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从来都不平静。2014年，加沙走廊被轰得满目疮痍，伊波拉病毒失控，但就心理的距离，2014年八月的台湾似乎更不平静。台风天，一架从高雄飞往澎湖的复兴航空飞机在降落时坠毁；接下来有深夜的高雄石化大气爆，摧毁两条街道和三十条生命，然后灾区连降六天大雨，新北市的瓦斯气爆让人心更加惶惶。忽然之间，艺人柯震东在大陆吸食大麻被捕的事件占据了新闻频道。对台湾人来说，柯震东“走歹路”的震撼远远超过房祖名。
　　人命如草芥，是七十亿人口超过地球所能承载的界限了吗？
　　如果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是立刻关掉电视和脸书、微博，安静下来，思考一下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提出的问题：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
　　眼下的世界已全面进入阅读的黑暗期，人类越来越没有时间“从事”需要反复咀嚼的阅读，特别是经典文学。但广义而言，所有的书，世界上所有的书都在响应这个疑问，也所以无论发生再大灾难，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书写仍旧会继续不断。小说家以长篇小说决胜负，论高下。八月号《文讯》杂志以“倾听书写的声音”为题，做了一系列台湾近十年长篇小说生态发展专题，从“新历史”到“后遗民”，从“新乡土”到“新写实”，类型多元，典范转移。但纯文学小说的困境在市场，拥有学院与学生的读者，却失去了大众。
　　骆以军算是兼有纯文学性和市场性的作家，当然这个“市场”不会太大。他新推出的长篇《女儿》，融入衍生自量子力学与天文学的科幻元素，写女儿的群像，他在不同年纪女人身上看到的“女儿性”，一样的不容易读。
　　时代很大，作家们各自在自己的小小田地上种植，图书业者声声喊苦，但借用独立出版人陈夏民的话：“直到自己变成志业的祭品之前，我们都是酷的”。
　　资深作家吴敏显交出了12则温馨乡野传奇《三角潭的水鬼》；住在花莲的林宜澐承袭王祯和描写小人物的黑色幽默，推出散文小说难分难解的短篇小说集《河岸花园了》；新生代小说家陈又津《少女忽必烈》被归类为“新世代时代小说”。中年负笈大陆攻读中文博士，现任教于香港的杨明，其《酸甜江南》以都会女子的眼光写江南的风景、历史、人文、美食。继《背后歌》，黄丽群再出版随笔散文《感觉有点奢侈的事》，所谓的会写文章，完全丢弃陈腐俗滥的字句，黄丽群可为青年代表。《跋涉》是高山向导马霍拉斯的第一本书，一段四个月的个人西藏单车逆旅，没有《转山》浓厚的文学性，但一样有动人的感染力。写世界酒单，写自己的酒途/徒人生，《酒途的告白》是华文创作少见的类型，出自跑遍世界的旅游记者黄丽如。
　　时隔27年，曾淑美出版诗集《无愁君》，惊动大师杨牧执笔写推荐序《叙事以抒情》。“老派”的《作家的书房》摄影文集是时间酝酿出来的，作者陈文发，1999年至今以黑白底片拍摄了四百多位作家书房，并以文字直写或侧记其中24位，是文学界视为瑰宝一般的书。“老派”的另一面向是时尚。
　　作家张耀仁为易智言电影写了《行动代号：孙中山》，拉高了电影小说规格。《一张全票，靠走道》是一个看过4353部电影的中年男子施升辉写的“献给电影的书”，他的前两本书都在教人理财。
　　家庭故事与土地书写持续发热。追溯地名就是重建历史，陆传杰《被误解的台湾老地名》企图藉由找回失落的文化老地名，钩沉出曾经活跃于这片土地的人事物。耕耘台东十年，打造“铁花村”，时隔十六年，徐璐写出了她的第二本书《我的台东梦》，一个回归土地安顿生命的故事。《我家住在大海上》成就了平常人某种不思议的梦想，叶丽萍和她的德国丈夫带着两岁女儿，搬到一艘帆船上，自此环游世界，八年才回到陆地，背后是一段与忧郁症的战争。《有种美味叫志气》记录了八个手作者与小农的食物革命，这是与主流和商业的战斗。
　　《鲁蛇之春》，loser，“鲁蛇世代”现在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社会运动小书。八年前在马来西亚出版的《现在是以后了吗？》更是一场战斗，欧阳文风的出柜宣言，他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牧师，亚洲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拥有神学博士学位的出柜牧师。
　　特别一提的是面包制作书的本土化，台湾面包食谱多半译自日本，经过多年的摸索学习，加上面包机风行草偃，蔚为时尚，家庭必备，新一代面包食谱作家纷纷由网络篡起，建立品牌。始自胡涓涓《烘焙新手变达人的第一本书》《跟着小鱼妈，新手也能安心做出好面包》《新食感！面包机变出85道中西料理》发扬光大，一点一滴抢回了曾经全面以日系书主导的面包书市场。
　　这难道不是值得一记的事吗？
　　偶然或必然，很多事情都在改变，例如曾经是票房毒药的科幻小说，在翻译小说退潮的时刻，反而稳定成长着。
　　这个月因此出现了一场特别的新书座谈会，三本由不同出版社出版的科幻小说《北方大道》《星移记》和《红星革命》串连举办发表会。一本是正统英国科幻名家之作，一本出自《羊毛记》作者之手，一本是复杂与深度兼具的反乌托邦故事。
　　科幻小说出头，版权经纪人谭光磊分析，一是拜《饥饿游戏》畅销之赐，它大量吸取了女性读者；二是《羊毛记》热卖，而《羊毛记》的成功——素人写作加上口碑发酵，在美国打出一条独立/自费出版之路；三是科幻小说说的故事奇妙地与台湾社会的现实产生了连结，无论是洪仲秋案、大埔拆迁或“太阳花学运”，各种政商挂勾的层层垄断与剥削，这些议题都出现在上述三本小说里。
　　至于宣传策略上，出版社的共识是不谈类型定义，不讲历史沿革，而是回归小说“好看”本质，用好看的故事吸引读者。如果连故事都说不好，一切终将衰颓，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说的。
　　尽管有小说家如朱天心“去故事”，有电影导演如蔡明亮刻意不讲故事，但故事无论如何还是世人所需要的，被消耗掉的故事大约只有垃圾掩埋场能够收容。“故事”二字，从小说到营销书籍，多到简直可以做一集“以故事为名”的专题了。
　　有意思的是，当今读者进化到不只阅读好看的故事，还想向前一步知道说故事的技艺，号称“编剧圣经”的《故事的解析》堂堂出版了，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倾囊相授，有故事的要素，有故事设计的原则，有编剧实战篇。试举其一，“故事要讲得好，第一步就是要创造一个平易近人的小世界”，单是这样一条就足够琢磨了。
　　“故事学”不只适用于电影，适用于小说，也不只电影和小说电影，艺术、商业、政治、企业……似乎可以这样说，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用得上。
　　《故事造型师》作者蕾妮·布朗和戴夫·金恩则是独立编辑，该书已出版二十年，目的在教人创作完成之后，如何用行家的眼光检视，自己看稿，做自己故事的造型师，这通常包括场景的铺陈、对话、观点、内心独白等等，总而言之，一个好故事的出现，绝不会只是巧合。
　　那么，有电影加持的轻喜剧《百岁老人跷家去》是不是个好故事呢？一个百岁老人从养老院逃出来，这个主题设定听起来就很有戏，但有读者认为作者把故事说得太天马行空太唬烂，如果只是为了娱乐杀时间，可以一试。
　　不只是文学书要会说故事，非文学书一样需要。《鸟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出自诺贝尔奖生理奖得主彼得·杜赫提之手，他在退休后开始赏鸟，因为赏鸟有感而发写了这本书，每一页都有故事，以及提醒人类何以必须对鸟类“善尽关怀”。因为拍电影而重新出版的《圣母峰之死》（原书名《巅峰》），作者强·克拉库尔以小说家的功力讲了一个真实故事，一场夺走十二条登山菁英的山难。《苹果橘子思考术》堪称本月冲榜大书，经济学家利瓦伊特和记者杜伯纳再度同台演出，带来一套重新训练大脑的创意思考术，两人组号称“全美最有趣的脑袋”。
　　来自西班牙的《岁月的孩子》，副书名就叫“366个故事”，作者加莱亚诺搜集了366则历史，不按年份不依地缘也不照时代分类，而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编辑、陈述、烙印。
　　英国医疗社会史家克尔·瓦丁顿《欧洲医疗五百年》全书三册，第一卷医疗与常民，第二卷医学与分化，第三卷医疗与国家，写出医疗的“进步”，也写出医疗的行为、体系与制度，如何受到权力、商业与国家的影响。
　　有这样综合大量研究成果和思辨能力才足以成就的书，正是出版之所以重要，而阅读所以值得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