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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雅安所产茶是生活必需品，对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边销茶的生产有力的助推了茶区与生产者的现代化转变，并在产业发展与族群交往中实现了事实性的乡村振兴与民族互嵌。
关键词：边销茶价值链;交往现代化
一、雅安市边销茶在新时期的发展
雅安边销茶，历史悠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称黑茶、乌茶、边茶、边销茶、紧压茶、南边茶、四川南路边销茶、大茶、雅茶等。历来专供西藏、青海、甘肃以及四川甘孜、阿坝等藏区消费，从唐以来就是我国内地藏民族以及我国西北部蒙、维、回等民族同胞互通有无并且紧密联系的物品。雅安市边销茶是藏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据《解放初期南路边茶大事记》记载：1950年春季，雅安供应入藏部队的茶叶就达十万包以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藏途中，沿途开展群众工作，做藏族贵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茶叶作为一种特殊物资曾起到很好作用。
边销茶的加工制作历史悠久，在茶马交易的最初阶段，用于换马的茶叶都是散茶，由于当时尚未总结出茶叶杀青发酵技术，只是将采割下树的茶叶晒干，经简单筛捡就可以了。随着雅安边销茶加工产业不断进步，产品逐渐实现了多元化，出现了“金尖”和“康砖”等多个边销茶品牌。各边销茶生产区充分挖掘“茶马古道”等文化内涵，结合企业文化价值和销区消费者心理需求预期，提出了“藏茶”的名称，并据此提出了“金叶巴扎”“仁增多吉”“竹果青”“雅洲绿雪”“汉藏官茶”等既有产品个性又贴近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并创新出浓缩茶、儿茶素、全茶素、装饰装修茶砖、茶墙等产品。
随着国家对乡村发展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雅安茶区逐渐兴起了“茶宿”等以“茶文化”为主题的以茶区采茶、喝茶和观光体验为对象的消费方式。当地非常重视乡村旅游产品的特色开发与创意设计，特别强调原乡风味，产品创意注重就地取材，凸显原真乡村和独特乡村。在消费经济时代，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观光形式，希望能在旅行过程中获得新鲜、有趣、有价值的体验，旅游偏好开始倾向于具有养生、健身、游学、生态、文化等特点的新型旅游形式，而茶文化旅游具备以上特点，符合新时代人们的旅游需求，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茶文化旅游兴起并得以发展。茶叶产业中的茶园、茶馆、各类茶叶、茶文化知识等为旅游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旅游资源，增加了旅游活动的趣味性和多样性，旅游产业为茶叶产业提供了游客市场，使游客走进茶园进行旅游消费，拉动了茶叶经济发展。
边销茶价值链的形成是生产力和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包括多个产业环节，这些环节分别归于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构成产业链的各个产业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存在于同一个技术平台，而且以多样化的链接方式产生联系;由于技术背景的变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转移，产业链上的各个产业环节呈现出分离和集聚并存的趋势;受产业特征及发育状况的影响，产业链上的各个产业环节在技术层次、增值和盈利能力上具有差异性。
在边销茶价值链发展到中端的过程中，在茶区发生了两个必须得到关注的现象，首先是“基于分配结果的”互惠关系的减少;其次，在传统茶生产基础上首次出现了“茶宿”的新形式。从边销茶生产形式的变化来看，茶区的互惠周期不断缩减，表现为雇工现象的不断增多，当货币交易成为主流，即互惠周期缩减为0，要求交易的开始与结束同时进行，其阈限点是购买劳动力成为茶区的主流。茶宿作为一种不以茶产品为直接销售方式的生产方式，是边销茶价值链的一次质的提升。茶宿是茶产品发展到一定阶段（茶生产、消费所结成的经济关系高度社会化）的产物，是人们在茶产品基础上人为构建的生产和消费形式。茶宿的出现增加了边销茶的形式，从而丰富了其内容，进而延长了边销茶价值链，雅安市茶宿是建立在紧密经济关系条件下形成的高度商品化基础上的新的形式，又反过来稳定了由边销茶所缔结的社会化生产的利益关系和交往互动。
二、乡村自觉
（1）乡村的结构与特点
乡村自觉首先体现为核心知识重组而形成新的主导逻辑，从历史来看，茶原料生产到茶产品加工存在着路径依赖效应，当地茶生产基础较久，惯例于初级采摘，位于价值链低端，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茶宿的出现具有突变的性质，这是传统乡村生产方式的转型与升级，且根据频率依赖效应而不断增加，路径创造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乡村生产性功能瓦解及向非生产性功能转变的特点。无论是路径依赖还是路径创造，都是乡村自觉的表现，也是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适应性转变的直接结果。从边销茶到“边茶内销”与“各族共饮”，茶产品销售形式的多样性也丰富了边销茶的内容，使雅安茶从渠道较窄的民族特需商品向普遍意义的大众商品转变。
乡村本身内含了一种自组织过程，作为一种物质运动形式，当外力达到一定条件时，系统内部在时空或功能上呈现出的有序状态是通过系统自组织过程完成的;其演化具有某种遗传的特性，并趋向于一种稳定有序的动态平衡，暗示着一种系统通过自身努力而渐進地实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封闭、静止的乡村只是人们脑海中一个经记忆不断改造的形象，而不是社会实存，从生产茶原料到茶产品再到茶宿，在边销茶作为一种产品和消费对象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统乡村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是不断协调演化的现代性交往关系，具体而言，可以解释为交往范围和交往深度的扩大，而这种扩大，正是由交往中所结成的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所推动的。物质生产的价值链在交往中实现经济合作与分工，形成利益共同体进而结成现代交往关系，最终推动乡村现代化。
（2）乡村的实践
乡村作为一个自组织，在非均衡的开放系统中通过“遗传”“变异”和“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下，其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从而不断提高自身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的过程。边销茶价值链提升本身包含了一种自组织过程，乡村作为一种物质运动的形式，当外力达到一定条件时，系统内部在时空或功能上呈现出的有序状态是通过系统自组织过程完成的。同时乡村的演化具有遗传的特性，按照范·帕瑞斯基的说法，演化即意味着已经实现的或过去的结果对当下的状况发挥作用。
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茶宿的路径创造，亦可解释为乡村非生产性功能构建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对乡村主体而言，茶宿的出现并不完全基于巧合，而是同样包含着人们对高附加值价值链推进的思维设计，正如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认识既是演进的又是建构的，在乡村自觉的内部实践中，将边销茶价值链推进到更高的层次。
三、交往的现代化
（1）边销茶与乡村的互嵌关系
雅安市边销茶的生产和演变是紧紧伴随着乡村内部交换与外部交换中的分工来实现的。农业与工商业的分离集中体现在为从原料茶的生产到茶产品的生产，茶宿的创造性出现则体现了商业与文化产业的分离，在这期间出现了乡村内部互惠关系的货币化过程不断加速，并最终以商品货币化形式完全取代了传统乡村人与人之间的互惠联系。但这种互惠意识并没有就此终结，而是在更为广阔的乡村实践中以村庄与村庄间边销茶价值链的形式得以继续存在。为了使自身利益达到更加满足的目的，生产茶的乡村同乡村的群体劳动者，通过不断缔结的扩大的交往关系，使乡村与外部的联系更加广阔，甚至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生产的分工和利益的分配，使乡村的社会关系实现现代化。
（2）族群与边界
围绕边销茶价值链所形成的分工与合作，利益分配群体的边界和族群边界实现了嵌入与融合，各族生产与消费在竞争中实现了写作，并在长期共处中达成了协商的默契，用货币化的方式结束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互惠关系并把这种基于“分配结果”的互惠意识在实践中转变为各族经济交往中的非正式制度，各民族在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互嵌性经营，使群体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了经济资源相对均衡分配，最大程度上消弭了不用个体与不同乡村间因资源竞争造成的紧张关系，社会关系的自发性协调使各个民族可能形成经济生活中共享共赢、社会关系上相互理解、相互依赖的有机团结关系，实现了事实性的民族团结。
参考文献
[1]刘小兰.雅安茶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与策略分析[J].福建茶叶，2016
[2]陈凌文，杨巍，陈潜.基于链理论的茶叶发展分析[J].蚕桑茶叶通讯，2007
作者简介：刘洋浩（1994年-），男，汉族，四川雅安人，研究生，区域与城市经济方向。
关键词：边销茶价值链;交往现代化
一、雅安市边销茶在新时期的发展
雅安边销茶，历史悠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称黑茶、乌茶、边茶、边销茶、紧压茶、南边茶、四川南路边销茶、大茶、雅茶等。历来专供西藏、青海、甘肃以及四川甘孜、阿坝等藏区消费，从唐以来就是我国内地藏民族以及我国西北部蒙、维、回等民族同胞互通有无并且紧密联系的物品。雅安市边销茶是藏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据《解放初期南路边茶大事记》记载：1950年春季，雅安供应入藏部队的茶叶就达十万包以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藏途中，沿途开展群众工作，做藏族贵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茶叶作为一种特殊物资曾起到很好作用。
边销茶的加工制作历史悠久，在茶马交易的最初阶段，用于换马的茶叶都是散茶，由于当时尚未总结出茶叶杀青发酵技术，只是将采割下树的茶叶晒干，经简单筛捡就可以了。随着雅安边销茶加工产业不断进步，产品逐渐实现了多元化，出现了“金尖”和“康砖”等多个边销茶品牌。各边销茶生产区充分挖掘“茶马古道”等文化内涵，结合企业文化价值和销区消费者心理需求预期，提出了“藏茶”的名称，并据此提出了“金叶巴扎”“仁增多吉”“竹果青”“雅洲绿雪”“汉藏官茶”等既有产品个性又贴近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并创新出浓缩茶、儿茶素、全茶素、装饰装修茶砖、茶墙等产品。
随着国家对乡村发展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雅安茶区逐渐兴起了“茶宿”等以“茶文化”为主题的以茶区采茶、喝茶和观光体验为对象的消费方式。当地非常重视乡村旅游产品的特色开发与创意设计，特别强调原乡风味，产品创意注重就地取材，凸显原真乡村和独特乡村。在消费经济时代，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观光形式，希望能在旅行过程中获得新鲜、有趣、有价值的体验，旅游偏好开始倾向于具有养生、健身、游学、生态、文化等特点的新型旅游形式，而茶文化旅游具备以上特点，符合新时代人们的旅游需求，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茶文化旅游兴起并得以发展。茶叶产业中的茶园、茶馆、各类茶叶、茶文化知识等为旅游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旅游资源，增加了旅游活动的趣味性和多样性，旅游产业为茶叶产业提供了游客市场，使游客走进茶园进行旅游消费，拉动了茶叶经济发展。
边销茶价值链的形成是生产力和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包括多个产业环节，这些环节分别归于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构成产业链的各个产业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存在于同一个技术平台，而且以多样化的链接方式产生联系;由于技术背景的变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转移，产业链上的各个产业环节呈现出分离和集聚并存的趋势;受产业特征及发育状况的影响，产业链上的各个产业环节在技术层次、增值和盈利能力上具有差异性。
在边销茶价值链发展到中端的过程中，在茶区发生了两个必须得到关注的现象，首先是“基于分配结果的”互惠关系的减少;其次，在传统茶生产基础上首次出现了“茶宿”的新形式。从边销茶生产形式的变化来看，茶区的互惠周期不断缩减，表现为雇工现象的不断增多，当货币交易成为主流，即互惠周期缩减为0，要求交易的开始与结束同时进行，其阈限点是购买劳动力成为茶区的主流。茶宿作为一种不以茶产品为直接销售方式的生产方式，是边销茶价值链的一次质的提升。茶宿是茶产品发展到一定阶段（茶生产、消费所结成的经济关系高度社会化）的产物，是人们在茶产品基础上人为构建的生产和消费形式。茶宿的出现增加了边销茶的形式，从而丰富了其内容，进而延长了边销茶价值链，雅安市茶宿是建立在紧密经济关系条件下形成的高度商品化基础上的新的形式，又反过来稳定了由边销茶所缔结的社会化生产的利益关系和交往互动。
二、乡村自觉
（1）乡村的结构与特点
乡村自觉首先体现为核心知识重组而形成新的主导逻辑，从历史来看，茶原料生产到茶产品加工存在着路径依赖效应，当地茶生产基础较久，惯例于初级采摘，位于价值链低端，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茶宿的出现具有突变的性质，这是传统乡村生产方式的转型与升级，且根据频率依赖效应而不断增加，路径创造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乡村生产性功能瓦解及向非生产性功能转变的特点。无论是路径依赖还是路径创造，都是乡村自觉的表现，也是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适应性转变的直接结果。从边销茶到“边茶内销”与“各族共饮”，茶产品销售形式的多样性也丰富了边销茶的内容，使雅安茶从渠道较窄的民族特需商品向普遍意义的大众商品转变。
乡村本身内含了一种自组织过程，作为一种物质运动形式，当外力达到一定条件时，系统内部在时空或功能上呈现出的有序状态是通过系统自组织过程完成的;其演化具有某种遗传的特性，并趋向于一种稳定有序的动态平衡，暗示着一种系统通过自身努力而渐進地实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封闭、静止的乡村只是人们脑海中一个经记忆不断改造的形象，而不是社会实存，从生产茶原料到茶产品再到茶宿，在边销茶作为一种产品和消费对象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统乡村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是不断协调演化的现代性交往关系，具体而言，可以解释为交往范围和交往深度的扩大，而这种扩大，正是由交往中所结成的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所推动的。物质生产的价值链在交往中实现经济合作与分工，形成利益共同体进而结成现代交往关系，最终推动乡村现代化。
（2）乡村的实践
乡村作为一个自组织，在非均衡的开放系统中通过“遗传”“变异”和“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下，其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从而不断提高自身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的过程。边销茶价值链提升本身包含了一种自组织过程，乡村作为一种物质运动的形式，当外力达到一定条件时，系统内部在时空或功能上呈现出的有序状态是通过系统自组织过程完成的。同时乡村的演化具有遗传的特性，按照范·帕瑞斯基的说法，演化即意味着已经实现的或过去的结果对当下的状况发挥作用。
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茶宿的路径创造，亦可解释为乡村非生产性功能构建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对乡村主体而言，茶宿的出现并不完全基于巧合，而是同样包含着人们对高附加值价值链推进的思维设计，正如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认识既是演进的又是建构的，在乡村自觉的内部实践中，将边销茶价值链推进到更高的层次。
三、交往的现代化
（1）边销茶与乡村的互嵌关系
雅安市边销茶的生产和演变是紧紧伴随着乡村内部交换与外部交换中的分工来实现的。农业与工商业的分离集中体现在为从原料茶的生产到茶产品的生产，茶宿的创造性出现则体现了商业与文化产业的分离，在这期间出现了乡村内部互惠关系的货币化过程不断加速，并最终以商品货币化形式完全取代了传统乡村人与人之间的互惠联系。但这种互惠意识并没有就此终结，而是在更为广阔的乡村实践中以村庄与村庄间边销茶价值链的形式得以继续存在。为了使自身利益达到更加满足的目的，生产茶的乡村同乡村的群体劳动者，通过不断缔结的扩大的交往关系，使乡村与外部的联系更加广阔，甚至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生产的分工和利益的分配，使乡村的社会关系实现现代化。
（2）族群与边界
围绕边销茶价值链所形成的分工与合作，利益分配群体的边界和族群边界实现了嵌入与融合，各族生产与消费在竞争中实现了写作，并在长期共处中达成了协商的默契，用货币化的方式结束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互惠关系并把这种基于“分配结果”的互惠意识在实践中转变为各族经济交往中的非正式制度，各民族在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互嵌性经营，使群体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了经济资源相对均衡分配，最大程度上消弭了不用个体与不同乡村间因资源竞争造成的紧张关系，社会关系的自发性协调使各个民族可能形成经济生活中共享共赢、社会关系上相互理解、相互依赖的有机团结关系，实现了事实性的民族团结。
参考文献
[1]刘小兰.雅安茶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与策略分析[J].福建茶叶，2016
[2]陈凌文，杨巍，陈潜.基于链理论的茶叶发展分析[J].蚕桑茶叶通讯，2007
作者简介：刘洋浩（1994年-），男，汉族，四川雅安人，研究生，区域与城市经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