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基层选举的近距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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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又是换届年。
  6月20日晚七点,我挂职单位的镇党委黄书记打来电话,说明天要去村里换届选举,问我去不去。
  我说,去。
  我问她去不去,她说她是这次选举现场的总指挥。
  因为一直关注村民自制的民主进程,我试图对一个村庄进行抽丝剥茧式地现场实录。这种打算早就有,我对乡村有感情,特别希望他们在物质生活相对于城市匮乏的情况下,他们优越于城市的不单是空气。
  这是我要求挂职的其中一个原因。
  组织部门把我送了来,对黄书记说,不要给王老师安排硬性工作,她就这里转转那里看看,她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不得不说,这是对我的误解。若是熟人,或者身边没有其他人,我会纠正组织部门的说法,可看他们说得一本正经,我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我理解组织部门的意思,他们也是在为我争取权益。乡镇工作不同于机关,事儿杂。他们这是在为我着想。
  我对黄书记说,什么时候去马太庄选举,我也去。黄书记问我为什么选择去马太庄,我说,他们三年没选出村班子,这里面准有故事。
  黄书记大为惊讶,说你刚来这几天,情况倒摸得蛮清楚。
  我笑着说,马马虎虎吧,闲着也是闲着。
  镇里一共十七个自然村,马太庄坐落在城西的五名山下,是一个最让政府头疼的村庄。果不其然,我一提马太庄,黄书记就开始挠头皮,说这个村庄也不知道咋就那么复杂,村庄不大,却总能出幺蛾子。许多顺理成章的事,在他们那里就是行不通。
  我说:“肯定是能人太多了。”
  黄书记说:“不是能人太多了,是能耐人太多了。”
  我乐不可支。能人是褒义词,能耐人就含了些许贬义。一字之差,汉字的精妙在这里体现得特别充分。你说一个人有能耐,肯定是褒义。但如果说这个人太能耐,肯定就是贬义了。
  “所以,我选择马太庄是有考虑的。”我有些得意。对黄书记说,我已经到那个村里转过了。过去那村里有活泉,有湿地,村前的小河旁长着成片的芦苇。清代康熙年间的女作家萧晶玉的长篇小说《十粒金丹》中笔下的麒麟村就指的是那里。村人尚武,大多姓高。所以主人公是叫高梦銮的,横枪跃马,出奇制胜。该书曾于清光绪戊子年间发行,距今已经120年了。
  黄书记说不错不错,功课做得相当到位。
  黄书记在电话里告诉我,五点一刻早餐,五点半准时出发。我脱口而出——这么早!马太庄不就在县城边上么?黄书记爽朗地笑了笑,说这可不算早,这种早起在乡镇工作中是常事儿。
  我夜里没敢关手機,怕自己一下睡过站。虽然从没有因为睡觉误过事,我还是加了小心。那个叫马太庄的村庄,离城市三里地,中间地带的土地已经被政府收储,所以整个村庄很快就会变成城市的一部分。离城市近的村庄都富裕,人也显得与别处不同,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更别说马太庄有特殊的历史渊源,传说高梦銮的父亲高廷赞被奸臣所害,告老还乡,建座公乐亭以对应不远处的独乐寺。那是座辽代木结构大阁,曾让梁思成夫妇着迷。从民国十九年,他们坐驴车一路向西,不止一次到访过这里。独乐寺也因梁思成夫妇而声名远播。公乐亭曾经是蓟州城的八景之一,在四乡八村中,马太庄人一直都很优越。虽然旧迹难寻,但总归有史可查。老的村委会主任我见过,头发都白了,有六十多岁,国字脸,一笑露出满口的黄板牙。他蹲在镇政府门口吃煎饼,看见黄书记的车进来,他“嗖”地蹿了过去。据说他当初当选村委会主任是因为总上访告状,是镇里有名的上访专业户。把别人告倒了,他就上去了。然后,别人又把他告倒了。某一天,我在黄书记屋里见到他,发现他坐在角落里,说话很横。他一宗一件说了很多事,路、电、水、垃圾处理,没有一样能让他满意。他说政府就会和稀泥,糊弄人。我当时觉得很惊奇,但黄书记却笑眯眯看着他,奚落说:“不糊弄你,你干事吗?”
  那人说:“不糊弄我,我会干得更好!”
  黄书记不屑:“拉倒吧。你说北山有石头我也不信。我让你哄弄怕了。”
  那人咧着阔大的嘴巴“呲呲”地笑,说:“我糊弄人是让政府逼的。”
  黄书记说:“政府糊弄人都是让你们逼的。”
  那人陡然站了起来,扯着嗓子说:“政府先哄弄人!政府哄弄的都是大事儿!我们哄弄政府都是小事儿!性质不一样!”
  我担心地看了眼黄书记,怕她会起急。谁知她屁股坐在椅子上,窝儿都没动,只是脸上有了嘲讽的微笑。那微笑像是画上去的,有一种隽永的味道。黄书记沉稳地说:“有话好好说,你急啥?”
  那人说:“当初修路政府答应一里地给八万,结果却只给了四万,路都修成了豆腐渣,村里人意见都大着呢。”黄书记说:“是你有意见吧?别说什么事都把群众搭上。别的村一分不给,路也修得比你们村强,我还想问问你,那四万块钱都干啥使了,尽买豆腐渣了吧?”
  那人当即恼了,说:“我修路了!我要是往兜里掖了一分钱我就是孙子!”
  黄书记敞亮地说:“那你的孙子就是当定了!大家都看见了你修的路,除了几车石子面子,看得见沙子水泥么?你也就把自己家门口修光溜了吧?”
  黄书记话音未落,那人就从这屋里窜出去了,看得出,神情上多少有点让人点到穴位似的难为情。与我擦肩而过时,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真叫人难形容。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既乖顺讨好,又狡诈凌厉。像一只装满了水的盆儿,什么都想承载,却又满是戒备。这个场景,让我领教了乡镇工作确实与机关不同。机关人说话都虚与委蛇,哪里会这样真刀真枪,刀刀见血。我对黄书记说:“你厉害啊!几句话把他吓跑了。”黄书记咯咯笑着说:“见笑见笑,对待他们这种人,你就不能给脸。你稍微一软,他就骑你脖子上拉屎。这种老百姓,蜿蜒着呢。”
  “蜿蜒”这个词,现在很少有人用了。不知道是应该形容心眼儿,还是形容性格。总之就像字的表面呈现的一样,是九曲十八盘的感觉。后来我在楼下见到了黄板牙,他蹲在石阶上抽烟。我们对看了一眼,他没理我,我也没招呼他。我不知道应该跟他说些什么,他是黄书记父亲的年纪,在家里,估计也是爷爷辈的人了。被小字辈的人那样训,我都有点替他难堪。他来找黄书记,也是为选举来的。他们之前曾经有过几句对话,我是事后听黄书记说的。黄板牙说,政府是干啥吃的,行政不作为,导致马太庄连个“届”都换不出来。这种话黄书记怎么会爱听,所以找个茬口教训他。我就是那天知道了马太庄的事,思谋什么时候到村里转转,但不能找黄板牙,这种人不好打交道。除了各种抱怨,他大概不会说别的。别人当主任的时候他告别人,他当了主任别人告他。三年前,就是他在任上的时候被村里的代表联名罢免了。现在想重新复出,估计还是不甘心。   又适逢选举年,谈起这个村的状况,黄书记皱着眉头,只说一个字:乱。
  就是因为乱,黄书记才会亲历亲为,任现场总指挥。黄书记说,这个村要是再选不出班子,我这个书记干脆撂挑子得了。
  我给手机定了时:5点。早晨的时间对我很宝贵,我情愿牺牲别的也多睡一两分钟。事前又把水杯雨伞笔本之类的东西准备好,就寝。没想到竟失眠了,凌晨两点还无睡意。忽忽悠悠睡着了,一个梦接着一个梦。像扎猛子一样刚潜入水底,手机铃声响了,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用了许多年,从没换过。
  我一看表,差一刻五点。电话是司机打来的,已经到楼下了。
  我又领教了乡镇工作对待时间的态度,就是与机关不同。我家到镇里的车程不过十分钟。
  慌得我哎,好歹洗了脸,把衣服穿齐整,匆匆忙忙下了楼。我知道选举现场得去很多人,我可不愿拉别人的后腿。司机告诉我,黄书记特别嘱咐,另两个人顺便搭个车,是民政局的人,一个科长,一个科员。路程都不远,就住在我们隔壁的小区。我跟科长打过照面,问他们这次去的任务是什么,科长说,负责政策咨询。
  本来想去镇政府吃早餐,可到办公楼前一看,大家都已经上车待命了。我数了数,一共六辆面包车,同去的一共有七十余人。我大为惊讶,镇政府的人是不是都要去?可司机告诉我,这还不是全部。另外还有公安干警十四人、保安人员十四人、公证处两人,总共一百余人。
  “不会有点草木皆兵吧?”我嘟囔了句。
  早餐给我塞到了车上,火烧,豆浆、鸡蛋、面包、榨菜。没有食欲,我把这些东西用袋子系紧实,放到了一边。
  车队朝外环轰隆隆驶去。沿路不时遇见晨起遛早的人。我忍了好久,才没让哈欠出唇。
  3
  村里的道都很窄,有的地方积水竟有半个车轮深。真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遥远时候的盛景,真就只是个传说了。我看见前面的车子在水坑里跳跃,右轮“噗”地一歪,水溅到了路两边的砖墙上。印象中,村里的路都是水泥板路,这些年一直在搞“村村通”——是卫星电视之外的村村通,路面硬化,我当时还陪上级领导到典型村去视察,那种水泥板路有十公分厚,比原来的路基高出一大截。不清楚这个村为什么是个例外,我突然想到了那个黄板牙主任,莫非就是他把路修的这德性?
  政府难道就对他没奈何?或者,政府也有把柄被他攥在了手里?对,他说工程款政府没有拨足,黄书记当时也没有反驳。有些情况我是知道的。因为经费紧张,过去政府东挪西占也是常有的事。所以黄板牙才那么底气足。
  拐了一个弯,到了一段相对平坦的地方。一座小二楼旁边有一个砖垛,有个人似乎在用砖垛做掩护,探头朝外看。不知别人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就是黄板牙。
  他鬼鬼祟祟的样子显得非常可笑。车队过去了,他才从砖垛后面走了出来,大模大样地站在了马路中间的水凹旁。泥水坑里有他浑浊的影子,当然他看不见,我也看不见,这是我脑子里的影像。
  村委会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大院子,一排十几间红砖瓦房。东南角有一株大椿树,是整个院子里惟一的风景。我跟着黄书记一直朝里走,见每一间房门上都贴有纸条,上写“秘密写票处”。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探头往里看了一眼,见屋子的角落里各有两张学生用的小课桌,显然属于临时启用,与周围的整体环境很不搭调。墙壁上是村务公开的各种表格,但日期是三年前的。中间的屋子很大,是党员活动室。墙壁上是镜框宣传栏,里面的各项分工很仔细。书记,小组长,副组长,居然还有小组秘书。但也同样心照不宣——那些当值的人自己可能都忘了上墙的事,上面满是灰尘。屋角也放两只小课桌,奶黄色。一只桌前没椅子,有椅子的那把椅子很可笑,只剩下了四条腿支撑着一个方框,上面的横板就是一块窄窄的木条,都没有二寸宽。很多选民因为年龄大了都对那把椅子有想法,看了又看,最终也没敢把屁股放到上边。
  院子里放着一排办公桌,选举委员会成员一叠一叠数选票。选票是粉红色的,像B5纸那样大。可选票纸要削薄得多,被人翻动时,发出一种清脆的“哗泠”声。选票一共要过三个人的手。一个人容易有猫腻,两个人容易搭窝,三个人大概才让人无话可说。三足鼎立是从古至今的自然法则。只是1600余张选票数完了不容易。手巧的妇女把选票当作钞票,一叠一叠地数。手拙的那一个一张一张地翻动,还不时伸出指头沾唾沫,那指头都被粉红色的纸染成了蜡手指。
  全部人马各就各位,一轮太阳也从东方升起来了。一个大院落瞬间明亮,天和地都似新的。
  進入了选举程序,选民拿着选民登记证来领选票,以户口本为单位,每个户口本可来一个人代领代选,否则连亲娘老子也不行。发选票分两个组,每组三个人。以村中心的马路为界,负责东西各半边。由本村的人对照选民登记册核实来者身份,由政府公务人员数出选票,交到村选举委员会成员手里,然后再由此人给选民,选民就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入“秘密写票处”。
  “秘密写票处”这时派上用场。我也方才知道这其中的含义。那是用红纸写的几个颜体黑字,居然很好看,不知是出于谁的手笔。
  有一个小伙子,大约二十几岁,他领了自己的选票以后,想把父母的一并领走,遭到了严拒。小伙子骂骂咧咧,说父母都下地干活去了,没空来。有人耐心地给他作解释:“你如果有父母的书面委托书,可以领走选票。”
  小伙子说:“委托个屁啊,他们都不识字。”
  小伙子缠磨了半天,也没能如愿。此刻各项规则真是铁板一块,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小伙子无奈,只得拿手机打电话:“他们不让领,要一个户口本才行。谁让你们那么早给我们分家,这下分出毛病了……你们谁来一下吧,不来不行啊!”小伙子脸上写满了不耐烦,手机揣进兜里,他把自己手里的两张选票狠狠朝桌子上摔打,那选票立时裂了口子。
  “小小的年纪脾气就这样不好,他媳妇可有得受呢。”我跟黄书记开玩笑。我们俩站在党员活动室里,一直在密切注视外面的动静。黄书记经常连眼都不眨,那种紧张显而易见,我希望她能放松些。   黄书记显然没有开玩笑的兴趣,她在门口闪出半个身子,目光冷峻地目测现场,招手让几个小青年过来,吩咐他们盯紧大门口,防止有人进来浑水摸鱼。大门口已经是一种紧张局势,两扇木门均有人把守,外面每有人敲门进来,公安都要请两边的人验明正身,确信无疑才肯放进来。
  我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到了屋檐下的台阶上,地势略高,便能把一院子的脸孔尽收眼里。发选票的一个村里人,个子不高,面皮青黄,长短不齐长着几根小胡子,说话总是丧声丧气。我身边站着的一个小媳妇抱着孩子。孩子大约不满一岁,是塌鼻梁,但两只大眼很有神。我朝孩子扮了个兔子脸,孩子咯咯地笑出了声。小媳妇问我是啥干部,我说是来瞧热闹的。我问小媳妇那个发选票的男人是谁,小媳妇侧过身来跟我耳语,说是一个想当选的人,今天大概没戏,瞧他那个样,也不像能当干部的。
  “你还会相面?”我故意逗她。
  小媳妇得意地笑,毫不掩饰地说:“会点儿。”
  小媳妇诡秘地朝我挤挤眼,说我一眼就看出你是政府的人。别说看热闹,这院子连蚊子也飞不进来。
  我朝她竖了下大拇指。说我的确是政府的人,但跟他们是两码事。
  小媳妇说,你是他们的领导?
  想了想,我说,就算是吧。
  “看,让我猜着了吧?”小媳妇的亲昵显而易见,她朝我身边凑了凑,悄声问:“今天到底谁能当选?”
  她想打听小道消息。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我确实不知道。
  我问:“你的选票想投给谁?”
  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顷刻就土崩瓦解了。小媳妇往一旁躲了躲,便有了划清界限的意味。孩子突然哭叫起来,小媳妇烦躁地在他后背上擂了一掌。
  发选票的一共有三个人。丧声丧气的男人坐在东边,西面的长条椅上坐着两个女人。她们离得近些,肩膀挨着肩膀。就是手巧的和手拙的那两个,偶尔低头密语,似乎是在说悄悄话。她们的头发被风吹了起来,在空中交集,仿佛要不分彼此,看上去怪有趣。两人核实东西两片选民的身份,手不闲着嘴也不闲着。可惜她们说些什么我听不到。我发现她们的衣着,发式,甚至连长相都有相似之处。都是椭圆形的脸,眯缝眼上边是纹过的两道眉毛,都修长入鬓,像是要飞起来。我左右看了下,想找个人交流。小媳妇适时地又凑了过来,只是错后了半步。我退了一下,跟她并了肩膀。我跟她搭讪说,那两个人好像姐和妹。小媳妇掂了掂怀里的孩子,说才不是呢。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一个是婶子,一个是侄媳妇,差着辈分呢。别看她们表面上嘻嘻哈哈,这是在人面前。其实是两派的,心里的劲头大着呢。
  我惊讶地说,看不出来啊。
  小媳妇说,她们哪会让你看出来,都可会演戏呢。若是一派的,也坐不到一起啊。
  嗯,这才是关键。我心里说。
  所谓“两派的”,是说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候选人,选举现场的每个关键环节都在共同把守。她们当然都希望自己阵营里的人当选,但敌视别的阵营里的人几乎是顺理成章。姐姐的村庄就是这样,平时要好的姐妹都因选举反目成仇。姐姐一家搬到了城里,但每次选举都会成为抢夺大战的焦点人物。一方说好的早晨四点来接,另一方三点就堵在了家门口。姐姐谁也不愿意伤,只得把家里的选票一分为二,这样的结果等同于弃权,你不满意他也不满意。这种感觉让我有些难受。我心目中的乡村一直是温馨的,温和的,温暾的。就像一个长相姣好的女人,给你衣食,给你温暖。可眼下的村庄却有些甚嚣尘上。一个村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门口对着门口,窗户对着窗户,不是三叔就是二大爷。就因为闹派别,兄弟之间都起狼烟了。我老家的村庄也是这样,堂兄两年没来我家拜年了,害得我父母总念叨。
  早些年我还因为选举专门写过小说,拿了首届梁斌文学奖。一座山里的小村庄交通不便,只有200口人。老人手里的一张选票能够一锤定音,两个儿子都来争夺,最后老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给了第三方。投票那天,老人的两个儿子分别代表两个阵营带领若干人众禁止老人投票,第三方的人在众人的协助下举着票箱来迎接老人,结果把票箱举过头顶,接过了那张选票。因为这一张选票,第三方当选了。我听到这个故事时,特意去了村里,走访了三方阵营中的很多人。但我最终没有见到那位老人,我见不到。老人因为一张选票得罪了两个儿子,大半年的时间,就抑郁而终了。
  一张选票甚至就是身家性命。谁又能说中国农民不懂政治?
  发票、写票、投票都在公务人员的严密监管之下进行,看上去比考场都严格。等待进入“秘密写票处”的村民在门外排起了长队,他们都很安静。有人进去很短时间就出来了,表情轻松,眼神里甚至有轻佻,似乎在说,瞧,就是这么简单。有人则要耽搁很长时间,他们是过于认真的人,恐怕“o”画不圆,或拿不准到底选谁,权衡利害得失,迟迟落不得笔。他们终于从屋里走出来,就像演员在台上错念了台词,会有一抹羞红从心底映上面颊,低着头匆匆走过人群,就像没脸见人一样。
  整个工作看上去万无一失。
  4
  黄书记告诉我,这个村今年春天搞过一次选举,因为有一对夫妻离婚,但还未撤消户口,妻子的选票被丈夫领走了。妻子领不到选票,便投诉到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认定整个选举过程有瑕疵,因有人举报,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兴师动众的一次选举,就因为一个偶然因素功亏一篑。这听起来简直令人振奋,我们的选举,难道科学严谨到无缝对接了?若不身临其境,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程序如此繁复,而又如此严苛。
  一只石英钟摆放在外窗台上,是鸭蛋形的椭圆。我跟手机对了一下,差两分钟。也不知是我快了它慢了,还是它快了我的手机慢了。我正在那里琢磨,旁边有人说,这个石英鐘准,早晨刚跟广播电台对过的。
  还是那个小媳妇,原来她一直尾随着我。
  早上六点开始投票。十二点截止。这是公告上写着的。我在心里嘀咕,干嘛延续那样长的时间。两个钟头不行吗?三个钟头不行吗?大队人马要在这个院落耗6个小时,这也是人力物力啊!   早晨是一个投票高峰。紧张的气氛甚至令人窒息。偌大一个院落说鸦雀无声一点也不为过。几次我都想跟黄书记说点什么,总觉得声音会显得突兀。八点以后,太阳升到天上了,人们都主动寻找凉阴,大院落显出了空旷。门口把门的也松懈了,曲着腿站在门后,那里日头晒,看上去没精打采。人来得稀稀拉拉,像羊矢豆儿一样一个一个往外冒。
  黄书记也终于轻松了。她长舒一口气,拽了两个凳子放到门口,又从纸箱里拿出了两瓶矿泉水。我说我带水了,随手把那瓶水送给了别人。夜里缺觉,又站了这半天,我都有些累了。水杯一直在包里,里面放了几粒铁观音。此刻叶子舒张了,喝一口,有淡淡的苦味,是因为茶太浓了。人一松懈,就容易有倦容。心里的话,我这个时候才对黄书记说出口:“好像没有必要来这么早——战线拉得太长了。”
  黄书记喝了一口水,解释说:“不长不行啊!村里人有去远处上班的,有在外面做生意的,我们早起是为了他们更好的履行选举的义务。不能耽搁他们挣钱啊!”
  原来是这样。人家不解释我根本想不到。
  这时来投票的老人居多。我发现他们手里大都拿着一个红牌牌,不似选票纸的粉红色,而是那种象征着喜庆的大红色。宽和长各有三五厘米,整齐划一,煞是醒目。他们从衣兜里小心摸出来,紧紧捏在手里,然后趴到小桌子上照猫画虎。我问那红牌牌是个啥,知情人告诉我,那是候选人发的,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防止那些文化不高的选民把名字写错了。你看,拿红牌牌的都是老人,年轻人一个都没有。
  我留意了一下,果然。
  知情人解释,政府喜欢这样,这样容易产生选举结果,假如选民把“晓军”写成“小军”,那么这张选票就得作废,否则对立面不依。
  我点了点头,是这样。
  有一个大娘看上去有七八十了,颤颤巍巍走了过来。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个核桃大的髻。上台阶时,腿脚明显有些不利索。有人想扶她一把,她把人家的好意推开了。她坐在那个没有横板的木椅上,粗糙的手无论如何捉不牢笔。工作人员看着着急,想为她代寫,她脸上写满了不信任。她老伴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两个人对着红纸卡在空白纸上捣鼓半天,也没写对一个字。最后还是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把字写好,反复请他们对着红卡片比对,他们这才放了心。
  工作人员笑着对我说,知道他们写不了。一辈子连笔都没有摸过,乍一写字哪会写得出来,照猫画虎也不行。我说,他们对你不放心。工作人员说,可不是不放心,一笔一画都盯着,那个大爷的手跟着我的手一起用力,好像写字的是他不是我。工作人员又笑了笑,说:“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走着瞧吧,好戏都在后头呢。”我问刚才他们写了谁,工作人员四下看了看,才告诉我:“于晓军。”
  5
  这百余人,分了六个组。我拿到了一张表格,是手绘的人员安排。院子里有大门,旁边有两个小门。大门和小门里外各有六个人把守,防止有人闹事一轰而上,对投票箱造成威胁。这样的教训惨痛,却时有发生。黄书记给我说了好几个例子。一个老太太,因为儿子没有当选,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一屁股坐进了票箱里。票箱是纸箱,老太太像长在里面似的拔不出来。她儿子过来拔,顺便就抓了一把选票撕碎了,让许多人的辛苦打了水漂。还有一个候选人,在封箱之前扔进一个点燃的蜡烛头,选票尽毁。有希望当选的人不依不饶,整天背着这个装着纸灰的票箱去告状,一直告到了民政部。最恶劣的就是南民庄,刘姓人当选后,晚上去自家地里看树苗,被一伙人斩断了两只脚和一只手,只给他留一只手,用以打电话求救。这是两年前的事,姓刘的活了一条命,却从此成了废人。那里挨着京哈公路,罪犯造成流动作案的假象,其实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可苦于没有证据,案子到现在也没破。听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青天白日底下,忽地刮起了一阵阴风。我问,对那些恶意破坏选举的人不能采取法律措施么?黄书记叹了口气,说:“还不是为了保稳定。很多时候为了稳定,我们都快成孙子了。”
  从我这个角度望过去,守在门口的远比预先安排的人要多,是有人凑成群闲说话了。开始的紧张气氛慢慢消散了,人们逐渐放松了那根弦。太阳也有了几分毒辣,院子里没有阴凉,男人围在树下抽烟,很多女士都借助墙体或门楼的凉阴席地而坐,因为都穿着迷彩服,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居然很像风景。
  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吊儿郎当走进了院子。没有人注意他,他大模大样东张西望地走过来,嘲讽地说了句:“政府真有人。”这话一共说了三遍,显然是说给黄书记听的。黄书记却仿佛关上了耳朵,看都不看他。投完了票,他把一只脚放到高高的台阶上,胳膊横着压上去,左顾右盼,又说:“来这么多人,政府干点啥不好。”
  黄书记这回“横”了他一眼:“有事么?没事哪远滚哪去。”
  那人咂了一下嘴,灰溜溜地走了。
  黄书记气咻咻地说:“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我说:“他到还识趣,不恼。”
  黄书记说:“我还想恼呢,哪轮到他了。”
  过了九点,家庭妇女多了起来。她们大概是呼朋唤伴统一着步调,都有着相似的神情。人一多,把门的就开始紧张,每次只准许进十个人。因为写票的地方有限,这十人也得在外排个儿。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她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说衣着,说头发,说妆容,不像来选举,到像来看戏。她们表面嘻嘻哈哈,若仔细观瞧,眼神里有内容,眼神往哪里一飘,就露出眼风。门口没有凉阴,她们在外等得辛苦。有些人写得也很慢。我猜,她们虽然年轻,却常年不拿笔,握一杆笔大概比握一柄锄头都重。我计了一下时,有个人在里面待了足足十五分钟。平时十五分钟可能不算什么,可对等在屋檐底下的人来说,漫长得简直难以容忍。她们的表情以及手上的动作,都有了掩饰不住的情绪化,甚至有了恶狠狠的表情。而就在刚才,这个女人似乎还是她们中间受欢迎的人,大家都围住她,夸赞她。那是个四十左右岁的清瘦女人,扎一根独辫。看形象和气质是有别于其他妇人的。我突然有了想法。选票一共有三个格,填上三个候选人的名字连一分钟都用不了,可她却平均五分钟写一个名字,所以我猜,她坐在那里也许在想些什么,或者,在享受那种状态也未可知,当然,也可能在故意磨蹭。耽搁那样长的时间也许是因为拿不定主意——她表面应承了人家,其实应该是有自己的想法。她应该是个有想法的女人。她背对着我们,两条腿紧抿,瘦溜的脊背拔得很直。外面的不满信号她好像接收到了,她把纸抚平,俯下身去,填写的动作开始麻利。转过身来,朝我们笑了一下。不知为什么,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奈。仿佛是,耗费了这样多的时间,所做的事情还是没能让自己满意。她摇了摇头,加深了那种无奈。又仿佛,她到底没能战胜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是怎样的复杂和难以两全,走出屋外时,特意偏离了等在屋檐下的女人,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她没有抬头,绕了一个弧形走了。   村里的女人都很时尚,六十多岁的人了,打扮得还像个小姑娘。穿两件套的丝网衫,上面绣着鲜红的梅花。稀疏的头发已经灰白,却烫出大的波浪,看上去别有韵致。有个大娘板板眼眼地走路,面目甚是和善。她进屋就把选票和红牌牌亮出来,对我们几个说,妹子,劳个驾,我瞎字不识,替我填上。我都心里痒痒的,愿意为她代劳。咽了口唾沫,才把那种愿望压下了。工作人员高高兴兴去写选票,她是专门干这个的,随时等候差遣。我问她多大年纪,老人瘪了瘪嘴,让我猜。我说您有七十岁么?老人伸出两只手来比画,一个是八,一个是四。
  我半开玩笑地惊呼:“您不是四十八吧?”
  老人呵呵笑着说:“八十四啦!”
  我真心诚意说:“不像,太不像了。”
  黄书记在一边说:“说六十岁都有人信!”
  我们的声音都有些夸大,是故意给这寂静的空气填些响动。这大半天,实在是沉闷坏了。
  工作人员把填好的选票展开给她看,想请她检验。她一把抓了过去,说我相信你们。你们是公家人,不信你们信谁?外面有个女人招呼她,快走,快走。大娘对我们解释,她们等着我来和(一种纸牌)呢。说完,小心翼翼地迈下台阶。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我们说:“你们姐几个,有空到我家里去串门。”
  我们愉快地应。这半天的时间,就这一刻让人愉悦。
  我想找个人拉呱拉呱,但总也没有逮着机会。一位大圆脸的老伯写好选票从我身边经过,我匆忙搭讪了句:“您认识于晓军吗?”
  其实这个于晓军,我也不认识,但我知道他眼下是候选人,前面那一对老夫妇曾经把他写进选票里。我担心叫这个名字的人在现场,那样我就尴尬了。我只是想找个切入点,跟老伯搭上话茬儿。如果我直接跟老伯说选举的事,怕他会提防。
  谢天谢地。老伯沒有当场指认。他说认识于晓军,就住在不远处,家里养了许多活物,在街上很少见到他。我问那些活物都是啥,他说鸡,狗,兔子,猪。我说,是正经庄稼人。老伯重复我的话,是个正经庄稼人。又说自己是苦命人,是山里人寄养在马太庄的,六岁过来,十多岁想回去,发现家里有六个哥哥,连个能容身的地方都没有。养母开始对他好,后来生了很多自己的孩子,跟他的关系也淡了。他长大成人后,家人一致不允许他讨媳妇。因为按照乡村的规矩,母亲会跟着光棍儿子过。这点他一说我就懂。我的家乡也有跟他一模一样的的情况,一家人合伙谋杀一个人的幸福,然后让他终身伺候老人。
  老伯说,他四十岁才讨来老婆,带过来一儿一女。虽是半路夫妻,儿女却都孝顺。儿子给他买电动车,女儿在冬天给他买名牌羽绒服。
  话说得投机,老伯对我一副热脸膛。我问他的选票填的谁,老伯小声告诉我,村里谁请客送礼他不选谁。
  哦,居然还这样!我问他们为啥请客送礼。
  老伯说,当村干部有油水。过去穷得屁股后头跟着要账的,当了几年村长,两口子一人一辆卧车。
  我问那卧车是什么牌子,我是想估算一下价值。
  可老伯显然不知道,说管它什么牌子,反正都是四个轱辘。
  我想起了黄板牙,他可不像有钱人。衣服穿得跟普通老百姓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否则怎么会弄一口黄板牙。可老伯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他的钱都在他老婆的肋骨上穿着,他都摸不着。
  惧内。我说。
  老伯说,她老婆可不是一般人,又抽烟又喝酒又打麻将。不弄俩钱能行?
  我发现,像老伯这样坦荡从容的人并不多。我朝周围看了一眼,发现我们聚集了很多人的目光。老伯却旁若无人,跟一个老伙计打了声招呼,想递给人家一根烟,结果那人摇摇手,没接。老伯自嘲地笑了下,朝那个方向说,抽根烟咋着?我也朝那个方向看,见一伙人围在一起,神情诡秘。我把这一点想明白了,那些候选人,大概都在现场。我分不清谁是谁,但那些选民心里清楚。都在一个庄里住着,选谁不选谁,大家心里都有压力。我问老伯想不想做村干部,老伯说,不想。心黑了良心过不去,不心黑就不如干点自己的事。你以为那干部是好当的?
  有个女人过来招呼说,你还在这里胡勒勒,我都等你半天了。老伯对我说,他还要去赶集,家里种了些山菌子,要拿到大集上卖。说完,跟了女人走了。
  我以后肯定还要到村里来。我没有问他的名姓。所掌握的那些资料,能让我很容易找到他。
  6
  我问黄书记投票有没有过半数。黄书记说还不够。我有些忧心忡忡,这样兴师动众地组织一次选举太不易,如果最终选票不到半数可咋整。选举法有明文规定,不够半数将视选举结果无效。我把担心说给黄书记听,黄书记笑了笑,满怀信心说,会够的,咱不用心里没底,那些候选人心里都清楚。他们都在暗中一张一张计算选票,如果都不够半数,他们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来操持选举。对于选情,他们比我们清楚。我说,那些候选人是不是都在这个院子里?黄书记朝东南角的人群努了努嘴,说那当然。哪里人多,哪里就有一个候选人,他们一步也不舍得离开这里。
  选举时间是由选举委员会的人决定。选举委员会成员是候选人指定的。这一点,倒跟西方的选举类似。
  选民投了票以后大部分都没走,站在一旁看热闹。我稍稍留意了一下,就发现有几张脸不同寻常,焦虑,烦躁,紧张。像油锅里的鱼,表面都长嘎渣了。他们有时也故意轻松地跟人说说话,找人借火抽烟,但那轻松一看就是装出来的。我一一点了出来,问工作人员那几个人是不是都是候选人?工作人员逐个看了看,有一个她不认识,但另两个人是原来的两委班子成员。她说,您眼可真独。我问,咋没看见那个黄板牙老主任?工作人员说,他还没来,他是主角,应该最后出场。车子进村的时候从老主任家的门前过,您有没有看见他?他在砖垛后面躲着。我说,我看见了,在村庄外,他家是座小二楼,看见车队过去,他才站到了路中央,旁边是一个小水坑。水坑里映着他浑浊的影子。
  当然,后一点是我想象出来的。
  原来像演出一样都是有计划的,主角要在关键时刻出场?   九点四十分。白肚皮出现了。
  这是一个白皮肤的胖男人,穿着圆口布鞋和老头衫。背心卷到胸口以上,雪白的肚子在胸前咣里咣当,走一步烂颤。不知别人怎么称呼他,他一出现,我就叫他白肚皮,他皱着眉头走过来,挥着手说,出事了出事了,别选了别选了。选了也无效,你们听我的没错。
  黄书记这个时候不在现场,她有事回机关了,刚走。
  写票的不写了,写了的不投了,都看着白肚皮。一个五十几岁的女人刚领了三张选票,白肚皮说,票已经没用了,撕了吧。
  女人比画着说,撕了?男人拍着肚皮说,撕了。工作人员想上前阻拦,晚了一步。女人“喀喀”两把,当真把选票撕了。
  我质问白肚皮:“你是怎么回事,凭什么让人撕选票?”
  白肚皮不理我,轻蔑的眼风看着现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他只有三十五六岁,这个年纪的人在乡村,一般还没有号召力。
  我身边站着几个政府的小伙子,其中一个悄悄拉了我一下,说少几张票没有关系,不会影响选举结果,要是多一张,那就全完了。我说,他们是不是提前谋划好的?小伙子说,管他,提前谋划也是白谋划。
  白肚皮跟政府和警方的人都熟,散烟,点火。不时跟这个那个打招呼,显然是见过世面的。他鼓动大家放弃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焦急,搜寻副总指挥。他姓李,是副镇长,负责门口的安全保卫。李镇长此刻就站在不远处,朝这里看。我特别希望他说,先往下进行,其余的事以后再说。
  我看出了他很为难,也看出了他很焦急。可他站在那里,没动。
  白肚皮不时把背心撩起来,放下。再撩起,再放下,都成习惯动作了。我猜他心里也是紧张的。他还留着小胡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的長相有点像《水浒传》里的小旋风柴进。
  当然我是瞎联想,我也没见过柴进本人。
  村里有一些人围在他身边,但看得出,大家并不怎么在意他。他自己说罢选的理由:选票发错了。有一家,伯伯和侄媳妇是两个户口本,伯伯只有一个人,那张选票却让侄媳妇领走了。
  这样的选举过程又有了瑕疵。
  我根本不理解,一张选票会起多大作用呢?就能让准备了这样久、劳动了这样多的人的一次选举,作废么?
  现场顿时紧张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打电话。大门外涌动着许多人头,我站在台阶上,能从大门上边的空隙处看见许多黑的或花白的脑袋。宣传干部也是位女士,在我隔壁办公,此刻走了过来悄悄对我说,形势不好就赶紧走吧。也许到时想走就走不脱了。
  她说的意思是,一张选票有可能酿成群体事件。
  在乡间,政府公务人员或公安干警被围困的事多了。老百姓的法律比政府人员学得熟,他们懂得进退。但也有胆大妄为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居然几百人一起从事打架活动,结果动用了防暴警察,把警察打坏了六个。
  事后某位警察朋友对我说,奶奶的,脖子差一点就被扭断了,老百姓也真有敢下手的。
  我觉得选举现场不会失控到这种地步,都是乡里乡亲,彼此应该有些情面。即便失控,我既然遇到了,也不能选择逃脱。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怎么办?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很多细节问题我不懂,我没有发言权。“等黄书记吧。”我说。
  民政局的两个人始终在屋檐底下坐着,此刻该由他们出面解释有关政策了。可他们谁都不说话。我走过去对他们说,这不应该是个很大的问题,把相关人员找到,问明情况,通过协商应该能够解决吧?
  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一个抹脖子一个用指头剜耳朵。最后还是年纪大些的说:“请示一下吧。”
  另一个点头:“那就请示一下。”
  年纪大些的拿出手机,有人便说:“去屋里打,去屋里打。”意思是躲开不相关的人。
  这段时间实在漫长,有一种不安的情绪越聚越多。
  我在没人的地方给黄书记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这边的情况知道了?”
  她说知道了。
  我说:“回来吧。”
  她说已经往回走了。
  我说:“大门口围着很多人,多加小心。”
  她说:“这个时候应该还没事。”
  十五分钟以后,黄书记终于现身了。大门迅速张开,黄书记朝里一闪身子,两扇门又迅速合上了。外面有一股人流要往里拥挤,有人甚至伸进来一条腿,在坚持不懈的对峙中,那条腿收回去了。大门重新关好,里外成了两个孤立的世界。也许是因为天气热走得急,黄书记的脸色有些苍白。按道理,她应该是红脸膛才对。她走过来时,很多人都围了上去,我也插空儿问她有没有什么办法,她是一个敢负责任的人,我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她问:“民政局那边有消息了么?”
  年长些的拿着手机看,说再等等。
  几分钟以后,手机终于有了动静。他连忙把手机捂到耳朵上,转过身去。过了好一会儿,他喜气洋洋地说:“选举符合法定程序,错领的那张选票,可由当事人出具书面委托书。”
  很多人都长舒一口气。白肚皮一脸无奈的表情,一只手下意识地拍了拍肚子,转身走了。
  我问黄书记认不认识这个人。黄书记不屑地说:“谁不认识他,他就是于晓军么。”说完,黄书记站到门口,冲外招呼说:“用大喇叭喊喊,选举继续进行。”
  7
  村书记姓秦,个子不高,黑皮肤,一直在跑前跑后,闷头做服务工作,一看就是厚道人。传说他总挨村主任的欺负,啥事都做不了主,自己撂了挑子。过去的两委班子都姓高,只有他一个外姓人。我很多年前来过这个村庄,寻找《十粒金丹》里描绘过的公乐亭遗迹遗址,他陪我从村西走到村东。一片烂泥塘里都是腐植物,他说过去这里就是湖面,公乐亭就建在南边的高岗上,与埙城的独乐寺遥遥相对。他小的时候,湖里还有荷花,岸边有成片的芦苇,他还在芦苇塘里拣过鸟蛋。还见过村民盗挖地基,长条石都被抬回家去垒猪圈了。一块墓碑沉进了水井,那碑上都是字!如今,那里成了一片杂树林,全没了萧晶玉女士描写的风貌。历史真是沧海桑田啊!后来我去了他家里,也差不多是这个季节。他想给我烧壶开水,我说,黄瓜架上不是有黄瓜吗?于是,我吃了他家一根黄瓜,把热水省了。   他还记得我,走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
  他听了黄书记的话,立时朝屋里走。我待的门口这个地方,就是村里的会议室,里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麦克风。麦克风上绑一块红布,已经很陈旧了。
  他过去伏下身来,“噗噗”吹了两口气,外面的喇叭里就传出来很大的响动。说:“刚才,出了点岔头儿,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投票的人可以继续投票了。嗯,大家听好了,选举继续进行!”
  大喇叭里余音袅袅,门楼底下的那扇门“砰”地被撞开了,进来了三四个五十几岁的男人。有两个人第一眼看上去,就让我印象深刻。
  一个梳着大背头,矮个子,人长得敦敦实实。一个像柳枝一样苗条,从肩膀往下都是一条线,大热的天气,居然穿着唐装。唐装虽说是白色的,可那样紧的领口,还是让我替他勒得慌。
  背头迈着虎步走了过来,去了发选票的桌旁,一挥手,那个写满候选人名字的十六开本子已经到了他的手里,里面还夹着没发出去的两张红色选票。他把本子卷成了一个筒,倒背着手,用两只手握着,横眉立目说:“我看你选,你再选!还无法无天了你们!”
  那个白衣唐装更显得愤怒,他一说话就唾沫星子四溅。他用尖细的小嗓门嚷:“这样公开弄虚作假你们也不管,政府是干什么,什么,吃的!”
  他原来有些结巴。这一结巴不要紧,把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缓释了。周围的人“轰”地发出一阵笑,让他感到了不好意思。他统共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再不肯开尊口,似乎再不愿意把结巴示人。
  此刻白肚皮站到了墙根底下的阴凉处。他就像刚退场的演员,眼里都是别人的戏,一派悠闲。
  背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就成了演说家。他一个人站在院子中央,痛陈这次选举营私舞弊,说全村这样多的老百姓,不能像傻子一样让人骗來骗去。他挥着肥厚的手掌说,你们说说,你们说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他因激动嘴唇剧烈得抖,一句话总也说不完整。背头那样演讲,村里人都看着,一个说话的也没有,也没有谁有点什么表示。看不到谁赞同,也看不到谁反对。似乎大家都是不相关的人。背头把选举登记册举到空中,激昂地说:“人可骗,天不可欺,欺天就是欺祖宗,欺祖宗!”这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就像电光石火,烧灼的空气都在抖动。他自己似乎也很得意,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的那些话,不知是冲谁说的,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把院子里的人看了个遍,也没有想出所以然。
  我也在地方上混了这些年,自以为不是书生气的人。
  通过这次选举,我还是觉得自己简单了。
  我虽然没说话,但我有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这明明就是破坏选举,还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有事情可以说,怎么可以抢登记册呢?那上面可是有1600多名选民,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那些选民允许你这样做么?
  我用眼睛寻找那些警察,我隐隐有些兴奋。我觉得,他们显身手的时候到了。过去一把抓住背头的肩膀,磕膝盖往腰处一顶,胳膊朝后一别,就把登记册拿到了。再不老实,我知道警察手里有铐子。
  背头求饶说:“放了我吧,放了我吧,再不敢了!”警察朝前一推,背头肯定就摔个狗吃屎。头发也不会这样整齐了,会朝两边分散,掉在脸上。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人没了形象,自信心就会大打折扣。
  这就是好戏到了高潮。
  可这一切都是我的幻想,现实什么都没有发生。十几个警察好像地遁了,我看不到他们的站位。院子里鸦雀无声,那样多的人,都是听众。而且,都是称职的听众。只有背头是演员,在院子里上演独角戏。此刻白肚皮凑过来蹲在了墙根下,他原来并没有走远。白肚皮两只手托着腮,把自己折叠起来,把白肚皮隐藏了。只一瞬,又不见了。他匆忙朝南走,似乎是突然想起要躲避什么。我看了眼背头以及背头带来的人,断定他们不是一伙的。白肚皮消失在人群里,那里有女人跟他动手动脚的笑闹。
  用文字叙述显得时间有些长,其实这都是一瞬间的事。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此刻闯了过来,背头退后一步,转眼成了看客。老人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个长一个短地挽着裤腿,用手指着某一处,从走进院子里就开始破口大骂。他骂人没有指向,语句肮脏,但缺乏实质内容。
  骂人的话忽略不计。
  我不知道他骂的是谁,虽然他的手总是朝前方指着,但我不明白他的方向。他突然露出了一些口风,我才意识到他就是被人冒领了选票的人。他情绪很激动,很多时候词不达意,但骂人的声音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平线。
  我突然想,这其中,也许有诈。
  8
  我是这样想的。退一万步讲,老人的选票即便真的是被人家冒领了,他完全可以去找当事人理论,有必要大闹选举现场吗?
  现场村、镇、县三级领导干部都在场,他完全可以哪怕情绪激动地向任何一级领导反映问题,寻求解决办法,而不是这样破口大骂。
  我好好观察了一下那个老人,是典型的庄稼人形象,如果换成另一个地方,他甚至会很和善。他的草帽底下,是清瘦的一张脸,面容晦暗。嘴有些瘪,那些骂人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甚至有些拌舌头。他中气足,是因为身体好,大概刚从田里劳动回来。
  大家都看着他骂人,转眼就把背头忘了。背头寥落地站到了墙根下,接过别人递的烟用指头夹着,却并没有点燃。道具,都是道具。背头也是道具,此刻他就像刚从台上撤下,要自己静静心。他离开了身边的几个人,站到了稍远些的地方。他也在看老人。走下台后让他觉得轻松,他精神一懈,腰身有些佝偻了。老人绕着发选票的桌子走了一圈,突然拣起一块砖头拍到了桌面上,说:“看谁敢再选!”
  这砖头一直躺在桌子下面,大概被谁趟出来了,被老人轻易拿到了手里,派上了用场。
  老人的话证实了我的判断。他不是来反映问题的,而是来阻挠选举的。背头本来已经登台在前了,正是表演得热烈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出现,明显是缺乏设计。
  这边的事情还没完,那扇小门又被人撞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更老的人,拄着棍儿。问了村里人我才知道,都九十一了。他腿脚走得缓慢,甚至没有走到院子中心。有人送过去一把折叠椅,他顺势先坐了上去。他也开口骂人,口干舌燥地骂,声音像沙子一样,让人听着难受。那些骂人的话甚至没有主语,所以你同样听不出所以然。这样的场景真是令人乏味,黄书记背转过去吐了一口痰,她告诉我,这是不同阵营的人在演悲情戏,可派出这样老的演员登台,也真是不要脸。   我突然有了兴致。
  老人坐下时,棍儿在两腿中间戳着,两只手用力攀扶,像是在攀扶着一棵树。裤脚提了起来,里面还是过冬的棉裤。
  我旁边的几个女人也看到了,纷纷议论说:“看,他穿的是冬天的衣服,都不知道热。”
  他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村里有个人走过去劝他:“这样大的年纪,骂啥啊。”老人扯着高声说:“不骂他他不知道马王爷三条腿!”
  三条腿的马王爷,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他骂了许多话,就是这句我能够复述。
  他的脸热得通红。黄书记着人喊来了警察,说得把他弄走,如果中暑倒在这里,会出大麻烦。四个警察朝他走去,开始好言相劝,让他回家。这样大的年纪,热坏了不划算。不劝还罢了,一劝老人骂得更热闹了。警察不得不来硬的,两个上前架胳膊,两个后面撤椅子,可他和椅子却像是焊在了地上,就看见警察在那里用力,老人却纹丝儿没动。
  村里有人给出主意,说连椅子一起抬。
  警察试了试,警察往高处抬,他的棍子往地下拄,全身的力气都伏在棍子上,像一个成了精的老壁虎,警察根本奈何不了他。
  我当然清楚,警察是没把他当阶级敌人,手下是留情的。否则那样干瘦一个人,连百斤都不够,怎么可能是四个小伙子的对手。
  老人逐渐骂得没了力气,嘴唇蠕动,却鲜有声音送出来。忽然蹦出来一个人的名字:刘桂花。因为与刘桂花的妈连在了一起,一个穿着花格子衫的女人立时跳了出来,走到了老人的面前,用手指着老人说:“你再骂试试!你再骂试试!要不是看你上了几岁年纪,我这大耳刮子早煽下去了!”
  老人毫不示弱,仰着脸说:“我就骂了,你煽一个试试!”
  女人挥舞着手臂跃跃欲试,但到底不敢真动手。女人开始借助外部力量,对围观的人说:“我早上好心好意问他去不去选举,他张口就说,操他死妈的才不去选。我说都是要死的人了,嘴上要积德啊。他嗔得我说他要死了,骂了我一个早上。”
  他们继续胶着,越骂越无趣。开始还有人劝,后来劝人的人先走了。警察也散去了。女人狠狠骂了一些大话,扭身出去了。
  老人又骂了一段时间,声音嘶哑得像得了重感冒。他茫然地看着周围,显然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干些什么。稀疏的白发像刚钻出地的韭菜,挂着细小的汗珠。我从屋里拿了瓶水,想趁人不注意递给他。给他水的想法我早就有了,可我不好意思。我只得假装往外走,像偶然想起似的把水扔到了他怀里。他接过来急忙往嘴里灌,看得出他渴坏了。一小瓶水几口就灌下去了,瓶子被他随手丢到了地上。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没注意,我后来就把他给忘了。但他与女人对骂的场景事后我经常回忆,他们相差有30岁,按道理是不应该这样的。
  就因为不是一个阵营,老人就成了射出枪膛的那颗子弹。也许有人会说,他这样骂一通,解决了什么问题么?事后我也跟黄书记探讨过。黄书记说,村里的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老人得了谁的好处,到这里闹一通。至于闹成什么样,既不能现场指导,又不能场外指挥,只得由着他。而老人这样闹一通,不管后果是什么,也就算完成了任务。
  顺便说一下,选举现场的一切都有人录像。为了怕某些村民找茬儿推翻选举,政府随时跟着DV,以便作为证据。
  9
  十点整,关键性的一个人物出现了。
  我如果如实写下他的样子,肯定会显得不真实。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诡谲,强过所有的戏剧大师。此人有四十多岁,板寸头发,穿着浅灰色稠的布褂,摇晃着一只手走路。我都不用多留心,就看见他无名指上的手箍足有半寸宽。我想我真是孤陋寡闻。我是不喜欢首饰,但有些事情是应该知道的。我就从来没听说过戒指是可以论平方的,真是长了见识。我心想,这村子可真是邪行,什么样的人物都出产。我悄悄问周围的人他是谁,那人扯了我一下,我后退几步,那人环顾左右以后方说:“柴俊挺。”
  我长长地“哦”了一声。
  我当然知道这个名字,类似生意人,但比生意人会挣钱。他專门与政府各部门打交道,其实挣的是国家的钱。城市周围的土地政府都在收储,那些“掮客”应运而生。比如,你这块地想跟政府多要钱,就谎称地给了他,政府本来想给你二十万,结果他费尽周折多拿了十万。这十万跟你对半分,你就可以轻松地拿到二十五万。而他空手套白狼,据说一天里能做成多单生意。
  他的办法千奇百怪,要想说清楚,大概得写一本书。
  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新职业,一本何止万利。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干,弄不好,你就让别人收拾了。
  我问他是不是候选人,那人告诉我,是候选人。不过在他是玩票,他可不把选举当回事。
  我问,他怎么不当回事?
  那人说,别人请客他不请,别人送礼他不送。选举了他才过来看看,他不是玩票是什么?
  我说,那他何苦要参选。
  那人说,耍存在感吧。每次他都来这么一下子。
  我“哦”了一声。利用选举耍存在感,这话听着可真叫新鲜。
  知道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是什么局面吗?就是眼下这个样子。
  他弹着腿走过来。我想了好久,才把他的那种走路的方法命名为“弹着腿”。膝盖会弓起来,在空中略作停顿,放下时,却掷地有声。这是一个会走路的人,板板眼眼。我奶奶曾经说过,有的人走路是瞎走,为走而走。会走路的人要一步一个脚印,脚呈外八字,这是官步。他的腿似乎长着眼睛,知道怎样走路才能出什么样的效果,果然,大家几乎都盯着他的腿。他“弹”到了发选票的办公桌旁,敲了敲。说:“谁管啊?”发选票的几个人原本站着看热闹,此刻规矩地坐了回去。他扭头就看见了背头在不远处站着,草草招了招手,背头就满脸堆笑地走了过来。
  他一伸手,背头就把背在身后的登记册不情愿地给了他。背头的手很低,他拿过来时稍稍弯了下腰。背头挑着眼睛看他,他却看也不看背头。
  他先把桌子上的那块砖头拎起来,看了看,朝远处扔去。两只手拍了拍,大概自信砖头上的土已经拍掉了,才用手在桌子上用力抹了抹,把那些土渣抹干净了。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若无人,就像抹自己家的柜子。待相信土渣也被他抹净了,才把登记册平平展展放到桌子上,放两只手上去拍打了一下,说:“选吧。”   说完这话,他走了。
  知道我此时的心情吗?我就像看电影,都有些紧张和激动了。看着背头刚才趾高气扬现在灰不溜秋的样子,我高兴得都要笑出声来了。可我知道不能笑,紧咬嘴唇,得忍着。现场安静得就像空无一人,似乎没有一个人像我笑点这样低。我用目光找到了黄书记,她在人圈外打电话,她一直都在打电话。不时仰脸笑两声。我突发奇想,也不知道电话那头有没有人接听。我有理由相信,她的手机肯定是道具。刚才的这一幕,她是十二分关注的。可是,就是因为关注,她不愿意表现出来。表面上她背对着这里,身体其实有一个倾斜视角,这里发生的一切,她都看在了眼里。
  刚才聚集的人群像水晕一样扩散了。激动过后便有一丝荒凉。他一个人的力量强过了我们百余人的队伍,我们还带着公检法司。我相信,黄书记和我一样心里不是滋味。我们表面是那么强大,其实又是多么虚弱啊。不知是怎样的盘根错节,令我们无法伸张自己。甚至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我们究竟在怕什么!政府与民众之间,或者,与“刁民”之间,怎样一种道义才能成就铁的规则,没有规则,哪有方圆!
  我又觉得自己超乎现实了。现实很平庸。可我今天的经历,觉得一点都不平庸。
  没想到,戏剧性的故事还在后面。
  10
  我把发生的事情盘点了一下,以便自己能够清楚明白。因为是海选,所以没有候选人,首轮选举要过选民半数才能出来候选人名单。所以谁跟谁是一股力量,也许村里人清楚,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一点也看不明白。但我想,选举日程过半,登台表演的人肯定都出场了,柴俊挺这样的大牌不会再有了。
  我想到了那个圆脸老伯,他说谁请客送礼他不选谁,也许指的就是柴俊挺。
  很显然,之前出场的几个人物都跟柴俊挺没关系。因为他们的诉求不一样。
  柴俊挺明显是鹤立鸡群,与他比,于晓军、背头之流都是小喽啰。自从他走进这个院子,几乎就没跟谁打招呼。但这里肯定有他的眼线,在关键时刻给他通消息。他在家里决胜这里,连老人拍砖估计都知道。看他对那块砖的态度,说不定事前怎么处理都有了谋划。他是万事了然于胸的气度。
  凡是阻挠今天选举的人,应该都是眼下的既得利益者。村委班子瘫痪,但事情有人支应。今天的选举不出结果,那些支应人就依然主事。所以从某种程度说,背头、拍砖老人也许就属于这一派。其次是那个叫于晓军的白肚皮,应该与背头是两回事。如果让我推测,我甚至觉得那个拄棍儿的老人也许是他爷爷。
  当然,如果是写小说,这样安排情节是可能的。但下面肯定会有故事,他不可能看着爷爷与女人对骂无动于衷。
  可能还有别的小股力量,属于潜流。
  这样缕出头绪,也许不一定正确。但看着乱哄哄的现场,最起码条理明晰了些。
  十点零五分,大喇叭没响,但人们都在口口相传,又可以选举了。
  与早上相比,气氛有些谐谑了,来的人都不太积极,似乎不情愿走进这个院子。走进来也要说几句怪话,这样折腾了几遭,人们身心都有些疲塌了。我猜。
  白肚皮此刻坐在了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像个千斤坠一样,把前轱辘趁得悬了起来。他继续在那里说风凉话:“选也没用,最后肯定无效。不信你们走着瞧。我要说差了你们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当泡儿踩。”
  没了先前的气势,话说出来少了分量。听见的人都会看他一眼,但没有人接他的话茬儿。他的声音便在空中飘着,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暑热也让人无精打采。发选票的那排桌子就在太阳地儿里,太阳已经称得上毒辣了,但他们不能动,巧手的女人脸上甚至汪出来一层油。这是个不经晒的女人。
  连我都累了。虽然穿了平底鞋,站得脚后跟都是疼的。我想快一点选完,回去好能睡个觉。我暗暗掐了掐指头,从起床到现在,都快六个小时了。
  黃板牙就是在现场显得疲塌的时候出场的。因为大门口把守森严,选民都是徒手进来的,只有他骑着一辆山地车,整个身体匍匐在车把上,一下一下蹬着,进到院子里,还在往前骑,如果不是有台阶,他能把前车轱辘骑进屋里。他把车子停靠在屋檐底下,四下看了看,先跟白肚皮打招呼:“你写票了吗?”这是打招呼的方式。否则这个场合,大概说什么也不合适。白肚皮的身边就有很多人,他只跟白肚皮一个人打招呼,显见得白肚皮在他心里也是个重要角色。奇怪的是,白肚皮并不买他的账,别着脑袋故意跟人说话,不理他。他讪笑了一下,去领选票。
  白肚皮这才冷眼看着他。
  黄板牙再次说:“写票吧。”
  白肚皮说:“写了也白写。”
  黄板牙对着别人说:“白写谁不写?”
  他几乎是在屋里打个旋风脚,就出来了。速度快得简直让人吃惊。有个人问他写的是谁,不等回答,那人又说,写的你自己吧?黄板牙毫不避讳,说三个格我都写自己。那人说,那你就是光杆司令了。选举进行了这样长的时间,我是第一次听人公开谈论候选人的名字,这让空气也显得松弛。黄板牙先去投票,又回来推山地车,在院子里就先骑了上去。有人说:“小心别栽着。”黄板牙头也不回地说:“你就盼着吧。”
  看字面,似乎是在斗嘴。其实是乡间属于幽默的玩笑,这从双方的神情可以看出来。
  就像一场蹩脚的大戏,人们对主角的出场千呼万唤。可不知是因为剧本导演还是演员的演技,主角的亮相却平淡无奇。最起码我深深地失望。他穿一件天蓝色的跨栏背心,包着白布边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至少是十年前的;下面是一条深蓝色的裤子,那种二十年前流行的卡其布,现在很少有人穿了。脚上是一双塑料凉鞋,没穿袜子。白胡子白头发都没怎么修整过,看上去显得拉拉杂杂。我想起圆脸老伯的话,说当村主任有油水,过去讨账的屁股后头追着,当了几年村主任,夫妻俩一人一辆卧车。
  我想,老伯嘴里的人跟眼前的黄板牙显然对不上号。假如他真有卧车,即便不开出来,身上也会挂着幌子。他现在这个样子,连山地车配他都显得有富余。   是老伯在开玩笑,还是他善于伪装?
  选举的气氛因为黄板牙的昙花一现而显得有了精神,有人嘴上开着玩笑,女人摸了男人的后背一下,说潮。这都是经典笑话,人尽皆知。乌龟的盖子潮,就意味着天要下雨。关键是,现在正是响晴薄日,所以女人这玩笑开得恰如其分。还有一个女人丢石子,丢在了一个男人的头顶上,男人回过头来说,谁丢的绣球?我今天晚上跟谁走!惹得女人举着拳头追着打,男人说,打是亲。骂是爱,稀罕大了用脚踹!
  动手动脚的都是村里人,政府机关的人则都是仨人一群俩人一伙地聊天。这个时候是盛事太平的意思了,连门口的警察都躲到一边去了。太阳明晃晃地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像长了腿一样朝南走,但没走出多远,就又被云层埋住了。
  11
  小S走进院子里时,我一点也没想到她的身份。我在前邊说过,这个村庄离城市近,很多年过半百的女人衣着都很时尚。所以小S背着嫣紫色的淑女包出现在院子里时,我并没有多留意。我只注意到了她走路的情态,穿着高跟鞋,身体像蛇一样扭。说真的,时近中午,我的感觉也迟钝了,又累又饿。早餐还在车里扔着,估计该在高温中腐化了。又站了这大半天,腰像断了一样疼。
  我呆呆地看着她朝这边走,有些费劲地想,这个人走路有特点,要是写小说,就叫她小S。这是她的体形。
  我后来想,小S明显不是本村人,因为她到院子里一直在东张西望。本村人一般不会这样,即便是找人,会站在哪里喊一嗓子。
  可她从把守森严的院门长驱直入,作为没有选民证的她,不知是源于别人的倏忽,还是因为别的。
  选举还按既定的法律程序在按部就班进行,只是气氛恬淡多了。发选票的人都有些心不在焉。早晨三张选票要翻来覆去数, 惟恐多发出去一张。这个时候好像也不那样仔细了。
  白肚皮原本在墙角那里蹲着,忽然快步走了过来。高调说:“你是报社的高记者吧?”
  他们热烈地握手,像是久违的亲人一样。黄书记原本在屋里,也被院子里的响动惊动了,走了出来。她问我是咋回事,我说好像是白肚皮请来了记者。总指挥朝那里看了一眼,说:“咱们照章办事,他们请焦点访谈咱们也不怕。”
  我说:“对,有什么好怕的。”
  话是这样说,气氛到底就不一样了。很多村民围拢过去,听小S采访白肚皮。白肚皮把衣服撩得更高了,不时用背心去抹脸上的汗水。他郑重其事说:“选举有人弄虚作假,请问记者同志,这样的选举结果有效吗?”
  小S在小本上不时记着什么,白肚皮滔滔不绝地对她讲,他讲的那些话我们都已经听过了,无非就是选举不符合法定程序之类。
  当说到那张被冒领的选票,小S一下子就把本子合上了。她说:“这里谁负责?”
  黄书记手搭凉棚说:“外边热,你到屋里来说吧。”
  小S往这边走,在门口站下了。她探着身子朝屋里看了看,见里边有人正在写选票。小S说:“还是到外边说吧,别影响别人。”
  小S的话说得对,可那口风听上去,却让人能听出弦外之音。
  黄书记和小S走到了东面的墙根下,交谈了很长时间。看得出,她们之间的气氛并不融洽,这从两个人的神情可以看出来。这时白肚皮走过来跟我搭讪,问我是不是政府的人。我看了他一眼,说,是。
  他说,政府的人百分之八十他都认识。
  我说,我就是那百分之二十里的。我问他小S是哪家报社的,他有些炫耀地说,党报,名记。
  我问他,那一张选票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选举结果。他说,谁当选他都没意见,但政府不应该糊弄人。
  我说,政府的意见跟你好像挺一致。
  他把背心习惯性地往上卷,说:“政府反正不想让我当,那张被冒领的选票……肯定是选我的!”
  他的意思无非是在说,他与发错了的选票没关系。他现在的行动没有任何私利。
  这话却有一点像雷,能把人雷得外焦里嫩。我说:“假如把那几张选票都给你……你还反对选举继续进行吗?”
  他马上说:“反对!谁当选我都没意见,但政府不能容忍弄虚作假。《选举法》是国家大法,政府也不能知法犯法!”
  我问:“政府怎么容忍弄虚作假了?”
  他说,故意错发选票就是公然违背选举法。
  这话说得无力,我也懒得再听。拧开杯子喝了一口水,我借故回到了屋里。我对那些法律条文充满崇敬和畏惧,但若问熟悉程度,我肯定是门外汉。我知道很多人把选举法背到烂熟,却是一心一意寻找漏洞。就像这个白肚皮,一看就是来生事的。
  把一场选举搅黄,在他们,就是功莫大焉。
  遥想当年的马太庄,有活泉,有湿地,村前的小河旁长着成片的芦苇。公乐亭与城内的独乐寺遥遥相对,被女作家写进长篇小说,取名麒麟村。这是怎样一幅图景。如今尚武之风已绝迹,几年前,村里最后一位拳师仙逝,高家拳被写进非物质遗产名录,已经后继无人了。兴也忽焉亡也忽焉,站在历史长河里回望,都是倏忽一瞬。
  ……而这一瞬,真的好难熬。
  我看见黄书记和小S客气地但并不愉悦地分了手,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快十一点半了。
  我朝小S走去。就像鬼使神差,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该做点什么。我问她认不认识徐华东。徐华东也是他们报社的,应该算小S的前辈。小S敷衍说,认识。我说前一段他身体不太好,最近好些了吗?
  小S警惕地问:“你怎么认识他?”
  我说我认识他有十几年了。
  小S突然笑了一下,说:“别人都穿迷彩服,你怎么不穿?”
  我简单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没穿迷彩服,我是来挂职的,并不等同于他们队伍中的某一个。换句话说,今天的选举跟我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我不领导他们,也不接受他们领导。我只是来现场了解下情况,严格地说,我跟记者的身份其实更类似。小S果然跟我亲善了许多,悄悄对我说,知不知道马太庄选举的内幕?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说,什么内幕?   12
  最后一个来投选票的是一个小女孩,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这个时候是十一点四十五分,距离截止时间的十二点,已经很近了。小女孩不是多漂亮,但长得清纯可爱。她写了选票出来,我朝她笑了一下,她也朝我笑了一下。这个时候小S正跟白肚皮在墙根底下交谈,白肚皮皱着眉头,但笑得很灿烂。我第一次发现人皱起眉头来也可以那样笑,不知是笑得故意,还是眉头皱得故意。我留意着那边,嘴里问小姑娘怎么这个时间才来交选票,小姑娘说,他们虽是村里人,父母却在城里做买卖,没时间回来。她也在城里上学,为了赶时间回来投票,她特意请假提前半节课出来了。我说,你们可以选择弃权啊。小姑娘的嘴角弯了弯,说那样是会得罪人的……找我们来投票的人都把门槛踢破了。
  我说:“投票也会得罪人。”
  小姑娘不解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学命题,但对小姑娘来说,显得深奥了。
  小姑娘走了以后,就再也不见有人来投票了。人们都盯着窗台上的石英钟,看着指针跳过了十二点,几个警察走了过来,其中一个问黄书记:“结束么?”黄书记摆了一下手说:“结束。”四个警察走上前,每个人抬着票箱的一角出了这间屋子,进了隔壁的会议室。票箱不知会有多重,我这时才发现,投票箱齐腰高,却是铁的,看上去着实有些分量。会议室里有块黑板,上面的信息虽是几年前的,但边沿处都漆黑瓦亮。票箱被放到黑板底下的长条桌旁,这是要统计选票了。谢天谢地,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我对黄书记说,别处的票箱都是纸箱或木头的,这样大的铁家伙还是第一次看到。莫非是专门为选举定做的?黄书记解释,铁箱曾经是政府食堂的铁皮柜,盛盘碗用的。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找人改造了一下,来到了这里。黄书记耳语了句,是因为这村太容易出事了。黄书记指挥人统计选票,政府的人先占领有利地形,把桌子围了起来。外面才是村民,像罐头一样把屋子装满了。我和黄书记退到了墙根下,黄书记继续说,这个村的情况特殊,有几次选举,票箱不是被人抢了就是被人点着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才把它用作投票箱了。黄书记嘬着牙花子说,事情还是难办,那一张选票他咬着不撒嘴。我说,谁?黄书记说,还能有谁,肯定是那个于晓军。我说,不是符合法定程序吗?黄书记说,要是当事人能出个书面委托书,当然就没问题了。你也看见了那个老爷子,吃了枪药一样骂人,再让他写委托书,他还不得把人吃了。
  “只能听天由命了。”黄书记叹息了一声。
  我说:“问题既然出在白肚皮身上,那就做做他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黄书记怔了一下,显然对白肚皮三个字表示费解,待想明白,呵呵笑了。她说:“这个工作是不会做通的,除非……”
  她留下了半截话。
  我问除非什么?
  她左右看了看,耳语说:“除非派出所使手段,他也就怕这一点。”
  我也小声说:“不可以考虑吗?”
  她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说:“不可以,他没犯法。”
  黄书记告诉我,于晓军这样的人物,每个村几乎都有,但他是个极端的例子。他也想当村干部,但人缘太差。我想起一对老夫妻曾经拿着红纸片写他,圆脸老伯还称赞他是正经庄稼人。黄书记说,不知道机巧在哪里吧?那对老人是他爹妈。于晓军自己不好意思来拿选票,让不识字的爹妈来。你跟人家打听于晓军时,他爹妈就在旁边站着呢。哈哈!我都要笑出眼泪了。用樱桃小丸子的话说,酱紫啊!黄书记弓起指背抹了抹眼角,又说,明明知道自己选不上,于晓军不甘心,就是来搅和。什么时候把选举搅和黄了,他就显本事了,就称心如意了。我问,他是不是会为了老的村委班子吧?因为他们的目标一致。黄书记说,他就是那种高度自私的人,谁也不为,就为他自己。我想问问那个拄棍儿的人是谁,院子里又有了别的动静。
  从窗玻璃看过去,那两扇关了半天的大铁门打开了,有两辆小车开了进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又有枝节横生了。黄书记在空中拍了拍手,说机关来送饭了,是盒饭。机关的同志都留下吃盒饭,吃完了再统计选票。她对外围的老百姓挥手说,大家都回去吃饭吧。又转头对我说,您能否辛苦一下,陪记者到外面找个饭店。我说,一定要陪吗?黄书记说,毕竟是为选举来的,都是公事,公事就得公办。我知道这个时候接触新闻记者有些敏感,问黄书记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黄书记说,现场就是这个样子,咱也没有什么可瞒着掖着的。还是那句话,别说她是党报的,她就是焦点访谈的咱也不怕。说真的,我还是有些犹疑,有时候事情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一直都在现场,现场的情况我又了解多少呢?换另外一个人同样在我的角度,看到的问题可能一点都不一样。眼睛不一样视野就不一样。视野不一样感受就不一样。何况看到的还都只是表面,就是长了透视眼,还有那些人的想法和感觉呢。不一起摸爬滚打,如何得知。但我不会把内心的东西说出来,我的位置,基本上是属于给别人添麻烦型。我也的确应该干点什么。
  黃书记招了招手,把小S叫了过来。黄书记说:“妹子,跑这么远的路一定很辛苦,我离不开现场,让我们的领导陪你到外边吃点饭。”小S用大城市人特有的语调说:“不用,我就在这里吃盒饭就成。”黄书记说:“不成。盒饭是有数的,没有富余。”那边盒饭正好卸完,司机关上了后备箱。我拉着小S跟我上了车,上了车她就开始打手机,来的不是她一个人,还有一个同事,一直在大门外跟选民接触。她是这样说的:“怎么样了,活干完了吗?干完了出去吃点饭。嗯,嗯,嗯。”
  像是在打哑谜。
  那是个戴圆圆的镜片的小伙子,穿一件大红的纯棉背心。长枪型的照相机在脖子上挂着,脖子都给坠弯了。他上了车,小S突然想起介绍我,是徐华东老师的朋友。您是哪个单位的?我说了。小S突然惊叫一声,您是……作家吧?我说,今天没坐着,出来了。小S说,她两天前跟徐老师一起吃饭,说起要到埙城来,徐华东还提起了我的名字,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联系。我说,你两天前就知道这里要选举?她点点头,我说,你比我强,我昨天晚上七点才知道。我的脑子里转了一下,今年是换届年,村村都要选举,但做记者的显然不会村村都去跑。事实上,他们原本对选举不感兴趣,这里面,没有什么新闻让他们随便写。我问你们咋知道马太庄有人弄虚作假。小S得意地说,我们什么都知道。我快速算了算时间,我清楚地记得发错选票的时间是八点四十。我平时也不怎么在意时间,今天却把每一个转折的时间都记得清楚,怕记混,我还用手机给自己发了短信。小S来到选举现场的时间是十点二十,报社来这里一百公里,如果是正常情况有人举报,他们现在也许还在路上。   十点二十。他们到得实在是太早了。
  我说:“你们两天前就知道有人弄虚作假了。”
  小S说:“我不明白您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很简单,你让人忽悠了。”
  小S不屑一顾地笑了笑。
  小S问了我很多问题,诸如政府愿意让谁当选之类。我耐心地跟她解释,政府帮不了谁的忙,政府如果想帮谁的忙,都会越帮越忙。小S说,你不是说你跟他们没关系吗?我知道她误会了,我说,有没有关系都是相对的。就像我跟你一样。我们原本没关系,可现在就不能这样说了。看得出,她对我的话有抵触,脸上有了不耐烦。头朝窗外侧去,半天没回过头来。
  我问小伙子跑了半天累不累,小伙子很老实,说累,腿肚子都要转筋了。
  13
  车子跑到村头就是通往埙城的公路了,公路两边有许多小饭店。我们选择其中一家进去了,门脸很小,但很干净。要了几个凉菜和水饺,还没吃上几口,门口忽然堵住了一个腰身很粗的胖妇人。毫不夸张地说,她站在门口,门口就连只苍蝇也飞不进来了。她站在那里就开台骂,所骂的每一句话都跟柴俊挺扯上了干系。我给闹蒙了,一时没想起柴俊挺是谁。使劲想了想,才想起是那个玩空手道的人,一鸟入林,百鸟压音。背头面对他,就像面对托塔李天王一样,让我紧张加激动。女人完全是乡村的骂法,句句都让人起鸡皮疙瘩。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司机小声说,糟糕,咱们来错地方了,这里是柴俊挺姐姐家开的饭店。我说咱们吃饭付钱,管他谁开饭店呢。司机说,您往马路对面看。对面也是一家小饭店,门口有两棵香花槐,背头双手叉腰就在两棵树间站着,周围还有三个村里人,一起朝这边看。司机说,这个女人是他老婆。
  女人满脸的横肉上下窜动,她指点着我们说,你们跟姓柴的合穿一条裤子!
  我们不语。
  女人又说,你们就知道傍大款,还是公家人呢,活得一分钱都不值!呸!
  小S“啪”地摔了筷子,对我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做事情,这样的饭你让我怎么吃!
  我说,用嘴吃。
  小S说,贿赂人也不是这样的贿赂法!
  我说,你可别提那两个字,我犯不上贿赂谁。
  小S说,你告诉我现在是怎么回事!
  我说,傻瓜都能看得明白,还用得着说?
  总之,我跟小S不欢而散。其实我也不想得罪她,可她的样子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假模假式的人看得多了,再看几个其实也没啥,可事到临头,还是过不去。
  我很后悔跟她提起徐华东,徐华东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做新闻记者修养和禀赋最重要,小S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饭没吃完,小S和她的同事打出租走了。我想让司机去送他们,小S把手扬得高高的,挑着声音说,不用!看那架势,大有秋后算账的意思。那辆姜黄色的小汽车在我面前绝尘而去,我心说,小样儿的,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司机在一旁嘀咕,她回去不会在报纸上糟蹋咱吧?
  我笑了笑。
  我给徐华东拨电话,电话通了,我却没了说什么的欲望。徐华东主动说,我们有两个小实习记者去你那边了。我说,哦。徐华东说,我曾经说服他们不要去,乡村选举情况复杂,那种混水趟不得。可他们不听,现在的小孩子呀……徐华东呵呵笑了笑,接着说,总是自以为是。
  徐华东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也在趟混水。
  他说,小心着凉。
  我们又说了一些别的,说得彼此都很高興。
  我回到选举现场时,大家都把盒饭吃完了,两个大纸箱的白饭盒,看上去也很有气象。我把情况对黄书记说了,我在这里属于客串,我得让她知道详情。小S以为政府跟柴俊挺是一伙的,我们正巧坐在了柴俊挺姐姐家开的饭店,背头的老婆过去一骂,她就以为我们都是在接受行贿呢。她是太年轻了,觉得几个饺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能解决问题。我后来经常想当时应该给她解释清楚,新来的人儿,摸不着门儿。可话赶话赶在那儿了,我再解释,倒显得我心虚。
  黄书记豪气地挥了挥手,说由她去。
  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事情有了变化。原来,黄书记和村里的秦书记中午好歹吃了口饭,就去找那位拍砖大爷。他们突然登门,让拍砖大爷很意外,但说到写委托书的事,老人则是打死都不应承。老人一口咬定是侄媳妇偷领了他的选票,至于为什么偷领,拍砖大爷说,你们去找她,找我找得上么?
  他们又去找那个侄媳妇,想碰碰运气。他们从前门进,侄媳妇却从后门小风车似地溜出去了,她骑上自行车不知去了哪里。有知情的邻居说,她就是躲你们,你们不走她不会回来。这一点,黄书记当然很清楚。事情就是这样走进了死胡同。
  放弃选举成了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
  这个时候,白肚皮就在铁皮票箱上坐着,说要与铁皮箱共存亡。他的两只脚交替捶打铁皮箱,那种“嗵嗵嗵”的响声让人心乱如麻。白肚皮唱歌似地说,反正你不放弃选举结果我就去告状,县里不行去市里,市里不行去北京,到时候你们可别说我是越级上访,咱这是丑话说在前头……
  不会有人被白肚皮的话吓倒,谁都是长大的,不是吓大的。但我知道,白肚皮的话句句都有分量。比选举工作更艰难的是信访,选举还有一点商榷和余地,信访则是拉满弓的弦,能量都是超负荷。
  我站在廊下的台阶上,看着满天的五花日头,对黄书记说:“就为这一张选票……真就一点别的办法也没有了?”黄书记说:“要是有办法就好了。唉,也不怨别人,还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做好。”我说:“再选一次你的工作仍然做不好。”黄书记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选票可能是故意发错的,有人一直在做手脚。
  我以为黄书记会感到很吃惊。没想到她淡然说:“这是一目了然的事,谁心里都很清楚。可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下一次,我们把工作做得更严密些,让他无处下蛆。”
  我的感慨都没法说出口。我有些憋气,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真是一点都想不通。   黄书记对白肚皮说:“好了,你下来吧,今天就算你胜利了。”
  白肚皮从铁皮箱上跳了下来,说:“我说你选不成你就选不成。早一点放弃就好了,省很多事。”
  黄书记说:“你说得对。”
  黄书记还没说打道回府,人们都“呼啦”朝大门外走去。
  我衷心说:“我可知道做基层工作不易了。”
  黄书记说:“这个村还不是最难的。”
  14
  我回到了机关,下午三点的会一直开到六点。黄书记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安排在迎宾楼。我说还在开会。黄书记说,有散的时候吧?我说这边有安排。黄书记说,咱的工作还没完,还要研究进行下一步的部署呢。几句话说得我无话可说,只得去了迎宾楼,见民政局的两个人在,还有公证处的。我奇怪在现场一眼也没看到公证处的人。略一想,明白了,没有选举结果,公证处的人自然就没派上用场,他们一直混在人群里。白红啤三种颜色都上全了,有人问我喝哪一种,我说喝点白的。这种场合我总是这样说,喝点白的。不是我有酒量,是白酒容易打掩埋。我喝一点酒就睡不着觉,就心跳异常,那种痛苦说出来也不会被人理解。许多场面又不得不端杯,我练就了一样本事,酒是喝下去了,但一滴也喝不到肠胃里。
  说是近在咫尺,谁又能知道谁的真相呢。
  大家推杯换盏,嘻嘻哈哈。选举没出结果,即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谁都不会为这件事心情沉重,计算投入和产出成本的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而我纯粹属于少见多怪。我挂职半年多了,下乡是经常的,但真正走进选举还是第一次,多一些感想和感慨也情有可原。谈到下一次选举如何进行,大家出了很多主意。近期不能再搞了,再搞结局还是相同的。要等那些付出代价的人自己找上门来,那些人其实就是候选人,他们打熬不起,张网了就得捞鱼。不能坐等那些鱼都跑光,那样还得重新张网。
  很多事情不用政府著急,有人急着为政府做事。
  这次是以户口本为单位,结果有了瑕疵,下次一定要带上身份证。身份证和户口本绑到一起,预防万一。提前发出公告,一个身份证一张选票,认证不认人。假如你的身份证在别人手里,而别人又代领了你的选票,没办法,那就是授权委托了,谁让你不管好自己的有效证件呢。大家都说这个法子好,可保万无一失。我只是听着,而且听不大明白。我的思维一直在开小差。我在想那个白肚皮,他是不是也像我们这样在商讨对策呢。下一次的方法再严密,是不是也会留下可乘之机呢?
  我问民政局的人,下次选举委员会的人会换届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选举委员会的人也换届,又会增加许多工作量。
  科长说,选举委员会到了届别也要换,三年一换届。于是便有人跟我掰指头:13、14、15……
  他们说的是公元纪年。
  大家都说,三年实在太短了,太折腾了,太累人了。人大政协都改五年了,村民自制普选这块怎么就不能五年呢?然后便有人提议,为最终能实现五年干杯!这个时候的酒,都到了抢着喝的阶段,我干什么都不会有人在意。我走到了窗前,发现屋里的灯越来越亮了,是外面的夜空越来越黑了。
  (责编: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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