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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应当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帝尧的时代，洪水滔天，尧召集“四岳”开会，让他们推举治水的人。尧和“四岳”，也就是四个部族领袖的高层会议，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峰会”了。“四岳”推荐了鲧。帝尧认为鲧不能胜任。“四岳”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强请试之”。 帝尧于是任用了鲧。这反映了当时部族军事民主制度可以否决最高权力者的决策。
近代以来，“开会”的形式愈益纷杂繁多。这反映了在一种特定政治形态下富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文化现象。“开会”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密集，有时候是以政治热情的空前高涨为背景的，也是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政治需要为背景的。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曾痛责中国人缺乏组织习惯和团体生活的训练，他曾说到：“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怎么开会，以至于我始终制订不出正确的决策”。他认为要行使民权，必须从如何开会的基本功学起。为此，孙中山先生在1917年专门出版的《民权初步》，书中的内容都是讲述如何动议、如何提案、如何讨论、如何表决、如何维持会场秩序等，所讲内容全是关于怎么开会的。
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初步》一书是参考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写成的。该书最初是美国人亨利·马丁·罗伯特写的，他在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中，深感人们总是争论不休，没有统一的议事规则，难以形成决议，于是他研究各种议事程序，探索这些程序的逻辑。他发现人是一种最难被道理说服的动物，当出现分歧的时候，不管分歧的基础是什么，或者出于利益冲突、或者出于信仰理念、或者出于知识经验的不同等等，是非常难以靠语言的交流来达到一方说服另一方目的的。分歧的双方要找到共同点就需要有一定的交流机制，需要通过开会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罗伯特还发现，尽管西方人从古希腊广场民主时代就用开会的办法决议军政大事，但是，广场民主的议事方式还带有原始的粗糙性；尽管英国的议会有长久的议事历史，有成套的礼仪规矩，美国的参众两院有议事程序，法庭有庭审规则，但是民众自己却没有一部现成的开会议事规则。于是，他决定自己写一部，并发誓，如果找不到一个好的开会办法，他就再也不开会了。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终于拿出一部议事规则，该规则看似繁琐，却是西方世界在长期的民主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提炼出来的，体现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对程序和权利的尊重，后来它成为了美国人开会的标准手册和开好会的“圣经”。
议事规则的好处在于能使参会者就会议方式达成一致，能使参会者在相互监督与制衡的共同框架下讨论问题并形成决议。在规则面前，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主体，既要努力运用好各自的发言权、知情权和投票权，设法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又要不滥用个人的权利而危害整体的利益。会议主持人既是规则的执行者，负责会议按程序运转，更要受到会议规则的约束，不能凭个人意志对议事过程施加任何不当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把这一系统的开会规矩引进中国，意在教人如何开会，为民权的保障和民主理念的具体实现和操作提供一套开会规则。为此他特别强调：“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党八股形式的会议依然没有减少，各种各样的报告会、论坛、协调会、座谈会、方案讨论会等层出不穷，“文山会海”越来越严重，开会的规矩远未成熟。靠会议开展工作，用会议落实会议，成了咱们的“老传统”。据初步调查，各级领导参加会议的时间占工作时间的1/5至1/3。上层一开会，下层各级就一一开会落实；上层一个会，下层就一串会。下层用会议落实了上层的会议，上层同样用会议检查下层会议的落实，会来会去，会议成灾。本来可以开门见山不绕弯子直奔主题，很快就能说清内容的讲话，发言者却喜欢穿靴戴帽、引经据典、洋洋洒洒，本来几句简短的话就可散会，也要弄个一二三的强调、甲乙丙的要求，让人听后云里雾里。还有一些低劣无效的会议，内容空泛、徒具形式，照本宣科念报告，念的又是听了无数次的大话、空话、套话、废话，难怪很多人一听开会就头疼，一开会就打瞌睡，花架子多、表面文章多。这样的会议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使诸多领导干部因疲于赴会而不能集中精力想大事、抓大事，影响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也助长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损害了政府形象及其与民众的关系，难免成为误事的根源和众人批评的焦点。
作为议事和决策的手段，会议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发明、一大进步。作为人类特有的群体协调方式，它表现了两个以上生物个体的沟通行为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协同行为，更重要的是它让信息按照不同的顺序和方法发出、传递与消化。有了会议这种精巧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在一定的规范和程序下，起到了拓宽言路、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功用，起到了沟通交流、增进了解、融合观点、消解矛盾、形成决议的作用。
开会本身并无过错，关键是怎样开会以及如何提高开会的艺术和会议的质量。开会看似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事情，却是人们一生参与最多的活动之一，事关民主运行的基础程序，事关民主的启蒙与成效。当今社会，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不是比谁的胳膊粗，拳头大，声音响，脑瓜灵，而是人人都有发言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会议已经成为衡量现代文明程度最重要、评价水平高低最简便的标准之一。
日本著名的企业家士光敏夫有一个著名的“五提倡会议律”：一是提倡开短会，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二是提倡站着开会；三是提倡与会者要发言；四是提倡发言时间要有节制；五是提倡各抒己见，勇于争论。这样的开会倡导，值得我们学习和推行。我注意到，如今的会议发言已经有时间限定，到时间主持人就打断发言，会风也有所改变，视频会议使用增多，无关简要的会议压缩。除了遵循那些固定的程序性议程外，我建议，今后开会，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会议集中讨论的话题，围绕某一个主题深入地交流甚至交锋，讨论不可随意发挥和漫无边际地谈随想随感；同时，压缩会议经费，明确一年的会议经费开支。加大会议精神的落实和会议效果的检查，把功夫用在会外和会后，确保会议精神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
责任编辑：李金龙
近代以来，“开会”的形式愈益纷杂繁多。这反映了在一种特定政治形态下富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文化现象。“开会”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密集，有时候是以政治热情的空前高涨为背景的，也是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政治需要为背景的。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曾痛责中国人缺乏组织习惯和团体生活的训练，他曾说到：“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怎么开会，以至于我始终制订不出正确的决策”。他认为要行使民权，必须从如何开会的基本功学起。为此，孙中山先生在1917年专门出版的《民权初步》，书中的内容都是讲述如何动议、如何提案、如何讨论、如何表决、如何维持会场秩序等，所讲内容全是关于怎么开会的。
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初步》一书是参考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写成的。该书最初是美国人亨利·马丁·罗伯特写的，他在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中，深感人们总是争论不休，没有统一的议事规则，难以形成决议，于是他研究各种议事程序，探索这些程序的逻辑。他发现人是一种最难被道理说服的动物，当出现分歧的时候，不管分歧的基础是什么，或者出于利益冲突、或者出于信仰理念、或者出于知识经验的不同等等，是非常难以靠语言的交流来达到一方说服另一方目的的。分歧的双方要找到共同点就需要有一定的交流机制，需要通过开会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罗伯特还发现，尽管西方人从古希腊广场民主时代就用开会的办法决议军政大事，但是，广场民主的议事方式还带有原始的粗糙性；尽管英国的议会有长久的议事历史，有成套的礼仪规矩，美国的参众两院有议事程序，法庭有庭审规则，但是民众自己却没有一部现成的开会议事规则。于是，他决定自己写一部，并发誓，如果找不到一个好的开会办法，他就再也不开会了。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终于拿出一部议事规则，该规则看似繁琐，却是西方世界在长期的民主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提炼出来的，体现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对程序和权利的尊重，后来它成为了美国人开会的标准手册和开好会的“圣经”。
议事规则的好处在于能使参会者就会议方式达成一致，能使参会者在相互监督与制衡的共同框架下讨论问题并形成决议。在规则面前，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主体，既要努力运用好各自的发言权、知情权和投票权，设法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又要不滥用个人的权利而危害整体的利益。会议主持人既是规则的执行者，负责会议按程序运转，更要受到会议规则的约束，不能凭个人意志对议事过程施加任何不当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把这一系统的开会规矩引进中国，意在教人如何开会，为民权的保障和民主理念的具体实现和操作提供一套开会规则。为此他特别强调：“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党八股形式的会议依然没有减少，各种各样的报告会、论坛、协调会、座谈会、方案讨论会等层出不穷，“文山会海”越来越严重，开会的规矩远未成熟。靠会议开展工作，用会议落实会议，成了咱们的“老传统”。据初步调查，各级领导参加会议的时间占工作时间的1/5至1/3。上层一开会，下层各级就一一开会落实；上层一个会，下层就一串会。下层用会议落实了上层的会议，上层同样用会议检查下层会议的落实，会来会去，会议成灾。本来可以开门见山不绕弯子直奔主题，很快就能说清内容的讲话，发言者却喜欢穿靴戴帽、引经据典、洋洋洒洒，本来几句简短的话就可散会，也要弄个一二三的强调、甲乙丙的要求，让人听后云里雾里。还有一些低劣无效的会议，内容空泛、徒具形式，照本宣科念报告，念的又是听了无数次的大话、空话、套话、废话，难怪很多人一听开会就头疼，一开会就打瞌睡，花架子多、表面文章多。这样的会议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使诸多领导干部因疲于赴会而不能集中精力想大事、抓大事，影响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也助长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损害了政府形象及其与民众的关系，难免成为误事的根源和众人批评的焦点。
作为议事和决策的手段，会议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发明、一大进步。作为人类特有的群体协调方式，它表现了两个以上生物个体的沟通行为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协同行为，更重要的是它让信息按照不同的顺序和方法发出、传递与消化。有了会议这种精巧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在一定的规范和程序下，起到了拓宽言路、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功用，起到了沟通交流、增进了解、融合观点、消解矛盾、形成决议的作用。
开会本身并无过错，关键是怎样开会以及如何提高开会的艺术和会议的质量。开会看似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事情，却是人们一生参与最多的活动之一，事关民主运行的基础程序，事关民主的启蒙与成效。当今社会，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不是比谁的胳膊粗，拳头大，声音响，脑瓜灵，而是人人都有发言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会议已经成为衡量现代文明程度最重要、评价水平高低最简便的标准之一。
日本著名的企业家士光敏夫有一个著名的“五提倡会议律”：一是提倡开短会，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二是提倡站着开会；三是提倡与会者要发言；四是提倡发言时间要有节制；五是提倡各抒己见，勇于争论。这样的开会倡导，值得我们学习和推行。我注意到，如今的会议发言已经有时间限定，到时间主持人就打断发言，会风也有所改变，视频会议使用增多，无关简要的会议压缩。除了遵循那些固定的程序性议程外，我建议，今后开会，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会议集中讨论的话题，围绕某一个主题深入地交流甚至交锋，讨论不可随意发挥和漫无边际地谈随想随感；同时，压缩会议经费，明确一年的会议经费开支。加大会议精神的落实和会议效果的检查，把功夫用在会外和会后，确保会议精神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
责任编辑：李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