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为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顾当局禁令和军警阻挠，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其时，在全国所有大中学校中第一个奋起响应的是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浙大学生在11日下午，便成功组织起全杭州市上万名学生参加的声援大会和示威游行。其后，为响应北平学生第二次更大规模的“一二·一六”示威游行，浙大数百名学生于12月21日清晨为赴南京请愿冲占杭州火车站，在风雨寒天中坚持10小时之久，迫使浙杭当局释放之前被捕的十几名学生代表，承认学生请愿是爱国行动并向學生道歉。随后，全校学生又坚持开展罢课驱郭（实行法西斯军事管理的校长郭任远）斗争并惊动最高当局，致使蒋介石亲赴浙大处理学潮。至1936年1月21日，浙大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计40余日，以当局同意考虑更换校长而告一段落。有关这段史实的详情、过程，多年来陆续见载于施平、杨国华、黄继武、吴俭农、曹寅亮等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但由于受主观成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亲历者们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往往各执一词，故而有必要进行梳理和辨正，以还历史真相。

北平学运的消息是怎样传到杭州的

　　关于北平学运的消息如何传到杭州一事，有两种说法。
　　其一，时为浙大农学院四年级学生、后被推选为浙大学生会主席的施尔宜（后改名施平）在1961年为纪念“一二·九”运动26周年写的一篇题为《西子湖畔的斗争》的文章中回忆道：
　　12月10日中午，上海报纸传来“一二·九”的消息，全市的学校都沸腾起来，我们浙江大学的同学们，也立刻轰动起来……同学们纷纷倡议，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组织学生示威游行。

　　1991年，晚年的施平又在其回忆录《六十春秋风和雨》（以下简称《风和雨》）中写道：
　　1935年12月10日下午，上海报纸传来北平“一二·九”的紧急消息，我和许多同学在阅览室读到这个紧急消息，群情立刻沸腾起来……建议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声援北平同学。不久，全院师生员工都沸腾起来了。同时我们接到大学本部两个学院学生会的通知，晚饭后到校本部开声援北平学生的大会。
　　同一人两次忆述，消息来源未变，时间节点却变了，作者将“中午”改成“下午”。
　　其二，时为浙大数学系三年级学生的黄继武，在《浙大“一二·九”运动的发起与发展——纪念战友毕拱华》（以下简称《发展》）一文中忆述：
　　12月10日，在同学们吃过早饭，准备上课的时间，毕拱华拿到了当天出版的《东南日报》，报上登出了北平学生于昨天（12月9日）举行抗日示威的消息。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对学生举行示威还是支持的。毕拱华一见这个消息，立即奔到电机系三年级的教室。这时已快到上课时间，大部分同学都已来到教室。毕拱华向同学们大声念了这条新闻报道，并热烈呼吁：我们浙大学生应该立即宣告支持北平学生，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这时班上同学一致赞成并有人主张马上通知其他各系各班同学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于是，毕拱华和另外几个同学被推为代表，立即分头奔向各班教室进行联系。当天上午，就召开全校各院、系学生临时代表会。经过简短热烈的讨论，议决当天晚上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大会的中心内容就是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
　　当天晚上，全校学生大会在文理学院礼堂召开了，主持人先把报纸上的消息宣读了，并说明上午代表会议决定召开这次大会。现在请大家发言。
　　根据施平、黄继武二人的说法，显然，黄的叙事过程更为详细具体，对人物、时间、地点和报纸名称也交代得更加清晰准确，因而可信度更高。《东南日报》是在杭州出版，行销至浙江全省及苏南、闽北、皖南、赣东等地并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包括浙大师生在内的杭州读者当天早上就能读到该报符合实情。那么，《东南日报》究竟是怎样报道北平学生“抗日示威”消息的呢？笔者查阅1935年12月10日的《东南日报》得知，该报新闻版以《反对自治运动，平学生大示威》为大标题，共刊登了6条快讯，其中日本电通社3条，上海华联通讯社1条，中央通讯社2条。限于篇幅，选录中央通讯社的2条：
　　【中央九日北平电】平各大中学生，九日晨赴居仁堂向何部长请愿反对自治伪组织，要求团结救亡，平当局据报后，即饬令警宪出动戒备。城内学生九时许，集合行至中南海前门，十时余，男女学生数百人，在门前列队停候，秩序尚佳，惟欲赴汤山，由侯成出见，向众宣示，谓何部长未在城内，可由代表申述请愿意见，即予转达，学生乃遵命照办。至十二时半，学生人数将达千人，旋即列队游行，沿途呼请愿口号，并向民众讲演，由新华门向西前行，至西单牌楼，为该地警宪劝阻解散。又一小部分，仍继续游行，至城外清华燕京等校学生，约五六百人，于晨八时即结队入城，行至西直门，被警宪阻止，未得入。下午五时，经两校当局派员前往劝令回校，城内学生，至下午六时亦陆续分散。
　　【中央九日北平电】平市当局以近日时局不靖，为睦邻保侨并安定人心计，特饬军警队严密防范，禁止集会游行等举动，倘有违背即严惩，对各校学生均劝令专心向学，故地方治安，可保无虞。
　　中央通讯社是国民党政府的官方通讯社，其电讯稿必先发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上。按此线索再查阅1935年12月10日的《中央日报》，第一条配以《平市学生求谒何部长，请愿反对自治伪组织》的标题，第二条无标题。也即，《中央日报》和《东南日报》两报都在北平爆发示威游行的第二天刊发了中央通讯社的这两则电讯稿，而《东南日报》又在此基础上增发日本电通社和上海华联通讯社两家的电讯稿加以充实内容，客观上有助于浙大学生及时全面地了解北平学运情况。 　　其实，施平关于10日下午（或中午）上海报纸传来北平“一二·九”消息一说本身或许没什么错，虽然他记不清读报的准确时间和报纸名称。问题在于，他在农学院报刊阅览室所见消息已经过时，不能作为引发浙大“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源。具体而言，浙大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是在晚饭后这个时间节点，从得知消息到召开大会，其间需做组织、筹划、协商和联系等一环接一环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从时间上推算，行动再快也非一蹴而就之事。综合施平、黄继武及其他亲历者的回忆不难看出，大会的组织筹备工作是由校本部工学院和文理学院的学生承担实施的，从早饭后一直持续忙碌到晚饭前。纵观整个过程，电机系大三学生、后被推选为学生会宣传股股长的毕拱华等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带头作用。由于农学院地处市北郊华家池不便联系，施平等农学院的学生因未能及时得到校本部学生的情况通报以致行动相对滞后，也在情理之中。

浙大学生会是如何联系和发动杭州高级中学学生的

　　在12月10日晚浙大学生大会上，新成立的学生会决定第二天清晨派出代表迅速与全市各大中学校取得联系，并于下午组织召开全杭州市大中学校抗日示威大会。由于杭州高级中学（简称“杭高”）是响当当的江南四大名中之一，又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教育厅直接掌控的重点学校，日常管理相当严格，无形中成为全市中学的带头羊，因此拿下杭高即意味着其他中学能够及时跟进，之后事态发展也证明该校确实起到了领军作用。然而，对于11日行动过程的回顾，施平和黄继武说词不一。
　　施平说：
　　他们天亮前到达杭高大门……先听到了起床号，心就紧张地跳动起来，隐蔽在墙脚下，连咳嗽也压住。十几分钟后响起了升旗的集合号，组长用眼睛下达了命令：准备冲刺！有两个人前来打开铁栏杆大门，当大门向两边推去的时候，组长一声令下，冲呀！开大门的人惊得呆住了，还没有清醒过来阻挡的时候，他们已冲进大操场，冲到学生队伍中。组长看见有升旗台，立即站到台上去向同学们高喊：我们是浙江大学学生会派来的代表，来向你们提建议的，国家危在旦夕了！日寇要搞什么“华北自治”，分裂我们祖国，要一块一块地吃掉全中国，我们中国人誓死不做亡国奴，我们浙大学生会发起今天下午一点在湖滨体育场召开学生救亡大会，支援北平学生……你们同意不同意？场上立即爆发一片喊声：“同意，同意！”“坚决参加大会！”……杭高校长、军事教官、训导员一片惊慌，他们高叫着：“不行，不行，要向上请示，要遵守校纪。”
　　黄继武说：
　　第二天（12月11日）清晨，毕拱华来到杭高……趁传达室人不注意，一下溜进学校，走不远就到操场……毕拱华此时灵机一动，立即走进操场，向升旗的指挥台前走去，台前有个军训教官正在等着学生集合。毕拱华就向他打招呼，自我介绍是杭高的毕业生，浙大学生会代表，今天回到母校来，想趁升旗的时间向同学们讲几句话，主要是今天下午要举行全市学生大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说到这里，毕拱华忽然想起衣袋里正装着昨天的《东南日报》，连忙把报纸拿出来给那位教官看，一面热情诚恳地谈了许多中国人民决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动感情的话。那位教官大约年纪还轻，也有热情，同时他看见这条关于北平学生“一二·九”游行消息确实是在省党部办的官方报纸上登出来的。看来，他认为这也许是政府支持的行动吧。……等学生集合升完旗，那位教官就介绍毕拱华向大家讲话，毕拱华将这消息向同学们一讲，并介绍说我们浙大已开过大会，今天下午要到湖滨体育场开全市大中学校学生抗日示威大会，请同学们一定参加。这样重要的消息向全校同学公布，就犹如一个火星投向了油锅，同学们的热情立即沸腾起来，一致赞成要参加大会。
　　施平、黄继武二人的说法大相径庭，唯一的相同点是他俩当时都没直接参加这次重要行动，都是听参加者说的。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当年的参与者也都没留下相关回忆文字，这就给后人留下一個疑问：该项任务是由数人组成的“奇袭”小组集体完成的呢，还是由单枪匹马的毕拱华独自去完成的？施、黄二人究竟谁的说法符合客观事实？这就需要细加比较与鉴别了。
　　读黄继武的《发展》可知，1987年，黄继武、张毕来、薛秋农等几个老同学在毕拱华家聚谈，共同回忆起50多年前浙大学运旧事，并商议编写一本《“一二·九”运动在浙大》（后定名为《求是精神与浙江大学“一二·九”运动》，1997年编印发行），且由毕拱华自告奋勇担当写出自己亲身参与的浙大如何发动全市大中学校的那段难忘经历。令人遗憾的是，时隔不久毕拱华便因病溘然离世，而他的回忆文章则由老战友黄继武据其生前口述，以纪念文章的形式写就。从这个意义上讲，黄继武的这篇纪念文章实际上是当年这次行动的主要参加者毕拱华间接留下的回忆文字，其客观真实性不容否认。
　　施平的回忆，虽将“奇袭”行动描述得十分紧张激烈，但因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其中，所述行动中的组长、组员姓名和身份也无清楚交代，缺乏佐证支持，其叙事真实性自然要打折扣。当然，也不能就此认定施平的描述完全属于想象或虚构。笔者倾向认为，由于当时需要联系与动员的学校不止杭高一所，不排除浙大学生会派出的其他行动小组碰到过类似情况的可能，以使回忆者50多年后出现记忆交叉模糊，产生张冠李戴现象。

浙大学生代表与外地学校联系及赴南京请愿经过

　　据《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院史》（以下简称《院史》）记载，1935年12月21日，浙大学生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全校总罢课和驱逐郭任远等四项决议，并“派遣江希明等7人去南京，直接向教育、立法部门陈述郭任远之罪状，要求教育部另派人选继任浙大校长。7人之中有农学院学生张堂恒、陈迟。在南京请愿期间，代表们发现了避在南京的郭任远，并指责他企图诬告学生的阴谋”。关于记述浙大学生赴南京请愿的这段文字，应为迄今已刊浙大校史书籍文献中最新的概略性表述，其主要依据源于1997年黄继武、张哲民（浙大土木系1940年毕业生）主编的《求是精神与浙江大学“一二·九”运动》一书，该书中有三处记录提到此事： 　　此即学生会以驱郭为目的的第二次先后两批外派代表的大致过程，而浙大“一二·九”运动的重心也已从开始时对外声援北平学生转向为对内驱郭罢课。
　　如是，所谓“派遣江希明等7人去南京”，抑或“派出江希明、陈迟等七位同学去南京”，均为不确切说法。江希明送曹寅亮“到北站上车赴南京”后暂留上海，未参与驱郭请愿活动。两次赴南京请愿的代表共计8人，基本上能确定的为电机系潘家吉、曹寅亮、曾继铎，土木系季高、陈其曝，化学系陈汝铨和农学院张堂恒。另据学生会常委、农学院吴俭农回忆，物理系的余文琴也是赴南京代表之一，这就排除了陈迟。可以想见，时隔半个多世纪，年逾古稀的追述人将当年学生会在10日内数次派出多名代表分赴上海、北平和南京进行内容性质不同的两个请愿活动混为一谈本不足为怪，加之江希明和陈迟二人于请愿后不久即以具有官方背景的浙大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了全国各大学校长、教授及学生代表“听训”谈话会，而不明就里者将两件事相提并论，使得事实更加模糊不清，如今应该正本清源，予以纠正。

蒋介石视察浙大几点释疑

　　关于蒋介石视察浙大的相关记述，亲历者的回忆及校史书籍中亦存在不少各说各话和遗漏失实之处。首先是蒋介石到校视察的日期问题，《风和雨》記为1936年1月20日，而《院史》记为1月22日，《大事记》则记为1月21日。查1936年1月23日《中央日报》上的一条“蒋院长返京”消息，“行政院蒋院长于18日下午乘星期例假之便，偕夫人宋美龄女士、侍从秘书毛庆祥、侍卫长何云及侍卫等十余人，乘自备飞机赴杭视察。前（21日）晨并乘便至浙大向全体学生训话”。另查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1月21日的日记：“八时三十分赴澄庐，与钱幕尹主任略谈，即登楼谒蒋先生。未几，绍棣兄来，遂与蒋先生同车前往浙江大学视察。”两相印证，可知蒋到校确切时间应为1936年1月21日9时左右。
　　学生是否预知蒋介石要来浙大？施平的回忆是，“这太突然了，事前没有听到一点风声，毫无应付准备”。曹寅亮回忆则截然相反。曹当时与江希明、陈迟作为浙大代表在南京参加“听训”谈话，16日下午听蒋介石讲话，他注意到蒋在提及浙大闹学潮时表示：“浙江是我家乡之地，我最近即到浙江处理此事，一定从严处分几个为首的闹事学生。”散会后，曹寅亮果断决定乘长途汽车连夜赶回杭州通风报信，“当时天气寒冷，又下着大雪，我冒着生命危险上路了，第二天晨6时，抵浙大工院，唤醒施尔宜、杨国华等人讨论对策。早膳后即召集学生会紧急会议，由我介绍情况及中心发言，紧急会议后，即由施尔宜、杨国华向教授会陈述，在蒋来浙大前复课，请求教授会合作，结果当日上午10时复课”。
　　曹寅亮的忆述是可信的，陈布雷1935年1月19日的日记可作印证：“9时，亦侨来谈。旋晓沧来访，谈赴京情形及浙大近况，言学生方面一切已恢复原状矣。”这说明，学生在蒋介石来校之前四五天便已得知消息，为了应付蒋来视察和保护自身中坚力量，学生会适时决定复课。换言之，学生停止罢课的准确时间是蒋来校前的1月17日，而非其他亲历者所言在蒋来校之后。
　　蒋介石视察期间先后召见过哪几位学生？或因时隔久远，当年两个主要当事人施平和杨国华在回忆中都只提到他俩作为学生会正、副主席，于蒋到校当日在校长室及次日在蒋的澄庐官邸二次受召见，却漏记江希明和陈迟二人。陈布雷1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先至校长公舍，与教职员见面，蒋先生训话约三十分钟，旋学生代表施尔宜、杨国华、江希明三生来见。”1月22日的日记里记载：“11时回寓，偕允默同往澄庐，予侍蒋先生接见浙大学生代表施、杨、江、陈（即迟儿）四人，允默访蒋夫人详谈，11时50分，偕晓沧兄归寓。”陈的两则日记清晰显示，21日10时左右，蒋介石在校长室召见施尔宜、杨国华和江希明三位学生代表;22日11时20分左右，蒋在澄庐召见施尔宜、杨国华、江希明、陈迟四位学生代表。另外，曹寅亮的回忆文章同样提到江、陈二人受蒋召见一事，可为佐证。

　　至于蒋介石与学生的两次谈话情景，尤其是第一次召见时双方对话的内容，现存文献史料中较能客观反映实情且能形成互证的记述是杨国华的回忆和陈布雷日记。杨国华在《半世纪后对1935年浙大学潮的追忆》一文中写道：“他目光炯炯，而有怒色，斥训说，抗日事政府自有定策，学生应服从政府命令不可捣乱秩序，应立即复学。然后他面向施尔宜说，‘政府予你一反省机会，而你现在又在胡闹’。这示意施尔宜过去曾受过反省院的训练。当时施尔宜即答复说，浙大学潮是全体同学的意见，不是少数同学的主张。”陈布雷在1月21日的日记里则记载：“施发言声明三事：一、郭校长自请辞职，学生未有驱校长行动;二、校务会议系部令教职员组织，非学生所组织;三、始终未停课。……蒋先生对施杨二生拟许其悔过自新，言毕先行，予及绍棣暂留与校务会诸君商谈善后。”
　　从以上两则史料中可看出，学生代表面对蒋介石，采取的是有礼有理、不卑不亢的应对方式。蒋虽然态度相当严厉，但在处理浙大学潮问题上也非一味高压，而是留有回旋余地。一个月后，陈布雷在2月21日的日记里记载：“予与藕舫（竺可桢）同时进见，蒋先生以浙大校长事征藕舫同意，藕舫谦辞，结果允考虑后答复。”由此可见，浙大学生的驱郭罢课最终以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替代郭任远校长而取得圆满结果。这一胜利，除全体学生团结一致、坚持不懈地斗争及郑晓沧、苏步青等教授对学生同情与爱护外，也与陈布雷在此期间一直关注学潮，常与郑晓沧等人商讨解决办法，并向当局力荐竺可桢不无关系。这一点，恰是学生们当年并不知情，而我们今天在研究浙大“一二·九”运动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