都具有优势，也形成了稳定的路径依赖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在产业基础和市场环境等存在优势条件，说明FDI的空间布局是非均衡发展的。同样，在西部地区，FDI的区位分布也出现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在FDI多集中在西部的省会城市和消费能力较强的地区。具有产业发展优势和市场基础的城市和重点产业成为引进和利用FDI的主要力量。就陕西省引进外资发展的状况看，客观的自然经济资源条件，形成了以关中地区为核心，以陕北和陕南为扩展的经济空间格局，FDI在陕西省的区位分布也体现出“一线两带”的特征，以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成为引进FDI的主要地区。在利用FDI上，85％的项目都几乎集中在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和杨凌农业示范区这些关中地区。尤其是西安市，成为全省外商投资首选地。而陕南和陕北吸引外资占全省的比重小于15％。就产业布局发展状况看，在三大产业分布中第二产业吸引的FDI比重最大。FDI在农业部门历年所占比重从没有超过0.1％，并且这一比重还有下降趋势。最近几年，随着现代设施农业科技的发展和绿色农业产业的发展，目前农业发展利用FDI的项目开始增多，主要集中在杨凌农业产业示范区和渭南农业产品基地，利用FDI项目已经多达20多项，合同利用外资0.12亿美元。制造业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化学原料及制品、医药、电子及通讯设备、专用机械设备、普通机械等。 可以看出，FDI在陕西省的利用中行业分布是不规则的，各地区和行业及不平衡。这样的行业分布和全国是基本一致的。在所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合资仍为外商投资的主要形式，所占比重近50％。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的推进，新批准的外商独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从项目数看约占40％。与此对应的是，合资企业比重逐年下降。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和风险分担，股份制外商投资企业也开始创新，目前已有三个项目进行实践。不仅如此，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不断探索利用外资模式的创新，尤其是在合作形式上的创新。继1996年以BOT方式实施西临高速公路经营权、渭河发电厂部分股权转让融资模式之后，2002年创新利用外资收购陕西移动，探索利用外资融资方式的模式创新路径。进入2005年之后开始探索外资利用中的市场化并购模式，截至目前，以股权并购方式成功引进23个投资项目。(表2)反映的是陕西省利用外资与GDP和进出口状况资料。
FDI集聚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体现出路径依赖的发展特征，这种路径依赖源于区域资源优势自然资源约束环境，在不断的发展中，经济增长本身会具有对初始优势因素功能的放大作用，从而产生“锁定”效应，这种锁定作用被称为路径依赖关系。在经济理论上，很早以前一些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作用，如因纳·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农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等。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带有普遍性规律，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是一种非平衡态系统。由于某些区域在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等方面存在着禀赋的差异，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初始条件本身就是不均衡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在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FDI非均衡分布与“路径依赖”是阻碍经济协调发展的隐性因素，其影响具有持续性。
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省经济发展的效应突出的体现在弥补“资本”缺口，增加资本存量。同时，通过项目融资、产业联合、技术消化和创新、市场营销战略等对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目前全省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视角分析，FDI的溢出绩效还没有形成产业关联效应，还不能在推进市场竞争和形成主导产业可持续发展等宏观协调增长、发展方式转变上形成路径选择和战略作用。另外，从外资依存度看，目前陕西省的外资依存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可以看出，FDI流入后对于陕西省的经济空间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弗里德曼的划分标准，目前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即在区域的某个点形成经济中心，原有的无序均衡和封闭被打破，区域经济中心以强大的吸引力聚集外围地区的生产要素，形成不平衡的空间结构。这个区域经济中心表现为西安市对于FDI强大的吸引力。区域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比具有某种滞后性，区域空间结构一经形成便相对稳定，其变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我国以及陕西省经济发展实践看，由分散封闭的行政区经济向区域经济转变，其关键是在区域空间的框架里，各行政区经济如何由分散融合为一体，整个区域空间结构由非均衡到相对均衡的动态演变过程。
四、模型建立与实证检验
为了分析FDI对陕西产业发展的溢出绩效，在这里利用所搜集到的陕西省199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简单的分析模型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中使用的各个变量解释是：GDP为全省生产总值，用来衡量全省的经济增长速度。FDI为外商直接投资额度；TRADE为进出口贸易总额，DI为固定资产投资额。
(一)检验数据平稳性
在分析中，数据使用对于阐述命题具有关键影响，尤其是对命题研究中的过程分析。根据计量经济分析中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对研究问题的实际经济意义影响，首先需要就时间变量之间的平稳性要求进行检验。这种检验本身主要是验证数据的平稳性。从数字特征上，考察均值、方差和协方差等是否具有真正意义的时间序列意义。经济指标变量所体现的经济内涵能够反映实际经济活动结果。鉴于此，有必要通过计量工具对数据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其目的是验证其是否存在内在关系，一般体现为是否存在稳定的变量单位根。通常经济活动中可能存在两种状况，即平稳关系和非平稳关系。对于平稳关系来说，可以直接利用数据进行检验，但如果变量之间存在非平稳性，则要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剔除因变量互相干扰对命题的影响。当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可以做协整分析，如果不存在协整关系，则需进行差分变换，变成平稳变量后再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FDI对不同产业的实际作用差异，分析其差分变换是最有说服力的工作。
运用单位根检验数据之间所反映的经济内容，是计量经济学在实证分析中的优势，通常计量模型经常使用的单位根检验主要有DF检验、ADF检验、PP检验、KPSS检验、ERS检验以及NP检验等几种，在不同命题论证中由于研究数据之间关系和基本假设上的差别，人们会使用不同的单位检验根。就研究问题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结构；溢出效应；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021-06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中，充分利用FDI成为一些地区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资本补充的重要的发展动力因素之一。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国东部一些市场化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在充分利用FDI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资源优化和谋求发展后劲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目前来看，随着我国加入WT0以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的提高，我国吸引外资在规模上占据世界前列，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第一强国，这为我国市场化的顺利推进和强化国际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根据相关资料和数据统计，截止2012年底，我国实际引用的各种FDI模式的外资高达1285.2亿美元，突破了1200亿美元大关，创历史最高水平。就宏观经济整体发展和区域经济的产业贡献来看，FDI的引入和扩张利用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客观上说需要大量的资本，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的约束，市场发展相对比较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地区经济增长竞争力相对较低，在利用外资上，规模和结构均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目前市场发展的问题，如何充分引进和扩大对外资的利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成为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也是地方政府政策制定亟待思考的问题。陕西省作为中西部省份的代表，在不断推进市场化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中，进入2000年以来将利用FDI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FDI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些问题，针对目前新一轮西部开发，如何充分发挥FDI的产业溢出绩效，合理引导FDI在区域、行业之间的配置成为促进产业升级，转变增长方式和培育市场微观主体的重要工作。本文在研究中，从陕西省目前利用外资的实际状况出发，利用所能得到的数据，建构简单的数理分析模型，探索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溢出效应。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这种利用外资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关系。
二、文献回顾
通常我们所说的外商投资，就是依靠外国资本实现经济增长，发挥其在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功能，FDI对原有的产业结构和发展带来技术进步、产业引导等作用。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有许多国家都在利用多种形式的外商投资。一般地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主要来源于产业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既有对产业结构和行业发展的影响，也有基于产业发展对就业及其产品营销环节等微观领域的影响，不同的研究出于目标的不同研究的重点不同。从理论层面上看，发展经济学在其早期研究中就比较强调外资发展对东道国资本储蓄的补充作用，将研究的中心放在FDI作用的宏观层面，没有从产业结构调整和路径发展视角分析外商直接作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FDI溢出作用对产业结构变迁，企业决策行为等微观领域的冲击和影响。
产业溢出效应最早由McDouga(1960)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他的研究重点是FDI在东道国使用中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分配问题，认为FDI的溢出作用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福利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学界对FDI的定义和研究大多都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溢出绩效，这种溢出绩效通过投资运作、技术、产品、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具体企业运行环节体现出来。
在以后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沿着McDouga的思路进行深化研究，在研究中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是利用FDI在实施中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等，建立各种模型，试图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的结果证明了两个基本的认识：即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企业运作既具有积极的冲击作用和影响，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一些副作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Caves(1974)、Globerman(1979)、Imbriani和Reganati(1997)等人通过对澳大利亚、加拿大、波兰等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一些行业发展使用FDI的实际状况，在搜集数据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即使在原有市场运转模式下，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增长和行业发展中都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些外溢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优化、就业水平、产品生产技术等微观细节领域。在FDI的作用下，东道国企业通过项目合作、技术引进和联合生产等，既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又能提高企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运作和使用溢出作用如何，学界并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作出的检验也没有得到一致性认可。只有个别学者关注和探索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其是转型国家的作用和影响。本世纪初，发展经济学家zejan(1996)、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先后对乌拉圭、印尼、巴西等国产业发展中引进FDI进行考察和论证，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得出一些结论，认为FDI对发展中国家的溢出绩效是存在的，尽管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作用出入较大，但这种FDI对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总体上看，可能由于制度、经济运行环境、微观市场经济主体技术创新能力等的约束，FDI的溢出作用不是很明显。除此之外，目前在学界研究中，还有一些学者从FDI对产业发展中的负面影响进行探索，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阐明FDI的实际绩效和政策认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其中Haddad和Harrison(1993)、Aitken和HatriS(1999)等人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们通过对委内瑞拉、摩洛哥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尤其是根据这些国家市场化发展的动态变迁，对FDI引进速度的冲击和影响，从不同产业增长的均衡发展比较中进行对比分析，发现FDI在产业组合和行业推进中溢出效应的基本假设存在一些问题，至少说明FDI溢出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上述这些研究对于阐明FDI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外资是实现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增长路径之一。上世纪90年代之后，各地区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视对外商投资的引入，学术界也开始对外商投资问题重视和研究。相对来说，国内学者在FDI溢出效应、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一些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问题还处在起步阶段，在外资引入中导致的制度基础变迁、政策措施实施、法律服务环境等具体问题尚在摸索和探索中，仅有的研究也集中地体现在一些与企业发展关系紧密的微观层面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FDI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状况。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周期中，引进和利用FDI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FDI在不同产业中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的研究对于阐明FDI微观机制和绩效差异具有一定的意义。该方面的讨论我国学者秦晓钟(1998)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利用我国1995年的工业普查数据，根据区域经济差异和FDI引进的状况，集中对采掘、电力、煤气等39个产业进行了分类考察和分析检验，通过实证分析，认为FDI的溢出绩效在行业内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二，是对FDI作用的产业发展基础条件和假设前提的研究。人们虽然关注FDI对产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但FDI引进和利用中的基本假设前提成为影响其作用机制的核心问题之一，遗憾的是，在以往的FDI问题研究中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对此，经济学者沈坤荣(2000)根据FDI运行机制和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关系，利用我国各省、市外商直接规模数据和结构，通过建立相关实证模型进行横截面数据分析，探索了FDI作用发挥的产业基础条件。研究的结论认为，FDI的引进和利用对国内生产要素的作用发挥具有一定的影响，通常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将增长0.37个单位。这种研究行业数据的选择是国内各省的数据，但没有对行业内生产要素作用做出细致的分析；第三，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FDI溢出效应的动态运行过程，探索FDI发挥作用的内生机制。主要代表有何洁(2000)、潘文卿(2003)等人。他们在研究中关注FDI引进对产业生产函数作用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溢出效应的存在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和使用FDI的产业门槛有关，溢出效应的作用指标系数在0.0171-0.0065之间。后者利用1995年到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的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认为，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总体上为正，但整体溢出效应并非显著，存在着明显的产业发展和行业发展差异；第四，集中对区域发展产业异化中的FDI效应进行分类分析。李平、钱利(2005)利用我国29个省(市)1985年到2006年的面板数据，将外商投资从我国东、中、西部分类分析，利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绩效在不同的地区作用差距是很明显的。对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中部地区技术进步也存在正向作用但不是很明显，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则多数为负向。
从以上相关研究文献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文献都从总体上肯定FDI对我国经济溢出效应的存在。然而，深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技术进步关系的成果不多，尤其是针对我国存在地区产业发展非均衡现状的分析就更显不足，仅少数文献涉及地区或行业发展水平对吸收FDI溢出效应的制约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发展中的可持续性路径选择关系更需要结合目前产业进步进行深入分析。这显然无法很好地阐述和解释FDI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影响。
三、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溢出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中利用优惠政策引进外资，成就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积累丰富的FDI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的推进，利用外资也成为开发中西部地区的路径选择之一。一些西部地区省份纷纷开始进行招商引资，同时国家针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开发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开始利用外资方面的优惠政策，促进FDI的利用和创新发展。这对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陕西省地处我国西北内陆，历史上就存在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和优越的条件，自然环境和资源配置的优越性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开发具有很好的作用，在产业发展中形成了资源化工、装备制造、航天航空、生物医学等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深化改革中，充分利用FDI，成为今后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模式。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推进中，很早以前就开始注意利用FDI来推动经济发展。
从1983年陕西省成立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引进外资和进行中外产业发展合作迅猛发展。根据有关数据统计，1985年到2000年全省合同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02.16亿美元。FDI的行业分布主要在少数特大型企业和交通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合作力度的加大，全省产业发展中各种形式利用FDI的总额和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截至2011年底，全省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7891个，合同利用外资452.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57.3亿美元，涉及71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比例达到4.86％。1997年达到了峰值11.93％。除此之外，到目前全球500强企业已有75家来陕进行合作和项目投资，每年还在西安举行中外客商投资贸易洽谈会，为进一步对外开放引进FDI搭建有效平台和模式，反映了陕西省近几年来外资使用状况。
推进市场化发展，合理引进外资，实现资源产业优化发展是目前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但在我国，利用FDI在空间区域表现出极大的非均衡。不论在规模还是运行机制上，东部地区都具有优势，也形成了稳定的路径依赖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在产业基础和市场环境等存在优势条件，说明FDI的空间布局是非均衡发展的。同样，在西部地区，FDI的区位分布也出现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在FDI多集中在西部的省会城市和消费能力较强的地区。具有产业发展优势和市场基础的城市和重点产业成为引进和利用FDI的主要力量。就陕西省引进外资发展的状况看，客观的自然经济资源条件，形成了以关中地区为核心，以陕北和陕南为扩展的经济空间格局，FDI在陕西省的区位分布也体现出“一线两带”的特征，以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成为引进FDI的主要地区。在利用FDI上，85％的项目都几乎集中在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和杨凌农业示范区这些关中地区。尤其是西安市，成为全省外商投资首选地。而陕南和陕北吸引外资占全省的比重小于15％。就产业布局发展状况看，在三大产业分布中第二产业吸引的FDI比重最大。FDI在农业部门历年所占比重从没有超过0.1％，并且这一比重还有下降趋势。最近几年，随着现代设施农业科技的发展和绿色农业产业的发展，目前农业发展利用FDI的项目开始增多，主要集中在杨凌农业产业示范区和渭南农业产品基地，利用FDI项目已经多达20多项，合同利用外资0.12亿美元。制造业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化学原料及制品、医药、电子及通讯设备、专用机械设备、普通机械等。 可以看出，FDI在陕西省的利用中行业分布是不规则的，各地区和行业及不平衡。这样的行业分布和全国是基本一致的。在所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合资仍为外商投资的主要形式，所占比重近50％。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的推进，新批准的外商独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从项目数看约占40％。与此对应的是，合资企业比重逐年下降。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和风险分担，股份制外商投资企业也开始创新，目前已有三个项目进行实践。不仅如此，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不断探索利用外资模式的创新，尤其是在合作形式上的创新。继1996年以BOT方式实施西临高速公路经营权、渭河发电厂部分股权转让融资模式之后，2002年创新利用外资收购陕西移动，探索利用外资融资方式的模式创新路径。进入2005年之后开始探索外资利用中的市场化并购模式，截至目前，以股权并购方式成功引进23个投资项目。(表2)反映的是陕西省利用外资与GDP和进出口状况资料。
FDI集聚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体现出路径依赖的发展特征，这种路径依赖源于区域资源优势自然资源约束环境，在不断的发展中，经济增长本身会具有对初始优势因素功能的放大作用，从而产生“锁定”效应，这种锁定作用被称为路径依赖关系。在经济理论上，很早以前一些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作用，如因纳·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农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等。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带有普遍性规律，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是一种非平衡态系统。由于某些区域在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等方面存在着禀赋的差异，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初始条件本身就是不均衡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在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FDI非均衡分布与“路径依赖”是阻碍经济协调发展的隐性因素，其影响具有持续性。
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省经济发展的效应突出的体现在弥补“资本”缺口，增加资本存量。同时，通过项目融资、产业联合、技术消化和创新、市场营销战略等对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目前全省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视角分析，FDI的溢出绩效还没有形成产业关联效应，还不能在推进市场竞争和形成主导产业可持续发展等宏观协调增长、发展方式转变上形成路径选择和战略作用。另外，从外资依存度看，目前陕西省的外资依存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可以看出，FDI流入后对于陕西省的经济空间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弗里德曼的划分标准，目前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即在区域的某个点形成经济中心，原有的无序均衡和封闭被打破，区域经济中心以强大的吸引力聚集外围地区的生产要素，形成不平衡的空间结构。这个区域经济中心表现为西安市对于FDI强大的吸引力。区域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比具有某种滞后性，区域空间结构一经形成便相对稳定，其变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我国以及陕西省经济发展实践看，由分散封闭的行政区经济向区域经济转变，其关键是在区域空间的框架里，各行政区经济如何由分散融合为一体，整个区域空间结构由非均衡到相对均衡的动态演变过程。
四、模型建立与实证检验
为了分析FDI对陕西产业发展的溢出绩效，在这里利用所搜集到的陕西省199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简单的分析模型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中使用的各个变量解释是：GDP为全省生产总值，用来衡量全省的经济增长速度。FDI为外商直接投资额度；TRADE为进出口贸易总额，DI为固定资产投资额。
(一)检验数据平稳性
在分析中，数据使用对于阐述命题具有关键影响，尤其是对命题研究中的过程分析。根据计量经济分析中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对研究问题的实际经济意义影响，首先需要就时间变量之间的平稳性要求进行检验。这种检验本身主要是验证数据的平稳性。从数字特征上，考察均值、方差和协方差等是否具有真正意义的时间序列意义。经济指标变量所体现的经济内涵能够反映实际经济活动结果。鉴于此，有必要通过计量工具对数据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其目的是验证其是否存在内在关系，一般体现为是否存在稳定的变量单位根。通常经济活动中可能存在两种状况，即平稳关系和非平稳关系。对于平稳关系来说，可以直接利用数据进行检验，但如果变量之间存在非平稳性，则要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剔除因变量互相干扰对命题的影响。当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可以做协整分析，如果不存在协整关系，则需进行差分变换，变成平稳变量后再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FDI对不同产业的实际作用差异，分析其差分变换是最有说服力的工作。
运用单位根检验数据之间所反映的经济内容，是计量经济学在实证分析中的优势，通常计量模型经常使用的单位根检验主要有DF检验、ADF检验、PP检验、KPSS检验、ERS检验以及NP检验等几种，在不同命题论证中由于研究数据之间关系和基本假设上的差别，人们会使用不同的单位检验根。就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