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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为壮大人民武装，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针对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实际，通过加强官兵科学文化学习、革命文化熏陶、训练文化培植、英雄文化培育和纪律文化培塑，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促进官兵军政素质提升和部队战斗力提高，从而实现了人民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同步飞跃。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军事文化建设；抗日战争；文化强军
[作者简介] 朱纯辉（1965—），男，陕西省户县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部队政工系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军事领导科学、军队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 E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2-0077-04 [收稿日期] 2015-11-06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发展根据地文化建设为牵引，积极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凝聚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今天军队围绕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打造强军文化、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有益借鉴。
注重官兵科学文化的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拥有相对稳定的抗日根据地，但是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许多农民目不识丁，一些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多数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比较低，难以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为此，毛泽东强调：“一切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1]（P387）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演中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为提高官兵文化水平，总政要求对干部主要采取规定任务的办法，凡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干部，要以识字为主，已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干部，则应该学习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对于战士，主要用分组上课的方法，一般分为甲乙丙三组，不识字编为丙组，识100字以下编为乙组，能够写墙报、大概识100字以上的编为甲组。各级政治机关则给予经常的检查督促和帮助，总部机关则设法编印关于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常识等各种问题之通俗读物。连队设有文化教员，通过采取寓文化教育于娱乐之中的方法，干部战士比读书、比识字、比写稿等，以此提高官兵的学习兴趣。
注重官兵革命文化的熏陶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毛泽东从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和党的建设实际问题出发，明确了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意义。
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道：“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的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于才能解决的大问题。”[2]（P533）
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强调：“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高，那末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3]（P110）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要求，阐释了全军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等。军队干部的理论教育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用以提高干部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深入进行党的策略路线和时事政策教育，用以提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完成任务的自觉性和实际工作能力，而其中用力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收获最大的是在部队特别是干部中间进行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宣传教育。同时，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总部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干部理论学习的初级课程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知识。中级课程为：联共党史与马列主义常识。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史。时事政治课程为中国、国际、日本三个方面的经常性研究，同时还开设军事学课程。教育方法上，采取分别举办连排、营团干部轮训班，每期一至两个月，平时各级干部必须认真执行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为了加强干部教育，各部队按编制充实各级政治机关教育科、股，配齐工作人员，在营（及团）设立干部教育干事，在连队增补文化干事。
注重官兵训练文化的培植
抗日战争期间，为保证提高官兵的军事、技术和业务水平，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举办各类学校来促进官兵军政素质的提升，要求各类学校和教导团、队，都按照部队作战任务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对学员进行军事、技术、业务训练。如1939年5月，毛泽东为抗大规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各个军政院校都十分重视并经常注意收集部队建设和战时政治工作经验，供教职员工和学员学习研究。同时，通过召开运动大会，进行军事、政治、文化、体育等各项表演和比赛等，提高学员的军事训练水平，培养学员的实战能力和良好的战斗作风。
抗日战争后期，为适应我军发展需要，准备战略反攻和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的需要，1944年6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中，要求“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部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6]（P529）。同年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等，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并认为这四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于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并指示华中部队，“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4]（P203）。为了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各部队开展各种竞赛，用快报、墙报或编演文娱节目等形式，宣传成绩、表扬先进。各级干部深入训练场，与战士同课同操，互教互帮，发扬军事民主，进行了运动战、攻坚战、近战、夜战、巷战、爆破登城等战术演练。经过整训，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和内外团结进一步加强，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注重官兵英雄文化的培育
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部队，大力弘扬我军英雄文化，激励官兵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优良传统。
抗日战争时期，为提高部队的战斗热情，激发官兵的英勇献身精神，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和总政主任王稼祥等联名发出《关于注意收集各部民族英雄事迹的通知》指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5]（P16）在毛泽东和总政治部倡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都掀起宣传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战斗胜利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中指出：“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等机关中，用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4]（P241）在教育官兵分清新旧英雄主义区别、评选英雄模范的基础上，各部队逐级召开群英大会，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组织英模作典型报告，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有的部队还采取发训令、通报，组织指战员学习的方式，大力宣传英雄模范事迹。总政治部先后颁布了八路军有功人员一、二、三等功奖的标准，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八一奖章”，将10多位英雄模范的事迹编辑成《八路军的英雄们》一书，下发部队供干部战士学习。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向部队、面向前线，创作了许多鼓舞士气、激励民心、讴歌英雄的文艺作品，其中，音乐作品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报告文学如丁玲的《十八个》、沈重的《棋盘坨上五壮士》、魏巍的《晋察冀，英雄多》、杨朔的《铁骑兵》等，有效激发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热情，弘扬了人民军队的英雄文化。
注重官兵纪律文化的培塑
“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一直把培养军队“铁的纪律”，发展我军特有的纪律文化，作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一项重要内容，注重用严格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巩固党的领导，提高纪律的自觉，克服游击主义思想和行为，不断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八路军、新四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不变色。
为了防止部队在游击战争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倾向，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了自由主义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11种表现，指出自由主义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危害性，“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1]（P359），严重败坏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为了加强党的教育和党的组织生活，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一方面用党中央的作战方针统一官兵思想，先后制定了《八路军抗日誓词》《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八路军抗日八项注意》等，有些部队还将执行纪律的具体举措，公之于众，要求互相监督；另一方面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给党的建设带来的严重危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时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要求共产党员要成为克己奉公、努力工作的模范，成为党内民主的模范，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成为学习的模范。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姜思毅.《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二卷）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6] 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七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责编校对：彭澜]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军事文化建设；抗日战争；文化强军
[作者简介] 朱纯辉（1965—），男，陕西省户县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部队政工系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军事领导科学、军队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 E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2-0077-04 [收稿日期] 2015-11-06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发展根据地文化建设为牵引，积极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凝聚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今天军队围绕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打造强军文化、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有益借鉴。
注重官兵科学文化的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拥有相对稳定的抗日根据地，但是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许多农民目不识丁，一些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多数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比较低，难以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为此，毛泽东强调：“一切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1]（P387）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演中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为提高官兵文化水平，总政要求对干部主要采取规定任务的办法，凡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干部，要以识字为主，已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干部，则应该学习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对于战士，主要用分组上课的方法，一般分为甲乙丙三组，不识字编为丙组，识100字以下编为乙组，能够写墙报、大概识100字以上的编为甲组。各级政治机关则给予经常的检查督促和帮助，总部机关则设法编印关于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常识等各种问题之通俗读物。连队设有文化教员，通过采取寓文化教育于娱乐之中的方法，干部战士比读书、比识字、比写稿等，以此提高官兵的学习兴趣。
注重官兵革命文化的熏陶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毛泽东从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和党的建设实际问题出发，明确了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意义。
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道：“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的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于才能解决的大问题。”[2]（P533）
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强调：“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高，那末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3]（P110）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要求，阐释了全军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等。军队干部的理论教育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用以提高干部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深入进行党的策略路线和时事政策教育，用以提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完成任务的自觉性和实际工作能力，而其中用力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收获最大的是在部队特别是干部中间进行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宣传教育。同时，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总部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干部理论学习的初级课程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知识。中级课程为：联共党史与马列主义常识。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史。时事政治课程为中国、国际、日本三个方面的经常性研究，同时还开设军事学课程。教育方法上，采取分别举办连排、营团干部轮训班，每期一至两个月，平时各级干部必须认真执行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为了加强干部教育，各部队按编制充实各级政治机关教育科、股，配齐工作人员，在营（及团）设立干部教育干事，在连队增补文化干事。
注重官兵训练文化的培植
抗日战争期间，为保证提高官兵的军事、技术和业务水平，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举办各类学校来促进官兵军政素质的提升，要求各类学校和教导团、队，都按照部队作战任务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对学员进行军事、技术、业务训练。如1939年5月，毛泽东为抗大规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各个军政院校都十分重视并经常注意收集部队建设和战时政治工作经验，供教职员工和学员学习研究。同时，通过召开运动大会，进行军事、政治、文化、体育等各项表演和比赛等，提高学员的军事训练水平，培养学员的实战能力和良好的战斗作风。
抗日战争后期，为适应我军发展需要，准备战略反攻和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的需要，1944年6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中，要求“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部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6]（P529）。同年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等，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并认为这四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于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并指示华中部队，“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4]（P203）。为了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各部队开展各种竞赛，用快报、墙报或编演文娱节目等形式，宣传成绩、表扬先进。各级干部深入训练场，与战士同课同操，互教互帮，发扬军事民主，进行了运动战、攻坚战、近战、夜战、巷战、爆破登城等战术演练。经过整训，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和内外团结进一步加强，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注重官兵英雄文化的培育
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部队，大力弘扬我军英雄文化，激励官兵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优良传统。
抗日战争时期，为提高部队的战斗热情，激发官兵的英勇献身精神，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和总政主任王稼祥等联名发出《关于注意收集各部民族英雄事迹的通知》指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5]（P16）在毛泽东和总政治部倡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都掀起宣传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战斗胜利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中指出：“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等机关中，用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4]（P241）在教育官兵分清新旧英雄主义区别、评选英雄模范的基础上，各部队逐级召开群英大会，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组织英模作典型报告，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有的部队还采取发训令、通报，组织指战员学习的方式，大力宣传英雄模范事迹。总政治部先后颁布了八路军有功人员一、二、三等功奖的标准，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八一奖章”，将10多位英雄模范的事迹编辑成《八路军的英雄们》一书，下发部队供干部战士学习。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向部队、面向前线，创作了许多鼓舞士气、激励民心、讴歌英雄的文艺作品，其中，音乐作品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报告文学如丁玲的《十八个》、沈重的《棋盘坨上五壮士》、魏巍的《晋察冀，英雄多》、杨朔的《铁骑兵》等，有效激发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热情，弘扬了人民军队的英雄文化。
注重官兵纪律文化的培塑
“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一直把培养军队“铁的纪律”，发展我军特有的纪律文化，作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一项重要内容，注重用严格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巩固党的领导，提高纪律的自觉，克服游击主义思想和行为，不断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八路军、新四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不变色。
为了防止部队在游击战争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倾向，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了自由主义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11种表现，指出自由主义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危害性，“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1]（P359），严重败坏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为了加强党的教育和党的组织生活，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一方面用党中央的作战方针统一官兵思想，先后制定了《八路军抗日誓词》《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八路军抗日八项注意》等，有些部队还将执行纪律的具体举措，公之于众，要求互相监督；另一方面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给党的建设带来的严重危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时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要求共产党员要成为克己奉公、努力工作的模范，成为党内民主的模范，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成为学习的模范。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姜思毅.《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二卷）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6] 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 七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责编校对：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