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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简述
《寻找历史》
(In Search of History)
〔美〕提奥多·H.怀特(汉名白修德)著，美国哈泼—罗出版公司1978年8月出版，561页。
这是一本以自传体裁写的历史著作，共分四大部分，按年代和经历划分。
第一部分包括1915—1938年。作者叙述了他父亲从俄国流亡到美国波士顿的犹太人家庭的贫困处境，他在小学和中学读书的经过，在当穷律师的父亲死后怎样上街卖报以帮助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在休学两年后才怎样获得助学金入哈佛大学攻读。他详细描述了当时哈佛大学的情况，他怎样在大学二年级除已掌握拉丁、德语、法语、希伯来语以外又开始努力学习汉语，并在费正清教授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获得了一笔游历奖金，决定在游历一些欧洲国家后经香港进入中国，以《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身份撰写报道。
第二部分包括1938—1945年。作者经香港来到上海，亲眼看到了中国劳苦大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的苦难生活。他走访了暖瓶制造厂和缫丝厂，描写女童工如何在长时间的奴役下身体遭受摧残以至死亡的惨状。上海的畸形社会与1972年作者随尼克松访华时见到的上海形成鲜明的对照。1939年4月，他从香港飞抵重庆，参加美国顾问团，担任情报部门顾问的工作，负责管理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发布。他描绘了重庆的状况，日机轰炸后旧城烧死三、四千人的大火，国民党政府若干部门人员的构成以及情报部门对世界舆论的欺骗。9月，他飞往西安，作为战地美国记者为《时代》杂志写稿。他东渡黄河，既看到了未受日寇蹂躏的安静的农村，也看到敌军奸淫烧杀后惨不忍睹的农村。他同西北军和中央军的接触使他了解到他们在待遇上的差别。他走访了阳城、晋城、高平三县，八路军一支游击队的武工队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共产党军民的鱼水情谊中得出一条真理：只有保护人民的政府才有资格治理人民。因此，在其返回重庆途中，他已不再把蒋介石或他美国化的政府看作真正的政府。
他回到重庆后已成为《时代》杂志有名的特派记者，于是他辞去了重庆政府情报部门顾问职务，专门从事新闻采访，由此认识了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员。这时欧洲一些国家相继为德国占领，时代杂志社派遣作者周游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荷属印尼和美属菲律宾，以摸清当地所受日本压力的性质和范围。
1941年1月，他返回重庆，听到新四军皖南事变的消息，竭力想了解发生惨案的经过并及时加以报道。接着他叙述多次同周恩来同志见面和交谈的情况，颂扬恩来同志的性格、人品和精辟的见解。这种频繁的接触持续到恩来同志于1943年返回延安时为止。在这段叙述里也涉及到董必武、叶剑英、龚澎等同志。
1941年5月，他随同暂时来华的《时代》、《幸福》、《生活》杂志创办人兼主编亨利·卢斯返美，任时代杂志远东版编辑。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
1942年夏，作者以从军记者的身份重来亚洲，经澳大利亚转印度，在德里见到了史蒂威尔将军，即跟随他采访新闻。史蒂威尔是盟军这片战场的参谋长，蒋介石是总司令。前者从军事着眼，力图厉兵秣马，夺回缅甸失地，使西方运来的军援不致中断，为以后的大反攻预作准备；后者则从权谋和自身政治需要着眼，从而产生矛盾。经过几年共事，史蒂威尔显然认识到：中国有一个美国所承认的腐败政府，这种政府必须更换。接着作者叙述了史蒂威尔和获得蒋介石支持的陈纳德之间的矛盾。
1942年河南大旱，饥荒严重。作者于1943年2月再度飞往华北，走访洛阳、郑州等地城郊，但见哀鸿遍野，死亡枕藉，惨不忍睹，据估计已饿毙和垂毙的灾民达五百万人。作者把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的起因归结为日寇的侵略、天旱不雨以及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横征暴敛。他在洛阳通过商业渠道向《时代》杂志报道了灾情，立刻引起轰动，这时正在美国的宋美龄勃然大怒，要求卢斯将作者撤职，但卢斯未予理睬。作者回重庆后经宋庆龄先生设法，见到了蒋介石，报告灾情，蒋不予置信，但在许多照片面前无法否认，据后来驻在河南的教会人士反映，国民党政府才在那里作了一些为时已晚的善后措施。
接着作者描述了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的情况、史蒂威尔和蒋介石的斗争以及前者被迫离职的经过。
1944年10月下旬，作者与企图探索与我党合作抗日途径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史蒂威尔政治顾问戴维斯同机飞延安。这时正值我党即将召开七大，作者多次见到了毛主席以及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同志，听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工作统一战线的报告，并同他作了长谈。在这里，作者对毛主席在我党的功绩、威望和关于时局的看法有一段概括的描述。接着，他讲到赫尔利作为罗斯福的个人代表于1944年11月7日突然飞往延安。在他把毛主席关于不可能同国民党政府团结抗日的看法汇报赫尔利时，后者认为作者在延安的活动与他本人未经宣布的使命相抵触，于是电告国务院，使作者以后遭到厄运。
赫尔利同我党会谈时提出他已同蒋介石商妥的五点方案，包括我党解散军队和放弃解放区政府在内，当然遭到驳斥。翌日，我党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的反建议，协议经过润饰，由毛主席和赫尔利签字，并由后者陪同周恩来同志携往重庆签定，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作者不利于蒋介石的报道被《时代》杂志老板卢斯改得面目全非，两人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于1945年初不得不放弃报道中国政局，改为报道美军在亚洲和太平洋上逐渐得势的军事活动。8月，日本投降，作者飞往日本，报道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然后飞往上海，又飞重庆，详细叙述了朱总司令下达在我军管辖范围内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毛主席与蒋介石毫无结果的谈判、美军空运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和华北的紧张活动。他特别提到当时斯大林以蒋介石作为两国打交道的对手和对中共抱不正确态度的情况。这时《时代》杂志计划突出宣传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并指定作者为后者树碑立传。作者认为蒋介石必将垮台，坚决不予同意，于是飞回美国申述理由，并计划就中国政局写书，以便及时影响美国政策。这本与雅各比合写的《惊雷震华夏》(Thunder from China)出版后风行一时，销售四十五万册，于是作者辞去《时代》杂志职务，周游美国各地，行程万哩，耗时三月。
接着，作者到亨利·华莱士主办的《新共和》周刊任编辑，因政见不同，旋即离去。1946年秋，他为已故史蒂威尔将军整理日记、文件、备忘录，迨《史蒂威尔文件集》出版，引起社会上很大争论，许多人认为他是“左翼记者”，中央情报局对他跟踪，国会有关委员会传他询问。1948年春，他由海外新闻社派驻巴黎，报道马歇尔计划执行情况。他以半外交人员的身份在巴黎活动，又时常前往英国和德国，报道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情况。他本想在巴黎呆一年左右，即取道来华，但因爱人接连怀孕，在欧洲一呆就呆了五年半，即从1948至1953年。这是全书第三部分的内容。
第四部分讲到作者回到美国，叙述了1954—1963年期间美国的政治情况。
书摘
名记者白修德的新著《寻找历史》出版以后，立即成为美国非文学类作品畅销书。该书追溯白修德一生到1963年肯尼迪被刺为止的经历，他认为1963年不但是他个人，而且也是濒于大动荡边缘的整个美国的历史的分水岭。据他自称，这部书既不是他的自传，也不是政治史，而不过是试图把他在被美国力量的激流所裹卷时亲身经历的事件和遇到的人物加以有声有色的描绘而已。
白修德于1915年生于美国波士顿市，早年曾入哈佛大学攻读汉语和历史，1938年毕业后，获游历奖金来远东。经后来成名的小说家约翰·赫尔赛(《阿丹诺之钟》作者)的推荐，任《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他对抗战期间所谓“大后方”的种种情况知之甚详，特别是关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派驻在重庆的军政人物之间在政策上的矛盾，不乏深入了解。这种矛盾反映到《时代》周刊的报道方针上，导致了他与发行人亨利·卢斯的分歧，终于在战后辞职。他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风雷》，是当时一部相当有影响的反映中国内战的报道。
在战后的年代里，他转到欧洲去从事采访活动。1953年出版《死灰复燃》，记述了欧洲战后的复兴。在海外十五年后，白修德回到美国的权力中心华盛顿，从1960年起到1972年止，连续写了几部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分析和报道《总统的产生》，成为这方面的权威。
下面是1978年7月3日一期的《时代》周刊所载《寻找历史》的摘录的选译：
麦克阿瑟：吕宋岛上的拿破仑
我在此次旅行〔1940年〕见到他时，从我年青的眼光来看，他已是个年纪很老的人了——六十多岁！我所以去看他，是因为我在对东南亚考察军事形势时对菲律宾美军情况十分失望——指挥美军的都是一些麻木不仁的人，对于他们业已退休的这个“垂垂老矣”的前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颇为蔑视。他们称他为“吕宋岛上的拿破仑”，有一位发言人还告诉我说，他“在美军中的作用还不及一个下士”。他说，麦克阿瑟不过是菲军顾问，不值一见。因此我就去见这个历史的遗物，现在担任菲军元帅的伟大军人。
我发现麦克阿瑟在他就任伟大的战时统帅的前夕，虽然年已六十，但仍仪表堂堂。他的手发颤；他的声音有时有些沙哑。但是他说话的时候来回踱步，大声疾呼，指手划脚，用拳头敲击桌子，用雪茄烟比划刺戳，其见识之深刻，辞藻之华丽，气势之有力，令人倾倒。他说，他正在进行思想准备，在战争爆发后指挥美国在亚洲的远征军。那是在珍珠港事变前一年，但是他坚持说战争即将爆发。他说要提防日本的海军，又继续说，日本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空军十分出色。不过，他认为日本的陆军连二流也够不上，贪污成风。他自己则在建设菲律宾新军。总的来说，他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我为《时代》周刊写了关于亚洲防务的报导。为了试探他的反应，我从马尼拉饭店的房间里把这篇报导送到楼上顶层他的套房里。我写道，在东南亚游历三个月见了美、法、荷、英各国将领以后，在各方面都是鹤立鸡群的当推美国陆军退休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此看法，麦克阿瑟完全同意，他马上请我去见他。
时间是在下午快近黄昏的时分，他穿着一件西点军校的旧浴衣，蓝灰两色的毛料，背后有个代表陆军的A字。他有时吸一两口玉米杆制的烟斗。我们两人谈得很投机，因为只有我们两人懂得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在这种一见如故的心情下，他开始回忆起旧事来。他在190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到这里来时还是一个年青的中尉；他在阿奎那多起义中曾与棕色皮肤的菲律宾小兄弟交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指挥一师美军作战；在胡佛总统任内担任过美国陆军参谋长；后即退休。但是他认为我国(指美国)的命运和亚洲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
麦克阿瑟后来在1935年到1951年之间一直留在亚洲，没有回过一次国，在这期间他攻克太平洋上的岛屿，占领日本诸岛，领导它们的复兴，最后指挥朝鲜战争，一直到杜鲁门把他撤职为止。当然，杜鲁门把他撤职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冲突是美国历史上百年来军政双方之间的冲突的缩影。麦克阿瑟懂得亚洲政治，这一了解不仅表现在他留给日本的遗产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给继任者的临别赠言上(“谁若是把美国陆军力量投入亚洲大陆，他的脑袋就得好好检查检查”)。但是他却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他深信军政双方首脑是美国历史的共同主宰，在战争大冒险中的平等伙伴。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在政治上的缺陷，一直到了两年以后才意识到，但到了那时，我国也已与日本交战了。他刚从科雷吉多尔脱险，又恢复了美国将军的身份，不再是菲军元帅了，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美军总司令，但在部队、舰只、补给方面看不到有什么后援。他很愤慨不满。我到澳大利亚墨尔本他的司令部中去访问他。他居然人人都骂到了：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参谋长、我的杂志老板卢斯、美国海军。(他说，“怀特，世界上最优秀的海军是日本海军。第一流的海军。其次是英国海军。美国海军属第四流，连意大利海军都不如。”)他在1942年春天说此话，是完全错了，因为美国海军即将用事实证明它是海上最优秀的海军；而罗斯福和马歇尔则是比他伟大的人物。
周恩来和乳猪宴
我因同我所报导的人物交情太深，常常受到牵制，因此现在对于大人物的友谊颇具戒心，就仿佛戒酒的人怕再尝一口一样。但是周恩来却是我所遇到和认识的三个伟人之一，在他们的面前我几乎是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们的判断而从来不加怀疑的。其他两位是史迪威和肯尼迪。但是若是现在，我再遇到这三个人就不会如此了，尤其是周恩来——共产主义运动在本世纪出现的人物中没有比他更为杰出和无情的了，但是他却是个热情满怀、人性洋溢、彬彬有礼的人。他真有使人入迷的能力，我不得不承认，他完全赢得了我的爱戴。
也许要说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的魅力的最好办法，是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记得的乳猪宴。
周恩来当时有的是时间，因为重庆中共代表团的六七个人与外界很少往来，颇为孤独。一个脾性随和的年青美国记者的来访，在他们看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影响《时代》周刊的大好机会。在相识一年交情日深之后，周恩来为我举行了一个宴会。我们到重庆最高级的一家餐馆冠生园去吃饭，宾主双方就是周恩来、中共代表团人员和我这个唯一的西方人。
读者至此想必已经知道我背离我的犹太家庭已有多远了。我心里很明白，我已经有好几个月吃的不是教门食物了，但是总自欺欺人地认为，我吃的不过是牛羊鸡肉。不过我仍恪守犹太习惯，公然吃猪肉不免亵渎过甚。但是在周恩来的宴会上，主要的一道菜却无可置疑地是猪肉——一只烤得金黄色的脆皮乳猪。
“请，请，”主人周恩来举着筷子指着乳猪说，邀请客人先下筷。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坚持教规。我放下筷子，尽可能用我的中文说明，我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许吃猪肉。中共代表团——这时已全是我的朋友了——失望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因为我是他们的客人，他们失了礼。
这时周恩来却掌握了局面。他又举起筷子来指着乳猪说，“请，请，”一边又微笑着向我解释道——“修德，这里是中国。你再瞧一瞧。在你看来这是猪。但是在中国，这不是猪，这是鸭子。”我禁不住大笑失声。他也笑了，全桌的人都笑了，我马上下筷，夹破了脆皮，吃了我第一口的得到批准的猪肉，而且从此以后就一直吃猪肉，但愿我的祖先能宽恕我。
但是周恩来就是那种人——他能够使你相信猪是鸭子，因为你愿意相信他，而且他也了解和尊重别的社会习惯和别人的风俗。
当时周恩来才四十三岁。作为毛泽东在了望塔上的守望者，他的任务是与外界保持联系。后来这一任务使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与共产党中国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是，他由于所受的教育，眼光较他们开阔，而由于他的气质，又富于弹性。他斗争可以十分无情，但是他也能不计前仇，这在共产党人中间是很少见的。例如，他在1945年向美国大使馆里的朋友们力陈让他飞赴美国去见罗斯福，向他解释中国的革命；但是他遭到了婉拒。他参加发起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暂时制止了越南战争。但是他在日内瓦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友谊的手的时候，杜勒斯当众让他下不来台，拒绝同他握手。这也许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外交家在任何地方所作出的代价最为浩大的无礼姿态了。周恩来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多年死敌；但是又是全靠周恩来，使毛泽东回心转意，再次接受他和尼克松一起构筑的中美桥梁。如果这一桥梁能在和平之中长期保持下来，这将是周恩来对中美两国人民的最大贡献。
我最初见到他时，这种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要想说服我，通过说服我并说服《时代》周刊，蒋介石政府是个昏庸无用的政府，共产党人是未来的潮流，或者还是他只不过想教育教育我。有一天，他向我解释中国政局中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我没有等他说完就插进去代他说完了那句话，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但是他却大笑道，我快开始了解中国了。我受宠若惊；我不知道周恩来曾经同多少外国人说过这话，但是我听说，他对基辛格的最高恭维就是告诉基辛格，他终于开始了解中国了。
他在1943年回延安共产党大本营后，我们的个人关系就结束了。我在1944年和1945年曾经再次见到过他，但是我愿意回忆一下我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最后两次见到他的情形。
第一眼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美国记者坐在那个据说可以容纳一万位客人的大厅里最后面的桌子旁。尼克松总统站起来绕着最里面一圈桌子向头面人物敬酒时，我向周恩来同尼克松夫人一起坐着的桌子走去。美国特工人员和中国保卫人员都立刻拦住了我。周恩来和坐在他旁边的尼克松夫人都同时看到了我的窘境。也许是他们交谈厌了，因为我认为尼克松夫人和周恩来是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可以交谈的。他们两人同时向各自的特工人员挥手示意，让我过去，各人又向对方解释为什么向我招手。周恩来这时英文已经生疏，只能指着我说，我是个“老朋友，老朋友。”而她则以为我是上前去同她谈话，所以也说我是她的老朋友。我很尴尬地在总统的空位子上坐了两三分钟，尼克松一回来，我就溜了。
七天以后我在中国名胜地杭州又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和尼克松假装若无其事地在湖上一条桥上漫步。尼克松先见到我，便把我向周恩来指出，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周恩来说，“这可不是白修德吗。解放以后他没有回过中国。”我生了气；我二十年来一直想同周恩来联系，重访中国，但一直没有结果，因此我大声，回答说：“我没有能回来不是我的过错。”对此，周恩来用中文回答了一句笑话。我的中文这时也生疏了，官方的译员说，周恩来的答复是，“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过错。”
这话听起来很象我以前所认识的周恩来，他对西方人努力要想了解中国感到很有趣，而且对这种努力是很重视的。他很可能赞同吉卜林的名言——“东是东，西是西，东西两方永远不会碰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他说得更好：“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过错。”
1943年冬河南省的饥荒
地点是在河南，一个同密苏里州一样大的省份，但是居住的却有三千二百万种植小麦、玉米、小米、大豆、棉花的农民。河南是个大平原，土质是粉末状的黄土，如有雨水灌溉，极为肥沃。但如缺雨，则寸草不长，那时农民就只好饿死了。1942年缺雨，到次年，我们在重庆听说河南的农民快要饿死了。
饥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当时一无所知，而且我也不知道1943年河南的饥荒是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当时听到饥荒的消息，觉得很可以写一篇报道。于是在1943年2月我同我的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哈里逊·福尔曼飞到北方，从宝鸡坐陇海铁路火车经过西安到黄河与铁路之间的那条狭长地带去。日军在黄河对岸，白昼总是炮轰这一边。我们在火车站过了夜，天明时车站臭气熏天，除了尿臭、屎臭之外，还有体臭。我们四周尽是在寒风中缩在地上的农民，等待下班列车把他们带到后方有吃的地方去。孩子在啼哭，但谁也不理会，哪怕是躺在地上已无生气的女人怀中的婴孩。士兵在人群中间巡逻，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蜂拥去抢吃的，或者攀登夜间开过的火车。
到早晨的时候准备好了一节手摇车，不致成为一个太大的目标，招致黄河北岸日军的炮击。这样，我裹着军用棉大衣，在手摇车上坐在寒风之中，一天旅行了三十英里，好象一个将军检阅他的军队一样。不过我检阅的是饥荒。
当然也有不少流血的事件。首先是一个男人，躺在铁路线旁，人还活着，仍在哭叫着，他的小腿给辗断了，骨头突出，象一根白色的玉米秫秸。他大概是掉在车轮下了。另外一个人也还活着，屁股血淋淋的一片。但是最使我难过的不是血，而是我弄不清楚我所见到的景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杀人的是大自然，人死的时候不留被杀的痕迹；敌人就是大自然——而只有政府才能把人从大自然那里拯救出来。
在铁路沿线，我整天只看到无穷无尽的行列。他们在寒风之中走着，不论是由于饥饿、寒冷、还是精疲力尽而倒下时，他们就倒下不动了。手推车上堆满了随身衣物，做爸爸的推着，做妈妈的拉着，孩子们跟着。老奶奶迈开小脚巅巅巍巍地走着；有些年青人背着他们的母亲。没有人停下步来。如有孩子在父母尸体旁边啼哭，别人往往一声不响地过去，不加理会。我所看到的是人们在逃命，尽管没有武装的人在追逐。
我到河南省城洛阳时所看到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在火车站里，他们在黑暗中把难民象木材一样装到铁皮车厢里准备开夜车闯封锁线。这里又是尿臭体臭熏天。最后我经过阒无人迹的街道，到了天主教会。
主持这里天主教会的是依阿华州埃尔多拉人托马斯·米甘主教，他是个体格魁梧健康、心情愉快的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地道的美国人。在这个死亡地带，各派传教士在慈善事业中成了合作者，美国人同欧洲人联合在一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并肩工作。如有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送来的；我们在旅途中见到他们时，他们无不遭到重重的包围——消瘦的男子、赢弱的女人，还有孩子们都跪在地上，匍匐着，叩着头，一边叫着“可怜，可怜”，他们求的实际上就是要些吃的。
我们同米甘一起在二、三月的寒风中策马出发，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看一看人是怎样在死去。我现在再也不能相信我看到的景象——只是我的笔记证明我的确看到了。到处是尸体，出洛阳不到一个小时就看到了第一具尸体躺在雪地里，死了才一两天，面孔皱缩，完全成了个骷髅；她大概年纪很轻，雪花飘落在她的眼睛上；她躺在那里，没有人会来埋葬，最后由飞鹰或野狗把她啃剩几根枯骨了事。沿路有不少狗，都已退化到狼的本性了，只只都是膘肥肉厚的。我们停下来拍了一张野狗从沙土堆里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有的尸体已经吃掉了一半，有一个脑袋已给啃得干干净净，可以看清只剩下骷髅了。村子几乎有一半是逃空了的；有的一走了之，有的还遭到洗劫。我们一边走一边可以看到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刀在剥树皮；剥下来的树皮磨碎了可以吃。树皮给剥光以后，树就枯死了，砍下来当柴烧；大概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把森林砍伐殆尽的。
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的孤儿院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就是它的恶臭。这比我所闻到过的任何恶臭都臭。甚至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都无法忍受这种恶臭，掏出手绢来蒙住鼻子，请求原谅。没人管的孩子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去的就放在草堆上，身上尽是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味，死了以后就清出去。
这就是我亲眼看到的，但是最怕人的还是我听到的东西，那就是人吃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因为要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但是人在吃人，却似乎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一般都辩解说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来的。在一个村子里，有人发现一个做母亲的在煮她两岁的孩子。有一个父亲被控勒死自己的两个儿子，好吃他们的肉；他辩称这两个孩子早已死了。在另外一个村子里，军队硬要农民收容弃儿，把一个八岁男孩交给一个农民的家庭扶养。后来这孩子不见了。调查之下，在那个农民的棚屋旁边的一个大坛子里发现了他的骨头。问题只是，那孩子究竟是在死了以后被吃掉的，还是杀了以后再吃的。
这些事情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慢慢清楚了。战争是第一个原因。如果日本人不进攻，中国人就不会打开黄河的缺口，改变河道，用水淹的办法来抵挡他们。也许，华北的生态环境也就不会改变。或者，也许可以从有余粮的地区运粮进来。但是除了战争以外，还有旱灾。这就是大自然的责任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人总是有责任的——不是由于不该做而做，就是由于该做而不做。
唯一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听任这些人死去，或者说是，无意中把他们活活饿死。政府因为在与日本作战，因此拚命收刮捐税。但是它又不信任自己发行的纸币，在战场上的军队奉命可以征粮食和实物维持给养(一个军官告诉我说，“人民死了，土地仍是中国的。但是如果兵饿死了，日本人就要把土地拿走”)。军队吃空了农村的粮食；没有从有余粮的地区运进粮食来；不顾人民吃饭的需要。我发现军队所征的税往往等于一年的收成，有的地方还要更高，农民不得不出卖耕畜、工具、家具，以现款作抵。此外，军队在行军中由农民供给饲料；有一个地方官员说到他辖下的农民时说，“我明知道他们自己已在吃草，无法叫他们把粮食喂军队的牲口。”在有些部队里，库有余粮，军官们黑市盈利，却由传教士和好心的地方官员又从黑市里收购回来救济饥民。
我在灾区最后一个星期里集中精力在统计数字上。我的最接近精确的估计是有五百万人饿死或快要饿死——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出入。但是数字这么大就成了统计，因此很容易遗忘。我的最清晰的记忆，是一天傍晚我们策马巡视时看到两个人躺在田里哭泣的景象。这是一对夫妇，躺在田里互相搂抱着，倚偎取暖。我知道他们是要死的，而且我也无法停下来。
我急于要从灾区发出消息，因此我在回程途中遇到第一个电报站——洛阳——就马上拍了电报。按照规定，这封电报应该发回到重庆去送检，那么肯定就会被扣下了。但是那封电报却通过成都的商业电报局直接从洛阳发到了纽约。因此，当这条消息传开来时，它也就在《时代》周刊——这家杂志是美国最支持中国的一家杂志——炸开了。蒋介石夫人当时在美国，这条消息使她大为生气。她要求我的老板卢斯开除我，不过他没有同意。
在重庆，有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检查，也有些官员指责我与电报局里的共产党人合谋把我的电报偷发出去。我化了五天时间才见到蒋介石，而且是靠孙中山博士的德高望重的遗孀，她是蒋介石夫人的姊姊。是她坚持要那个独裁者接见我，为了要鼓励我，这位秀丽优雅的夫人写信给我道，“……象你向我报告情况时那样坦率无畏地向他报告情况。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头落地的话，就不要畏缩。”
蒋介石坐在他黑黝黝的办公室里的高背椅上，因为他的爱多管闲事的姨子硬要他接见我，带着很明显的厌恶神情，听着我讲话。我谈到死人，谈到捐税，谈到勒索。看来他不知道这些事情。我想突破缺口，把人吃人的事告诉他。他说中国不可能发生人吃人的事。我说我看到过路上狗吃人。他说，这不可能。但是这时我却把他将住了。因为我事先请哈里逊·福尔曼同我一起到蒋介石的办公室，把他的饥荒照片带来。他的照片清楚地表明野狗站在扒出土来的尸体上。总司令的膝盖开始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孪。他拿出拍纸簿和毛笔，开始做笔记。他要我们提供一些官员的名字；接着要我们再提供一些名字；他要我们提一份全面报告给他，不要漏下什么名字。他口气平板地说，好象在对自己说明一个事实，他说他已经告诉过军队要同人民分着吃。接着他向我们表示感谢，还对我说，我是比“我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一个调查员。这样我就给送了出来。
据我所知，人头确是落了地，以洛阳电报局里的不幸的人开始，因为他们让河南死人的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人命却得救了——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拯救的。
《寻找历史》
(In Search of History)
〔美〕提奥多·H.怀特(汉名白修德)著，美国哈泼—罗出版公司1978年8月出版，561页。
这是一本以自传体裁写的历史著作，共分四大部分，按年代和经历划分。
第一部分包括1915—1938年。作者叙述了他父亲从俄国流亡到美国波士顿的犹太人家庭的贫困处境，他在小学和中学读书的经过，在当穷律师的父亲死后怎样上街卖报以帮助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在休学两年后才怎样获得助学金入哈佛大学攻读。他详细描述了当时哈佛大学的情况，他怎样在大学二年级除已掌握拉丁、德语、法语、希伯来语以外又开始努力学习汉语，并在费正清教授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获得了一笔游历奖金，决定在游历一些欧洲国家后经香港进入中国，以《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身份撰写报道。
第二部分包括1938—1945年。作者经香港来到上海，亲眼看到了中国劳苦大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的苦难生活。他走访了暖瓶制造厂和缫丝厂，描写女童工如何在长时间的奴役下身体遭受摧残以至死亡的惨状。上海的畸形社会与1972年作者随尼克松访华时见到的上海形成鲜明的对照。1939年4月，他从香港飞抵重庆，参加美国顾问团，担任情报部门顾问的工作，负责管理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发布。他描绘了重庆的状况，日机轰炸后旧城烧死三、四千人的大火，国民党政府若干部门人员的构成以及情报部门对世界舆论的欺骗。9月，他飞往西安，作为战地美国记者为《时代》杂志写稿。他东渡黄河，既看到了未受日寇蹂躏的安静的农村，也看到敌军奸淫烧杀后惨不忍睹的农村。他同西北军和中央军的接触使他了解到他们在待遇上的差别。他走访了阳城、晋城、高平三县，八路军一支游击队的武工队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共产党军民的鱼水情谊中得出一条真理：只有保护人民的政府才有资格治理人民。因此，在其返回重庆途中，他已不再把蒋介石或他美国化的政府看作真正的政府。
他回到重庆后已成为《时代》杂志有名的特派记者，于是他辞去了重庆政府情报部门顾问职务，专门从事新闻采访，由此认识了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员。这时欧洲一些国家相继为德国占领，时代杂志社派遣作者周游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荷属印尼和美属菲律宾，以摸清当地所受日本压力的性质和范围。
1941年1月，他返回重庆，听到新四军皖南事变的消息，竭力想了解发生惨案的经过并及时加以报道。接着他叙述多次同周恩来同志见面和交谈的情况，颂扬恩来同志的性格、人品和精辟的见解。这种频繁的接触持续到恩来同志于1943年返回延安时为止。在这段叙述里也涉及到董必武、叶剑英、龚澎等同志。
1941年5月，他随同暂时来华的《时代》、《幸福》、《生活》杂志创办人兼主编亨利·卢斯返美，任时代杂志远东版编辑。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
1942年夏，作者以从军记者的身份重来亚洲，经澳大利亚转印度，在德里见到了史蒂威尔将军，即跟随他采访新闻。史蒂威尔是盟军这片战场的参谋长，蒋介石是总司令。前者从军事着眼，力图厉兵秣马，夺回缅甸失地，使西方运来的军援不致中断，为以后的大反攻预作准备；后者则从权谋和自身政治需要着眼，从而产生矛盾。经过几年共事，史蒂威尔显然认识到：中国有一个美国所承认的腐败政府，这种政府必须更换。接着作者叙述了史蒂威尔和获得蒋介石支持的陈纳德之间的矛盾。
1942年河南大旱，饥荒严重。作者于1943年2月再度飞往华北，走访洛阳、郑州等地城郊，但见哀鸿遍野，死亡枕藉，惨不忍睹，据估计已饿毙和垂毙的灾民达五百万人。作者把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的起因归结为日寇的侵略、天旱不雨以及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横征暴敛。他在洛阳通过商业渠道向《时代》杂志报道了灾情，立刻引起轰动，这时正在美国的宋美龄勃然大怒，要求卢斯将作者撤职，但卢斯未予理睬。作者回重庆后经宋庆龄先生设法，见到了蒋介石，报告灾情，蒋不予置信，但在许多照片面前无法否认，据后来驻在河南的教会人士反映，国民党政府才在那里作了一些为时已晚的善后措施。
接着作者描述了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的情况、史蒂威尔和蒋介石的斗争以及前者被迫离职的经过。
1944年10月下旬，作者与企图探索与我党合作抗日途径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史蒂威尔政治顾问戴维斯同机飞延安。这时正值我党即将召开七大，作者多次见到了毛主席以及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同志，听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工作统一战线的报告，并同他作了长谈。在这里，作者对毛主席在我党的功绩、威望和关于时局的看法有一段概括的描述。接着，他讲到赫尔利作为罗斯福的个人代表于1944年11月7日突然飞往延安。在他把毛主席关于不可能同国民党政府团结抗日的看法汇报赫尔利时，后者认为作者在延安的活动与他本人未经宣布的使命相抵触，于是电告国务院，使作者以后遭到厄运。
赫尔利同我党会谈时提出他已同蒋介石商妥的五点方案，包括我党解散军队和放弃解放区政府在内，当然遭到驳斥。翌日，我党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的反建议，协议经过润饰，由毛主席和赫尔利签字，并由后者陪同周恩来同志携往重庆签定，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作者不利于蒋介石的报道被《时代》杂志老板卢斯改得面目全非，两人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于1945年初不得不放弃报道中国政局，改为报道美军在亚洲和太平洋上逐渐得势的军事活动。8月，日本投降，作者飞往日本，报道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然后飞往上海，又飞重庆，详细叙述了朱总司令下达在我军管辖范围内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毛主席与蒋介石毫无结果的谈判、美军空运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和华北的紧张活动。他特别提到当时斯大林以蒋介石作为两国打交道的对手和对中共抱不正确态度的情况。这时《时代》杂志计划突出宣传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并指定作者为后者树碑立传。作者认为蒋介石必将垮台，坚决不予同意，于是飞回美国申述理由，并计划就中国政局写书，以便及时影响美国政策。这本与雅各比合写的《惊雷震华夏》(Thunder from China)出版后风行一时，销售四十五万册，于是作者辞去《时代》杂志职务，周游美国各地，行程万哩，耗时三月。
接着，作者到亨利·华莱士主办的《新共和》周刊任编辑，因政见不同，旋即离去。1946年秋，他为已故史蒂威尔将军整理日记、文件、备忘录，迨《史蒂威尔文件集》出版，引起社会上很大争论，许多人认为他是“左翼记者”，中央情报局对他跟踪，国会有关委员会传他询问。1948年春，他由海外新闻社派驻巴黎，报道马歇尔计划执行情况。他以半外交人员的身份在巴黎活动，又时常前往英国和德国，报道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情况。他本想在巴黎呆一年左右，即取道来华，但因爱人接连怀孕，在欧洲一呆就呆了五年半，即从1948至1953年。这是全书第三部分的内容。
第四部分讲到作者回到美国，叙述了1954—1963年期间美国的政治情况。
书摘
名记者白修德的新著《寻找历史》出版以后，立即成为美国非文学类作品畅销书。该书追溯白修德一生到1963年肯尼迪被刺为止的经历，他认为1963年不但是他个人，而且也是濒于大动荡边缘的整个美国的历史的分水岭。据他自称，这部书既不是他的自传，也不是政治史，而不过是试图把他在被美国力量的激流所裹卷时亲身经历的事件和遇到的人物加以有声有色的描绘而已。
白修德于1915年生于美国波士顿市，早年曾入哈佛大学攻读汉语和历史，1938年毕业后，获游历奖金来远东。经后来成名的小说家约翰·赫尔赛(《阿丹诺之钟》作者)的推荐，任《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他对抗战期间所谓“大后方”的种种情况知之甚详，特别是关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派驻在重庆的军政人物之间在政策上的矛盾，不乏深入了解。这种矛盾反映到《时代》周刊的报道方针上，导致了他与发行人亨利·卢斯的分歧，终于在战后辞职。他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风雷》，是当时一部相当有影响的反映中国内战的报道。
在战后的年代里，他转到欧洲去从事采访活动。1953年出版《死灰复燃》，记述了欧洲战后的复兴。在海外十五年后，白修德回到美国的权力中心华盛顿，从1960年起到1972年止，连续写了几部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分析和报道《总统的产生》，成为这方面的权威。
下面是1978年7月3日一期的《时代》周刊所载《寻找历史》的摘录的选译：
麦克阿瑟：吕宋岛上的拿破仑
我在此次旅行〔1940年〕见到他时，从我年青的眼光来看，他已是个年纪很老的人了——六十多岁！我所以去看他，是因为我在对东南亚考察军事形势时对菲律宾美军情况十分失望——指挥美军的都是一些麻木不仁的人，对于他们业已退休的这个“垂垂老矣”的前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颇为蔑视。他们称他为“吕宋岛上的拿破仑”，有一位发言人还告诉我说，他“在美军中的作用还不及一个下士”。他说，麦克阿瑟不过是菲军顾问，不值一见。因此我就去见这个历史的遗物，现在担任菲军元帅的伟大军人。
我发现麦克阿瑟在他就任伟大的战时统帅的前夕，虽然年已六十，但仍仪表堂堂。他的手发颤；他的声音有时有些沙哑。但是他说话的时候来回踱步，大声疾呼，指手划脚，用拳头敲击桌子，用雪茄烟比划刺戳，其见识之深刻，辞藻之华丽，气势之有力，令人倾倒。他说，他正在进行思想准备，在战争爆发后指挥美国在亚洲的远征军。那是在珍珠港事变前一年，但是他坚持说战争即将爆发。他说要提防日本的海军，又继续说，日本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空军十分出色。不过，他认为日本的陆军连二流也够不上，贪污成风。他自己则在建设菲律宾新军。总的来说，他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我为《时代》周刊写了关于亚洲防务的报导。为了试探他的反应，我从马尼拉饭店的房间里把这篇报导送到楼上顶层他的套房里。我写道，在东南亚游历三个月见了美、法、荷、英各国将领以后，在各方面都是鹤立鸡群的当推美国陆军退休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此看法，麦克阿瑟完全同意，他马上请我去见他。
时间是在下午快近黄昏的时分，他穿着一件西点军校的旧浴衣，蓝灰两色的毛料，背后有个代表陆军的A字。他有时吸一两口玉米杆制的烟斗。我们两人谈得很投机，因为只有我们两人懂得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在这种一见如故的心情下，他开始回忆起旧事来。他在190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到这里来时还是一个年青的中尉；他在阿奎那多起义中曾与棕色皮肤的菲律宾小兄弟交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指挥一师美军作战；在胡佛总统任内担任过美国陆军参谋长；后即退休。但是他认为我国(指美国)的命运和亚洲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
麦克阿瑟后来在1935年到1951年之间一直留在亚洲，没有回过一次国，在这期间他攻克太平洋上的岛屿，占领日本诸岛，领导它们的复兴，最后指挥朝鲜战争，一直到杜鲁门把他撤职为止。当然，杜鲁门把他撤职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冲突是美国历史上百年来军政双方之间的冲突的缩影。麦克阿瑟懂得亚洲政治，这一了解不仅表现在他留给日本的遗产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给继任者的临别赠言上(“谁若是把美国陆军力量投入亚洲大陆，他的脑袋就得好好检查检查”)。但是他却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他深信军政双方首脑是美国历史的共同主宰，在战争大冒险中的平等伙伴。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在政治上的缺陷，一直到了两年以后才意识到，但到了那时，我国也已与日本交战了。他刚从科雷吉多尔脱险，又恢复了美国将军的身份，不再是菲军元帅了，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美军总司令，但在部队、舰只、补给方面看不到有什么后援。他很愤慨不满。我到澳大利亚墨尔本他的司令部中去访问他。他居然人人都骂到了：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参谋长、我的杂志老板卢斯、美国海军。(他说，“怀特，世界上最优秀的海军是日本海军。第一流的海军。其次是英国海军。美国海军属第四流，连意大利海军都不如。”)他在1942年春天说此话，是完全错了，因为美国海军即将用事实证明它是海上最优秀的海军；而罗斯福和马歇尔则是比他伟大的人物。
周恩来和乳猪宴
我因同我所报导的人物交情太深，常常受到牵制，因此现在对于大人物的友谊颇具戒心，就仿佛戒酒的人怕再尝一口一样。但是周恩来却是我所遇到和认识的三个伟人之一，在他们的面前我几乎是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们的判断而从来不加怀疑的。其他两位是史迪威和肯尼迪。但是若是现在，我再遇到这三个人就不会如此了，尤其是周恩来——共产主义运动在本世纪出现的人物中没有比他更为杰出和无情的了，但是他却是个热情满怀、人性洋溢、彬彬有礼的人。他真有使人入迷的能力，我不得不承认，他完全赢得了我的爱戴。
也许要说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的魅力的最好办法，是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记得的乳猪宴。
周恩来当时有的是时间，因为重庆中共代表团的六七个人与外界很少往来，颇为孤独。一个脾性随和的年青美国记者的来访，在他们看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影响《时代》周刊的大好机会。在相识一年交情日深之后，周恩来为我举行了一个宴会。我们到重庆最高级的一家餐馆冠生园去吃饭，宾主双方就是周恩来、中共代表团人员和我这个唯一的西方人。
读者至此想必已经知道我背离我的犹太家庭已有多远了。我心里很明白，我已经有好几个月吃的不是教门食物了，但是总自欺欺人地认为，我吃的不过是牛羊鸡肉。不过我仍恪守犹太习惯，公然吃猪肉不免亵渎过甚。但是在周恩来的宴会上，主要的一道菜却无可置疑地是猪肉——一只烤得金黄色的脆皮乳猪。
“请，请，”主人周恩来举着筷子指着乳猪说，邀请客人先下筷。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坚持教规。我放下筷子，尽可能用我的中文说明，我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许吃猪肉。中共代表团——这时已全是我的朋友了——失望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因为我是他们的客人，他们失了礼。
这时周恩来却掌握了局面。他又举起筷子来指着乳猪说，“请，请，”一边又微笑着向我解释道——“修德，这里是中国。你再瞧一瞧。在你看来这是猪。但是在中国，这不是猪，这是鸭子。”我禁不住大笑失声。他也笑了，全桌的人都笑了，我马上下筷，夹破了脆皮，吃了我第一口的得到批准的猪肉，而且从此以后就一直吃猪肉，但愿我的祖先能宽恕我。
但是周恩来就是那种人——他能够使你相信猪是鸭子，因为你愿意相信他，而且他也了解和尊重别的社会习惯和别人的风俗。
当时周恩来才四十三岁。作为毛泽东在了望塔上的守望者，他的任务是与外界保持联系。后来这一任务使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与共产党中国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是，他由于所受的教育，眼光较他们开阔，而由于他的气质，又富于弹性。他斗争可以十分无情，但是他也能不计前仇，这在共产党人中间是很少见的。例如，他在1945年向美国大使馆里的朋友们力陈让他飞赴美国去见罗斯福，向他解释中国的革命；但是他遭到了婉拒。他参加发起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暂时制止了越南战争。但是他在日内瓦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友谊的手的时候，杜勒斯当众让他下不来台，拒绝同他握手。这也许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外交家在任何地方所作出的代价最为浩大的无礼姿态了。周恩来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多年死敌；但是又是全靠周恩来，使毛泽东回心转意，再次接受他和尼克松一起构筑的中美桥梁。如果这一桥梁能在和平之中长期保持下来，这将是周恩来对中美两国人民的最大贡献。
我最初见到他时，这种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要想说服我，通过说服我并说服《时代》周刊，蒋介石政府是个昏庸无用的政府，共产党人是未来的潮流，或者还是他只不过想教育教育我。有一天，他向我解释中国政局中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我没有等他说完就插进去代他说完了那句话，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但是他却大笑道，我快开始了解中国了。我受宠若惊；我不知道周恩来曾经同多少外国人说过这话，但是我听说，他对基辛格的最高恭维就是告诉基辛格，他终于开始了解中国了。
他在1943年回延安共产党大本营后，我们的个人关系就结束了。我在1944年和1945年曾经再次见到过他，但是我愿意回忆一下我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最后两次见到他的情形。
第一眼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美国记者坐在那个据说可以容纳一万位客人的大厅里最后面的桌子旁。尼克松总统站起来绕着最里面一圈桌子向头面人物敬酒时，我向周恩来同尼克松夫人一起坐着的桌子走去。美国特工人员和中国保卫人员都立刻拦住了我。周恩来和坐在他旁边的尼克松夫人都同时看到了我的窘境。也许是他们交谈厌了，因为我认为尼克松夫人和周恩来是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可以交谈的。他们两人同时向各自的特工人员挥手示意，让我过去，各人又向对方解释为什么向我招手。周恩来这时英文已经生疏，只能指着我说，我是个“老朋友，老朋友。”而她则以为我是上前去同她谈话，所以也说我是她的老朋友。我很尴尬地在总统的空位子上坐了两三分钟，尼克松一回来，我就溜了。
七天以后我在中国名胜地杭州又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和尼克松假装若无其事地在湖上一条桥上漫步。尼克松先见到我，便把我向周恩来指出，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周恩来说，“这可不是白修德吗。解放以后他没有回过中国。”我生了气；我二十年来一直想同周恩来联系，重访中国，但一直没有结果，因此我大声，回答说：“我没有能回来不是我的过错。”对此，周恩来用中文回答了一句笑话。我的中文这时也生疏了，官方的译员说，周恩来的答复是，“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过错。”
这话听起来很象我以前所认识的周恩来，他对西方人努力要想了解中国感到很有趣，而且对这种努力是很重视的。他很可能赞同吉卜林的名言——“东是东，西是西，东西两方永远不会碰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他说得更好：“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过错。”
1943年冬河南省的饥荒
地点是在河南，一个同密苏里州一样大的省份，但是居住的却有三千二百万种植小麦、玉米、小米、大豆、棉花的农民。河南是个大平原，土质是粉末状的黄土，如有雨水灌溉，极为肥沃。但如缺雨，则寸草不长，那时农民就只好饿死了。1942年缺雨，到次年，我们在重庆听说河南的农民快要饿死了。
饥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当时一无所知，而且我也不知道1943年河南的饥荒是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当时听到饥荒的消息，觉得很可以写一篇报道。于是在1943年2月我同我的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哈里逊·福尔曼飞到北方，从宝鸡坐陇海铁路火车经过西安到黄河与铁路之间的那条狭长地带去。日军在黄河对岸，白昼总是炮轰这一边。我们在火车站过了夜，天明时车站臭气熏天，除了尿臭、屎臭之外，还有体臭。我们四周尽是在寒风中
到早晨的时候准备好了一节手摇车，不致成为一个太大的目标，招致黄河北岸日军的炮击。这样，我裹着军用棉大衣，在手摇车上坐在寒风之中，一天旅行了三十英里，好象一个将军检阅他的军队一样。不过我检阅的是饥荒。
当然也有不少流血的事件。首先是一个男人，躺在铁路线旁，人还活着，仍在哭叫着，他的小腿给辗断了，骨头突出，象一根白色的玉米秫秸。他大概是掉在车轮下了。另外一个人也还活着，屁股血淋淋的一片。但是最使我难过的不是血，而是我弄不清楚我所见到的景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杀人的是大自然，人死的时候不留被杀的痕迹；敌人就是大自然——而只有政府才能把人从大自然那里拯救出来。
在铁路沿线，我整天只看到无穷无尽的行列。他们在寒风之中走着，不论是由于饥饿、寒冷、还是精疲力尽而倒下时，他们就倒下不动了。手推车上堆满了随身衣物，做爸爸的推着，做妈妈的拉着，孩子们跟着。老奶奶迈开小脚巅巅巍巍地走着；有些年青人背着他们的母亲。没有人停下步来。如有孩子在父母尸体旁边啼哭，别人往往一声不响地过去，不加理会。我所看到的是人们在逃命，尽管没有武装的人在追逐。
我到河南省城洛阳时所看到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在火车站里，他们在黑暗中把难民象木材一样装到铁皮车厢里准备开夜车闯封锁线。这里又是尿臭体臭熏天。最后我经过阒无人迹的街道，到了天主教会。
主持这里天主教会的是依阿华州埃尔多拉人托马斯·米甘主教，他是个体格魁梧健康、心情愉快的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地道的美国人。在这个死亡地带，各派传教士在慈善事业中成了合作者，美国人同欧洲人联合在一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并肩工作。如有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送来的；我们在旅途中见到他们时，他们无不遭到重重的包围——消瘦的男子、赢弱的女人，还有孩子们都跪在地上，匍匐着，叩着头，一边叫着“可怜，可怜”，他们求的实际上就是要些吃的。
我们同米甘一起在二、三月的寒风中策马出发，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看一看人是怎样在死去。我现在再也不能相信我看到的景象——只是我的笔记证明我的确看到了。到处是尸体，出洛阳不到一个小时就看到了第一具尸体躺在雪地里，死了才一两天，面孔皱缩，完全成了个骷髅；她大概年纪很轻，雪花飘落在她的眼睛上；她躺在那里，没有人会来埋葬，最后由飞鹰或野狗把她啃剩几根枯骨了事。沿路有不少狗，都已退化到狼的本性了，只只都是膘肥肉厚的。我们停下来拍了一张野狗从沙土堆里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有的尸体已经吃掉了一半，有一个脑袋已给啃得干干净净，可以看清只剩下骷髅了。村子几乎有一半是逃空了的；有的一走了之，有的还遭到洗劫。我们一边走一边可以看到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刀在剥树皮；剥下来的树皮磨碎了可以吃。树皮给剥光以后，树就枯死了，砍下来当柴烧；大概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把森林砍伐殆尽的。
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的孤儿院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就是它的恶臭。这比我所闻到过的任何恶臭都臭。甚至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都无法忍受这种恶臭，掏出手绢来蒙住鼻子，请求原谅。没人管的孩子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去的就放在草堆上，身上尽是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味，死了以后就清出去。
这就是我亲眼看到的，但是最怕人的还是我听到的东西，那就是人吃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因为要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但是人在吃人，却似乎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一般都辩解说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来的。在一个村子里，有人发现一个做母亲的在煮她两岁的孩子。有一个父亲被控勒死自己的两个儿子，好吃他们的肉；他辩称这两个孩子早已死了。在另外一个村子里，军队硬要农民收容弃儿，把一个八岁男孩交给一个农民的家庭扶养。后来这孩子不见了。调查之下，在那个农民的棚屋旁边的一个大坛子里发现了他的骨头。问题只是，那孩子究竟是在死了以后被吃掉的，还是杀了以后再吃的。
这些事情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慢慢清楚了。战争是第一个原因。如果日本人不进攻，中国人就不会打开黄河的缺口，改变河道，用水淹的办法来抵挡他们。也许，华北的生态环境也就不会改变。或者，也许可以从有余粮的地区运粮进来。但是除了战争以外，还有旱灾。这就是大自然的责任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人总是有责任的——不是由于不该做而做，就是由于该做而不做。
唯一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听任这些人死去，或者说是，无意中把他们活活饿死。政府因为在与日本作战，因此拚命收刮捐税。但是它又不信任自己发行的纸币，在战场上的军队奉命可以征粮食和实物维持给养(一个军官告诉我说，“人民死了，土地仍是中国的。但是如果兵饿死了，日本人就要把土地拿走”)。军队吃空了农村的粮食；没有从有余粮的地区运进粮食来；不顾人民吃饭的需要。我发现军队所征的税往往等于一年的收成，有的地方还要更高，农民不得不出卖耕畜、工具、家具，以现款作抵。此外，军队在行军中由农民供给饲料；有一个地方官员说到他辖下的农民时说，“我明知道他们自己已在吃草，无法叫他们把粮食喂军队的牲口。”在有些部队里，库有余粮，军官们黑市盈利，却由传教士和好心的地方官员又从黑市里收购回来救济饥民。
我在灾区最后一个星期里集中精力在统计数字上。我的最接近精确的估计是有五百万人饿死或快要饿死——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出入。但是数字这么大就成了统计，因此很容易遗忘。我的最清晰的记忆，是一天傍晚我们策马巡视时看到两个人躺在田里哭泣的景象。这是一对夫妇，躺在田里互相搂抱着，倚偎取暖。我知道他们是要死的，而且我也无法停下来。
我急于要从灾区发出消息，因此我在回程途中遇到第一个电报站——洛阳——就马上拍了电报。按照规定，这封电报应该发回到重庆去送检，那么肯定就会被扣下了。但是那封电报却通过成都的商业电报局直接从洛阳发到了纽约。因此，当这条消息传开来时，它也就在《时代》周刊——这家杂志是美国最支持中国的一家杂志——炸开了。蒋介石夫人当时在美国，这条消息使她大为生气。她要求我的老板卢斯开除我，不过他没有同意。
在重庆，有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检查，也有些官员指责我与电报局里的共产党人合谋把我的电报偷发出去。我化了五天时间才见到蒋介石，而且是靠孙中山博士的德高望重的遗孀，她是蒋介石夫人的姊姊。是她坚持要那个独裁者接见我，为了要鼓励我，这位秀丽优雅的夫人写信给我道，“……象你向我报告情况时那样坦率无畏地向他报告情况。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头落地的话，就不要畏缩。”
蒋介石坐在他黑黝黝的办公室里的高背椅上，因为他的爱多管闲事的姨子硬要他接见我，带着很明显的厌恶神情，听着我讲话。我谈到死人，谈到捐税，谈到勒索。看来他不知道这些事情。我想突破缺口，把人吃人的事告诉他。他说中国不可能发生人吃人的事。我说我看到过路上狗吃人。他说，这不可能。但是这时我却把他将住了。因为我事先请哈里逊·福尔曼同我一起到蒋介石的办公室，把他的饥荒照片带来。他的照片清楚地表明野狗站在扒出土来的尸体上。总司令的膝盖开始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孪。他拿出拍纸簿和毛笔，开始做笔记。他要我们提供一些官员的名字；接着要我们再提供一些名字；他要我们提一份全面报告给他，不要漏下什么名字。他口气平板地说，好象在对自己说明一个事实，他说他已经告诉过军队要同人民分着吃。接着他向我们表示感谢，还对我说，我是比“我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一个调查员。这样我就给送了出来。
据我所知，人头确是落了地，以洛阳电报局里的不幸的人开始，因为他们让河南死人的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人命却得救了——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拯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