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九十岁啦？”“你九十岁了吗？”“你九十岁了哦？”
　　在“陆生”导演戴薇的短片《无家女孩》中，高振鹏饰演一个以捡拾垃圾为生的耄耋老人，他偶遇一个无家女孩，女孩不想回到儿童之家，高振鹏决定为她租个像样的家。在棚户收拾东西时，女孩一直问他年龄，但老人耳朵不好，女孩重复了几次他才听到。
　　“虽然九十岁了，但是爷爷过得很精彩哦。”
　　这段表演仿佛高振鹏的真实写照。1929年他出生于浙江湖州，母亲中年得子，他在家中排行老幺。如今高振鹏已是91岁高龄，耳朵不太好，虽然戴着助听器，和他交流起来仍有些阻碍。
　　在台湾艺文界，高振鹏被亲切地称为“高老爹”。2018年他荣获第53届台湾电视金钟奖“特别贡献奖”，而这个奖并不是每届都有人获选，曾经从缺过好几年；2002年他也曾获得“单元剧男配角奖”。自1951年开启演员生涯以来，高振鹏已经出演过上百部电影、电视剧，在20世纪90年代家喻户晓的《包青天》《雪山飞狐》《秦俑》等剧中皆有他的身影。
　　2019年12月6日，我们约在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店见面，这里曾是蒋方良品尝俄罗斯家乡味儿的地方，也是周梦蝶、三毛、白先勇等文豪年轻时写稿聚集的场所。高振鹏搭公车前来时有些迷路。
　　他一点也不像90多岁的老人，穿着红色高领毛衫搭黑色羽绒衣，神采奕奕，热情地与我握手，仔细地阅读我递上的名片。高奶奶则陪在他身边充当“翻译”（因为他耳朵不好）。
　　“他是个演员对不对？”服务生立刻认出了他。
　　高老爹拿出自己的水壶，不点咖啡也不喝任何饮料，因为有低消才点了菊花茶。打开话匣子，高老爹的人生就是一部活历史，并由无数个巧合叠加而成。
　　因一部电影“起祸”，最后一生投入热爱的演艺事业，大起大落的人生，用“因祸得福”来形容显得太过轻巧。高振鹏的生命印刻着大时代的无奈与伤痕。他一辈子离不开戏，而他的人生也似戏梦一场。

离 乡

　　1949年，高振鹏20岁，是上海大夏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开学前夕，高振鹏和3个同学看了部电影《花莲港》，一看台湾四季如春，高山姑娘很漂亮，那时离开学还有一个月，有个同学提议：“我们去玩一个月再回来，现在学校里头老师都找不到。”

船上有一两千个知识青年，很多来自北方的学生一听大陆回不去了，全都抱在一起痛哭。而这4个贪玩的上海学生全傻了，哭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要如何买到去台湾的船票呢？那时经过淮海战役，上海还很乱，而且到处都有军校招生站，几个年轻人想着干脆去报考军校，如果录取了，就去玩一个月，一个月以后再“开小差”回来。
　　“好天真。”高振鹏感慨。因为那时候国民党部队经常调防，尤其是调去北方打仗的，很多人不愿意去，就利用部队在行动的时候跑走，这叫“开小差”，所以部队里吃空缺很厉害。
　　结果4个学生去报考，填了名字就录取了，接到通告，半夜2点上船。他们觉得奇怪，不考就录取了，想要去跟老师打个招呼，但找不到老师，所以学校也不知情。后来就直接上船了，从上海到基隆，总共三天两夜。
　　这几个年轻人哪里想得到，这一去，竟似永别。
　　“两天一夜的时候，船上接到电报，日期我记得很清楚，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船上有一两千个知识青年，很多来自北方的学生一听大陆回不去了，全都抱在一起痛哭。而这4个贪玩的上海学生全傻了，哭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办。
　　到了基隆码头，他们不能擅自下船。“我的第一印象是，码头上很多人走来走去，尤其是女的戴着斗笠，穿着木拖鞋踢踏踢踏，走路很快，跟我看的电影里头不太一样。”
　　船夫告诉他们，可以把身上的毛背心用篮子吊下去换香蕉。“那种香蕉在上海看不到，上海的香蕉又小又贵，但这里的香蕉又大又漂亮。换上以后，大家不吃晚饭，光吃香蕉。”
　　后来下船，到了台南，几个学生直接变成军校入伍生。私人物品统统上交，一人领两条红内裤、一双球鞋，但球鞋平常不能穿，只能光脚、打赤膊。此外，还有一个铝制脸盆、一个木把牙刷、一条粗毛巾，没有牙膏压粉，刷牙用的是黑盐。
　　军训的日子非常辛苦，有人逃走被抓回来，就要全连一起连坐挨打。两三个月以后，高振鹏开始想家。“我感觉回家无望，但这里人生地不熟，哪里都走不通。怎么办？熄灯号后，我就慢慢从床铺上溜下来去操场，对着月亮哭，想家，想妈妈。”
　　从那天以后，高振鹏每天晚上都哭。因为他不会买菜下厨，于是轮到他兼厨的时候就和卫兵换，晚上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两点到四点。因为卫兵可以走动，高振鹏就在这段时间一边游走一边想家。
　　“到后来唱军歌的时候，我学会了思乡曲。”說着高振鹏就唱了起来：“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那时候，他一边唱一边就哭了起来，也把别人都唱哭了。
　　到了1951年，为了慰藉枯燥无味的军中生活，部队里搞起了“康乐活动”，提倡“兵演兵，兵画兵，兵写兵，兵唱兵”。高振鹏的队上编排了一部话剧《恭喜发财》，他饰演男主角，这部剧拿下冠军。那时候台湾电影要开拍了，原来康乐队的明星去拍电影，高振鹏就被调去了康乐队，也算是机缘巧合，自此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
　　如今高振鹏在慈济当志工，会定期去参加各种义演，包括给养老院的老兵们表演。高老爹说这次他准备来一个“南腔北调”，唱上海腔的《夜上海》、山东腔的《拷红》，老兵喜欢怀旧的国语老歌。高奶奶在一旁笑着补充：“他以前唱得很好，现在耳朵不好，有点五音不全了，但那些老兵只要看到他就很开心。”

回 乡

　　一别近40年。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两岸探亲，高振鹏是第一批回乡的人。

　　说着过去的事情，也许因为耳朵不好，也许因为激动，高老爹的分贝不由自主地提高起来，高奶奶便不断在旁边提醒：“小声一点，不要激动，你喝点茶，对喉咙好。”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还是他16岁的时候。抗战期间，高振鹏念的是私塾，后来有了洋学堂，他去洋学堂念书，高振鹏说自己好喜欢洋学堂，他在里面学会了跑步、跳远、跳木马、拉单杠。但后来老姐姐扛家太辛苦，交不起学费，他就荒废在家。
　　大哥在苏州警官学校受训的时候，认识了苏州的一位黄老师，黄老师说赶紧带弟弟来苏州上学，可以住在他们家，还能免费帮他补课。老姐姐一听觉得这个机会太好了，马上帮弟弟买了船票。母亲不太懂这些，心里舍不得，但还是让高振鹏去了。

他自知一个“白发老头”在街上、地铁站旁、菜市场发传单，效果比年轻人要好。“几百张传单，我一下子就发完了，还让他们了解到骨髓捐赠不影响身体健康，这样就能救人了。”

　　高振鹏记得，在码头上母亲叮咛，住在黄老师家，要早起帮忙打扫，要把自己弄干净，最重要的是，好好照顾自己。
　　汽笛响起，轮船起锚，母亲还在码头上，高振鹏看着母亲抹眼泪。原本还想着毕业后回去看她，没想到那次的码头一别，竟成永别。
　　若干年后，两个姐姐相继过世。高振鹏回乡给姐姐上坟，去到仁皇山时发现父母哥哥的坟没了，那里变成风景区，立着一个秦始皇巨型石雕像。
　　“那时是有公告的，但通知不到我的人，坟就没有搬迁。秦始皇几丈高的雕像下面，就是我家人的坟。” 他在雕像前的空地站了很久，默默凭吊。

演 员

　　高振鹏敬业，连去义演，也会精心打扮，以前表演相声时他还会特别穿长衫。大家都“老爹老爹”地唤着他。
　　“老爹”这个称呼也自戏中来。他曾在慈济大爱电视台的《人间友爱》中出演一个退伍的老士官长，还有慈济的音乐手语舞台剧《父母恩重难报经》，他在剧里都被唤作“老爹”。说起慈济的时候，高老爹像极了“推销员”，但他的确与之有着一段不解之缘。
　　二十几岁在部队里的时候，高振鹏就被检查出左眼眼角膜浑浊。随着年岁的增长，加上白内障眼睛越来越差，4年前，他接受了慈济“遗爱人间”的眼角膜捐赠。
　　每年慈济举办感恩会，高振鹏一定去参加。他不知道捐赠眼角膜给他的是男是女、多大年纪，因此只能默默在心里祷告：“我就告诉他，我现在90多岁了还在做志工，还在演电视、拍电影，我给你保证，你平常想看的什么，我继续让你看到，你想要看而没有看到的，我也要让你看到。”
　　高振鹏还积极参加慈济的骨髓捐赠宣导，他自知一个“白发老头”在街上、地铁站旁、菜市场发传单，效果比年轻人要好。“几百张传单，我一下子就发完了，还让他们了解到骨髓捐赠不影响身体健康，这样就能救人了。” 　　2018年的第53届台湾电视金钟奖，高振鹏荣获“特别贡献奖”，他在颁奖典礼上先唱了一句“冬夜里吹来一阵春风”。从艺60多年来，高振鹏演的大多是配角，但他认为，好戏是不能没有绿叶演员来衬托的，而演戏时每个角色的性格习惯都不同，作为演员，任何一个角色，都应该演好。
　　与高振鹏合作的“陆生”导演戴薇说：“我觉得他身上有那种很旧的老电影人的东西。就是在网络还没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影像跟传播出去的东西，非常珍惜，有敬畏之心。”
　　拍戏的时候，那天所有的场次、要做的事情、要准备的东西、人物的情感是什么，高振鹏会全部整整齐齐写在一张白纸上，带到现场。去现场前他一定做好功课，包括对方的台词等，如果导演不改剧本的话，他甚至能把剧本倒背如流。
　　“我这只是一部短片而已。我觉得他很珍惜每一次拍片的机会，你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戴薇说。
　　《无家女孩》的片场是个很闷热、蚊子很多的环境，熏蚊子时，高振鹏就一直在旁边等着，因为进出一次片场很不方便。后来拍完片剪辑的时候，戴薇从迷你麦里听到，高奶奶问高振鹏要不要去上厕所，高振鹏说不要，年轻人都在那里忙，不要给人家造成负担。
　　“但是你想他是一个90多岁的人，他完全有这个权利和合理性去做任何事情。我们剧组里的人，说到老人家，还是觉得很敬佩。”

高振鹏第一次去大陆拍戏，是1991年的《雪山飞狐》，他出演药王和达摩两个角色，都要会骑马，全得提前训练。“以前拍从两层楼跳下来的戏，我都不需要用替身。”

　　就连采访当天，作为老戏骨，说起演戏来，高振鹏还会比划起戏里的一些动作，像是太极拳、骑马、转手枪等。高振鹏第一次去大陆拍戏，是1991年的《雪山飞狐》，他出演药王和达摩两个角色，都要会骑马，全得提前训练。“以前拍从两层楼跳下来的戏，我都不需要用替身。”
　　“你不要那么兴奋，小声点，喝点水，去上厕所，不能憋尿。”聊起戏来高老爹又来了劲，高奶奶在一旁担心他的身体。
　　“你听我讲完。我也拍过男主角的戏，叫《地老天荒不了情》，还有《移动的影子》，那时候……”
　　“好了，多喝水。”高奶奶继续叮咛。
　　“我以前演反派，人家恨得要死，坐计程车，人家说我是坏蛋要我下车……”
　　“上厕所，快点，在二楼。”
　　“你听我讲完嘛……”
　　不敌高奶奶的相劝，高老爹只好慢悠悠地走去楼上上厕所。高奶奶和高振鵬相差17岁。高振鹏晚婚，那时候每年都盼着回家，也没想着结婚，直到37岁时，觉得这辈子回不去了，才真正在台湾安定下来。
　　高振鹏回来后说：“我做个最后的结尾，对自己的湖州同乡，应该分享一份骄傲，湖州总共出了3个演员在台湾，除了我以外，还有归亚蕾和国际明星卢碧云。”
　　采访虽然告一段落，但高老爹的故事哪里是几个小时可以讲完的。此时已快下午五点半，台北的天色渐暗，气温变得有些凉，从明星咖啡店的窗户望出去，对面城隍庙里的香火气也淡了下来。
　　两老坚持要搭公车回去，两人平时的生活都很素朴，我们硬是叫了计程车，他们才同意坐车回去。临别前，高振鹏又郑重地和我握了手，他的手温暖而饱满，洋溢着勃勃生机。
　　我后来整理录音，发现高振鹏记得非常多过往的细节，有时候讲着讲着，就陷入了过去深邃的记忆洞穴里，旁人很难将之打捞。有时候被高奶奶的关心打断，高老爹再试图接续刚才没讲完的话题，“你听我讲”他说了好多次。
　　于是我和戴薇就像晚辈一般，继续听他讲着过去的故事。一辈子那么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发生过那么多或有趣或悲伤的事情。历史早已被写入书本，但仍有像高振鹏一样的老人，向我们诉说着时代的眉脚、历史的枝节。
　　我仔细倾听，一个字也不想遗漏。