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犹如攀登阶梯，活了多少年就等于走过多少个阶梯，而元旦这天就是跨越一个阶梯的标志。“人往高处走”，生命之始就开始向上攀登阶梯，当到达他力所能及的顶峰时，就开始下台阶，这犹如太阳东升，高至中天，然后就下滑到黄昏。所以人到了“日过午”的年龄，元旦的到来就有悲剧色彩了。
　　小时候对元旦毫无印象也毫无兴趣。虽然嘴上称元旦为新年，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重视旧历年，也就是春节。为此父母过春节，过元宵节，过端午节，过中秋节，但从来不过元旦。厚厚一本日历的第一张，印着红红的“1”字，却不被重视，我从小时候就有种说不出来的疑惑。然而在我心中，却牢牢地打上“元旦”这冰冷却烫人的两个字。因为就在那一年元月，我本来叫“马全理”的名字永远地消失，改成现今的“邓刚”。
　　那是我二十岁那年发生的事，“军宣队”和“革委会”从城里往农村驱赶出身不好的家庭。本来计划是一月末动手，却在元旦这天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提议，一月末是春节，过大年时往外驱赶，有点不太好，当时不敢说人性两个字，其实就是过年的时候把人从家里轰出来，不太有人性。然而元旦动手却毫无这种心理障碍。看起来那么残酷的革命，也对春节留有一丝温情，却不把元旦当回事儿。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当然我们家就在被驱赶之列。问题是，父亲已经被抓进监狱里，家里只有病弱的母亲和我们六个兄妹，我是老大才二十岁，最小的才七八岁，天寒地冻的日子被赶到更天寒地冻的贫困山区，我们全家必死无疑。于是全体兄妹惊天动地般哭号，说我们是紧跟出身贫农的母亲，决不跟反革命的父亲。革命派的人怒斥：“何以为证？”我们说我们兄妹不姓父亲的“马”，而姓母亲的“邓”，并当天晚上就自己动手改了户口本上的姓名。没想到一个同情我们的警察点头认可。这样，我们就躲过了一场灾难。
　　父亲回来后，宽宏大度地说，如果有了孙子，一定姓马；如果是孙女，那就算了吧。从此，我也就稀里糊涂继而清清楚楚地叫邓刚了。但只要到了每年的元旦，我就会感到一种冰冷，同时感到一种火烫。但时间能冲淡和淹没一切，如今的元旦，我更多的思索是站在新臺阶的边缘上，总结过去一年的得失。没想到这一总结，却大吃一惊。因为过去一年的每一天，我都觉得我在学习，我在看书，我在写作，我在干很多很多的事。可是到了元旦这一天，却感觉过去的一年是白过了，空空如也，没有一点点作为。我猛然悟出，在微观上无论多么兴奋，多么自豪，认定自己干了多么了不起的事业，都经不起宏观的推敲。从个人到群体，从国家到世界，你会感到历史的宏观结论是多么的严酷和公正。
　　【选自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