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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说他是台湾黑金政治的代表、和稀泥的老好人，支持者则说他是有气度的大政治家，真正理解了民主政治的内涵
宣布停建“核四”。
王金平发挥了自己长袖善舞的特点，最终协调多方面利益，和时任“行政院”院长张俊雄达成了复建的协议。
政党轮替后，作为国民党唯一尚能掌控的重要机构，王金平以“立法院长”之身去履行了“党鞭”的任务，也给自己构建了政治舞台。
“党鞭”是议会内的政党纪律主管，功能是确保议员按照政党立场行事。由于“议员”是代表政党当选，选民又是根据政党标签投票，如果每个议员都以选区利益或良心为名各自行是，那么选民就无法要政党和议员就委托负起责任。
当年施明德曾有过竞选“立法院长”之心，就在最后关键的时刻发生了民进党籍“立委”逃票，以致功败垂成。所以，在台湾“立法院”内，亮票、监票这样在西方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比比皆是。
和民进党不同，泛蓝阵营由三大派系组成，在推动符合本方利益的议案通过时，王金平的沟通本领得以充分发挥，亲民党和新党的信任让他在国民党内赢得尊重。
下一步
2005年国民党主席改选，这成为王金平政治生命中最后翻盘的机会。同为国民党副主席的马英九和王金平均虎视眈眈。
最后结果：马英九以375056票、71.51%的得票率，完胜王金平，甚至在王的家乡高雄县都完胜。
一向通融的王金平在败选后，随即婉拒马英九提议的第一副主席之职，声称要追随连战做国民党的终身义工。
王尚有足够底气回绝，马英九此时正为特别费案件头痛，王金平甚至有可能东山再起。
但是随后的选举改变了一切：马英九辞去党主席，吴伯雄接任。马英九成功摆脱了特别费案影响，国民党甚至为他改变了“排黑条例”，马英九成为代表国民党参加“总统”竞选的唯一候选人。
国民党全面执政后，王金平的位置也一下子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有台湾媒体分析说：王金平对自己的政治处境点滴在心头，他要持续维持影响力，就只能持续扩大“立法院”在新政局中的政治分量，过程中需援引在野党的势力，却又得兼顾马政府的感受；进退之间的凶险，可说间不容发。
如果不是“立法院长”比“总统”早一个多月决定，“立法院长”早被马英九换成“自己人”了。不过，王金平的辈份、资历与人脉，在国民党内仍无人出其右，此刻百废待举的马政府，也只能继续在“国会”里与王金平磨合了。
在国民党处在低谷时，王金平的位置格外重要，而当他的政党全面上台后，他却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南天王的无奈也许正是这个时代国民党命运的写照。
人物周刊：在台湾的政治领袖里面，你的家世不是最好的，但从政三四十年屹立不倒，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王金平：我想这些都是大家的爱护和朋友的支持。长久以来，乡亲都是给予我最大的鼓励，他们一次次地把票投给我。我到“立法院”来，也是一次次把票投给我，使得我担任“副院长”、“院长”。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资深委员有300多位，我们的年轻委员大概只有几十位。在威权体制的国会里，他们都不用再选，我们都是要选的，但是那些资深委员都很照顾我，经常给我们很多的指导。
另外就是党的栽培。一次次的提名和辅选，让我担任委员会的委员长，担任中央政策会的副主任委员，担任“立法院”工作会主任兼书记长，这些都是党给我机会。提名我担任“副院长”的候选人，顺利当选两次，后来又顺利当选四次的“院长”。
一路走来，都是大家的支持。
人物周刊：在近代华人世界历史里，台湾的民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外界的评价有褒有贬，作为立法机构的领袖，你对台湾的议会民主怎么看？
王金平：台湾的民主要从50多年前讲起：当时美国用了很多资源协助台湾发展，用金钱算的话，用了两亿多美金，相当于现在的100亿美金，其他人和物资不算，就这样帮助台湾渡过经济凋敝的年代。
台湾能够在此过程中顺利成长，跟美国关系太深厚。他们是一个实施民主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把民主的制度移植到台湾来，台湾就有了初步民主的选举，从选举县市长和民意代表开始，就这样一路走来的。
台湾的民主走到今天，已经有相当的进步，在亚洲来讲，我们算是一个典范了。民主跟法治一定脱离不了，台湾的民主虽然在一直进步，但法治观念素养，还是要继续加强，这样才能配合整个民主的进步。
自由、人权也一样，台湾的自由现在是有点太过“进步”了，我们骂骂“总统”无所谓，谁都可以骂，这是自由的表现，但是我们就希望节制，要遵守法治。你不要做过火，不要侵害到别人的自由，这样子才是真民主。
在人权方面，台湾也是非常顾及，但是台湾民权素养也不是那么符合道德的要求。这些也是我们必须再努力检讨改进的。
当然，台湾民主除了跟世界接轨以外，又能够引导一些民主国家，让他们的民主能够慢慢地生根发芽，能够发展，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地方。
我们要边走民主道路，边求自己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要带动其他国家的民主概念，推动民主的制度，这样我相信台湾的民主才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典范。
人物周刊：我们都知道“立法院”是民意代表议论“国是”的地方，矛盾尖锐，党派之间简直不共戴天。你以善于调和矛盾著称，不知道怎么能做到这点？媒体报道过有的“立委”把你关起来不让出来，矛盾这么激烈，你怎么做到调和？
王金平：我想都是少数例子，或者是唯一的例子。说关也是媒体随便报道，那是在主持出席式，有的人不希望我在议场里面来主持议事，他们就把后门关起来。只是有阻挡我不要进去的意思。
原因在某些方案，牵涉到某些政党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法案已经到了表决时，民进党说，表决通过的话，那对民进党的生存发展产生很大的威胁，所以一定阻挡我，不让表决。
不让表决有各种方法：一个合法的杯葛就是让你表决不完，提案可以一直提，一直发言。一个条文可以提四五个修正案，一条法案就有20个条文，等于就要表决上百次以上，而且要重复表决两次——要发言和真正表决。一两百次的表决，让你表决不完，这是一个正常杯葛。
他们不这么做，就直截了当地让议会不能正常进行，占据主席台，就是不让主席从这里过，或者不让其他委员进行发言，这就直截了当地，或直接进一步，干脆不让你主席进到议场来。
这种做法，这两届议会里面只有四个案，一个就是NCC的，通讯传播的委员会的案子。民进党说国民党的提案被通过的话，NCC背后就是国民党在主控啊，可明明是民进党一直执政的，怎么有个部委是国民党在执政，所以它不能接受，一直打架，一直杯葛。
人物周刊：如果您站在大陆的立场上，怎么看待台湾的民主？现在有些文章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有些认为民主未必是好东西，因为民主会牺牲效率，一个例子就是台湾的立法机构，老在打架，有碍观瞻，您怎么看待这些看法？
王金平：这些观瞻你要先了解是什么情况，现在新的议题一个都没有。我刚才讲过了，像民进党提出18%优惠利率，国民党就不肯，因为牵涉到利益的人多数都是国民党时代的退休人员，所以就打架。
另外就是两岸关系条例里面，比如三通条款，民进党说三通涉及“主权”问题，一定要经过双方的谈判的，怎么可以一下子直接在法律上规定呢？三通是国民党提的案，但是民进党认为这是“主权”，怎么可以用表决决定，这当然不让你表决，所以这也要打架。
还有一个就是选举方面的立法，这个牵涉到整个选举的问题，要不要公投绑大选，立法委员选举跟总统选举要不要合在一起，像这些都是一个党会不会当选的关键性、政策性问题。当然国民党不能让民进党再去胡搞，民进党又说是国民党主导整个中选会，他们执政当然不给你，所以打得更凶。除此之外，没有打架的情形。
可是，我们通过了那么多案子，第五届通过了611个，第六届差一案就400案，我们4个案以外从来没有打架。
打架是一个过程，一个必要的程序。美国有没有打架？日本有没有打架？韩国也会，但是很少的情况，你要看到它制度的优点是多于它的缺点，多到多少。我看这个已经不成比例了。
人民在一个民主自治大范围以内，能够自由表达自己意思，有参与决定很多决策的途径，这些就是孙中山先生人权理念最重要的一环。
任何的制度都有它的优劣，但是我个人认为，民主的优点未免大于缺点太多太多。
人物周刊：你怎么在处事圆通和监督权力之间取得平衡？很多人都说你是非不分？
王金平：我想体谅人家，多体贴别人，不要有自我。
我是“院长”，但是我的角色要公正中立的，我一定要了解人家的立场想法，体会人家的一个心情，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接受你各方面的建议。在很多事情上不要看管谁，不要看管国民党还是管民进党。
大家愿意在这里签字，怎么是和稀泥？民主政治本来就是一个妥协的政治，有退有让，有得有失，不要一方面都占掉。那别人还要活下去，那谁会签字？“立法院”怎么能够通过那么多案？所以要让大家心服口服，从内心同意你做这个事情，问题的处理才能够圆满，跟和稀泥差远了。
而且怎么能和稀泥呢？每个（“立委”）都精得很，怎么肯让你和稀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个“国会”的运作要有长久的历练，长久的经验。要有相当为人所接受的，处理议事的方式和内容。
和稀泥，外行人讲的话。
人物周刊：在人生的大半经历中，你幸福吗，有过遗憾吗？
王金平：走一步算一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好像我当个“立委”，就要服务我的选民，或者为我的选区争取利益，要跟社会做一个互动，在“立法院”有好的表现，才能让我的选民对我满意。
当机会来的时候，像担任工作会主任兼书记长，等于一个人兼了好多职位，大小党政统统一个人在担任。我就一定要扮演好这个角色，要做好朝野的互动工作，一定要尊重在野党和少数党，要包容少数党，接纳他们的好意见。早期跟民进党互动，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进行，所以才能够让朝野达成很好的协商结果。
我们“立法院”第一届叫做“万年国会”，一共40几年不改选，第二届3年里面“立法院”通过240个案，第三届通过297个案，第四届我开始担任院长以后，通过642个案，第五届通过611个案，第六届通过399案，第七届刚刚第一个会期，我想我们已经有相当好的立法绩效，这就是我们进步的地方。
我身为一个“立法院院长”，要让朝野和谐，让“立法院”的议事运作能够顺畅，也是帮政府减轻很多的问题，各“部委”经常有问题找我，我也要帮他们解决问题。对社会也要负责，很多人要我去参加活动，还要参与社会公益的事业等等。当我同意出席的时候，我一定很负责任的，不是挂一个名，我一定亲自去处理这些公益团体的一些事务，一定带领这些人发挥功能，你一定要这样才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
像到美国去，美国大使说他们信任我，认为我是可靠的，这个彼此的互相信任是很重要的。民进党也信任我，民进党不信任我的话，在这里谈事情，谁听你的话，反对你都来不及，让你难堪都来不及。
怎么会尊重，这种互信是长期以来累积的，那我要怎样取得这种互信，要公平公正啊，你要体贴人家，要尊重人家，让大家都能够生存下去，活得下去。如果他的党都死掉，他还会尊重你吗，不会的。
这就是我长久以来的（感悟）——扮演好每一个角色。
宣布停建“核四”。
王金平发挥了自己长袖善舞的特点，最终协调多方面利益，和时任“行政院”院长张俊雄达成了复建的协议。
政党轮替后，作为国民党唯一尚能掌控的重要机构，王金平以“立法院长”之身去履行了“党鞭”的任务，也给自己构建了政治舞台。
“党鞭”是议会内的政党纪律主管，功能是确保议员按照政党立场行事。由于“议员”是代表政党当选，选民又是根据政党标签投票，如果每个议员都以选区利益或良心为名各自行是，那么选民就无法要政党和议员就委托负起责任。
当年施明德曾有过竞选“立法院长”之心，就在最后关键的时刻发生了民进党籍“立委”逃票，以致功败垂成。所以，在台湾“立法院”内，亮票、监票这样在西方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比比皆是。
和民进党不同，泛蓝阵营由三大派系组成，在推动符合本方利益的议案通过时，王金平的沟通本领得以充分发挥，亲民党和新党的信任让他在国民党内赢得尊重。
下一步
2005年国民党主席改选，这成为王金平政治生命中最后翻盘的机会。同为国民党副主席的马英九和王金平均虎视眈眈。
最后结果：马英九以375056票、71.51%的得票率，完胜王金平，甚至在王的家乡高雄县都完胜。
一向通融的王金平在败选后，随即婉拒马英九提议的第一副主席之职，声称要追随连战做国民党的终身义工。
王尚有足够底气回绝，马英九此时正为特别费案件头痛，王金平甚至有可能东山再起。
但是随后的选举改变了一切：马英九辞去党主席，吴伯雄接任。马英九成功摆脱了特别费案影响，国民党甚至为他改变了“排黑条例”，马英九成为代表国民党参加“总统”竞选的唯一候选人。
国民党全面执政后，王金平的位置也一下子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有台湾媒体分析说：王金平对自己的政治处境点滴在心头，他要持续维持影响力，就只能持续扩大“立法院”在新政局中的政治分量，过程中需援引在野党的势力，却又得兼顾马政府的感受；进退之间的凶险，可说间不容发。
如果不是“立法院长”比“总统”早一个多月决定，“立法院长”早被马英九换成“自己人”了。不过，王金平的辈份、资历与人脉，在国民党内仍无人出其右，此刻百废待举的马政府，也只能继续在“国会”里与王金平磨合了。
在国民党处在低谷时，王金平的位置格外重要，而当他的政党全面上台后，他却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南天王的无奈也许正是这个时代国民党命运的写照。
人物周刊：在台湾的政治领袖里面，你的家世不是最好的，但从政三四十年屹立不倒，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王金平：我想这些都是大家的爱护和朋友的支持。长久以来，乡亲都是给予我最大的鼓励，他们一次次地把票投给我。我到“立法院”来，也是一次次把票投给我，使得我担任“副院长”、“院长”。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资深委员有300多位，我们的年轻委员大概只有几十位。在威权体制的国会里，他们都不用再选，我们都是要选的，但是那些资深委员都很照顾我，经常给我们很多的指导。
另外就是党的栽培。一次次的提名和辅选，让我担任委员会的委员长，担任中央政策会的副主任委员，担任“立法院”工作会主任兼书记长，这些都是党给我机会。提名我担任“副院长”的候选人，顺利当选两次，后来又顺利当选四次的“院长”。
一路走来，都是大家的支持。
人物周刊：在近代华人世界历史里，台湾的民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外界的评价有褒有贬，作为立法机构的领袖，你对台湾的议会民主怎么看？
王金平：台湾的民主要从50多年前讲起：当时美国用了很多资源协助台湾发展，用金钱算的话，用了两亿多美金，相当于现在的100亿美金，其他人和物资不算，就这样帮助台湾渡过经济凋敝的年代。
台湾能够在此过程中顺利成长，跟美国关系太深厚。他们是一个实施民主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把民主的制度移植到台湾来，台湾就有了初步民主的选举，从选举县市长和民意代表开始，就这样一路走来的。
台湾的民主走到今天，已经有相当的进步，在亚洲来讲，我们算是一个典范了。民主跟法治一定脱离不了，台湾的民主虽然在一直进步，但法治观念素养，还是要继续加强，这样才能配合整个民主的进步。
自由、人权也一样，台湾的自由现在是有点太过“进步”了，我们骂骂“总统”无所谓，谁都可以骂，这是自由的表现，但是我们就希望节制，要遵守法治。你不要做过火，不要侵害到别人的自由，这样子才是真民主。
在人权方面，台湾也是非常顾及，但是台湾民权素养也不是那么符合道德的要求。这些也是我们必须再努力检讨改进的。
当然，台湾民主除了跟世界接轨以外，又能够引导一些民主国家，让他们的民主能够慢慢地生根发芽，能够发展，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地方。
我们要边走民主道路，边求自己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要带动其他国家的民主概念，推动民主的制度，这样我相信台湾的民主才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典范。
人物周刊：我们都知道“立法院”是民意代表议论“国是”的地方，矛盾尖锐，党派之间简直不共戴天。你以善于调和矛盾著称，不知道怎么能做到这点？媒体报道过有的“立委”把你关起来不让出来，矛盾这么激烈，你怎么做到调和？
王金平：我想都是少数例子，或者是唯一的例子。说关也是媒体随便报道，那是在主持出席式，有的人不希望我在议场里面来主持议事，他们就把后门关起来。只是有阻挡我不要进去的意思。
原因在某些方案，牵涉到某些政党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法案已经到了表决时，民进党说，表决通过的话，那对民进党的生存发展产生很大的威胁，所以一定阻挡我，不让表决。
不让表决有各种方法：一个合法的杯葛就是让你表决不完，提案可以一直提，一直发言。一个条文可以提四五个修正案，一条法案就有20个条文，等于就要表决上百次以上，而且要重复表决两次——要发言和真正表决。一两百次的表决，让你表决不完，这是一个正常杯葛。
他们不这么做，就直截了当地让议会不能正常进行，占据主席台，就是不让主席从这里过，或者不让其他委员进行发言，这就直截了当地，或直接进一步，干脆不让你主席进到议场来。
这种做法，这两届议会里面只有四个案，一个就是NCC的，通讯传播的委员会的案子。民进党说国民党的提案被通过的话，NCC背后就是国民党在主控啊，可明明是民进党一直执政的，怎么有个部委是国民党在执政，所以它不能接受，一直打架，一直杯葛。
人物周刊：如果您站在大陆的立场上，怎么看待台湾的民主？现在有些文章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有些认为民主未必是好东西，因为民主会牺牲效率，一个例子就是台湾的立法机构，老在打架，有碍观瞻，您怎么看待这些看法？
王金平：这些观瞻你要先了解是什么情况，现在新的议题一个都没有。我刚才讲过了，像民进党提出18%优惠利率，国民党就不肯，因为牵涉到利益的人多数都是国民党时代的退休人员，所以就打架。
另外就是两岸关系条例里面，比如三通条款，民进党说三通涉及“主权”问题，一定要经过双方的谈判的，怎么可以一下子直接在法律上规定呢？三通是国民党提的案，但是民进党认为这是“主权”，怎么可以用表决决定，这当然不让你表决，所以这也要打架。
还有一个就是选举方面的立法，这个牵涉到整个选举的问题，要不要公投绑大选，立法委员选举跟总统选举要不要合在一起，像这些都是一个党会不会当选的关键性、政策性问题。当然国民党不能让民进党再去胡搞，民进党又说是国民党主导整个中选会，他们执政当然不给你，所以打得更凶。除此之外，没有打架的情形。
可是，我们通过了那么多案子，第五届通过了611个，第六届差一案就400案，我们4个案以外从来没有打架。
打架是一个过程，一个必要的程序。美国有没有打架？日本有没有打架？韩国也会，但是很少的情况，你要看到它制度的优点是多于它的缺点，多到多少。我看这个已经不成比例了。
人民在一个民主自治大范围以内，能够自由表达自己意思，有参与决定很多决策的途径，这些就是孙中山先生人权理念最重要的一环。
任何的制度都有它的优劣，但是我个人认为，民主的优点未免大于缺点太多太多。
人物周刊：你怎么在处事圆通和监督权力之间取得平衡？很多人都说你是非不分？
王金平：我想体谅人家，多体贴别人，不要有自我。
我是“院长”，但是我的角色要公正中立的，我一定要了解人家的立场想法，体会人家的一个心情，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接受你各方面的建议。在很多事情上不要看管谁，不要看管国民党还是管民进党。
大家愿意在这里签字，怎么是和稀泥？民主政治本来就是一个妥协的政治，有退有让，有得有失，不要一方面都占掉。那别人还要活下去，那谁会签字？“立法院”怎么能够通过那么多案？所以要让大家心服口服，从内心同意你做这个事情，问题的处理才能够圆满，跟和稀泥差远了。
而且怎么能和稀泥呢？每个（“立委”）都精得很，怎么肯让你和稀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个“国会”的运作要有长久的历练，长久的经验。要有相当为人所接受的，处理议事的方式和内容。
和稀泥，外行人讲的话。
人物周刊：在人生的大半经历中，你幸福吗，有过遗憾吗？
王金平：走一步算一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好像我当个“立委”，就要服务我的选民，或者为我的选区争取利益，要跟社会做一个互动，在“立法院”有好的表现，才能让我的选民对我满意。
当机会来的时候，像担任工作会主任兼书记长，等于一个人兼了好多职位，大小党政统统一个人在担任。我就一定要扮演好这个角色，要做好朝野的互动工作，一定要尊重在野党和少数党，要包容少数党，接纳他们的好意见。早期跟民进党互动，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进行，所以才能够让朝野达成很好的协商结果。
我们“立法院”第一届叫做“万年国会”，一共40几年不改选，第二届3年里面“立法院”通过240个案，第三届通过297个案，第四届我开始担任院长以后，通过642个案，第五届通过611个案，第六届通过399案，第七届刚刚第一个会期，我想我们已经有相当好的立法绩效，这就是我们进步的地方。
我身为一个“立法院院长”，要让朝野和谐，让“立法院”的议事运作能够顺畅，也是帮政府减轻很多的问题，各“部委”经常有问题找我，我也要帮他们解决问题。对社会也要负责，很多人要我去参加活动，还要参与社会公益的事业等等。当我同意出席的时候，我一定很负责任的，不是挂一个名，我一定亲自去处理这些公益团体的一些事务，一定带领这些人发挥功能，你一定要这样才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
像到美国去，美国大使说他们信任我，认为我是可靠的，这个彼此的互相信任是很重要的。民进党也信任我，民进党不信任我的话，在这里谈事情，谁听你的话，反对你都来不及，让你难堪都来不及。
怎么会尊重，这种互信是长期以来累积的，那我要怎样取得这种互信，要公平公正啊，你要体贴人家，要尊重人家，让大家都能够生存下去，活得下去。如果他的党都死掉，他还会尊重你吗，不会的。
这就是我长久以来的（感悟）——扮演好每一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