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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处于艺术边缘的“二次元”艺术，已逐渐被艺术的中心所接纳。日本艺术家村上隆的作品彩虹花（The Rainbow Flower Bridge）是其典型的象征，这种漫画的“二次元”创作也参加了2017年3月23日举办的第五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村上隆的“二次元”作品，是从他创造的一个有一双巨乳，挤出乳汁环绕的美少女开始被艺术圈所接受的。对艺术保持严肃和严谨态度的人可能会愤怒他的作品。村上隆强调要通过美少女传达的是“二次元”内心潜藏的欲望，这些隐性的欲望最终都会从漫画和动画等方式中宣泄出来。
今年的香港巴塞爾艺术展共有来自34个国家242间艺廊参展，其中新增29间。展览中除了有从边缘移步中心的“二次元”艺术内容，还推介了正在进入艺术家创作领域的新技术 – 谷歌Tilt Brush。谷歌邀请到国际知名艺术家包括曹斐、杨泳梁等利用3D立体绘画程序Tilt Brush创作作品。女艺术家曹斐创造了一部混合现实影片名为《派生》，她说每10年就会有一次技术的革命，会对艺术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另一位艺术家杨泳梁创作的《不朽之境》作品，用中国传统水墨画风格描绘自然景观。在论坛现场，杨泳梁戴上Tilt Brush头盔和手柄展示了他创作的中国画，自己在作品中畅游，真可谓人在画中行，画在人心中。这种新技术的创作方式也是未来艺术的趋势之一，即艺术家创作的跨媒体，艺术家运用不同媒介手段，包括计算机、建筑和表演等，进行多元化的视觉艺术创作。
本次展览中也不乏经典和受众熟知的艺术作品。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1971年创作的作品Two black discs and six others就是其中一件令人瞩目的动态雕塑，通过空气的流动，每动一下都会展现出不同形态，让观者感受到空气的流动和空间的转换。实际上，考尔德是把时间的概念融入到传统的雕塑中，进而转化成动态的雕塑。流淌的时间是一种平衡之美美。
笔者欣赏的另一位艺术家是空间主义创始人和极少主义始祖，意大利的艺术家卢西奥·封塔纳（Lucio Fontana）。他在画布上划了几道口子就能在市场上卖到千万美元，他的作品也充满诸多争议。需要提醒观者的一点是，如果把他的作品从其活生生的历史语境挪移出来，就毁灭了他作品的意义。脱离了由其作品存在的语境，那他的创作也就被无情地毁灭啦。想要理解封塔纳的作品就一定要深入其创作的历史语境和话语空间。封塔纳自己将他的“一刀”视为一种唤出的无限，声称“我创造了无限的一维。”他的这“一刀”看似毁了画布，却打破了观赏者视线所能看到的画面，通过画布本身，通往其后的空间，打破了绘画与雕塑的界线。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曾指出普通大众对于艺术作品会有自己的感悟。观者的艺术观未必逊色于那些经过严格训练的、被格式化和被系统化的思想。强调与观者的互动成为当代艺术形式越来越重视的一部分，观者在参与式的“介入”中得到一种新的感知，这恰恰是一种对艺术的双向式“共鸣”，而不是单纯的主动“观看”。展览中，每一位参与者都会引入他或她的视角，由此所产生的“解读”会因为个体思维和体验方式的差异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版本，从而赋予当代艺术作品多重生命，进一步丰富艺术品的张力和美感。
展览中，笔者偶然间听到身旁的一位男士在电话中谈到：“今年装修的风格我们要跟上这个巴塞尔艺术展……”。另一位着白色长裙女士，则把名牌手袋放在休息座位上，时而搔首弄姿，撅起粉红小嘴，右手紧握被拉长的自拍杆，陶醉在无尽的自拍中。突然间，各路观者快步向前奔跑，人群好似被某种物质吸引，瞬间聚集了能量气场。难道展出了某件未曾公开的艺术品？笔者眼神终于捕捉到金色秀发和宽厚肩膀的贝克汉姆，被几个光头保安簇拥着在人群中踱步。而另一群衣着时尚的年轻男女，则尝试寻找与艺术品空间和他们姿势的完美构图。据巴塞尔官方统计今年的展览达到8万人次。展览的最后一天，恰逢星期六，观者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在展馆中穿行，在人群中躲闪出一条缝隙，寻觅被一个个活动躯体暂时“雪藏”的艺术品。其实，当观者在欣赏海量的艺术作品时，大多只能走马观花，无法集中注意力来感受作品独特的气质和情调，更不用说细细端摩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在大量艺术品凝聚的展览中，观者容易感受到难以克服的“弦晕症”。
展览本身就是一个产生决定性意见的机构，也是掌握话语权的机构，包括制定参展的规定、惯例和程序。这是艺术精英的话语权，也是知识领域的权利体现。展览是呈现精英决定性意见的方式，艺术家的精英性和重要性就是通过展览中作品的比例以及空间位置体现出来的。而代表艺术展览执行这种权力的就是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笔者有机会采访了国际著名的策展人李振华先生，他本次策展的是“光映现场”展区，来审视人们对香港过去20年变迁的理解。他十分坦诚地与笔者分享策展人的工作职责和使命：策展人工作到一定程度解决的议题是策展人与艺术家在材质的把握上和具体执行上差距的缺陷，另一个需要解决的议题是策展人的工作如何与市场有意识地区分或者雷同。他并不关心是学术还是商业的展览，而更关注如何实现策展的目标，也就是策展的独立性对于整个艺术系统的推动。他指出策展人时常面临一个困境，即许多人会批评某位艺术家还没有定性。他认为实际上根本没有稳定的状态，只有一种稳定的形态，是艺术家对材质和精细度的某种把控。李振华先生近二十年都在新媒体展览领域工作，十分清楚策展与媒介的关系，并提出职业化策展人的概念。他认为职业化策展人要有三个首要职能：第一，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帮助，关注系统中被边缘的艺术家；第二，审视策展工作的内容和其传递模式，为他人提供可借鉴的价值；第三，为艺术系统服务，完成对系统的再教育，并与整个体制一起成长。他说：“我只关注我懂的领域，不懂的领域我不会参与。当面对诱惑的时候，需要懂得拒绝。” 从后现代主义者的视角看，既然“宏大叙事”己经瓦解，就应该保证“微小叙事”的多元化。每个艺术家或批评家都应拥有自己的评定规则和对艺术的看法。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经说过，真正的民主是话语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必须保障“差异”，艺术界的民主就是消除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对立，消解艺术话语权的绝对化，并实现艺术家之间的平等。李振華先生特别重视平等，他在选择参展艺术家时，重视的仅仅是艺术与艺术上下文之间的联系，和艺术家作品的创作过程和故事。无论是大牌还是未出名的艺术家，他认为艺术家都是平等的。
展览中，与巴塞尔紧密合作的瑞银集团（UBS），为孩子们提供了艺术俱乐部（Art Club）。瑞银集团财富管理亚太首席执行官Kathryn Shih女士解释到，对巴塞尔艺术展览的支持，是因为瑞银的客户就是做艺术品投资，赞助巴塞尔与其企业目标是一致的，而且UBS一致重视儿童的艺术培养。通过艺术俱乐部，不同年龄的孩子可以免费参与多种艺术活动，其中儿童导赏团十分受小朋友欢迎。小朋友手握展览创作画册，由专门艺术老师带队参观展览，孩子们可以给不同的艺术品打分。其中艺术装置Not a shield， but a weapon，是由180个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标志性手袋的仿制品组成， 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小朋友只给了4分。该艺术装置是艺术家Pio Abad的作品，描绘了贸易自由化对菲律宾马利金纳市造成的影响，马利金纳市皮革制造业以前发展蓬勃，但是由于贸易协定的一些修改，制造业受到冲击，整个城市也随之陨落。此件艺术品用时尚产业的兴衰展示了殖民地文化以及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变迁的兴衰史。
当代艺术受到诸多不同批评声音组成的话语的影响， 同时伴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并依托强大信息平台上的艺术创作过程、评价体系、艺术展览和销售的一套完善的运作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不仅仅是其作品和创作的独特性，还有他或她对于“艺术格局的谙熟和艺术机制的操作”。由于某些艺术家的性格、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他们也许根本无法融入这套运行的艺术机制，也就无法获得“当代艺术批评话语的涵盖”和“更疏离于主流艺术实践体制之外”，那么他们的艺术作品也就很难在巴塞尔艺术展中展出。作为曾经的“低等”和“反叛”身份的涂鸦艺术，一直在合法与非法，艺术与糟粕之间徘徊和呐喊。现今以基斯·哈林（Keith Haring）为代表的涂鸦艺术已成为艺术市场所接受的符号，他1989年创作的Retrospect就参与了是次展览。
巴塞尔展览中的艺术概念组合和突破，是人们认知和理解世界的延伸。也许我们还未亲身经历，但艺术已经触碰和感知。一旦艺术概念成为现实展览中的一部分，它的现实意义也仅仅是与人类社会的商业融合，而失去指引力量。艺术家和艺术需要在不断的自我突破中，完成整合和救赎。鲍德里亚在《艺术的共谋》中说到：“艺术已经变成了某种自命不凡的东西，带着妄图超越世界的意志，想赋予事物一种特殊的、崇高的形式。艺术已经变成了对于精神技能的一场争论。” 笔者也陷入了思维的泥沼：消失的艺术，存在的商品，艺术家已“死”吗？
今年的香港巴塞爾艺术展共有来自34个国家242间艺廊参展，其中新增29间。展览中除了有从边缘移步中心的“二次元”艺术内容，还推介了正在进入艺术家创作领域的新技术 – 谷歌Tilt Brush。谷歌邀请到国际知名艺术家包括曹斐、杨泳梁等利用3D立体绘画程序Tilt Brush创作作品。女艺术家曹斐创造了一部混合现实影片名为《派生》，她说每10年就会有一次技术的革命，会对艺术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另一位艺术家杨泳梁创作的《不朽之境》作品，用中国传统水墨画风格描绘自然景观。在论坛现场，杨泳梁戴上Tilt Brush头盔和手柄展示了他创作的中国画，自己在作品中畅游，真可谓人在画中行，画在人心中。这种新技术的创作方式也是未来艺术的趋势之一，即艺术家创作的跨媒体，艺术家运用不同媒介手段，包括计算机、建筑和表演等，进行多元化的视觉艺术创作。
本次展览中也不乏经典和受众熟知的艺术作品。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1971年创作的作品Two black discs and six others就是其中一件令人瞩目的动态雕塑，通过空气的流动，每动一下都会展现出不同形态，让观者感受到空气的流动和空间的转换。实际上，考尔德是把时间的概念融入到传统的雕塑中，进而转化成动态的雕塑。流淌的时间是一种平衡之美美。
笔者欣赏的另一位艺术家是空间主义创始人和极少主义始祖，意大利的艺术家卢西奥·封塔纳（Lucio Fontana）。他在画布上划了几道口子就能在市场上卖到千万美元，他的作品也充满诸多争议。需要提醒观者的一点是，如果把他的作品从其活生生的历史语境挪移出来，就毁灭了他作品的意义。脱离了由其作品存在的语境，那他的创作也就被无情地毁灭啦。想要理解封塔纳的作品就一定要深入其创作的历史语境和话语空间。封塔纳自己将他的“一刀”视为一种唤出的无限，声称“我创造了无限的一维。”他的这“一刀”看似毁了画布，却打破了观赏者视线所能看到的画面，通过画布本身，通往其后的空间，打破了绘画与雕塑的界线。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曾指出普通大众对于艺术作品会有自己的感悟。观者的艺术观未必逊色于那些经过严格训练的、被格式化和被系统化的思想。强调与观者的互动成为当代艺术形式越来越重视的一部分，观者在参与式的“介入”中得到一种新的感知，这恰恰是一种对艺术的双向式“共鸣”，而不是单纯的主动“观看”。展览中，每一位参与者都会引入他或她的视角，由此所产生的“解读”会因为个体思维和体验方式的差异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版本，从而赋予当代艺术作品多重生命，进一步丰富艺术品的张力和美感。
展览中，笔者偶然间听到身旁的一位男士在电话中谈到：“今年装修的风格我们要跟上这个巴塞尔艺术展……”。另一位着白色长裙女士，则把名牌手袋放在休息座位上，时而搔首弄姿，撅起粉红小嘴，右手紧握被拉长的自拍杆，陶醉在无尽的自拍中。突然间，各路观者快步向前奔跑，人群好似被某种物质吸引，瞬间聚集了能量气场。难道展出了某件未曾公开的艺术品？笔者眼神终于捕捉到金色秀发和宽厚肩膀的贝克汉姆，被几个光头保安簇拥着在人群中踱步。而另一群衣着时尚的年轻男女，则尝试寻找与艺术品空间和他们姿势的完美构图。据巴塞尔官方统计今年的展览达到8万人次。展览的最后一天，恰逢星期六，观者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在展馆中穿行，在人群中躲闪出一条缝隙，寻觅被一个个活动躯体暂时“雪藏”的艺术品。其实，当观者在欣赏海量的艺术作品时，大多只能走马观花，无法集中注意力来感受作品独特的气质和情调，更不用说细细端摩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在大量艺术品凝聚的展览中，观者容易感受到难以克服的“弦晕症”。
展览本身就是一个产生决定性意见的机构，也是掌握话语权的机构，包括制定参展的规定、惯例和程序。这是艺术精英的话语权，也是知识领域的权利体现。展览是呈现精英决定性意见的方式，艺术家的精英性和重要性就是通过展览中作品的比例以及空间位置体现出来的。而代表艺术展览执行这种权力的就是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笔者有机会采访了国际著名的策展人李振华先生，他本次策展的是“光映现场”展区，来审视人们对香港过去20年变迁的理解。他十分坦诚地与笔者分享策展人的工作职责和使命：策展人工作到一定程度解决的议题是策展人与艺术家在材质的把握上和具体执行上差距的缺陷，另一个需要解决的议题是策展人的工作如何与市场有意识地区分或者雷同。他并不关心是学术还是商业的展览，而更关注如何实现策展的目标，也就是策展的独立性对于整个艺术系统的推动。他指出策展人时常面临一个困境，即许多人会批评某位艺术家还没有定性。他认为实际上根本没有稳定的状态，只有一种稳定的形态，是艺术家对材质和精细度的某种把控。李振华先生近二十年都在新媒体展览领域工作，十分清楚策展与媒介的关系，并提出职业化策展人的概念。他认为职业化策展人要有三个首要职能：第一，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帮助，关注系统中被边缘的艺术家；第二，审视策展工作的内容和其传递模式，为他人提供可借鉴的价值；第三，为艺术系统服务，完成对系统的再教育，并与整个体制一起成长。他说：“我只关注我懂的领域，不懂的领域我不会参与。当面对诱惑的时候，需要懂得拒绝。” 从后现代主义者的视角看，既然“宏大叙事”己经瓦解，就应该保证“微小叙事”的多元化。每个艺术家或批评家都应拥有自己的评定规则和对艺术的看法。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经说过，真正的民主是话语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必须保障“差异”，艺术界的民主就是消除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对立，消解艺术话语权的绝对化，并实现艺术家之间的平等。李振華先生特别重视平等，他在选择参展艺术家时，重视的仅仅是艺术与艺术上下文之间的联系，和艺术家作品的创作过程和故事。无论是大牌还是未出名的艺术家，他认为艺术家都是平等的。
展览中，与巴塞尔紧密合作的瑞银集团（UBS），为孩子们提供了艺术俱乐部（Art Club）。瑞银集团财富管理亚太首席执行官Kathryn Shih女士解释到，对巴塞尔艺术展览的支持，是因为瑞银的客户就是做艺术品投资，赞助巴塞尔与其企业目标是一致的，而且UBS一致重视儿童的艺术培养。通过艺术俱乐部，不同年龄的孩子可以免费参与多种艺术活动，其中儿童导赏团十分受小朋友欢迎。小朋友手握展览创作画册，由专门艺术老师带队参观展览，孩子们可以给不同的艺术品打分。其中艺术装置Not a shield， but a weapon，是由180个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标志性手袋的仿制品组成， 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小朋友只给了4分。该艺术装置是艺术家Pio Abad的作品，描绘了贸易自由化对菲律宾马利金纳市造成的影响，马利金纳市皮革制造业以前发展蓬勃，但是由于贸易协定的一些修改，制造业受到冲击，整个城市也随之陨落。此件艺术品用时尚产业的兴衰展示了殖民地文化以及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变迁的兴衰史。
当代艺术受到诸多不同批评声音组成的话语的影响， 同时伴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并依托强大信息平台上的艺术创作过程、评价体系、艺术展览和销售的一套完善的运作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不仅仅是其作品和创作的独特性，还有他或她对于“艺术格局的谙熟和艺术机制的操作”。由于某些艺术家的性格、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他们也许根本无法融入这套运行的艺术机制，也就无法获得“当代艺术批评话语的涵盖”和“更疏离于主流艺术实践体制之外”，那么他们的艺术作品也就很难在巴塞尔艺术展中展出。作为曾经的“低等”和“反叛”身份的涂鸦艺术，一直在合法与非法，艺术与糟粕之间徘徊和呐喊。现今以基斯·哈林（Keith Haring）为代表的涂鸦艺术已成为艺术市场所接受的符号，他1989年创作的Retrospect就参与了是次展览。
巴塞尔展览中的艺术概念组合和突破，是人们认知和理解世界的延伸。也许我们还未亲身经历，但艺术已经触碰和感知。一旦艺术概念成为现实展览中的一部分，它的现实意义也仅仅是与人类社会的商业融合，而失去指引力量。艺术家和艺术需要在不断的自我突破中，完成整合和救赎。鲍德里亚在《艺术的共谋》中说到：“艺术已经变成了某种自命不凡的东西，带着妄图超越世界的意志，想赋予事物一种特殊的、崇高的形式。艺术已经变成了对于精神技能的一场争论。” 笔者也陷入了思维的泥沼：消失的艺术，存在的商品，艺术家已“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