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越来越多重量级职务犯罪的落马者并没有悔过自新主动“交代”问题,而是选择“逃跑”,与之一起逃跑的,往往还有他们的子女。就这样,一批“逃二代”浮出水面。
与“官二代”“富二代”不同的是,“逃二代”们不敢说“我爸是李刚”,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甚至不敢提及父母的姓名。只是,他们是靠什么立足?
隐姓埋名,留学海外
一些外逃官员,当发觉事情不妙时,就会悄悄出国进行“踩点”,然后把子女以出国留学的方式送到国外。在国外,“逃二代”隐姓埋名,开始海外流亡生涯。
实际上,在外逃官员的眼中,对子女留学的国家也有所区分。那些身份高、案值大者,多看中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身份较低者则会选择拉美、非洲、东欧或者周边国家。太平洋岛国和中美洲一些国家,也是他们的热门选地。
在经济上,“逃二代”并没有什么负担。父母们已经从国内携带了大量的巨款,“逃二代”们要做的就是安稳度日。不过,很多“逃二代”刚到国外,并不适应海外的生活。为了打发落寞无聊的时间,他们多会疯狂消费。
几年前,在北美地区出现了一批中国阔少,他们挥金如土,引来媒体争相报道。当时多数媒体分析他们是私营暴发户的子女。其实,这些“阔少”有一部分人的真实身份是“逃二代”。
对此,有报道说:“这些‘阔少’中大部分是中国官员的子女。现在想起来,无数‘巨额不明来源财产’就沿着这条后路转移到贪官家属子女的口袋里——转移到这些‘外国公民’的海外资本中。”
其实,“逃二代”之所以能顺利地逃到国外,一些国家的服务机构也起了作用。当越来越多外逃官员出现的情况下,与之相应的服务产业也随之产生。他们主要是通过提供为外逃官员子女留学和配偶定居服务,从中获取巨大的利润。
为了把“逃二代”顺利送到海外,外逃官员服务产业也会先把他们躲往非洲、拉美、东欧等不起眼的、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暂时作为跳板,伺机过渡。在此过程中,对“逃二代”们来说,经历最为凄惨。
经受折磨,留守“天堂”
其实,在第三国中,“逃二代”不仅要忍受异国他乡与亲人分离的痛苦,还要时时提防被抓获的可能;在逃跑的过程中吃睡自然不好,身体状况也会出现异常。有的“逃二代”在第三国,常常以泪洗面,度日如年。
父母们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东窗事发后,没有主动交代问题而选择了潜逃,由此带来的却是“逃二代”们远离祖国与家乡的问题。即使到了目的国,也并非到了天堂。
事实上,对于“逃二代”来说,海外不仅不是天堂,相反,却常常像地狱一般备受折磨。在海外,“逃二代”所经历身体与内心的煎熬,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与长期留学国外的中国阔少不同,随着父母外逃的“逃二代”们人生地不熟,内心还生怕别人知道实情而对他们进行道德谴责。一时间,“逃二代”成了“过洋老鼠”,惶惶不可终日,东躲西藏,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其中,赖昌星的三个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据报道,2000年11月23日,赖昌星在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城附近被加拿大警方拘捕。
赖昌星被捕,最受罪的是他的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对加拿大很陌生,不敢出门,只能依靠吃“方便面”过日子。
在情绪上,三个孩子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惊吓。所以,当赖昌星被保释后,三个孩子都是面黄肌瘦,表情充满了恐惧。
即使保释后,三个孩子也未能与赖昌星住在一起,赖昌星出于“孩子身心健康以及求学”的考虑,也只能将他们托给“一个熟人照顾”。
法律缺位,经商依旧
在中国,外逃官员似乎遵守了一个不成文的外逃法则。当职务犯罪者们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设法给家属子女留后路,他们身上有很多本护照,随时准备东窗事发后外逃。
问题是,有的“逃二代”并不愿意接受父母们的安排,他们宁愿留下来自己打拼也不跟着父母一起逃亡海外。留下来的原因有很多,有的因爱情家庭、有的为害怕难以适应海外的生活,还有的想继续经商。
其实,在中国,外逃官员的子女多会从事经商,当父母们被东窗事发后,只要他们的经商不违法,靠父母人情所获得的私利,法律一般不会追究责任。这样的话,换座城市,或换种环境,还可以开始自己的打拼生活。
虽然没有了父母的庇护,“逃二代”们的经商要困难得多,但比起外逃的很多不确定因素来说,留下来经商也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
而且,由于相关法律的缺位,也给“逃二代”们的经商提供了可能。目前,国内并没有领导干部直系亲属出国留学报批备案制度,以及子女财产的明细登记的相关法律。法律没有及时地跟进,使打击腐败只能处于“隐形”的方式。
父母东窗事发逃跑后,涉及父母的财产如房子、存款等都可能被冻结,待审查结束后才能确定财产的归属。在这期间,“逃二代”们多会无家可归,流落街头。但过了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一切还可以重来。
事实上,在很多外逃案件中,涉及子女的法律责任却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其实即使子女触犯了法律他们也只是从犯,如果需要坐牢也不会判罚多么严重。几年牢狱生活后,他们换种环境,仍然会利用人脉资源进行经商,重新开始生意人的生活。
摘自《人物画报》2011年7月下
与“官二代”“富二代”不同的是,“逃二代”们不敢说“我爸是李刚”,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甚至不敢提及父母的姓名。只是,他们是靠什么立足?
隐姓埋名,留学海外
一些外逃官员,当发觉事情不妙时,就会悄悄出国进行“踩点”,然后把子女以出国留学的方式送到国外。在国外,“逃二代”隐姓埋名,开始海外流亡生涯。
实际上,在外逃官员的眼中,对子女留学的国家也有所区分。那些身份高、案值大者,多看中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身份较低者则会选择拉美、非洲、东欧或者周边国家。太平洋岛国和中美洲一些国家,也是他们的热门选地。
在经济上,“逃二代”并没有什么负担。父母们已经从国内携带了大量的巨款,“逃二代”们要做的就是安稳度日。不过,很多“逃二代”刚到国外,并不适应海外的生活。为了打发落寞无聊的时间,他们多会疯狂消费。
几年前,在北美地区出现了一批中国阔少,他们挥金如土,引来媒体争相报道。当时多数媒体分析他们是私营暴发户的子女。其实,这些“阔少”有一部分人的真实身份是“逃二代”。
对此,有报道说:“这些‘阔少’中大部分是中国官员的子女。现在想起来,无数‘巨额不明来源财产’就沿着这条后路转移到贪官家属子女的口袋里——转移到这些‘外国公民’的海外资本中。”
其实,“逃二代”之所以能顺利地逃到国外,一些国家的服务机构也起了作用。当越来越多外逃官员出现的情况下,与之相应的服务产业也随之产生。他们主要是通过提供为外逃官员子女留学和配偶定居服务,从中获取巨大的利润。
为了把“逃二代”顺利送到海外,外逃官员服务产业也会先把他们躲往非洲、拉美、东欧等不起眼的、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暂时作为跳板,伺机过渡。在此过程中,对“逃二代”们来说,经历最为凄惨。
经受折磨,留守“天堂”
其实,在第三国中,“逃二代”不仅要忍受异国他乡与亲人分离的痛苦,还要时时提防被抓获的可能;在逃跑的过程中吃睡自然不好,身体状况也会出现异常。有的“逃二代”在第三国,常常以泪洗面,度日如年。
父母们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东窗事发后,没有主动交代问题而选择了潜逃,由此带来的却是“逃二代”们远离祖国与家乡的问题。即使到了目的国,也并非到了天堂。
事实上,对于“逃二代”来说,海外不仅不是天堂,相反,却常常像地狱一般备受折磨。在海外,“逃二代”所经历身体与内心的煎熬,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与长期留学国外的中国阔少不同,随着父母外逃的“逃二代”们人生地不熟,内心还生怕别人知道实情而对他们进行道德谴责。一时间,“逃二代”成了“过洋老鼠”,惶惶不可终日,东躲西藏,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其中,赖昌星的三个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据报道,2000年11月23日,赖昌星在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城附近被加拿大警方拘捕。
赖昌星被捕,最受罪的是他的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对加拿大很陌生,不敢出门,只能依靠吃“方便面”过日子。
在情绪上,三个孩子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惊吓。所以,当赖昌星被保释后,三个孩子都是面黄肌瘦,表情充满了恐惧。
即使保释后,三个孩子也未能与赖昌星住在一起,赖昌星出于“孩子身心健康以及求学”的考虑,也只能将他们托给“一个熟人照顾”。
法律缺位,经商依旧
在中国,外逃官员似乎遵守了一个不成文的外逃法则。当职务犯罪者们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设法给家属子女留后路,他们身上有很多本护照,随时准备东窗事发后外逃。
问题是,有的“逃二代”并不愿意接受父母们的安排,他们宁愿留下来自己打拼也不跟着父母一起逃亡海外。留下来的原因有很多,有的因爱情家庭、有的为害怕难以适应海外的生活,还有的想继续经商。
其实,在中国,外逃官员的子女多会从事经商,当父母们被东窗事发后,只要他们的经商不违法,靠父母人情所获得的私利,法律一般不会追究责任。这样的话,换座城市,或换种环境,还可以开始自己的打拼生活。
虽然没有了父母的庇护,“逃二代”们的经商要困难得多,但比起外逃的很多不确定因素来说,留下来经商也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
而且,由于相关法律的缺位,也给“逃二代”们的经商提供了可能。目前,国内并没有领导干部直系亲属出国留学报批备案制度,以及子女财产的明细登记的相关法律。法律没有及时地跟进,使打击腐败只能处于“隐形”的方式。
父母东窗事发逃跑后,涉及父母的财产如房子、存款等都可能被冻结,待审查结束后才能确定财产的归属。在这期间,“逃二代”们多会无家可归,流落街头。但过了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一切还可以重来。
事实上,在很多外逃案件中,涉及子女的法律责任却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其实即使子女触犯了法律他们也只是从犯,如果需要坐牢也不会判罚多么严重。几年牢狱生活后,他们换种环境,仍然会利用人脉资源进行经商,重新开始生意人的生活。
摘自《人物画报》2011年7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